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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慶邦:“不可輕易把人寫死”
來源:北京晚報 | 劉慶邦  2026年10月20日10:08

文學創作始終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不會忘記,在我寫作的道路上,王安憶對我的指導性幫助。

王安憶和朋友們聚會,從左至右為王朔、王安憶、劉慶邦、劉恒、史鐵生。 作者供圖

王安憶的寫作忠告

1985年9月,我在《北京文學》當年第9期的“小說專號”上發了一篇短篇小說《走窯漢》。王安憶看得很緊張,也很喜歡,按她的說法,“好得不得了!”她推薦給上海的評論家程德培,程德培隨即寫了一篇評論文章,發在《文匯讀書周報》上,題目是《這活兒他做絕了》。第二年,程德培和吳亮編了一本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說集》,收入了這篇小說。林斤瀾老師在后來在文章里說:“劉慶邦通過《走窯漢》,走上了知名的站臺。”

一年之后的1986年10月,在《北京文學》的“青年作者專號”上,我又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玉字》。對這篇小說,王安憶也很喜歡,在關于故事和講故事的文章里,她說我把一個在高粱地里受到歹人糟蹋的可憐蟲,變成了一個復仇女神。她還說這個故事特別適合拍電影,拍出電影來一定很好看。在王安憶的小說講稿《心靈世界》里,她以《玉字》為例,講了小說的邏輯性情節、邏輯性動力和小說生成的動機。她講道:“你們看,由于一個報仇的動機,就將人物和事件從一般狀態推到比較高級的狀態,從一個簡單的狀態推到了復雜的狀態。我們常說彼岸,如何到達彼岸?就要靠有力的東西把我們渡過去,越是有力越是可能渡得遠。這個有力的東西就是動機。好的動機還有再生能力,它生出果來,果又成了因,因果相承,環環相扣,直推到遙遠的彼岸。”

對我后來陸續所發表的小說,王安憶只要能看到的,她都會看一看。她并不是對每一篇小說都看好,看到不太滿意的小說,她會及時給我寫信,指出不足。比如,我1988年在《北京文學》第3期所發表的短篇小說《保鏢》,王安憶就不太滿意。她給我寫信說:“你上一篇小說把人寫死了,這篇小說又把人寫死了,這就不太好。這是偷懶的做法,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的邏輯。小說不可輕易把人寫死。”王安憶的信很短,就小說說小說,就這么幾句話。但我一下子就記住了,對我后來的創作很有教益。

劉慶邦夫婦和王安憶 作者供圖

看見生命本來的韌性

我沒讀過大學,沒受過專業性的文學教育。我所接受的文學教育,大都是通過讀書間接得來的。王安憶對我創作上的指導,可以說是我受到的為數不多的直接文學教育。我問自己,你偷懶了嗎?問過之后,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是有些偷懶。對于小說的人物,作者不但可以隨意調遣,生殺予奪的大權也掌握在我們手里,我們讓他活,他才能活下去,我們安排他死,他也不得不死。把人寫死比較容易,比較省事,也往往能收到讓讀者震驚的效果。讓小說中的人物一直活下去,就不那么容易了,你得充分調動自己的想象力,不斷給人物以繼續折騰的動機和活力,人物的血肉才會逐漸豐滿起來,人性才會復雜起來,形象才會生動起來。再說日常生活中的邏輯。以前,我幾乎沒想過這個問題,沒有把日常生活和邏輯聯系起來、沒想到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背后還有邏輯在起作用。是王安憶的說法讓我醒悟,邏輯無處不在,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邏輯之中,并接受著邏輯的主導。拿生命的邏輯來說,人是很皮實的,生命力是很頑強的,千折萬磨仍堅韌,不會輕易死掉。而在小說中輕易把人寫死,既不符合生活常識,也違背了生命存在的邏輯。

我國的一些經典性文學作品,不是寫了人物的死,正是反反復復、不厭其煩地寫了人物的活。比如《西游記》中的唐僧,他死的機會太多了,不是九死一生,而是百死一生。因為在傳說中,吃了唐僧的肉可以長生不老,那些千奇百怪的妖精都惦記著吃唐僧的肉。可作者吳承恩千方百計也要讓唐僧活著,不能讓他死去。唐僧的信念和使命是去西天取經,他倘若半路死掉,就取不到經了。有時刀都架到唐僧的脖子上去了,還有時準備煮唐僧肉的水都燒開了,為唐僧保駕護航的徒兒們都會在關鍵時刻把師父救下來,他們一起走向下一個征程。可以說,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的任務就是保證讓師父活著,和妖怪們所進行的就是讓師父不死的斗爭。吳承恩的不偷懶和高明之處,就是讓從東土大唐而來的唐三藏一直頑強地活著,和妖怪斗法的故事一個接一個。其實讀者對唐僧能否取到真經并不是很關心,感興趣的是師徒們在取經路上險象環生的過程。隨著身披袈裟的唐僧活得健健康康,徒兒們活得歡蹦亂跳,《西游記》也“游”得長盛不衰。

我愛世俗的人生

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也是如此。小說的真諦是說人活著不容易,但不管再艱難,人還是要活下去,活下去。小說以一個叫福貴的男人為主線,串聯起普通生民一生所遭受的一系列艱難困苦。時代幾經變遷,苦難接踵而至。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他的所有的親人都離他而去,他跟一頭被取名為“福貴”的老牛相伴,仍在田地里耕作度日。唐僧的存活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取經。而福貴的活著沒什么明確目的,好像活著本身就是目的。

更高人一籌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托翁61歲時開始寫這部長篇小說,整整寫了10年,直到他71歲那年,才嘔心瀝血地完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長篇。小說內容主要寫的是,貴族出身的聶赫留多夫對農奴出身的瑪絲洛娃的拯救過程。小說從宗教“原罪”的概念出發,認為人類的各個階層都是有罪的。聶赫留多夫負責任地認為,正是由于他的罪,才導致了瑪絲洛娃的罪。這是一部懺悔之作,也是一部贖罪之作。如王安憶所說,托爾斯泰的這部作品,“不是以特征性取勝的,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高度。我想托爾斯泰永遠不會怕別人去摹仿他,也不用怕別人去擠他的地盤,因為他超出地面,站在高處。”也就是說,托爾斯泰看取生活的著重點,主要不再是身體上的苦難,而是精神上的苦難,主要不再是肉體的“復活”,而是靈魂上的“復活”和新生。

史鐵生的文章里反復說過,人還有一個名字叫欲望,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過程。既然人的生命是一個過程,那么我們寫小說也只能寫過程,短篇小說是短過程,中篇小說是中過程,長篇小說是長過程。而輕易地把人寫死,過程就中斷了,或者說就沒有了。收到王安憶的信后,再寫小說我就注意了,除了有的人不得不死,我才把他寫死。只要這個人還有一線希望,我就讓他繼續活著,以延長其生命活劇的過程。

我還想到,在我年輕的時候,覺得離死亡還很遙遠,死亡跟我還沒什么關系,反而愿意拿死亡說事兒,動不動就把一個活人寫死。現在隨著我的歲數越來越大,離死亡越來越近,卻對生命愈發尊重起來,對死亡的敬畏之心也提上了日程。

我愛世俗的人生,愛生活中存在的人們,也愛我小說中的人們,希望他們都好好活著。比如我最近剛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其中的主要人物原型,接連遭遇挫折后,兩次患了腦梗,人已經死掉了。但在小說的結尾處,我沒讓他死,只是說他睡著了。睡覺如小死。小死還不是大死。他的生命旅程尚未結束。

(2026年8月寫于北京朝陽。早上5點,窗外大雨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