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家文獻里的炎黃觀
炎黃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和精神標識,先秦時期“百家言黃帝”(《史記·五帝本紀》)現象,對于我們今天建構古史帝王譜系起了重要作用。雜家著作如《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呂氏春秋》《尉繚子》等,都包含有與炎黃相關的記述或者言論。這些文字借炎黃相關事跡,或闡發治世之道,或闡發禮賢之道等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雜家炎、黃記錄的差異
與當時諸子多將炎黃并論相比,雜家著述中提及黃帝較多,炎帝卻較少,且將神農與之并提。其中有不少篇目記錄了黃帝諸多言行。如《呂氏春秋》有14篇提到黃帝,其《孟夏紀》有“黃帝師大撓”;《仲夏紀》有“令伶倫作為律……與榮將鑄十二鐘”;《離俗覽》有“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離俗覽》之外,《仲春紀》也有“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孝行覽》也有“此神農、黃帝之所法”,皆將黃帝與神農相提并論,而且提及的頻次明顯高于炎黃組合。炎黃合稱則見于《孟秋紀》:“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相比之下,當時著述對炎帝的描述篇幅較少。如《管子·封禪》提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炎帝與神農、黃帝前后相連,顯然,先秦還未將炎帝、神農合二為一。后來《呂氏春秋》中的《孟夏紀》《仲夏紀》《季夏紀》三篇都提到“其日丙丁,其帝炎帝”,把炎帝視為夏季之神,并詳細描述了當時的政令。后來在漢代雜家著作《淮南子》中,才將炎黃并稱。既有“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俶真訓》)與“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修務訓》)的說法,也有“黃帝嘗與炎帝戰矣”(《兵略訓》)與“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天文訓》)的記載,炎帝與黃帝、神農與黃帝同時出現的頻次已經沒有明顯的差別。但相同的是,《呂氏春秋》《淮南子》都將神農與黃帝視為理想政治的典范,而提及炎黃時,則以記載他們之間的戰爭關系為主。
不僅如此,雜家對黃帝的賢能智慧多有譽揚,并列入古史敘述體系之中。如《管子》有6篇提到黃帝,除封禪泰山之外,還記錄了黃帝使民安其法(《任法》)、立名臺觀賢(《桓公問》)、欲陶天下為一家(《地數》)、得天下而牧之(《揆度》)等事跡。此外,《尉繚子》中有“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的黃帝之言,《鹖冠子》中有“黃帝百戰”的記載。統稱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而不單涉炎黃者,《呂氏春秋》有10篇;《尹文子》《管子》《鹖冠子》亦有提及。“堯、舜、禹、湯、文、武”(《管子·樞言》)作為古代賢王而非炎黃后裔,也在上古雜家著述中反復出現。由此觀之,雜家著述主要是把黃帝置入古史帝王體系中,將其和神農并稱,視為上古明君典范,炎帝則較少被提及,還殘留著先秦時期建構古史帝王譜系的歷史信息。而我們熟悉的將神農與炎帝合一的情形至漢代才定型。而雜家的記述正是體現了這種過渡痕跡。
借炎、黃闡發治世之道
雜家糅合儒道等各家思想,遍舉炎黃等古代帝王,形成了一套治世之道。一方面,雜家將法天地作為其政治思想的起點。如《呂氏春秋·序意》指出黃帝曾以“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教誨顓頊,認為古之清世是法天地的,強調從自然之理中尋找治世之道,天、地、人都要遵循規律。《呂氏春秋·慎大覽》:“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回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禹、舜、湯、武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們能夠遵循客觀規律。反之則不然,違背自然規律就是取禍之道。又如《尸子·仁意》記載堯舜問對時,也把事天、任地、務人視為仁善之所在。如何法天地呢?因時順勢而已。這些觀點至漢代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淮南子》認為五帝三王施教必用參五,補充了“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辟疾病之曹”(《泰族訓》);批評神農、堯、舜、禹、湯“莫得無為”的觀點,強調“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修務訓》),把“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齊俗訓》)視為古之圣王的治國之道。
另一方面,雜家認為炎(神農)、黃等圣賢帝王以德義治國,身正而天下服。如《呂氏春秋·離俗覽》:“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黃帝之德曾“致四夷之民”(《尸子·卷下》),湯之德曾“及禽獸”(《呂氏春秋·孟冬紀》)。什么是帝王之德呢?《呂氏春秋·孟春紀》指出,“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認為炎黃之德如天地大公無私。《尸子·治天》也指出,所謂天子,就是效法天地不私于物。《呂氏春秋·孟冬紀》還指出,黃帝說“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十子而傳位于舜,舜有九子而傳位于禹,皆因“至公”。以上均強調炎黃等圣賢帝王之德“不為私”。《管子·形勢解》也引炎黃論其治世之道務在利民:“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神農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
借炎、黃闡發禮賢之道
雜家對炎黃的舉賢任能、禮賢下士等舉措與活動也有述及,強調治國與賢士的關系。如《呂氏春秋·有始覽》中有“禹一沐而三捉發,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不茍論》中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猶恐不能自知”。因此他們要實現法天地以利萬民的政治理想,僅靠自身是無法完成的,必須舉賢禮士,以眾智為輔弼。《呂氏春秋·孟夏紀》:“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于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古代圣賢帝王修身以治天下,所以其取眾在于求賢,因為“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呂氏春秋·開春論》)。“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后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呂氏春秋·孝行覽》)黃帝成功得益于合己者四人,堯、舜成功得益于伯陽、續耳等賢人,圣君賢佐必須互相配合才能使天下大治。立功名的關鍵在于得到賢良輔助,所以堯作為天子,北面見布衣善綣,正是因為禮賢的緣故。(《呂氏春秋·慎大覽》)姜太公七十歲還被稱為狂夫,遇到周文王后,一戰而定天下,就是圣君賢佐相遇合的典型。(《尉繚子·武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呂氏春秋·孟夏紀》),以帝王之位而尊師,可見古代圣賢帝王沒有不舉賢禮士的。《淮南子》進一步提出,古代帝王“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詮言訓》),如堯、舜、武分別有九個、七個、五個輔佐之人,他們雖然對于具體事情沒有特殊能力,但是“善乘人之資”(《道應訓》),也可以垂拱而治。
總之,雜家關于炎黃等古史帝王的論述傳達著他們的政治理想和治國之道。以“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尹文子·大道》)為五帝、三王治世之術,雖然雜糅百家,但又在實用主義的原則下自成體系,更符合天下一統的歷史趨勢。雜家用于寄托政治理想和治國之道的古史帝王事跡既保留了先秦時期古史帝王譜系建構的信息,也增強了中華兒女對人文始祖的認同意識。
(作者:胡波,系信陽師范大學炎黃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