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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鮮活筆觸書寫偉大長征
來源:光明日報 | 王 杰  2026年10月21日10:36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紅軍不怕遠征難”的詩句已經深深地融入中華兒女的血脈,長征故事也以不同的方式被不斷書寫。2026年的中國文壇掀起一輪記憶回潮,特別是各大文學期刊推出一批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文學作品,以文學特有的審美視角、細膩筆觸和人文溫度,將悠遠歲月中不同人物的命運遭際、不同視角的心路歷程具象呈現,生動入微的歷史細節直抵文學之心,在紅色故事的敘事重構與語言錘煉中,為長征精神的弘揚、紅色基因的傳承譜寫壯麗篇章。

突出創新表達和思想追求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散文、紀實文學作品突出創新表達和思想追求,展現作者關于長征的個體生命體驗與真實情感體悟。來自革命老區的李曉君,在作品《山河述說》(《人民文學》第7期)中,沒有直接講述自己耳熟能詳的紅軍長征故事,而是巧妙地將開口講述的主體轉交給長征路上的山河風物,目送數萬贛南子弟夜渡出征的于都河、承載著蘇區婦女趕制草鞋支援前線縮影的春秀姑娘與警衛員謝志堅之間愛情信物的一雙草鞋、在炮火紛飛中被紅軍鮮血染紅的湘江水,以及地勢險要的烏江、白雪皚皚的雪山、沼澤險惡的草地,不再只是靜默的河山,而在訴說中“見證了一段偉大的歷史”。肖勤《那河,那岸》(《人民文學》第9期)以擬人化手法,書寫寒風刺骨的赤水河谷等待自己英勇疲憊的兒女們到來,在千年鹽運的土城碼頭親眼看到衣著單薄的紅軍戰士們露宿屋檐不入戶、砸開鹽倉給勞苦百姓分鹽。百姓態度隨后反轉,當紅軍在與敵軍作戰中傷亡慘重、亟待渡河的緊急關頭,土城人家家戶戶卸門板、解纜繩幫助紅軍連夜搭浮橋渡岸,文中反復出現的刺桐花不只是紅艷奪目的紅花,更是信仰之紅、軍民連心的“紅軍花”。同期刊出的龍一《長征小說與長征回憶錄》,則以創作談的方式回顧自己書寫長征故事的淵源,講述自己如何運用長征相關史實材料、如何讓細節生長出人物,對長征題材創作進行實踐層面的示范。

同時,有的散文以深沉筆觸,將歷史中的長征故事與尋訪者的長征故事、長征如何書寫的故事融會貫通,兼具歷史深度與當下情懷。胡世宗《無敵的鐵流——憶兩次重走長征路》(《中國作家》第9期)以自己的兩次重走長征路為切入,講述他1975年赴云貴高原初探紅軍遺跡,1986年沿中央紅軍路線全程走訪的故事。實地走訪中他與各地文壇師友的交流、與金沙江上當年為紅軍擺渡的老船工的交談、聽瑞金老紅軍唱《國際歌》、聽老紅軍講沉馬的故事、采訪流落在長征路上的紅軍等,生動形象地再現了作者如何尋訪、怎樣書寫的具體情形。重走長征路由此不只是懷舊之旅,更是打撈閃光細節、挖掘人性之光的征程。

王龍《孤軍探路的長征壯舉》(《長江文藝》第9期),以副標題“紅六軍團西征實錄”點明文章以戰事推進為線索。作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先遣部隊的將士們在困牛山寧可砸槍跳崖,也不愿誤傷被裹挾的百姓民眾,歷經艱險終于實現勝利會師。作品對長征故事的講述不是復述行軍路線,而是聚焦個體生命中的一雙草鞋、半截皮帶等微末之物,在他們的悲歡離合、生死去留之間,匯入集體記憶的洪流,進而立住歷史細節的實感。

將宏大敘事與個體微光巧妙融合

相較于散文書寫使長征故事有血有肉、生動鮮活,小說則以多維的敘事視角將宏大敘事與個體微光巧妙融合,在歷史真實與人情人性中呈現豐富立體的長征之路。20年前,歐陽黔森的《雄關漫道》中以宏大史詩的筆法記述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壯舉,他的新作《起來》(《當代》第5期)重點聚焦紅軍長征經過貴州期間,一位在動蕩中艱難求生的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冷小朵。類似的下移式敘事視角在其他小說中也有跡可循。陳斌先《北風那個吹》(《北京文學》第9期)以紅軍隊伍中“傳令排”的兩名年輕戰士為切入視角,稚氣未脫、血氣方剛的錢永義與孫德智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特點,但都在行軍途中目睹戰友們在危難關頭舍生取義、經受殘酷考驗,在火線與山林之間的穿梭中磨礪成長。柳江南《蘭芬的長征》(《中國作家》第4期)的主人公蘭芬則是產后僅10天的女紅軍,剛剛分娩的母親角色與革命戰士的身份在“走”與“留”的艱難抉擇中形成強大張力。女性的分娩、哺乳和產后虛弱的身體經驗被寫入其中,“休養連”這一特殊群體被關注,她們所面臨的醫藥短缺、傷病員多、痛苦徘徊等情形也被作家以細膩筆觸生動呈現。長征路上不只是充滿緊張的戰斗,紅軍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也是長征史的重要部分,歷史細節由此兼具溫情與神圣色彩。

多樣的視角與豐富的意象交織,構成這些小說的典型特色。占巴《1935年的青稞》(《民族文學》第7期)以藏族老僧人的觀察者視角展開。中央紅軍進入川西北高原松潘,在嚴重缺糧的情況下,幫助寺院救火、婉拒茶飯而吃野菜糊糊,以實際行動讓藏族同胞由恐懼、戒備轉變為信任。“青稞”意象貫穿小說始終,紅軍向寺院籌糧立下的“借糧木牌”被老僧人珍藏一生,長征路上的軍民情深、漢藏同心的故事得以具化呈現。羅榮《回鄉》(《星火》第3期)書寫老紅軍老宋在贛南參軍,長征途中因受傷與部隊失聯,最終落戶陜北靖邊,他計劃返鄉尋根,行前收到村民們熱情送來的雞蛋、饃饃和專門繪制的路線圖,村支書讓自己的女兒秀芝跟著照應,回到家鄉卻得知唯一的親人姐姐已病故。信天游、長城調的歌聲不斷回蕩在老宋的回鄉途中,“江西春天有映山紅,陜北夏天有山丹丹,都是世上最美的花”,寄托著老宋、秀芝等對贛陜兩地的深厚情感。金光《山高水長》(《莽原》第4期)取材于長征途中為紅二十五軍帶路突圍的“軍史布衣第一人”陳廷賢的真實事跡,小說敘事與正史材料交相輝映,以小人物的視角講述了山西籍貨郎陳廷賢在挑鹽賣鹽中遇到紅軍隊伍,冒著生命危險作向導,帶領紅軍成功突圍。軍長程子華贈予的一張字條“從今天起,你就是共產黨員了”,讓他堅持自我嚴格要求。長征題材小說中的多維視角,使得長征書寫不只是樹碑立傳、講述將帥史詩,更多地將筆觸轉向每一片紅土地上質樸的群眾百姓、長征隊伍中平實普通的士兵,他們的榮光夢想與信仰堅守,同樣值得被關注、被看見、被書寫。

在綿綿詩意之中傳承長征精神

如果說散文因為思想深邃、情感真摯,將長征故事講述得打動人心,小說以多樣視角重構平民的長征敘事,那么詩歌則以激情昂揚的情懷、新穎別致的音律,讓長征故事在言語與思想的縈抱中流動歌唱,長征精神也在或淺吟低唱或引吭高歌中賡續綿長。《詩刊》第8期推出紀念專輯,這些詩作的抒情線索多聚焦于長征史上的具體物象,如萬建平《一件羊皮襖的長征》中的“長征的路,比很多紅軍戰士的生命還長/羊皮襖見證了為生而死的訣別/也經歷了向死而生的奔赴”,周八一《重走長征路》中的“旗面上數不清的彈孔,每一個/都像星星,發出金色的光”,鐘宇《祁祿山長征小道》中的“那群人向深林求索/一條通往真理的必經之路,它蜿蜒曲折”……詩人們賦予羊皮襖、紅色報刊、軍旗、鹽、鐵索、小道等具體意象以豐富充沛的情感,表達物象背后的長征歷程,長征留下的不只是冰冷數字,更是帶著生命體溫的物的印記。許淳彥《雪與火的回聲》(《北京文學》第9期)以“夜渡于都,前路的靜謐被吹散”“土冢旁開滿無名野花”“草鞋也睡進大渡河的褶皺”“突圍的雪落在歲月深處”來隱喻長征途中紅軍戰士從于都河集結出發,穿過硝煙炮火、風霜雪雨,歷經艱難險阻,孕育著“少年的中國”的希望。同期刊登的熊游坤《雪山草地》除了描繪夾金山的孤獨、大渡河的鐵索、黑沼澤的絕望,更將筆觸指向大涼山的陽光。長征路上不只是艱難險阻,漢彝民族一家親的深厚情感也躍然紙上。

朗朗上口的韻律美和節奏感也是長征題材詩作的一個特點。亞男《紅軍標語》(《北京文學》第9期)中的“語言的號召力,在寒風中獵獵作響”,艾俊華《于都河》(《中華詩詞》第8期)中的“一河星火昭青史,浩氣凝碑與日長”,楊風雷《紅軍花》(《詞刊》第8期)中的“紅軍花啊紅軍花,高貴圣潔遍天涯。每一朵花都是你的日月光華,我守望你邁開新長征步伐”等,從90年前的長征故事出發,將意象寄托與情感表達延伸至當下生活現場,信仰的遠征仍在繼續,在歷史史實與現實交織的直抒胸臆中傳遞力量。長征詩歌作品中的長詩也別具風格。謝克強《一個人的長征》(《詩刊》第8期)以浪漫抒情的筆調聚焦一個普通士兵長征的經歷,從與戀人的依依惜別,到成長為先遣隊的勇士,隨后渡過烏江、沖鋒婁山關、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以小見大反映波瀾壯闊的長征歷程,將長征路上的艱難險阻具化為一名普通戰士的心路歷程。正如作者創作談中指出,這場跨越萬水千山的偉大遠征“不僅使之成為中國革命最鮮明、最動人的精神圖騰,也構成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長征情結”。郭新民《永遠的長征》(《人民文學》第9期)深情地表達黃河水、草鞋、雪山草地所寄托的長征情結,呼吁銘記紅軍英勇卓絕的犧牲,深思紅色江山的來之不易。

無論是基于真切歷史記憶與親歷體驗的散文、非虛構作品,還是以多樣敘事重構見長的小說,抑或情感迸發的詩詞,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文學創作都以生動鮮活的筆觸、豐盈飽滿的細節彰顯著獨特的藝術魅力。長征路上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看見,潛藏于歷史縫隙深處的人性之光也得以閃現,那些細致入微的山河風物情、紅軍信仰情、軍民魚水情和戰友生死情等,在市井煙火的包裹中抵達人心、觸動靈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長征,長征題材文學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以恒久的力量指引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賡續接力中傳承紅色基因、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作者:王 杰,系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