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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楊怡芬:從島嶼出發,她終于看見了自己的海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楊怡芬 劉雅  2026年10月21日09:14

編者按

“文海觀潮——浙江作家作品觀察”將以訪談、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出14位浙江作家創作觀察。本期聚焦作家楊怡芬。

楊怡芬

楊怡芬,浙江舟山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花城》等期刊發表小說一百五十余萬字,出版有長篇小說《離觴》《海上繁花》《魚尾紋》,小說集《披肩》《追魚》《海里面的怪東西》,兒童文學《東極島的星星》;作品先后入選中華文學基金會“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25中國海洋文學年度榜、2025 年度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等項目和榜單;曾獲2010年度 “浙江青年文學之星”、2012年《作品》文學獎、第十屆“儲吉旺文學獎”首獎、2024年壽春杯·《小說選刊》年度大獎等獎項。

從島嶼出發,她終于看見了自己的海

——楊怡芬的文學世界和女性書寫

40歲立志成為一名作家,50歲出版人生中第一部長篇小說,今年夏天剛剛退休的她卻說“我還在寫作的爬坡期”——她就是浙江舟山作家楊怡芬。

在這個人人急于拿到“大結果”的時代,我問她:50歲才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會有“來不及了”的焦慮嗎?她用那獨特的輕聲細語,慢條斯理地回答:“《離觴》出版的時候,我50歲,啟動在40歲,那時候寫了八年的中短篇小說了,寫作技術上有了些積累,年齡也到回望的時候了,當時確實有一種‘來不及了’的焦慮感。”然而,由于常年身兼數職,除去作家這個身份,她還是一名稅務系統的公務員、一位母親,憑借多年職場與家庭經驗的磨礪,焦慮于她而言并非弱勢,而是早已習慣的日常。她說,要感謝焦慮的推動,讓自己能夠奔忙于多部小說的創作和日常瑣碎的工作之間。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是我們共同喜歡的一句話,出自李叔同《晚晴集》,據說作家朱天文也很喜歡這一句。這句話,幾乎就是楊怡芬上一個十年寫作生涯的寫照:從構思到落筆,再到被退稿,不斷修改至出版……《離觴》如同小王子的玫瑰,讓她在其中傾注了太多心力,承受了許多苦悶甚至委屈。出版之后,她的責編寫了篇手記叫做《是的,我們出版了一部被退稿的小說》發在“做書”微信公眾號上。提及這段往事,她卻告訴我,被退稿對于作者來說,是一種基本日常,一定要有心量去承受。看著她淡然的回答,我腦海中浮現出了《離觴》中的海島女性群像,她們家庭出身和遭遇各不相同,卻都能在兵荒馬亂的歲月里,探索出一條獨屬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用楊怡芬的話說,如果她筆下的女性人物有共性的話,那就是她們都有一顆“女心”——經濟獨立之后的精神獨立,“在平等的姿態中,和世界連接”。

從《離觴》中的海島女性群像,到《海上繁花》里“里斯本丸”號沉船事件背后的人性冷暖,再到《魚尾紋》中穿越四十年經濟大潮的小葵,以及以海洋生物為隱喻、書寫女性成長困境的《海里面的怪東西》,我們不難發現,在二十四年的創作生涯里,楊怡芬始終圍繞海與海邊女性展開書寫,以海洋為核心意象,勾勒出一個又一個不同年齡段的動人女性形象,而這些女性的背后,是恢弘浩蕩的時代躍遷。

回到開頭關于焦慮的話題,我向楊怡芬提出了小紅書上大家常問的一個俗套問題:站在過來人的角度,你可以為三四十歲的女性,寫幾句寄語嗎?微信那端,隨著“正在輸入”不斷地閃爍,我看到這樣一段話:“工作、家庭和夢想,盡量保持平衡,雖然走得慢些,但能走穩。在平衡中,做自己喜歡并想做的事情,把生活過好,日拱一卒,能走多遠就走多遠。不去多想和名利相關的成功,焦灼感會少很多。”

這個從東海一隅出發的基層作家,從因心中憤懣執筆寫作的少婦,到以“海”為背景寫作、再到將“海”與寫作融為一體,逐步走向成熟,直至今夏開啟全職寫作生活的“新人”。當我們回溯寫作者楊怡芬二十四年的成長歷程,“走得慢些,但能走穩”,這既是楊怡芬的人生注腳,也是她對這個急于抵達的時代,給出的最溫柔的回應。

“京城宜于立志”

劉雅:您2002年開始小說創作,至今已有24年之久,此前是否有過一個“決定成為作家”的時刻?

楊怡芬:我“決定成為作家”的時刻,在寫作八年之后才來到。

魯迅先生的遺囑有說,“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這話,我作為警句一般記在心中,得選擇一門可“過活”的職業好好生活。一開始,誰敢自大到確認自己真有才能呢?拜時代發展所賜,新世紀初,互聯網進入中國后,在2002年,我擁有了個人電腦,從此,我的視野就從東海一隅擴展開來。那時候的網絡還沒有被海量信息吞沒,稍微用心,就能通過一些途徑找到我理想中的“文學”。我從“榕樹下”網站輾轉到了黃立宇老師辦的“新小說論壇”,從游蕩的網民變成一個論壇的固定版主,和張楚、斯繼東等一起處理論壇事務,在那里,我遇見直至當下仍舊活躍在寫作一線的“70后”作家群,和大家一起熬過痛苦又幸福的新人期。我一邊練習,一邊對自己充滿懷疑,對虛構之虛妄充滿警惕,直到2010年在魯迅文學院第十三屆高研班脫產學習時,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們在一起交流學習,聆聽各個領域頂尖學者的授課,真切感受到“文學場”的能量,在某個京城的春日,我終于“決定成為一個作家”。可見京城宜于立志。

劉雅:“京城宜于立志”,可能是因為北京獨有的文化氛圍,尤其是您在魯院學習的日子,那段時光一定很難忘吧?

楊怡芬:是的,那是在八里莊南里的老院子,全國各地相對還年輕的作家們聚集在一處,在食堂里也聊文學,散步休閑時也聊,校園中有座“聚雅廳”,我們叫它“聚牙廳”,因為我們一言不合就要以牙還牙辯論起來。真想念那個時候啊。我們的班主任陳濤老師當時雖然年輕,但管理班級已相當老成。

我記得有一回,郭艷老師組織我們辯論。大家都認真準備了書面的辯論稿,我和趙瑜辯論的時候,一激動,拋開書面稿就針尖對麥芒了。我喜歡和享受這種學生生活,這樣“交鋒”了四個月,我覺得自己在小說寫作上應該還行吧,就暗下決心要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四十才立志,夠晚了。

劉雅:還記得最初的寫作動力是什么?

楊怡芬:最初的寫作動力,不過是想以寫作對抗日常,類似遲到的叛逆期;2010年之后,我就想用我的寫作和我腳下的土地和海洋鏈接,套句現成的,就是從小我走向大我。格局大了,我的才能能否跟上?萬不可去做空頭的文學家啊,我要做個“真的”。愛與惶恐,就是我現在的寫作動力;即便才華有限,但也決定將此有限投入寫作。

作者: 楊怡芬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25年8月

劉雅:您的本職工作是稅務系統的公務員,寫作是在業余時間完成的。這種雙重身份對您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2018年您主動申請從綜合部門轉崗到稽查部門,這一職業轉向后來成為《魚尾紋》的重要素材來源,可以具體談談嗎?

楊怡芬:今年夏天,我終于過上了全職寫作生活。在此之前,業余狀態下的寫作持續了二十四年。坦率說,全世界能以寫作過活的作家不多,由此是否可以推斷,作家大部分是雙重身份的吧?有份職業,就有了通往社會的獨特通道,就能獲取與這份職業有關的獨特人生體驗,這是一份職業除謀生之外的饋贈。雙重身份對我創作的影響是,時間被割裂,但經驗被整合。比如,卡夫卡白天在保險公司有份法律方面的工作,每一則保險理賠案子后頭,怕都有悲傷的感性和法律的理性之間的碰撞,這是否讓他體會比別的行業更多的“絕望”和“荒謬”?

小說寫作各種虛構當中,最難的虛構是“日常”的物質性和情緒反應,也就是所謂的“活人感”。我的寫作,最注重的也是時代中的普通人的日常,2018年我主動轉崗之后,在日常工作中親眼見過眾多企業會計,也看過一些或成功或失敗的企業家的狀態。這段工作經歷讓我獲益良多,很難具體地說某情節某人物特別與此相關,但它們組成了種種“日常相”,彌散性分布在小說的整體敘述中。

劉雅:您曾經在創作談中說“人生并非完全持續的,它是一段一段的,段與段之間會有一個轉折點,那就是人生的緊要處,只有幾步甚至一步,卻決定了此后人生的方向”。如果讓您回顧自己24年的創作經歷,都有哪些至關重要的轉折?它們在您的創作生涯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這種對人生的理解,是否也影響了您對小說形式的理解?

楊怡芬:輪回有說“前世今生”,我們只當傳說聽;而當你回首,望著回不去的一段又一段,我們會長嘆,“恍若隔世”啊,這就是實在的“今世前生”了吧。人生是流淌的溪流,留住記憶的,是這溪流中一塊塊踏腳石,或者一座座橋。也就是說,我們會忘記人生中很多流水一般的事情,只記住那一個個連接點。

我這24年的創作生涯,稱得上轉折點的,有三個。第一就是此前我說過的2010年,那年我年近四十,可謂“中年變法”,我立下了想成為一個作家的志向。2021年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離觴》也是一個重大轉折,讓我有了寫作長篇小說的信心。2026年,是我生活形態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期盼也會是我寫作中一個向好的轉折點。其余的創作年頭,都是寫作的日常流水。這種對人生的理解,落實到小說形式上,就是《魚尾紋》的寫作實踐。我寫了小葵從少女到少婦再到中年婦女,收尾于初老;小葵的人生階段又和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階段相融合,小葵的人生是時代中的人生。誰的人生不是時代中的人生呢?

女性角色的共性:“女心”

劉雅:隨著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揭曉,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獲獎(2024年是韓國女作家韓江),近年來女作家持續受到世界文壇矚目。您也擅長女性題材書寫,從一開始《披肩》里婚姻中的女性,到《離觴》《海里面的怪東西》里的女性群像,再到《魚尾紋》中的小葵,都令人印象深刻。您認為“對女性而言,經濟獨立是第一位的”“真正的女性主義不是對抗男性,而是對抗那個被規訓的自己”。您覺得,自己筆下的女性角色都有什么共性嗎?

楊怡芬:是的,近年來,女性寫作很受歡迎。我的閱讀中也有很多女作家的份額,但同時我也讀男作家。最好的作家是雌雄同體的,至少在心靈上是。

這24年,我持續在寫女性角色,有少女、少婦、熟女和老婦,她們各有弱點,各有傷心事,面目各不相同——倒不是說我寫作技藝多么高明,而是我“只緣身在此山中”。文明發展至此,身為女作家,我還是在說經濟獨立、對抗被規訓的自己這些聽著很老土的話,有時候也會自我懷疑。

有一回,我去一個大學做講座,有位女學生說她讀了一本書,說讓女性走出家庭工作是“資本”的陰謀,女性因此而背負家庭和工作雙重壓力,太累了。我當時大概有點激動地反駁了這種說法。單說我們國家吧,女性能走到社會上去取得一份除做家庭保姆以外的收入,也只是不到一百年間的事情。正是女性的經濟獨立,我們才能擺脫“婚姻是長期飯票”這一困局,得以有各種人生選擇。前兩年一部意大利電影《還有明天》,說的也是這個理。英劇《唐頓莊園》里,大小姐和二小姐,都是在自己擁有財產的時候才越來越讓人喜歡。雌競的宮斗劇,其根源是極致的人身依附,這樣的劇集很受歡迎,也可從反面說明女性的獨立不是個過時的問題。

女性經濟獨立之后,才有可能精神獨立,但這獨立,并非是孤芳自賞或孤家寡人,而是以平等姿態走進任何一段親密關系或團隊關系中,有資格給自己留條退路。說到底,是保全自己,進而發展自己,在平等的姿態中,和世界連接。如果沒有經濟獨立,我們會沒有退路;如果單純去反抗男性,我們會沒有前路——這個世界是合作共贏的;而此刻的我們,只有在不貶低自己的前提下發展自己。我所有的女性角色的共性也許是,她們是有“女心”的,在任何遭際中,都清醒地看到“自己”,想要過更好的生活。

劉雅:《魚尾紋》是您寫作生涯的第三部長篇,您說寫作緣起來自年齡,四十歲之后產生了回望同時代人成長經歷的沖動,因為“我們這四十余年,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進程”,于是決定用一個女人的個人成長來寫這個時代的經濟生活。這個宏大的構思是如何落到小葵這樣一個具體人物身上的?

楊怡芬:人到四十,無論男女,都會在那道門檻上駐足,揮別漫長的青春,走向成熟。尤其對寫作者,這種回望給予的力量是強大的。我也是這樣被驅動,進入了我的長篇寫作。任何宏大之物,落腳點總是具體而微小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才是時代最好的切口;而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正好折射出洶涌的經濟大潮。我們無往而不在時代的經濟生活中。

我一直對“微歷史”感興趣,那是歷史學者的學術范疇,我這個小說作者只能將此興趣寄托到小說當中。小說這一文體,它千變萬化,大肚能容,可泥沙俱下,也可小溪潺潺,每個寫小說的,都能找到與自己適合的樣式。我選擇相對輕盈的表現形式,將不完美的小葵的人生之路嵌入時代發展之路(在寫作策略上則正好相反)。小說寫作是個玄活,進入寫作之后,追隨著意象和情節,體會著情緒和氛圍,鳥兒筑巢一般,字字句句,一片一片,構建小說的物質世界(擬態真實世界),如同電影《盜夢空間》里的造夢師。我就這樣追隨了小葵的半生,將“四十年”也構筑進小葵的世界,也將我自己一部分的人生軌跡給了小葵(但和自傳無關)。所以,《魚尾紋》最后呈現的樣貌,首先是具體的從懵懂走向獨立的一個女人,只不過她湊巧活在這四十年當中。就跟我們一樣。

作者: 楊怡芬

出版社: 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26年4月

劉雅:《海里面的怪東西》借真實或虛構的海洋生物作隱喻,書寫女性從少女到中年的成長圖景。寫的是“衣食豐足之后,女性如何面對內心的波瀾與現實中的困境”,好奇您是怎么想到以海洋生物作為隱喻來書寫的?這種寫法在什么意義上比直接寫人物更“準確”?

楊怡芬:我的好多小說的寫作動機,來自讓我憤懣的社會現象。比如,衣食豐足之后,人還有煩憂,該不該呢?這問題,對男性不是問題,他們就是不該,怎么可以小富即安呢?同樣的問題,發生在女性身上,答案就會微妙地不同,也許會有人說,嗨,這不就是不安家室嗎!我對這兩個答案中隱含的態度憤懣。《海里面的怪東西》書寫的就是這個問題帶來的女性困境,里頭涉及成長、教育、愛情、身體、欲望、婚姻,最后一篇歸結于女性對代際創傷記憶的守護。

海洋生物意象的選用,對我這個島上的人來說,非常自然。比如“水母”,我們島上叫做“海蜇”,那是我們普通家庭的家常小菜。把一只水母從鹽水桶里取出來,切細了,用淡水泡淡了,再用醬油和醋涼拌,也是我的日常。我切著它果凍般的身體時,好奇它沒有“臉”。比如“烏賊骨”,將渾身裹滿墨汁的烏賊洗凈,抽出它的骨頭,也是我的日常。那骨頭,原來是它進化過程中被包裹于身體里的翅膀,你能相信嗎,烏賊原來是會飛的。我在寫小說的時候,腦海中略一搜尋,與文本相配的海洋生物就“躍然紙上”。“哦,那就是它了。”這樣的時刻,頗為愉悅。而選用這樣的意象之后,無形當中,文本就會呈現相對輕盈的狀態。人物呢,還是直接該怎么寫就怎么寫,意象之選用,是起到點睛的作用。人物突然頓悟到自己和這海洋生物的連接,這樣脫實向虛的時刻,或許也正是呈現“準確”的時分?

劉雅:作為女性作家,又偏愛書寫女性的成長歷程,在“女性書寫”被標簽化的當下,您如何保持創作的獨立性?

楊怡芬:性別是天然因素,我只能是個女性作家,恰好2025年出版的《魚尾紋》和2026年出版的《海里面的怪東西》都是書寫女性的成長經歷,所以可能給您我偏愛寫女性成長歷程的感覺,但我自認并沒有達到偏愛的程度,只是天然在茲。我也觀察到,書寫女性成長,在時下追求十分正確的閱讀環境里,很不容易。尤其是,我的敘述大多是限知視角,是人物自己在敘述,我這作者很少跳出來加以道德評判(這樣的評判一般在全知視角中進行)。當人物將處于“不對”的狀態中的心理在敘述中充分展開,那區域就會處于相對灰暗的狀態,因此很容易引起時下要求正確的讀者的不適。但,你往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去看,真正的文學,是要勇敢地敘述各種“不正確”的人生狀態的,換言之,灰暗地帶,正是小說的領域。當下的女性書寫,可能自覺不自覺地,都被“正確”所影響,這讓我有些不安。

如何保持創作的獨立性,我也沒有很刻意地去思考。我是個相對感性的作者,我和我的寫作文本之間,要有很強的情感連接(比如感動,或者心疼,興許是憤懣),我才能啟動寫作將之完成。我雖不才,觀察也不深,但我不放棄自己因觀察而得來的感性觸動,這觸動就是我寫作的內核,它并不跟隨時下流行的寫作樣態,好歹可保持一點獨立。我不期待取悅所有人,但我深信總有同頻者,做人和寫作,怕都是這樣吧。

寫海洋,來源于“頓悟”

劉雅:您有一個誠實的自我剖白:寫作初期“根本意識不到海洋的存在”,甚至抵觸被貼上地方性文本的標簽。大約在寫作五年之后,您“看到了海洋和陸地的界限”。這個轉變的關鍵契機是什么?

楊怡芬:很多事情,是在回望中明白的。寫作之初,是“原始積累”的輸出期,我那時候的寫作,是往普世上靠,誰要是規勸我安心寫海,我還不服氣呢。在寫過一些廢稿,遭遇一些退稿之后,我在《十月》的“新干線”、《人民文學》的“新浪潮”發表小說了,前五年的寫作成果,結集成了中短篇小說集《披肩》(入選2008年的“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前陣子我又將它翻了一遍,感嘆寫作也似人生,那一段的寫作狀態,我現在也回不去了。我后來也觀察到,有些新人,寫了五年左右就慢慢淡出。我猜想,大概是“原始積累”用完,而新的源泉還沒有找到。幸好,在五年之后,我的心里眼里都有了海,201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追魚》,里頭就全是海了,這算個證明。轉變的契機,還是說不上是哪件具體的事,只是突然明白了,我的根基在我腳下的土地和身邊的海洋。這個頓悟,是在我持續寫作、不停練習的基礎上發生的。很多道理,人家教,那是憑空而降,只會耳邊過,要自己踏踏實實在練習中悟了,那才是自己的。

作者: 楊怡芬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23年5月

劉雅:您說“海洋文學,于我,就是立足之地”,但在年輕的時候對海“視而不見”,而在即將半百的時候,海終于入了心,尤其這些年,自己已認下寫海這一宿命。從視而不見到認下宿命,這中間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您曾提到為了看清楚海洋這個主體,需要尋求他者視角,于是開始了個人的奧德賽之旅,在這趟閱讀旅程中,哪些作家給了您最重要的啟發?

楊怡芬:對海,從視而不見到認下宿命,這個過程,是我這個寫作者的成長過程。

我最初的寫作動力是自己對社會上某種現象的反應,或憤懣或憂慮,滿眼都是人間,海洋和海島在我的寫作里只是綽約的背景。接著,我開始看到海了,我的人物有的以海為生,有的為海所困,海參與了他們的人生,海在我眼里漸漸如同土地。后來,我從海中還看到了歷史和時代,小說里也就有了滄海桑田,我也因此明白自己和海的連接如宿命般深厚。

為了更看清自己的海和別人的海之不同,我讀過愛爾蘭的科爾姆·托賓和保羅·林奇,加拿大的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澳大利亞的理查德·弗蘭納根,美國的安妮·普魯,還有兩位諾獎作家,坦桑尼亞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和挪威的約恩·福瑟,這是份不完全名單,因為閱讀旅程還在繼續。這些作家的書寫,呈現了各自不同的海和海邊的人,這種觀察到的不同,會增強我的寫作沖動(或者說激情),也想講述出自己的海和海里的人。閱讀,對于寫作者來說,除了如飲食和空氣維生一般需要,這種增強,更是功效,這是感性方面;理性上來說,閱讀不是為了亦步亦趨的借鑒,而是從中獲取思考的工具和方法,用來琢磨自己手上的經自己的觀察而得到的素材。幸運的時候,會受到啟發,比如我寫《海上繁花》時決定加入愛情元素,這是閱讀理查德·弗蘭納根《深入北方的小路》之后的決定。

劉雅:每一個作家都有一個獨屬于自己的精神原鄉,家鄉舟山對于您而言便是如此。舟山素有“千島之城”之稱,海域面積遼闊,遍布小島。這種“海大島小”的地理現實,如何塑造了您的文學空間感?

楊怡芬:當初寫《離觴》,其中一個很大的動因是,我要寫出舟山的“海上江南地”的文化肌理。這部小說的真正主角,就是“定海”這座海上古城。求同存異之后,舟山是長三角一個有特色的城市,并非完全與眾不同的,并非只有漁村。

“海大島小”的地理現實感,只有俯視才能得到。在地面上的體感,和在其他陸地上是一樣的,即便你站在海邊眺望遠方,視線最遠也就到地平線,而你知道,身后也還有廣闊的陸地在延伸,因此,對比感并不強烈。只有在半空中,才能看到這種“地理現實”。有一回我從朱家尖機場出發,飛機爬升的過程中,我從舷窗往下看,群島在海中星羅棋布,大島如盆景,小島如棋子,海大島小,這種對比感才肉眼可見。

說到地理現實對文學空間的塑造,我這里想再加上一個維度,就是“時間”。文學的時空,在陸地和在海洋,到底有哪些不一樣呢?我觀察到的有,首先是空間限制下對時間的感覺不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這個“川”的流向就是“‘長江’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這是人在陸地深處的感覺。那么,在海邊呢?白居易有詩“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這里一樣把時間比作水流,但狀態和一去不復返的直線不同,是來了又回,朝朝暮暮,今天復刻昨天,明天又復刻今天,時空巍然不動,只是來來來回回,復制粘貼。這是人在可觀潮的地方對于時間的感覺。人在海洋中呢?“大海一浮漚,世界一微塵”(【明】唐時升《和雜詩》),時間和空間,都會因其無盡而失去尺度。再則,對于遠方的理解,陸地上的人和海島人是不一樣的。星辰大海,是陸地人的遠方;大江明月,是海島人的遠方,我年少時就曾夢想由海溯江,到廣闊的陸地上去,在《魚尾紋》中,我把這心理投射給了小葵。最后,是對于日常的理解不一。民以食為天,先說飲食吧,《海里面的怪東西》里頭除了說代際創傷記憶傳遞的《擺渡魚》,其余的意象,都是舟山人飯桌上的平常食物,但在陸地人看來,它們是“海里面的怪東西”(這書的總題是我的策劃編輯取的)。我的小說中,因地理因素限制而得到的時空感,皆因我的人物身在此島中而感受不深,可他們的所思所想,是受其限制的,不客氣地說,偏頗之處就是“島民”心態。但據我觀察,“山民”心態比之“島民”可能更見局促,否則不會有夜郎自大之說。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得努力拓寬視野,坐井觀天,說的可能就是我們所有人的日常呢。

"爬坡期不是謙虛,而是期盼未來更好”

劉雅:《東極島的星星》是您20多年寫作生涯中的第一本童書,與《海上繁花》一樣基于“里斯本丸”號沉船事件的虛構。從成人文學到兒童繪本,最大的挑戰是什么?面向低齡兒童講述一段戰爭與死亡的歷史,在必須保留的與必須舍棄的之間,您做了怎樣的取舍?

楊怡芬:這些年,我確乎是在書寫以“成人”為目標讀者的小說,《東極島的星星》,是我的一個意外,是我的第一次跨界。最大的挑戰是敘述形式的改變。繪本的文字,要簡潔清晰,傳遞孩子們能體會的感情,還得有很強的連貫的畫面感,讓繪畫老師有入手的地方。我當初有些“輕敵”,原以為兩三日就能輕松交稿,而且交稿之后就不用再管后續。事實上,光文字部分就寫了三四稿,和繪本老師的合作又持續好幾個月,付出的精力超乎我的想象,我不得不把行進中的另一部小說放在一邊。好在結果是好的。這繪本出版社做得很用心,整體有電影畫報的感覺。

面向低齡兒童講述一段戰爭與死亡的歷史,必須保留的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史實完整性——任何按自己需要對史實加以修剪,都是歷史虛無主義。我如實地講述了這個殘暴和溫暖并存的故事,講了善良的力量在關鍵時刻能震懾住禽獸行徑,講了我們舟山東極列島漁民男女老少的勇敢和善良,講了戰爭中兩國少年跨越隔閡的友誼。書里除了繪本部分,還有歷史背景介紹,是本適合親子共讀的書。不要把孩子們想得太幼稚。我陪伴了我家孩子的成長,深知有時候幼稚的是我們這些成人。一個故事中,孩子們澄澈的心靈能天然洞悉的部分,可能大過我們所能想象的。因此,任何矮化孩子們的認知的想法,都是我必定要舍棄的部分。

劉雅:您說“寫作終究是一項需要長期錘煉的行當”,謙虛地稱自己還在爬坡期。從2002年到現在,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您對自己作為寫作者的身份認知,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楊怡芬:我在爬坡期,這不是謙虛,而是期盼,基于我將來一定會更好的自我期許。您看,我從滿眼人間,走進海洋再走進歷史和時代,我怕自己會“踏空”,我還得繼續勘探,看看怎么走。我對自己作為寫作者的身份認知,目前最大的變化是承認自己是個想以寫作為業的寫作者了。我還是不習慣自稱為作家,我覺得那是一種別人給予的尊稱,用來自稱并不合適。

作者: 楊怡芬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21年6月

劉雅:剛剛得知您今年夏天開始,終于可以全職擁抱寫作這件事情,我想應該也是很幸福的吧。現在的寫作狀態怎么樣?我看您朋友圈一直分享生活中的美好點滴,這也是在全心寫作之余的一種放松時刻吧!與您前24年的“兼職”寫作相比,最突出的感受是不是創作時間變多了?能否透露新的創作動態,我也很期待您的新作品呢。

楊怡芬:嘿,怎么說呢?我算是過上了我夢寐以求的生活了。但同時我也觀察到(把自己作為方法哈),關在家里的時間一長,身心對外界的反應似乎在變慢,長久以往,是不是不利大腦這一物質的生長?我在學法語,也沒丟下英語,當鍛煉腦子,據說會有效。

時間充裕的情況下,自律更加要緊,否則,一眨眼一天就過去了。比如養花,那是身心愉悅的勞作,很好的放松,但如果不自律,它可以占據我很多本該寫作的時間。家務和閱讀,也如此。我在摸索著建立規律。如果我卓有成效摸索出一套東西來的話,將來說不定還能寫出類似《如何管理退休生活》的書呢。

在家每天依舊很忙,我常要深呼吸讓自己放松。事情是做不完的,書也是讀不完的,讓我坐下來好好寫吧。我不愛看短劇啥的,也不看抖音,我過著古典的生活。

目前在寫的,還是《離觴》續篇,時間從八十年代末開始,開篇是潘綺珍回舟山。我懷念那段全球走向“地球村”的好時光,這個長篇,就是對那段歷史的致敬和懷念,但說到底總是小說嘛,說的還是兒女情長,關乎財富和愛情,關于婚姻和責任。我們一起期待吧!

劉雅:謝謝楊老師,也非常期待《離觴》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