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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興華給宋淇的“最后一信”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孫連五  2026年10月21日08:39

2017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所出《風吹在水上:吳興華致宋淇書信集》共收錄詩人、學者、翻譯家吳興華(1921—1966)信札61封,從中可知,兩人的通信始于1940年,在隨后的十余年里,不管世事如何變化,兩人的魚雁往來依舊穿梭于北京與上海、香港之間,直至1952年毫無預兆,忽然斷絕。這不禁令人生疑:書信集是否收錄了吳興華的全部書信?兩人在1952年以后還有沒有交往?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吳興華給宋淇的“最后一信”寫于1952年7月19日,這封信主要講了三件事情:結婚、參會和讀書。從信中所示內容來看,它既不是絕筆信,也非絕交信,無論如何都看不出兩人要斷絕通訊的信息。過去學界普遍認為,自此之后,吳興華與宋淇就斷絕了通信,其緣由是宋淇為了保護朋友不得已為之。那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呢?首先從吳興華方面來說,當時的他算得上“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方面,娶妻,人生邁入了新階段;另一方面,事業也迎來高光時刻,擔任了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領導數十位英語教師,包括朱光潛、趙蘿蕤、楊周翰、李賦寧等人。所以,他沒有理由與宋淇斷絕聯系。從宋淇方面來說,盡管他到了香港以后,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主動與留在大陸的朋友中斷了聯絡。但是,當時宋淇除與吳興華有書信往來之外,與傅雷也有通信,倘說是為保護朋友之故,那他為何與傅雷的通信持續到了1954年底呢?這種解釋似乎很難說得通。

關于吳興華的“最后一信”,宋淇在《詩的創作與道路》(1955年)一文里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文中提到了那位“對新詩最有造詣的朋友”,并透露“一直到三年前他引了王安石這一段詩:愿為五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斗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給我看之后,我們才斷絕音訊。”他所說的吳興華這封信寫于1951年2月20日,這當然并非吳興華的“最后一信”。宋淇之哲嗣宋以朗解釋說,這是其父的一種編劇手法,目的是借王安石的詩來營造意境氣氛,讓吳興華的所謂最后一封信融入時代的大背景,使讀者“蕩氣回腸”一下,這種解釋是有道理的。

那么,1952年前后吳興華面對的是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他的思想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這都需要從他的書信中找尋答案。通讀吳興華十余年間的書信,最令人感慨的或許是他的整個人生態度的變化。可以說,這部書信集真實地反映了天才詩人從理想主義向現實妥協,從意氣風發、舍我其誰到意志消沉、明哲保身的轉變過程。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初出茅廬的吳興華,自負狂傲,睥睨一切,敢于大膽自信地說出“我是新詩人中極少真能窺舊詩之奧的人”,“自然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古詩的局限了”,也敢與名詩人彌爾頓、濟慈一較高下。當世學人,他唯一“不勝欽佩”的也只有錢鍾書而已。在青年吳興華的眼里,我們看不到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他的世界似乎只容得下讀書和學問。對于好友宋淇、孫以亮、石奔等人去搞話劇、做生意,他都表示不解和惋惜。不過,珍珠港事變后,日軍強占燕京大學,吳興華失去了教職,在北平要找一個與敵偽不沾邊的工作并不容易,他平常也僅是靠做兼職翻譯勉強糊口。盡管生活過得萬般艱辛,但吳興華仍堅守底線,試圖通過知識的力量捍衛生活的尊嚴。

而到了1946年左右,吳興華的心境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他覺得“詩文作為一種事業甚為無聊,把神智和精力耗費在鉆研字句上實在太可惜”,他對宋淇坦言:“我近幾年心境屢有改變,對許多事看法都已與從前不同。學問方面雖是照舊的熱心,寫作則久已拋在一邊,偶爾執筆也覺思路梗澀,看來慢慢要與此道絕緣了。不知將來作甚么好——這是大家共具的困惑心理。我有時想從前抱的大志向,很可笑也很可悲。這恐怕是必要一人親自長大了,受到幻滅的打擊后,才能體會。”吳興華在短短幾年間經歷了親人的生離死別、身體的疾病、生活的貧困等重重磨難后,終于開始變得現實起來,他對于學問,當然還是抱守初心。與此同時,吳興華頻頻在學校的控訴會議上亮相,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的思想也漸趨左轉。

但是到了1951年10月,吳興華在向宋淇匯報近況的時候說:“我目前還在溫習法文,念的大都是十七、十八世紀的作者,十分有勁,詩和文章看起來都非常親切,許多零碎的mémoires和historiettes里,異聞尤其多,大可供談助。此外替人家譯了一小本書,《毛主席的青少年時代》,收入并不多,但暫可解決冬煤問題。文寫成了一篇考證文字,是關于清初一個文人陳維崧的,費了我約一年搜集材料,自己想起來,也甚好笑,以后這種傻事不打算干了。”這時的吳興華明顯與十年前那個驕狂的文學青年判若兩人了,他曾經引以為傲的學問已經抵不過解決現實的生活困難。不僅如此,吳興華還反復向宋淇訴說自己的思想變化。當時,中國知識界正在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吳興華在這場運動中似乎并未經受心靈掙扎,他告訴宋淇,在回顧自己過去的思想時,雖然有些還不能完全想通,但進步是很大的。經過改造,吳興華徹底放棄了過去所接受的自由主義思想理念,開始以文化新人的面貌融入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中去。

1952年,燕京大學舉辦了一個大型展覽,原本是為展示美帝國主義文化的作用,但很快批判的矛頭就對準了校長陸志韋。在一次大會上,吳興華登臺揭露了陸志韋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一些“言行”。同年,吳興華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三反”運動拯救了我》,最能夠體現其思想的轉變。他給宋淇的信中隱瞞了自己對老校長的口誅筆伐,但他屢次提及自己的思想轉變,顯然,兩人的思想正在慢慢產生罅隙。然而,他們此后的聯絡并未終止。

近年,筆者看了五十余封宋淇致夏志清未刊信札,其中多次談及吳興華其人其事。宋淇1974年6月7日致夏志清的信里明確提到,“而吳自北大寄給我的最后一封信是1954(年),1957(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亨利第四》,以后音訊毫無,生死存亡均不知,為他出書會不會害他是令我躊躇的原因。”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一個事實,原來吳興華給宋淇的“最后一信”并非在1952年,而是1954年,此后兩人很可能還保持著聯絡,一直延續至1957年。這一年,吳興華因質疑蘇聯專家的英語教學方法,被撤職降級,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時刻”。此時,吳興華與遠在香港的摯友斷絕音訊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1966年,吳興華去世,直至八年后,宋淇才得知與昔日友人已是陰陽相隔了。他曾計劃有生之年為吳興華編一冊詩集,“為后世留下一點記錄”,遺憾的是這項工作最后亦未能如愿。

關于吳興華1952年以后的書信去向,一種可能是這部分書信尚存世間,書信保管者宋以朗在查找吳興華這批書信時可能未發現,因而造成了滄海遺珠。另一種可能是宋淇已經銷毀了。至于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吳興華的思想轉變讓宋淇感到越來越陌生,他可能更愿意看到的是自己熟悉的文學天才吳興華。所以,宋淇有意保存的這一部分書信,正是為了留住他心目中的吳興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