書寫長征史詩 激蕩世界回響
編者按
90年前,一場艱苦卓絕的遠征扭轉了中國革命的命運;90年后回望,它所蘊含的精神感召力早已超越國界,沖破阻隔,跨越文化,以不畏艱險、奮勇前行的精神打動世界,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讓我們重溫長征的世界意義與跨國聯結,感受其在世界民族解放與人類抗爭史上留下的深刻回響。

埃德加·斯諾 本報記者 盧重光繪
埃德加·斯諾:最早報道紅軍長征的西方記者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也是美國著名記者、《紅星照耀中國》作者埃德加·斯諾首次深入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采訪90周年。
在世界對中國共產黨了解還十分有限的1936年,斯諾沖破嚴密封鎖,深入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開展實地采訪。在這里,他傾聽紅軍將領、戰士講述長征中的雪山草地、生死征途。紅軍的理想與信念深深打動了這位異國來客,并通過他的文字與影像感動了更廣闊的世界。
斯諾1905年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1928年來到中國。8年間,他目睹戰亂和饑荒帶給中國普通百姓的創傷和苦難。中國的出路在哪里?這份追問,將他的目光引向中國共產黨和紅軍。
面對當時輿論場上對紅軍彼此矛盾的傳聞,他選擇親赴現場,找尋答案。經宋慶齡引薦,斯諾輾轉踏上西行之路。進入陜北后,周恩來為他量身制訂了全方位的蘇區考察采訪行程。
斯諾沒有親歷長征,但他走近了創造這一壯舉的人。在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保安,他與毛澤東多次徹夜長談。窯洞燈光下,一頁頁筆記記錄下中國革命的歷程、紅軍長征的艱苦環境,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斯諾還深入紅軍駐地、練兵場和田間地頭,聽普通戰士講述長征中的艱險。他記錄下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以及爬雪山、過草地等關鍵事件中的生死細節,也注意到“紅小鬼”們在艱苦條件下依然勤學上進、滿懷希望。
這些具體而微的真實故事使他理解了長征何以成為其筆下“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他在書中寫道:“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
在斯諾的記錄中,長征中既有驚心動魄的戰役,也有普通人的堅忍、犧牲與樂觀。正是這些真實的人與事,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得以接近中國革命,理解紅軍革命信仰的力量。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并迅速風靡全球,被譯成數十種語言。1938年,中譯本以《西行漫記》之名出版,長征的故事在全球范圍得到廣泛傳播。
斯諾以客觀敘事和史實數據,首次穿透污蔑與封鎖,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長征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等眾多國際主義仁人志士,也正是在這本書的影響下來到中國的抗日根據地。
斯諾同中國的聯系,此后延續了數十年。新中國成立后,他三次訪華,繼續記錄新中國的發展與變革,并為增進中美相互了解作出努力。1972年2月15日,他在瑞士逝世。遵照遺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從陜北的采訪筆記,到世界各地讀者手中的書本,斯諾的故事證明:長征精神植根中國大地,也是能夠跨越文化、啟迪人心的人類精神財富。而這筆精神財富,歷經90年風雨,仍然活在中國人民心中,并源源不斷地打動著每位嘗試了解這段歷史的外國人。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本報記者 盧重光繪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延安記錄長征的“中國人民的朋友”
“中國人民的朋友”——這是朱德為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題寫的碑文。史沫特萊雖未親歷長征,但她以赤誠與執著,記錄下大量長征口述史料,為世界了解這場偉大遠征留下了珍貴篇章。
史沫特萊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個工人家庭。1928年底,她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在上海結識了魯迅、宋慶齡等進步人士,從此與中國革命結下不解之緣。她是最早向世界報道西安事變的外國記者,也是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她先后完成《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的戰歌》《偉大的道路》等近800萬字的著作,被譽為“為數不多的熟知中國事實真相的外國作家之一”。
史沫特萊與長征的“相遇”始于1936年初。在上海魯迅家中,她見到了長征親歷者馮雪峰。馮雪峰向她講述了紅軍長征的歷程,“雖然是平靜和真實的,但是充滿了無數難以置信的艱苦和不屈不撓的圖景”。正是這些“圖景”深深觸動了她,讓她決心奔赴陜北。
1937年1月,史沫特萊突破封鎖抵達延安。在延安,她與朱德進行了數十次徹夜長談。朱德向她講述了紅軍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會師、從五次反“圍剿”到長征的完整歷程。
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以專章書寫“長征”,以生動細膩的筆觸記錄了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關鍵戰役,并刻畫了紅軍將士的精神面貌——經過長征的紅軍雖然“瘦得只剩下骨頭架子”,卻“稱得起是世界上最頑強、最結實、最有政治覺悟的老戰士”。她在書中將長征譽為“革命戰爭史上偉大的史詩”,認為“事實、數字和一路上千山萬水的名稱,都不足以說明紅軍長征的歷史意義,更不能描繪出參加長征的紅軍的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以及他們所受的苦難”。
《偉大的道路》在西方學術界一直被列為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的經典著作,自1956年英文原版出版以來,已先后被譯成德、俄、法、西、日等8個語種,在各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學者里奧·胡柏曼和保羅·史威齊都稱贊“長征”章節是本書“高潮”,他們認為:“與長征比較起來,漢尼拔跨越阿爾卑斯山在‘歷史的小劇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侖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災難性的失敗,而長征則是最后的勝利的前奏曲。”
史沫特萊所做的,遠不止于記錄。身處上海的歲月里,她暗中為紅軍搜集麻醉藥等救護用品,以實際行動支援這支她所敬仰的隊伍。1938年,她成為中國紅十字會志愿人員,參與動員和組織白求恩、柯棣華等外國醫生來華支援中國抗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在準備重返中國前夕病逝于英國,終年58歲。遵照遺愿,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為她題寫碑文“中國人民之友 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她曾深情地說:“我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員,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史沫特萊不僅是長征的記錄者,更以“中國人民的朋友”這份赤誠,讓長征精神跨越國界,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本報記者 盧重光繪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跨越近半個世紀的長征之約
1908年出生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是20世紀美國極具公信力的記者之一。他早年曾親歷經濟大蕭條,并深耕戰地報道,形成了堅守客觀、敢于求真的新聞底色,曾獲普利策新聞獎。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后,索爾茲伯里被其中描寫的長征壯舉深深震撼。斯諾因條件所限未能完整書寫長征,在書中留下“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的期許。索爾茲伯里由此立下重走長征路、補全長征史詩的宏愿。
經過不懈努力,1984年,已年逾古稀、體內植入心臟起搏器的索爾茲伯里終于攜妻子夏洛特啟程,赴這場跨越近半個世紀的長征之約。在中方人士陪同下,他們歷時74天,跨越十余省區、行程一萬多公里,不僅復刻了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至陜北吳起鎮的長征主路線,還專門走訪了紅二、四方面軍轉戰舊址。由于山路顛簸、高原缺氧,索爾茲伯里多次感到心臟不適,卻拒絕縮減行程,堅持登上夾金山、踏入松潘沼澤草地、駐足大渡河峽谷,切身感受當年紅軍面對的壓力與絕境。
走訪期間,索爾茲伯里先后采訪了上百位親歷長征的紅軍戰士和接待過紅軍的民眾,完成了大量口述史料的搶救工作。隨著親歷者的細致講述,官方文獻中鮮見的生動細節被他整理記錄。索爾茲伯里每天晚上都用一臺老式打字機整理筆記,噼噼啪啪的聲音直至深夜都未停息。“打破砂鍋問到底”的采訪加上多達685條的翔實注釋,使他的記錄成為扎實的史料文本。索爾茲伯里后來如此形容這段采訪經歷:“在那段時間里,我每一分鐘都感到滿足。這種滿足又仿佛不是我個人的。”
1985年,《紅星照耀中國》出版48年后,索爾茲伯里的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終于問世,完成了斯諾的心愿。這部38萬字的著作趕在長征勝利50周年前夕出版,迅速轟動世界,先后被譯成十幾種文字。與斯諾的現場見證式速寫不同,索爾茲伯里以全景視角還原了長征的完整脈絡:細致梳理遵義會議的決策背景、四渡赤水的戰略邏輯、雪山草地的生存極限,不錯過傷員、沿途百姓、通信員等小人物,更不回避困境與分歧、犧牲與抉擇,這讓他筆下的長征史詩真實、立體又充滿溫暖。他在書中寫道:“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在索爾茲伯里看來,長征是“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如今,陪伴他走過萬里長征路的心臟起搏器,珍藏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這件特殊的遺物,見證了長征超越國界的感召力,也見證了一位異國記者用生命書寫的長征史詩。正如索爾茲伯里的兒子斯蒂芬·索爾茲伯里所說:“這是一部會永遠流傳下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