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6年第5期|何懷宏:命懸一線的家族(外一篇)
編者按
在《命懸一線的家族》中,何懷宏依托何氏族譜,溯源江西石崗何氏,講述作者祖父幼年成為孤嬰,幸得磨剪刀的聶姓夫婦收養,家族支脈才得以延續的家族史。《一言難盡的祖輩》則是其追憶祖父、祖母苦難一生,書寫童養媳、纏足、饑荒棄嬰等舊時代慘劇。
何懷宏的這兩篇散文,以族譜史料與個人回憶交織,冷靜理性又飽含溫情,克制敘事蘊藏深沉悲憫。作為哲學家的何懷宏,更能辯證看待傳統,不回避舊時代苦難陋習,同時發掘普通人身上恒久的善良,思考血脈傳承、記憶與人性價值。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何懷宏原發于《天涯》2026年第5期的散文《命懸一線的家族》和《一言難盡的祖輩》。
命懸一線的家族
我的老家在清朝時是江西臨江府清江縣石崗村。新中國成立后很長時間縣名還是叫“清江縣”,清冽的贛江就蜿蜒其間。到1988年“清江縣”改稱為“樟樹市”,這個名稱也不差,故鄉的每個村莊都有幾棵大樟樹。只要看到那里濃郁一片,那樟樹的掩映下就一定是一個村莊了。但我個人更喜歡“清江”這個名稱。我聽村里的人不單叫“石崗”,還叫“石崗上”,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多一個“上”字說得更有勁。“石”字鄉音讀來是“sha”而不是“shi”,也是朗朗上口。石崗村其實還可以細分,我家原來是住在其中的龍腦上,后來搬到了柏樹門。但這些小村莊其實早已連成了一片,就像是一個村莊。
石崗村里有一個大水塘。緊挨著村莊的西側有一條大路,這條大路應該很早就有了。我聽我祖母說,她多次見過這條大路上“過兵”,有“南兵”“北兵”,還有過“紅兵”——頸子上掛了一條紅布帶的兵,大概是1927年南昌起義后撤往井岡山的部隊。這條大路也就是后來不斷加寬的105國道。而我家的祖墳也就在大路的西側。直到近年才被要求遷往另外一處公墓,但我們祖先的骸骨一定大部分還在那底下,和他們終生親近的泥土混合在了一起。
我的家鄉族人保留了一些過去朝代編撰和印刻的何氏族譜。族譜藏于柏樹門族長家,并立了一個很好的規矩,迄今這些族譜不能拿出鄉里,于是我就只在那里閱讀和拍照。
在不識字的村民里面有一種口頭傳說,說族譜里講,現在的石崗何氏家族的先人是清朝中期從吉安府吉水縣清水洲來的一對撐船夫婦,他們撐船順贛江而下,在清江江面遇風浪翻船,兩人游上岸,在離江較遠的“石崗上”村落腳,從此在該村安家立業,繁衍后代。但后來我仔細查看了從重修到七修何氏族譜的多篇序文,并沒有記載這樣的傳說。我看石崗所處地方的魚米之鄉的環境,也不可能荒蕪那么久;而何姓人口那么多,在石崗村就占據了五個小村,一對夫婦也絕不可能繁衍得那么快。但石崗何氏的確和峽江(一說“新淦”)清水洲,還有永豐鹿山有直接的親緣關系,三家同宗。
中國人重視根源,“慎終追遠”。吉本十八世紀末在他的自傳里曾經羨慕孔子的族譜竟然有兩千多年之久。但族譜里也間或會有一些對大人物的附會。主流的何姓起源的說法是:“何”是由“韓”合并或轉移而來,戰國時韓國被滅,因避禍或方言轉音,許多“韓”姓變為了“何”姓,從而大大地擴充了何姓。我在六十歲生日時,學生送給我一個“何尊”的復制品,里面的銘文記載了西周初年,周成王賞賜一個名叫“何”的貴族的事情。其中“宅茲中國”的“中國”一詞,是在目前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中首次出現于“何尊”。
在何氏族譜中的明朝萬歷辛丑“嗣孫東鳳”序中,也出現了一段在我看來最為平實、低調的談論修族譜的意義:“家之有譜也,蓋欲合其宗族而不至于相視若途人焉耳。合之而后有以敘昭穆尊卑,雖親盡情盡之人,猶可知其初為兄弟也,知其出自一人之身也。夫始而同室,繼而異方,而同源共本之思,或以世遠年湮而相忘,非有譜牒以聯之,其不至于途人相視也者幾希。”
不以“途人相視”,這是一個基本的、起碼的意義。但我想有時還比這更多,即便對現代人也是如此。我曾經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過一門“中國社會史”的課程,最后的考試臨近寒假,我就給大家布置了一篇調查報告作為考試內容:利用假期向家人詢問、走訪的機會,寫出自己的家族史。我因此收到了許多份很有價值的報告,而他們中許多人也感激寫這篇調查報告讓他們知道了先輩的歷史,他們會終身珍藏這份報告,乃至豐富和擴充。其中有一篇報告讓我印象甚深:這位同學寫到他返程在福州一個長途客運站轉車之際,信步走入了一個荒涼的墓園,在不經意間發現了一塊墓碑,正是他祖上的一位先人之碑,這是連他的老家族人也不知道的。他不由得眼睛一熱,兩腿一軟,就跪在了這墓碑前。他感覺自己與這位長眠的先人之間,有了一種連綿的血脈親情在他心中激蕩。
石崗的何氏族譜到道光二十九年,已有七次修撰。據“歲進士徐桂郁序”,他未提到首修,但說到了“二修萬歷辛丑;三修乾隆四年;四修乾隆四十三年;五修嘉慶五年;六修嘉慶二十五年;七修道光二十九年”。又同年七修本中,嗣孫“敏中”序說“一修于安宅公好問公”,但未說年代,只說了“有奇公遷石岡已二十余世”。乾隆四年(1739)的“邑進士黃垣”序中談到“有宋進士有奇公,自淦清水洲徙居清江之東石岡”。又“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劉沂序”中說“宋淳祐辛丑(時為1241年)進士有奇公為石岡始祖”。又1739年“裔孫薦馨敬題”序中說,“吾族出于韓,而以韓為何始”。又可下溯到廬江何姓,唐季保昇公居淦清水洲,宋理宗時嘉謨公登嘉定(1208年-1224年)進士,生子三:有慶、有奇、有規。“有奇號明軒,登淳祐辛丑進士,授從政郎遷柳州永興縣,始卜居石岡居焉。”其中還說到修族譜的態度,“或錄或闕,有疑存疑”。且“不以富驕貧、貴傲賤、尊凌卑、少侮長、智欺愚”。同年還有“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弟吳安拜識”的序,感嘆何氏家族近年雖無科第衣冠,但仍可后望,說“余嘉其上有尊祖敬宗之心,下有敦本收族之意”。我還看到有的族譜中有民國的資料,看來王朝終結,共和之后,也還是有重修或增補。
我感覺從石崗何氏這一家族直接上溯,明確的、有名可錄的祖上并沒有什么達官貴人,宋代有幾位進士,有的做過柳州永興縣令。明朝本是江西科舉的盛世,但石崗何氏中似未見有高第者。清代大概也依然如故,可能出了幾位秀才,看他們的文筆也還雋永清秀。但主要還是延請他姓進士舉人作序,或可說明本族尚無名人權貴,石崗何族也就只有一些“基層知識分子”和“基層干部”。
鵬鈞就是我的祖父的譜名。根據族譜,我的祖父何鵬鈞,字德亮,“生于光緒乙酉年二月十九日巳時(公歷1885年4月3日上午9時至11時),娶李氏,生于清光緒戊戌年十二月十六日巳時(公歷1899年1月27日上午9時至11時)”。
按照父親告訴我們的,祖父何德亮(鵬鈞)是其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還未出世其父親何常舒就去世了,是個遺腹子。出世剛滿月,其母親也去世了,是個孤哀子。后來被一位磨剪刀的老人收養。我們一直對此深信不疑。但我后來細查族譜的記載,上面說我們的曾祖父何常舒是“球美長子,字居泰,生于道光甲辰年二月初八辰時(1844年3月26日),歿于光緒辛卯年二月三十日卯時(1891年4月8日,享年47歲),葬河羅弦。娶劉氏,生于道光乙巳年五月二十日午時(1845年6月24日),歿于光緒乙酉年十一月十三日亥時(1885年12月28日,享年40歲),葬屋側”。他們有“子四:鵬博、鵬永、鵬森、鵬鈞。以三子出繼堂兄常隆為嗣”。有“女一,適叢塘陳姓”。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按族譜的記錄,我的祖父就不是遺腹子,我的曾祖父是在我祖父六歲時才去世,而曾祖母則是更早在我祖父八個月時去世。但是,我的祖父又的的確確是“幼孤”,是由一位磨剪刀的叫“聶龍貴”的老人及其妻子收養大的。我的祖父可能沒有他在五六歲前的可靠記憶,但有他此后在聶家生活和勞動的真切記憶,他多次講給我父親聽,村里的老人也都是這樣說。于是問題就在于:在我祖父六歲之前發生了什么?他是何時被聶姓老人收養?是因為什么原因而不得不被收養?他的母親在他八個月就棄世,他的父親有沒有養育過他?在他六歲左右,他的父親逝世前有沒有為他做出什么安排?
我的祖父無論如何還是一個孤兒。他之后的家族也可以說在幼年的時候就遇到了生存的危機。但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已無法向逝者詢問。何況不僅我的父親,我的祖父也沒有對自己父母的記憶。但父母一般來說是不會舍棄兒女的。只能大致推測,是不是曾祖父母有重疾或者陷入極度貧困?他們很快也就都相繼去世了。
但是,我的祖父上面有哥哥,還有叔叔。他們為什么沒有盡力?根據族譜,我的祖父四兄弟中,老三鵬森過繼給了常隆為嗣,字德清,“生于光緒癸未(1883年)三月初九日午時,娶傅徇彩長女,生于光緒甲申年(1884年)六月初八日亥時”,他只比我祖父早生兩年,又過繼給了叔叔常隆(可能也是因為窮困)。而且,看他的妻室記載,大概是抱了一個童養媳,想來叔叔家也是很窮,且已經代養了一個,就無余力了。老二鵬永是“生于光緒乙亥年(1875年),歿未詳,葬皮家地”。未記娶妻,可能是早夭了。唯有老大鵬博是最可能有能力承擔起責任的,“長兄如父”,撫養起最小的弟弟。他“生于同治乙丑年十月初五辰時(1865年),字德蓬,歿未詳,葬白鸕山,娶劉氏,生歿未詳”。在我祖父出生時他是二十歲。
這又涉及另一個悲劇。祖父鵬均的大哥,我們的伯祖父鵬博當時已娶妻成家,本來應該有能力撐起這個家的,據說這時候,家里還有一棟大瓦房,八九十畝田。但鵬博與妻不和,妻子說鵬博與一漂亮丫鬟有染,鵬博憤而離家出走。臨走時將一塊大石頭丟在水塘里,說只有石頭浮上來才會回來。這位伯祖父如此決絕,也有可能是因為感覺受到了很大的誤解。
而伯祖母的性格也是同樣剛烈,甚至是更為決絕。她在伯祖父出走以后,認為這家子息不發達,丈夫又出走,心灰意冷,將田產給了祖父的堂兄弟。她不久竟然也出走了,走前還將那座大屋一把火燒掉了,就無影無蹤了。而伯祖父和伯祖母決絕之后,兩個人都沒有再婚,也沒有子息。兩個人都性格極其倔強,從而引發了不可彌補的對立沖突和徹底分離。
他們兩個出走后若干年,后來又和家鄉有了一點聯系。他們畢竟沒有完全忘記他們幼小的弟弟。鵬博出走到湖南常德,在一家中藥鋪當醫生,醫術漸漸有成,又讀過書有學問,成為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儒醫。他再沒結婚,心情苦惱,抽鴉片染上毒癮,后來查毒禁毒,難受得跳河而死。他大概是死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我父親當時約十歲,是那家中藥鋪的老板告訴他這些的。鵬博至死都未回老家,但他曾寫過信寄過中藥貝母給我祖父,貝母賣了十幾塊現洋。所以,族譜說“葬白鸕山”也不知何指。
祖父的大嫂,我們的伯祖母后來輾轉去了省城南昌,據說在江西省省長家里做貼身老媽子,她能說會道,太太小姐出門坐大轎,她也有一個小轎坐,還老得賞賜。但終究還是“下人”。她后來也寄了些錢來。我父親讀私塾的錢就是她提供的。
現在許多事情已無法追尋清楚。但有一點還是可以肯定的:即我祖父從很幼小的時候就成了一個孤兒。他苦了一輩子。而自小挽救他,從而也挽救了我們下面這一支家族的人,就是一對走村串戶的磨剪刀老夫婦。這一對“磨剪子戧菜刀”的夫婦收養了我的祖父。他們就是聶龍貴夫婦。夫婦倆無子女,老家在清江縣付坑里,主要以磨剪刀為生,當地叫“剪刀客”。收養我祖父后,他們就不再游串,定居在清江洋湖荷園里做佃戶種田。無奶可喂,他們就將節省下來的一點米炒熟磨成粉,調成糊糊喂我祖父。
收養祖父的聶龍貴夫婦除了我們外再無后嗣,我們就是他們的親人和后代。現在他留給我們的唯一印記就是一個現放在我的小書房里的灰黑色老木箱,它非常簡陋,漆面剝落,和現代家具的風格格格不入。它是清朝的物件,經歷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滄桑,跨越了清朝、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朝代”。打開箱子,里面的木板上寫著一個人的名號:“聶三慎堂”(聶龍貴的堂號)。
我將這個箱子看作是我們家族的傳家寶,但連我的父親也沒有見過聶龍貴老人,我們只能睹物思恩。這個箱子原來是父親保管,他去世后我設法把它運到了北京。它見證了我的家族曾經命懸一線的處境,而聶龍貴就是我們家族的救命恩人——我這里當然說的只是石崗何族中我的小家族。在那之后,這個幾乎要湮滅的家族,現在又繁衍出上百人了。有多少家族曾經繁榮富貴,然后又在歷史的塵煙中消失。天下沒有永久繁榮的家族。即便千年連續如孔府,也有許多支脈會衰微和中斷。有多少似乎的“必然”被“偶然”一筆勾銷,或者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在族譜里,我們最近幾代人的譜名是按照一首詩句的次序排下來:“崇儉伊衡志,寬宏漢相勛,謙欽恭作則,謹慎德為殷。”其中的字是依序先放在譜名的中間,接著的一代就放在末尾,這樣不斷輪換。我父親是“儉”字輩,譜名“何應儉”,學名“壽者”。我這一代是將“伊”字放在中間,我哥哥的譜名是“何伊堃”,我的譜名是“何伊喆”,我弟弟的譜名是“何伊梵”。女孩子沒有譜名。再下一代的何山譜名是“何高衡”,何諦譜名是“何真衡”。現在何家有的后人已經到了“宏”,甚至有“漢”字輩了。但從我這一代起,就沒有像父親那樣直接用譜名了,而是另外起了名字。
有幾個有意思的巧合。一個是我的曾祖父是“字居泰”,我博士研究生畢業后到三環路上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工作,那時都還要用糧票買糧食,附近的糧店叫“居大糧店”,那時看到這個店名只是想到白居易說的“京城居,大不易”,后來看到族譜,發現竟然和曾祖父的名字“何居泰”有點聯系,就好像是祖先祝福我們后人可以在京城居食寬泰。再有一個巧合是,我在族譜上的譜名是“何伊喆”,“喆”是“哲學”的“哲”的異體字,而我真的是學了哲學并從事哲學工作。另外,我有一個祖先號為“好問公”,我的學術特點的確也就是多有懷疑,喜歡提出問題,跟著我的問題意識走,不輕易下結論,更不喜高調。
我們的祖父祖母生育長成的有五個孩子,一男四女,也就是說,我們有四個姑姑。大姑姑何秋蓮是十八歲嫁到永泰玉湖沈家,生了兩個孩子都沒養活,二十多歲生婦科病就死了。二姑姑何招蓮也是自家養不起,給人家做了“招郎妹子”,第一次嫁到新干下塘鄉,生了一個兒子。二姑父是在新干當店員,但后來失蹤了。二姑姑改嫁到樓仔上,后來的二姑父叫鄒發德,是撐船的。二姑姑又和他生了好幾個女兒和兒子。三姑姑是嫁到桑家坊,人們看見她慢吞吞,叫她“慢擔仔”。1964年搞社教,三姑父是生產隊長,有些人說他“四不清”。工作組找他談話、斗爭,不巧三姑姑臨產,生了個男孩,沒人管,嬰兒死了,自己也流血過多,暈倒死去了。但三姑姑前面還生了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最小的四姑姑小我父親十二歲,叫春英。她九歲被送到清江永泰鄉福溪(福家姆)做童養媳,承擔一家的家務。她也生了三個兒子,還有三個女兒。
前面幾個姑姑嫁的人家多只是勉強維持生活,日子長期艱難。想給最小的姑姑盡量尋到一個稍稍富裕的人家,但不幸的是,他們家在后來的運動中受到波及,也影響到子女的前程。直到1979年給全部“四類分子”摘了帽,他們的日子才好過起來。我們這被救過來的五家人,子孫迄今繁衍了五六代,估計至少有一百多人了。
“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所有生命都寶貴。我的家族里有一位侄兒因為從小眼睛瞎了,曾經是最落魄的一個,他天天聽收音機里的廣播,獲得了不少知識和信息,他后來請我弟弟幫他找一所盲人學校,他要通過學習和訓練自食其力。他通過我弟弟的幫忙進入了南昌最好的一所盲人學校,畢業后到福建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回到家鄉樟樹市開按摩診所。他買了房子,娶了一位眼明心亮的女子,生了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都讀了大學,考上了公務員。
一個家族的生命線有時是多么奇特,是多么岌岌可危,就像一根琴弦很容易繃斷。而這個世界上又總是有許多存有愛心的好人。他們即便自己也生存艱難,卻愿意救助他人。
一言難盡的祖輩
我想牢牢記住我祖父的姓名,他叫何德亮,譜名鵬鈞,又名品旺,字杏生。我們這些孫輩全都沒有見過他。按說我們祖孫兩輩并不遠,中間只隔了一代,一般都能見到并一起生活。可是,他因家貧,很晚才娶妻生子。祖父生于1885年,祖母生于1899年。父親1924年出生時,祖父已39歲,祖母25歲。1943年,我父親19歲,還沒結婚,我們的祖父就去世了。還因為祖父家窮,從來沒有拍過一張照片,我們也完全不知道他的音容笑貌。
養曾祖父家里也很窮。祖父從未讀過書,六七歲就幫著干活了,像推磨磨蕎麥,個子太矮,就站在凳子上推,一次推磨五六個小時,磨一斗蕎麥。祖父是個幼孤,只有辛酸的童年,一輩子的苦難和勞碌,村里的老人總說他是“世上最苦的人”。
祖父長大后,在一家地主家做佃農,地主家有三人,一個老寡婦和一個少寡婦及少寡婦家過繼的幼子,缺乏勞動力。祖父租了她們二十多畝田,每年種一季,平均畝產三百斤,每畝交租一百二十斤,農具、種子都由自己解決。那時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全家六七口人的柴米油鹽和穿用看病都靠這點糧食,很多時候無隔夜糧。一臨近夏天就把被子當掉換錢買糧,秋收后快立冬時再把被子贖回來。
祖父生性善良老實,從不說重話,沒跟任何人吵過架,只是天天早出晚歸在田里干活。他不識字,但他想方設法要讓兒子讀書,他在路上撿到一張紙,會很高興地帶回家。后來終于聯系到了伯祖母,她給了父親讀兩年私塾的錢。祖父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是得了一場感冒,因年成不好,腹中饑餓,無錢治療,轉為肺炎,躺在床上說不出話,不久便去世了。我父親直接說:“他基本就是餓死的。”
祖父祖母共生育過七個孩子,育成長大有四女一男共五人。前面是生兩個女兒,生了我父親之后又生過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我父親的那個弟弟在接生時得了破傷風,幾天就夭折了,大妹妹養活了,但最后一個女嬰生下后實在養不起,祖父哭著丟到水塘淹死了,實乃人間慘劇。
我為那個剛剛出生的女嬰感到無比悲憫,一個幼小的、活生生的生命,她剛出生即是死亡。但我也不想太嚴厲地譴責祖父。那時正是抗戰時期,生活已經變得更加艱難了。已經有了五個孩子,包括生我父親之后的一個女兒,祖父養活了這五個孩子,但已經無法再養一個了,盡管這個女嬰也許養育幾年即能送出去做童養媳,可那時連這一點也難做到。他自己不久也就病餓而死了。
我們的祖母叫李亮仁。她是清江活溪鄉人。我祖母也是從小死了爸爸之后,媽媽改嫁,做童養媳到了左坑,還沒結婚未婚夫就死了,后來就嫁給了我祖父。
祖母和祖父一樣,可以說是歷盡苦難的人。由于纏了小腳,她干不了水田活,很多時候都是出去給人當“月嫂”為生。除了給雇主做飯、帶孩子,雇主家里什么活都得干,冬天敲開冰去洗尿布和衣服,虎口都凍裂了。但那時普遍貧窮,當“月嫂”也只能維持一個人的溫飽,剩不下什么錢。
新中國成立后,日子好過多了,家里孩子也多了。祖母就一直干家務,我們五兄妹都是祖母帶大的。她還要做飯、洗衣、養雞、幫忙種菜。祖母從不打罵孩子,父母發脾氣時她就護著我們,孩子犯錯沒飯吃時,她就偷偷地送飯,實際上我們從沒被罰餓過。孩子生病時,她會整夜守著,家里無廁所,一般是平臺小廚房門后放一尿桶小解。公廁離家很遠,晚上孩子要大便只能去野地里,漆黑的夜里起床給孩子作伴的總是祖母。祖母從沒有掌管過錢,但掌管雞蛋,孩子生病、營養不良或要出遠門時,祖母就開小灶,及時做個雞蛋給孩子吃。
我們兄弟姐妹沒有見過祖父的深深遺憾,卻被我們的祖母大大地彌補了。她本來就比祖父年輕十四歲,且又高壽,活到了快九十歲。而且,我們每個人和她幾乎可以說是日夜相親,她不僅白天帶著我們,晚上的時候,也是她在照看——我們每個人嬰孩的時候搖著我們的搖床,稍大些就輪流睡在她的床上另外一頭“漚腳”,讓她暖和。家里很狹小,兩個小房間,七八口人就擠住在一起。我們那時倒是在她的催促下養成了睡前洗腳的習慣,不洗上床,她就要笑著推開我們的腳說:“臭、臭、太臭了。”趕著我們去洗腳。
我們每個孩子和祖母從小就親密無間。我們都輪流睡過放在她床邊的搖床,那個搖床拴了根繩子,晚上嬰兒哭起來,她就會扯動起繩子搖動搖床。大一點我們就睡到她的大床另外一頭,也就是給她“漚腳”。如果我們誰挨了父母的打罵,或者做了錯事不敢回家,她就會想方設法尋找躲著的我們,在黑夜里叫著我們的名字,為我們送飯。
我家剛開始在清江雙金園藝場住的時候,那個地方比較野。有一個炎熱的夏天,祖母養的一只生蛋母雞近一個月沒見下蛋,氣得祖母說:“吃家食,生野蛋。”但是,突然有一天,那只母雞帶著十幾只小雛雞走回家了,原來它在竹林里孵出了一窩小雞,讓祖母喜出望外。
祖母的財產權主要是雞蛋。她帶著我們看在她床上孵著的蛋,對著燈看里面的影子,越到后來,越能看出一些小雞的雛影。晚上,她經常會笑瞇瞇地摸出一個個雞蛋來,對著燈讓我們看里面小生命的孕育和生長。
后來我們幾個大了的孩子參加工作,逢年過節會送她幾塊錢,她很小心地包在一塊布里,但幾乎從來不花。而當誰說缺錢的時候,她會笑嘻嘻地說:“我這里有啊。”好像她是家里最有錢的一個。刮風下雨的時候,我們幾個孩子總是唱:“風來了,雨來了,婆婆背著米來了。”于是就不怎么怕那大風雨和凍餓了。我大嫂懷孕時曾經為不知生男生女有過一點憂慮,祖母對她說:“從自己肚子里出來的都是好的。”那時的冬天,經常會有一些據說是安微來的老鄉討飯,祖母或者母親每次都會找出一些東西給他們。附近鄰居有時候忙,也經常將孩子托付給她帶。
我祖母是纏足的。我想起小時候經常看到她燒開一壺水,在陽光下洗干凈腳,然后仔細地用小剪刀剪她藏在小腳里面的趾甲,腳是被纏上了,但趾甲還會長啊。不剪就會刺痛。
我的祖母曾經是童養媳,我的母親也是童養媳。這也是當時的一個現實:如果不是童養媳,窮困的男子很可能就找不到老婆,結不了婚。另外一個變通的辦法就是如果自家生了女兒,就和另一家也是大致年齡相近的女兒交換。這些只能說是“貧賤人家百事哀”。
我們從小就覺得祖母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長大了當然知道,我的祖母并不是天底下唯一一位這樣善良慈愛的祖母。我們蓮塘良種場的書記的妻子也是一位“小腳”,對人十分慈祥,大家都親切地叫她“姜師母”。她是山東人,生于民初,可能是最后一批纏足的女性之一。我們那位憨厚的場書記對她不離不棄。
我妻子的姥姥,也是一位非常慈愛的老人。在她的女兒要生育第三個孩子的時候,就毅然辭去還有兩年就可以拿退休金的公職,從山東到了東北幫助女兒帶孩子,她說她不來不行,她在單位只要看到窗外一個母親拉著一個、抱著一個就流淚,就受不了。她來了還熱心幫助鄰里,以致有了“有困難就找賈姥姥”的美名,一些剛生育的年輕母親無奈的時候就把嬰兒送過來,塞錢她也不要。最多的時候除了她自己的外孫兒,還有另外三個嗷嗷待哺的小嬰兒躺在床上。
讓我吃驚的是,我祖母不僅不識字,她一生也沒有走過什么地方,更沒有見過多少人,成天圍著灶臺和搖籃轉,但為什么她會如此單純、真摯、慈愛,包括對陌生人的同情和友善,為什么她會有如此博大的胸懷?
她“敬惜字紙”,當有需要用字紙生火的時候,她一定先問過我們:“這個能燒嗎?”每次我從遠方回來,她就說:“命啊,命啊,我的命回來了……”她經常撫摸著我的雙手,摸了一遍又一遍,說:“這是教書先生的手啊。”她幸而言中了。我的確幸運地從事了這一職業,且不想再換其他的職業。
祖母是1987年10月去世的。那時剛剛過了中秋節,我們覺得她走都不影響我們過一個團圓節。中秋節她吃了一些鵝肉,可能血壓高了,還說:“吃了這次就沒有了。”次日早晨她還自己從家里往外倒了尿盆,回來坐在踏腳凳子上漱口,突然一下就不會說話了。她就這樣走了。
那時我在北京讀研究生。趕回來的路上因為還要在一個大站轉車,我沒有時間出站,急匆匆地從幾列火車的輪間鉆過,結果抬頭碰到了鐵條,一臉是血。當我到家后,父親一下抱著我哭了,而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他掉淚,那時他就像一個孩子,讓我覺得再大的人,在自己的母親面前也是一個孩子。母親走了就像天塌了。祖母的死對我也是像天崩地裂,心情很久不能平復。父母說現在最難受的時候是出門辦事之后回來,打開房門,人去房空,人去床空。我們以前不太覺得,祖母卻早已成為這個家的一根無形支柱,成為這房子的靈魂。父母原來有那么多事情忙碌和分心,而現在突然在空虛中看到了死亡的全部分量。老兩口似乎也真正感到了相互作為老伴的意義,我回來看到他們一下似乎都軟弱了許多。一個不在場另一個就會念叨,甚至哭。
雖然祖母是高壽而逝,但我心里依然很悲痛。尤其是悔恨上次臨行時沒有好好告別。覺得以前每次有充裕的時間好好地告別,她老人家就好好地與我又見面了,而這次匆匆一別,即成永別。聽到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件事,覺得我對她的去世負有責任。人們說這樣的高壽老人逝世也未曾不是件幸事,她高齡,沒有因長期的病痛而備受折磨,幾乎可以說是無疾而終,在真正意義上是老死的。她在臨終前見到了大部分兒孫,走在中秋節之后,晚年還是享受了不少幸福……但是,我一想到她去了另一個世界,永不再返,心里還是無比悲傷。想到不能再和她貼臉,再撫摸她那多骨節而皺皮的老手,并拿著來撫自己的臉;想到不能再大聲和她說話(她晚年耳朵背),或一味說“好好”而答應她的話就心酸不已。這一切都不能再重現。人世間這許多不能復返的事情所帶來的惆悵、哀傷,要到我自己的生命也不再復返的那天才告終結。如果能給我們一個期望,如果生者能夠在死后與親人相聚,如果活著的人能有機會改正自己的錯誤,或者道一聲歉……那么,死亡也許就不那么遺憾和可怕了。
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都是祖母帶大的。我們都是跟祖母睡過來的,小時候都替她“暖過腳”。我想起她為我煎蛋,想起她操勞的日子,想起她夜晚喊叫我們的日子,想起她晚年的鍛煉和衛生,想起她一個個念著我們的名字,一個都不漏掉。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她就盼著我們來;我們來了她就盼著我們住;我們一住她就盼著我們多住些日子……她直到臨走前還和孩子們一起剝花生,還掃地,拿著掃把假裝和重孫玩“打仗”。“多好啊!”她老是這么說,總是心滿意足,說現在能吃飽穿暖,什么東西都有。她對生活的需求是那么簡單樸素,可是她沒去過我南昌的家,更不要說后來北京的家,要不然,她該念叨多少天,跟誰都夸贊一番。這又是一個遺憾,一個不可挽回的遺憾。
我還算是幸運的。那時還是我降生三十三年以來家里第一次有骨肉至親去世。我害怕這是一個開端——唯愿因為我想到了這一點而讓這樣的事情盡量推遲。想著她,念著她,記著她,等到我們也這樣被人記念。對逝者的記憶大概只涉及兩三代人,這種記憶不是邏輯語言的記憶,而是親身經歷的記憶,音容笑貌的記憶。只涉及兩三代人,也不要求太多,因為這種記憶必須以眼可視、耳可聽、手可觸、嘴可親為基礎。
我那次趕回來奔喪,也去了祖輩的墓地。出發前,我擔心地看著父母,擁抱著他們的時候,覺得他們就像孩子,看他們的時候,覺得他們一下就老了許多。祖母的遺像前,點著長明燈。床還在,被子還在,可是她再也不會躺在那里,等著我們過去親她,和她靠臉了,再也不會看見她拄著拐杖起來,來到另一個房間聽我們說笑了。僅僅是十多天以前,她還在,她那天洗的衣服還在竹竿上掛著,可是我們再也見不到她了,再也見不到了。我們已經習慣了,她就是這個家,是這個屋子的一部分,因為她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家過夜。爸爸流著淚說:“以前出門從來都是敞著門,現在一回來空蕩蕩的……”媽媽痛哭失聲:“我跟了她六十多年,從來沒有吵過架……”母親從小到家里做童養媳,她們的關系就像母女。
我祖母她老人家在世,不怎么說話,后來甚至也聽不清話。我們只有失去了她才感到她的分量,感到她的如核心和支柱般的存在。她就是家里無形的鎖和鑰匙。而現在她已經被埋在冰涼的土里了。
祖母沒有文化,但卻有博大無私的愛。她沒有出過方圓百里的地方,卻對每一個她見到的人都充滿善意。她沒有信奉什么宗教,但卻達到了一種宗教的境界——愛的宗教。她自己沒有多少東西,但她會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人。她從沒花過什么錢,不進市場和商場,但她用一種彌足珍貴的溫情圍繞著我們。她親人,人也親她。她總是悄沒聲兒地接近正在談話的我們,微笑著,摸摸這個的頭,拉拉這個的手,但從不讓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她。她從沒麻煩過我們,除了病痛時要藥,什么都不要,而且誰給了她什么就總是念叨。她那么想活下去,對生命的渴望令人感動。她的身上總是那么干凈,發出好聞的氣味。在飯桌上總是要我們多吃,自己夾點菜就走開。她總是替人著想,我們如果有什么疏忽甚至犯錯,她就替我們解釋。她總是包容,因為她的胸懷無限寬廣。
但我再也見不到她了。她走后我們都有一種悲哀的失落感。姐姐有一次回家,看見家里沒人,門鎖著,不禁號啕大哭——以前可不會有這樣的事。祖母會招呼每一個路過的人都進來坐坐。她能給人什么呢?只能給人一杯茶水,給我們那個要出門的孩子或者受委屈的孩子煮或炒一兩個雞蛋,但她卻是給出了最寶貴的——溫情和愛。人們也在這愛中凈化。我們每個人都喜歡她,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五個孩子,我們結婚娶親進來的新人也全都喜歡她。我們的下一代也都喜歡她。1987年那次回贛奔喪,我覺得我沒法馬上返回北京做其他事,就留在家里翻譯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
,以此療傷。這件事可以安頓我在祖母去世后悲哀的心靈。
我知道,我上面這些對祖輩的回憶也觸及一些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最為人詬病的事情:棄嬰、纏足、童養媳等。這些事情似乎很遙遠,但中間其實也只隔了一代,甚至就是上一代。現在的人會說前人怎么會那么愚蠢,比如纏足;會說前人怎么會那么殘忍,比如溺嬰;會說前人怎么會那么不開明,比如童養媳剝奪了個人對婚姻的自主權和選擇權。我承認這些批評,但我還試圖歷史地理解祖先的生活處境和觀念影響。
有人據此舉證,說有這樣事情的歷史文化怎么會是一種好歷史、好文化?甚至就把民族歷史歸結為這種“惡習或陋習”的歷史而全盤否定。但民族文化并不止于這一些,歷史也不僅這一面。有些今人看來“愚蠢甚至殘酷”的缺點也并不是中國歷史文化所獨有。我們還要從當時生產力低下或遇到生存危機的歷史處境中去理解當時的一些行為。一些古文明的部族常常將失去勞動力的老人棄之不顧,或者讓他們自行上山死去,這種拋棄可能恰是為了部落的生存。《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談到將生來不健全的嬰兒悄悄處理。總之,我們今天因為生活改善和觀念改變擺脫它們了,但不必以此就否定我們的文明和歷史,且不說中華文明還曾有其他文明沒有過的繁榮和創造,那是更主流的一面。
我更不愿以此否定那一代又一代的傳統中國人。我的祖輩可能屬于這最后的一代。我不想隱諱他們的過錯,但不想就一語論定,給他們貼上負面的人格標簽。我這一輩人畢竟還有和他們生活的親身經驗。
默默而觀我祖父、祖母那一代,祖父勤勞、節儉、本分,祖母慈祥、友愛、勤儉。尤其是我的祖母這一代女性,她們多是纏足的老人,不纏足的還是少數。纏足的習俗大概是在宋代開始流行,最初只是在上層階級中間存在,不知為何發展出了這種惡趣,但后來卻進入了社會下層,而且相當頑強地存在——即便清朝統治者并不贊成這一習俗。而在上個世紀之交開始“啟蒙”的時候,上層階級反而先行放棄這一習俗,下層卻還是繼續維系了一些年。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沒有纏足,楊振寧的母親纏了一半放開了,俗稱“解放腳”。但無論如何,不管是纏足還是放足的女性,她們還是屬于在傳統文化習染中成長起來,是在道德上相當善良、淳樸和慈愛的一代——我們很難再看到那樣整整一代人那樣多的善良、淳樸了。
【何懷宏,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良心論》《人類還有未來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