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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音專與抗戰歌曲創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吳亞南  2026年10月20日10:12

在九一八事變至抗日戰爭勝利這14年間,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以下簡稱“音專”)的師生以音樂為武器,以歌聲為號角,譜寫了一曲曲蕩氣回腸的時代樂章,與波瀾壯闊的全民族抗戰相應,發揮了先鋒隊和主力軍作用。

九一八事變的槍聲傳到上海時,音專聞聲而動,警覺奮起。事變后第五天,即9月23日,音專成立了抗日救國會——這是中國專業音樂院校中出現最早的抗日救亡組織。11月,音專教務主任黃自譜曲并與韋瀚章寫詞,創作了《抗敵歌》(原名《抗日歌》),發出了四萬萬同胞的怒吼:“家可破,國須保;身可殺,志不撓!一心一力,團結牢,努力殺敵誓不撓!”這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出現最早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一年后,黃自、韋瀚章又合作創作了悲憤壯烈的《旗正飄飄》。黃自親自指揮音專合唱團在杭州演出,“聽眾無不熱淚盈眶而奮起同仇敵愾之情”。《抗敵歌》《旗正飄飄》這兩首歌曲通過唱片很快傳遍全國。音專校長蕭友梅根據駱鳳嶙的詞“國家危險,好男兒奮勇爭先,哪管他山遙路遠,準備忍饑受寒,戰死沙場我情愿”,為義勇軍創作了一首充滿陽剛之氣的歌曲《從軍歌》。之后,陳洪、周淑安、應尚能、劉雪庵、丁善德、江定仙、陳田鶴等相繼創作了高質量、影響大的抗日救亡歌曲。1932年4月,劉雪庵將其中14首救亡歌曲匯編成集《前線去》,這是目前所知的中國第一本抗日救亡歌曲集。音專師生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國抗日救亡歌曲創作的第一波高潮。音專則成為抗戰救亡歌曲創作的“策源地”和“播種機”。此外,音專師生還走向街頭,為抗日義勇軍募捐。

七七事變的爆發拉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音專師生聯合上海戲劇界演出《保衛盧溝橋》。冼星海為劇作創作了同名歌曲。七七事變后的一個多月,淞滬戰役爆發,上海陷入戰火之中,音專慘遭日機轟炸,師生顛沛流離,校址兩年四度搬遷。但是,音專師生的抗日救國之心堅定不移。中國作曲者協會的骨干劉雪庵、賀綠汀、譚小麟等人聯合創辦了抗戰音樂刊物《戰歌》,成為團結抗戰音樂家,繁榮傳播抗戰歌曲的重要陣地。全面抗戰的形勢,使得音專師生的抗日活動更加頻繁,如賀綠汀、劉雪庵、冼星海等人介入電影主題曲創作;何士德、呂驥、胡然等人則組織歌隊上街宣傳演唱;還有師生奔赴抗日前線,去延安魯藝、加入新四軍。這一時期,音專師生的歌曲創作,內容更豐富,質量也更高,很多歌曲成為中國近代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的經典,如《在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洪波曲》《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犧牲已到最后關頭》《游擊隊歌》《嘉陵江上》《新中華進行曲》《為了祖國的緣故》《流亡三部曲》《長城謠》《把敵人趕出領土》《上前線》《延安頌》《八路軍大合唱》《新四軍軍歌》《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鐵軍》《歌八百壯士》等,幾乎每一首歌曲創作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賀綠汀創作的《游擊隊歌》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1937年冬天,賀綠汀隨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隊走上抗戰前線。在八路軍總部駐地山西臨汾城西郊劉村,辦事處主任彭雪楓親自接待他們,組織他們參觀學習。賀綠汀在炮兵團參觀時,八路軍將士告訴他,這些槍炮全是從日軍和閻錫山部繳獲的。將士們還向他們講述了艱苦的作戰條件。由于子彈稀缺,八路軍在戰場上有“三不打”原則:瞄不準不打,鬼子離遠了不打,看不清目標不打。這些情景觸發了賀綠汀的靈感。當夜,他就在老鄉的土炕上,就著一盞微弱的油燈,伏案寫詞作曲。他一邊嘴里哼著,一邊拍打身邊的小軍鼓,模擬在密林里夜行軍的輕快節奏,想到部隊的“三不打”原則,筆下便自然出現了“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的歌詞,“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成為歌曲中最具生命力的吶喊,他通宵達旦創作了《游擊隊歌》。天亮后,他就到軍營中教唱,戰士立即喜歡上并學會了這首歌。《游擊隊歌》很快成為游擊隊的精神戰歌。1938年初,這首歌在山西洪洞縣八路軍高級將領會議上演唱,受到了朱德、劉伯承、賀龍、任弼時等領導的一致贊揚,從此《游擊隊歌》在全國軍民中廣泛流傳。1961年,賀綠汀將《游擊隊歌》手稿捐贈給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該手稿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音專師生在創作的同時,還把群眾的歌詠運動推向一個更大的高潮。那時的武漢是抗戰文藝和歌詠活動的一個集中點。1938年1月,冼星海、張曙等人在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歌詠協會”,這是全國音樂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中華全國歌詠協會成立宣言》提出:“我們要用歌詠去發動民眾組織民眾,把他們唱上戰場,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斗爭。但是,我們不能是一盤散沙,因此我們把全國歌詠工作者集中在一個總體之下,有計劃地去開展全國廣大的救亡歌詠運動。”音專師生以專業音樂素養為救亡圖存服務,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書寫了輝煌的篇章。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