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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組歌》:革命聲音景觀的塑造
來源:文匯報 | 張曉虹  2026年10月21日08:37

1965年8月,《長征組歌》首演

1976年攝制的大型音樂片《長征組歌》

《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歌譜(人民音樂出版社,1977)

《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曲)》DL-0028(中國唱片,1983) 均資料圖片

1964年11月,在杭州養病的蕭華將軍創作完成了《紅軍不怕遠征難》組詩。這組為紀念紅軍長征三十年的詩作,共由十二首詩組成:《告別》《突破封鎖線》《進遵義》《入云南》《飛越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吳起鎮》《祝捷》《報喜》《大會師》《會師獻禮》《誓師抗日》。從詩名來看,這組詩正是蕭華將軍用紅軍長征時的一些關鍵戰役和事件來紀念這一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軍事戰略大轉移。

蕭華將軍的《長征組詩》完成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中共中央很快決定組織人員將其修改并譜曲以廣為傳播。經多方協商后,最終確定由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晨耕、生茂、唐訶、遇秋四位作曲家集體譜曲。他們選取了組詩的前十首進行創作和排演,并于1965年8月1日由戰友文工團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正式公演,定名為《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自此,一部以長征為敘事主題的合唱史詩登上了時代舞臺。

《長征組詩》:完整全面表現長征歷史的作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之后,中央紅軍被迫離開瑞金蘇區,以躲避國民黨和地方軍閥的圍追堵截,開啟了一場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大轉移。隨后,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以及紅二、紅六軍團也先后離開自己的根據地踏上遠征之程。這一各路紅軍最終輾轉十余省、行程逾萬里的軍事行動,就是后來被毛澤東寫成“是宣傳隊、是播種機、是宣言書”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紅軍離開蘇區最初并沒有使用“長征”一詞,而是用長途行軍、突圍、西征等指代這一戰略轉移行動(《總政治部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1934年10月9日)》)。雖然“長征”名稱最早見于文本的是中央紅軍于1935年2月在貴州發布的《告黔北工農勞苦群眾書》,文中有“我工農紅軍從江西轉移作戰地區,長征到川貴邊地域”之語,但直到1935年8月中共中央沙窩會議公報中才正式將“長征”一詞寫入中共中央文件中(《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而關于長征歷史的文本形成更晚。1936年8月,毛澤東與楊尚昆聯名向參加過長征的廣大指戰員發出征稿信,號召大家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戰斗、行軍見聞、地方民情風俗如實記錄下來。這次征文共收到兩百多篇稿件,合計五十余萬字??傉尾拷M成專門編委會將這些稿件整理匯編,形成了名為《紅軍長征記》的資料集作為黨內參考材料于1942年在延安內部印行,成為長征親歷者集體記憶的最早文本。除《紅軍長征記》外,關于長征的記載還散見于像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等國際友人的著作與報道中。

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以延安版為底本印行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內部版、1955年公開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人民出版社),這兩個版本成為公眾了解長征歷史的主要途徑。

在1964年為紀念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創作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第三場《萬水千山》集中表現了長征的歷史。其中選取了長征中最有標志性的節點:遵義會議、川邊彝區、大渡河、雪山草地和陜北根據地,用創作歌曲“抬頭望見北斗星”“情深誼長”“《七律·長征》”和“會師歌”,把長征構建成高度象征性的革命史詩。

盡管有上述文本和藝術作品,但一直沒有一部能夠全面、完整地表現長征歷史的作品,可以讓公眾深入了解長征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并親歷過長征的蕭華將軍,深感有責任將這段中國革命歷史中最具標志性的“考驗—轉折—勝利”的歷史呈現出來。故他在《東方紅》公演后的一個月內創作了《長征組詩》,試圖用詩歌的方式建構一部有關長征的歷史敘事。

蕭華的《長征組詩》幾乎完全按照長征的時間順序展開,從離開江西中央蘇區的《告別》,到穿越湘江的《突破封鎖線》,再到《進遵義》《入云南》《飛越大渡河》《過雪山草地》,最后是抵達陜北根據地的《到吳起鎮》和《祝捷》《報喜》《大會師》《會師獻禮》《誓師抗日》。創作中,蕭華為了突出長征中的重要歷史事件,特別將這些事件發生場所的地理標志嵌入,如于都河、湘江、烏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臘子口、吳起鎮、會寧等。換言之,他試圖將一系列地名轉化為長征敘事的空間坐標,構建起一部隨空間流轉的革命史詩。

蕭華在創作《長征組詩》時,自創“三七句、四八開”歌謠體,每一段落四個三字起句、八個七字句,一詩一韻,語言通俗,同時又兼具舊體詩的韻律感,這也為譜曲傳唱奠定良好基礎。

《長征組歌》:用當地民間音樂元素建立地方感

在對《長征組詩》進行譜曲時,蕭華提出明確要求:第一,立足正確的歷史路線視角,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還原長征歷史,歌頌紅軍英雄群體;第二,堅持為人民創作,緬懷革命先烈,發揮革命教育作用;第三,追求作品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做到好聽、易唱、親切動人。作曲團隊把這三條凝煉后,升華為以“歌頌毛澤東思想作為長征勝利根本保證”的創作宗旨。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作曲者巧妙地將《長征組詩》中采用的地理標志作為歷史敘事的節點,用當地民間音樂元素建立地方感,用地理意象將流動性的長征過程表征出來,構建歷史敘事與地方之間的鏈接。

《長征組歌》一開場講述的是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緊急決定戰略轉移,連夜離開瑞金中央蘇區進行遠征。這首《告別》的曲調特別選用了贛南地區流行的江西采茶調進行創作,一方面用采茶調悠長婉轉的曲調表達紅軍與贛南百姓之間依依不舍的情誼,另一方面是為了強調中央紅軍與贛南瑞金地方之間的關聯;第二首《突破封鎖線》,反映的是紅軍在長征初期湘江戰役中遭受重大損失,中央紅軍由出發時八萬六千余人銳減至三萬余人,處境極度兇險,因此這里的音樂并沒有采用地方音樂,而是使用進行曲旋律,節奏緊張急促,對應晝夜行軍、浴血突圍“急、險”的戰爭環境。

在低沉的開場后,《長征組歌》用一首《遵義會議放光輝》作為第三曲的名稱,形成整部作品的第一波高潮。1935年1月紅軍攻下遵義后,召開遵義會議,總結了長征以來的經驗,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一事件成為長征乃至全黨由失利走向勝利的重大歷史轉折點。作曲家們采用遵義本地音樂貴州苗族山歌、侗族大歌等音樂元素進行創作,旋律明快歡悅,表達了紅軍對“毛主席來掌舵、革命航程向前進”歡樂喜慶的心情。隨后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展現了紅軍在川黔滇橫斷山脈之間聲東擊西的戰術,原詩中“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以虛實相接的地理意象表達紅軍以騰挪迂回的空間轉移擺脫數十萬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而音樂創作則運用云南花燈的曲調,靈動跳躍,呼應紅軍出奇制勝的軍事行動;第五曲《飛越大渡河》,一方面用金沙江、安順場、瀘定橋,塑造出“水湍急,山峭聳,雄關險,豺狼兇”的地理意象,另一方面取用鏗鏘有力的川江號子表現紅軍無往不勝的堅毅,同時也用音樂強調了大渡河與川江的空間聯系。第六曲《過雪山草地》,采用青海藏族歌舞音樂旋律刻畫出紅軍進入川邊藏區后面對的“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高寒荒原的艱苦條件,在這里地方和音樂達到了合諧統一。

1935年9月,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進入甘肅,由青藏高原北上進入西北黃土高原地區,10月19日中央紅軍陜甘支隊抵達陜北吳起鎮。因此,第七曲《到吳起鎮》的創作大量使用在黃土高原流行的陜北信天游、秧歌鑼鼓等音樂,用熱烈歡騰的旋律烘托紅軍經過長途跋涉終于抵達陜北根據地的喜悅心情。而隨后的第八曲《祝捷》雖然是描寫直羅鎮大捷,但這里并沒有使用陜北地方音樂去表達紅軍抵達陜北后的第一場勝利,而是采用湖南花鼓戲的曲調。顯然,作曲者是希望調用湖南地方音樂元素,以使聽者將這一軍事勝利與作為湖南人的毛澤東建立起聯系。這一精巧設計充分展示了創作者試圖通過音樂的地方感,達到樹立毛澤東領導權威的目的;第九首《報喜》是表現紅軍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的喜訊傳到陜北革命根據地時的情形。這里巧妙地將贛東北采茶戲和藏族鍋莊歌舞融合創作,以表明二、四方面軍在藏區勝利會師,意味深長;終曲《大會師》呈現了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寧夏將臺堡會師,標志著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但其音樂創作同樣沒有取用甘肅、寧夏的地方音樂,而是用江西采茶戲作為基調音樂,同時吸收《紅軍勝利歌》的旋律,用高昂激越的圓號、宏大的合唱收束全部音樂敘事。這一方式不僅是現代音樂的首尾呼應的運用,更是對長征以中央紅軍為主要敘事線索的再強化。

事實上,毛澤東在1935年10月創作《七律·長征》時,也調用了大量地理意象以反映長征的波瀾壯闊和紅軍的大無畏精神:“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可見《長征組歌》正是用音樂敘事將《七律·長征》細化的成功之作。

當然,《長征組歌》在創作譜曲時,并非簡單原樣搬運民間曲調,而是經過和聲、合唱以及配器的設計,融合西洋合唱技法與中國民族音樂進行了創造性改編。地方音樂旋律不僅是紅軍轉戰各地的呈現,而且是用以烘托長征途中的歷史事件、塑造紅軍革命形象的重要手段。在這里,地理空間、地方音樂、宏大歷史敘事,三者高度融合,共同營造出關于長征、關于中國革命的聲音景觀。

用聲音把厚重的革命歷史轉化為可感知、可傳唱的大眾記憶

《長征組歌》于1965年八一建軍節公演后,反響熱烈。戰友文工團在國內各大城市巡回公演,場場爆滿,周恩來總理多次觀看演出。與此同時,黑膠唱片、歌集正式出版發行,還有大量油印歌本在部隊、廠礦、高校中流傳,迅速走紅,甚至走出國門赴海外演出,一時成為表征中國革命的重要的聲音景觀。

1975年,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中央組織對《長征組歌》進行了修訂。修訂版雖然對1964年原始組詩有多處改動,以使之更貼合延安時期制定的長征歷史敘事原則:一是肯定遵義會議作為偉大歷史轉折的地位;二是書寫紅軍不畏艱險、軍民團結的精神;三是正確看待黨內路線斗爭、強調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四是突出長征對于中國革命的轉折意義。但是,無論《長征組歌》的版本如何修訂,整套作品始終保留一條核心敘事脈絡:沿著長征的時空進程展開。因此,歌詞中的關鍵地點:于都河、湘江、烏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臘子口、六盤山、甘孜、吳起鎮等一系列地名串起的不僅僅是具體的地理空間,更是這些實體空間在長征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作用,其中蘊含的象征意義成為這些地名地理意象的來源。

修訂后的《長征組歌》在1975年重新錄音并錄制新版黑膠,1976年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成舞臺藝術片。較之舞臺表演,電影的傳播范圍更廣,使《長征組歌》成為家喻戶曉的文藝作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磁帶、CD、正式出版的合唱總譜陸續問世,《長征組歌》的歌聲不再局限于聆聽和觀看銀幕上專業藝術家們的表演,而是走入學校、機關和基層社區。人們的傳唱不斷激活有關長征敘事的認知,通過聲音將長征的歷史刻進一代代人的集體記憶之中。與此同時,《長征組歌》所運用的地方音樂不再是僅存在于較小空間尺度范圍的聲音景觀,而是隨著《長征組歌》的不斷傳播逐步轉化為國家尺度的聲音景觀。

人本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認為,地方是由經驗建構的意義的中心,它可以通過視覺、味覺、聽覺直接感知,也可以通過文學、詩歌間接感知,并在感知基礎上形成特有的地方意象。這樣形成的地理意象通過不斷的再詮釋,可以獲得更深刻的文化或政治意義,進而形成重要的文化景觀。作為文化景觀的組成部分,聲音景觀更強調主觀的聆聽,因此相對比較客觀的觀看或凝視更能激發起人們的強烈情感,故聲音景觀在文化或政治意義建構中影響更為深遠?!堕L征組歌》正是利用聲音,也就是地方音樂喚起人們對長征所經歷地方的認知:不僅還原紅軍長征經行的路線,更用聲音建構出當年紅軍長征途中親歷的急、難、險的感受。在這一過程中地理意象通過地方音樂表征,地方音樂再經過藝術家的裁剪加工后,整合進統一完整的革命宏大敘事:當帶有贛南音樂風格的“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旋律響起時,聽眾感受到的是紅軍離別贛南蘇區時的悲壯心情;當陜北秧歌歡快地唱響“征師勝利到吳起”時,表達的是黃土高原鄉民率直的民風與熱烈的性格。正是通過地方音樂所代表的地理意象與具體的歷史事件進行鏈接,二者合力完成了長征歷史敘事的建構。

當然,作為誕生于特定時代的文藝作品,《長征組歌》是藝術化的歷史敘事,并不等同于嚴謹的史學記錄。受到表演方式和演出時長的限制,它只能選取長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關鍵事件進行藝術加工。在創作者取舍、提煉與強化歷史事件的過程中,無論是所調用的地理意象,還是選取的音樂素材,都是為了達到把分散的有關長征的歷史,按照一定的時空邏輯進行提煉以形成歷史敘事的目的。從這一角度來看,1975年的《長征組歌》修訂版強化了遵義會議、四渡赤水、處理路線斗爭等內容,本質上也是這一歷史敘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作為革命的聲音景觀,《長征組歌》不僅在當時的中國文化政治中發揮著其他文化現象難以企及的重要表征作用,而且其成功地借用地理意象和地方音樂建構起了長征的宏大敘事,可以說幾乎所有人,無論是表演者還是聆聽者都成為這一聲音景觀的建構者,在演唱與聆聽之間形成一套完整的有關長征的歷史記憶。它用聲音把厚重的革命歷史轉化為可感知、可傳唱的大眾記憶。因此,《長征組歌》的特殊價值,在于它不只是在歌詞文本中羅列地名,更通過音樂創作,將長征沿線的地域聲音融入合唱,構建出聽覺層面的地理意象,讓音樂特色與敘事時空彼此匹配,做到典型環境塑造典型形象,實現歌詞文本、音樂旋律、歷史空間三者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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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征組歌》的創作與傳播,我們能夠看見一套完整的歷史敘事生產的鏈條:真實發生的長征歷史,經親歷者蕭華把地理空間、歷史事件轉化為詩歌文本,再由作曲家進一步吸納沿途地方民間音樂后轉化為大型合唱,再經由舞臺、唱片、出版物、影像的傳播,最終形成一個“歷史事實—地理意象—聲音景觀—集體記憶—歷史敘事”的完整閉環。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