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憂患的警示與生態建設的禮贊——當代中國生態報告文學發展綜論
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生態報告文學歷經1980年代發生階段、1990年代發展階段和21世紀尤其是新時代以來的繁榮階段。徐剛、哲夫、李青松、劉先平、古岳、陳啟文等是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代表作家。生態批判型、生態禮贊型、生態科普型和生態探索型構成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四大類型。警鐘長鳴的生態憂患意識,生態意識的駁雜繁復,知識性和文學性的交融,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和獨特的個人風格,則是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基本特點。當然,生態報告文學進一步發展,需要克服局限,堅持批判性和探索性并行。
關鍵詞
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生態憂患;生態建設;生態批評
生態報告文學是指以現代生態意識來觀照環境問題與生態危機,探討人與自然的生態關聯,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報告文學。中國作家對改革開放以來各種自然生態問題做出了全面準確的及時報道,創作了一大批生態意識鮮明、藝術成就較高、社會影響較大的生態報告文學,例如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大森林》、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馬軍的《中國水危機》、唐錫陽的《環球綠色行》、哲夫的《淮河生態報告》、方敏的《熊貓史詩》、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古岳的《凍土筆記》、任林舉的《虎嘯》、陳啟文的《可可西里》、李青松的《看不見的東北》、房偉的《太湖萬物生》等。它們作為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典型代表,對中國當代生態危機的揭示振聾發聵,對珍稀動植物和自然之美的描繪動人心魄,對奮戰于生態環境保護前線的英雄人物的報道頗具精神感召力。
國內學術界對生態報告文學的發展偶有論及,例如,章羅生在專著《中國報告文學新論——從新時期到新世紀》中把生態報告文學稱為“生態環保”派,是中國報告文學的八大流派之一;龔舉善在專著《報告文學現代轉型研究》中把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概括為五種模式,生態憂患模式居其一。國內報告文學研究多把生態報告文學歸入“問題報告文學”,強調其憂患意識、批判精神和針砭現實的傳統;此外,羅宗宇、雷鳴、閆慧霞、高旭國等學者都曾對新時期生態報告文學做過一定的梳理和論析。但隨著當前生態報告文學的飛速發展,既有學術研究顯得捉襟見肘,亟須繼續拓展。梳理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發展史,需要依托宏觀視野,凸顯重要作家作品以及文學史熱點問題,概括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類型與特征,分析其局限與前景,從而幫助讀者全面把握生態報告文學的歷史與動態,推動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研究,助力生態文明建設。
一 生態先驅者的吶喊與掘進
改革開放以來,生態報告文學存在三個前后相續的發展階段,即1980年代的發生階段、1990年代的發展階段和21世紀的繁榮階段。若更細致厘定,可以將2012年以來視為生態報告文學的新時代階段。
1980年代是生態報告文學的發生階段。彼時,我國同時面臨著自然生態長期遭受破壞所造成的歷史困境和改革初期經濟粗放發展所造成的現實生態危機,森林濫伐、水土流失、污染失控、物種銳減、垃圾橫行等生態問題已然凸顯;報告文學作家挺身而出,竭力高呼,冀圖喚醒民眾。徐遲的《生命之樹常綠》、黃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等作品流露出最初的生態意識。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則被視為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開篇之章。該文以開闊的全球生態視野,對北京面臨的嚴重缺水情況做了全景式描述,指出現代城市已出現嚴重的生態失衡。該文發表后引起極大關注,曾獲得第四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把該作品視為生態報告文學的開篇之作,既是歷史事實,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表明全國生態狀況已較為惡劣。
此階段社會影響最大的生態報告文學,當屬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徐剛本以詩歌成名,因痛感中國生態惡化的殘酷現實,轉而投身生態文學,希望以文學喚醒大眾的生態意識。《伐木者,醒來!》揭示了中國森林當時遭大肆砍伐和毀滅的現實危機,此文后來甚至直接影響到國家林業政策的制定。殷家璠的《孤獨的人類》則主要講述了青海省野生動物盜獵和保護問題,批判現代人的貪得無厭,呼吁保護野生動物,是較早關注青藏高原野生動物保護的報告文學。喬邁的《中國:水危機》主要關注全國缺水危機。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是為長江母親代寫的一份“萬言書”,全面呈現了長江上游水源林被伐、水土流失日益嚴重、中下游大城市排污嚴重,而環保部門對此卻無能為力,最終導致長江水生態日益惡化的嚴峻現實。徐剛的《江河并非萬古流》、劉貴賢的《中國的水污染》、麥天樞的《挽汾河》等都是直面當時水危機、河流污染等問題的代表性報告文學。尤其是劉貴賢長篇報告文學《生命之源的危機》通過豐富翔實的資料呈現了1980年代中國水危機,包括江河湖泊水污染、地下水抽空和污染、部分大城市的缺水危機,令人觸目驚心。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暢銷一時,也全面呈現了中國當時的生態危機。何博傳還指出貧困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徐剛的《沉淪的國土》、廉軍的《天地的悲愴》、李顯福的《土地的呻吟》等作品主要關注土地沙化等問題。
1980年代的生態報告文學仍處于萌芽階段,只有徐剛等少數作家具有較為自覺的生態意識,能初步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藩籬。大部分作家尚處于淺層人類中心主義式的環境保護階段,尚未意識到自然生態的內在價值。篇幅上,此階段生態報告文學短篇居多,中長篇匱乏。內容上,批判環境破壞的較多,如實描繪自然生態、注重深度田野調查的較少,此階段生態報告文學可稱為環保型報告文學。除徐剛若干作品外,大部分生態報告文學的藝術性略顯薄弱。
迨至1990年代,改革開放步伐加速,我國經濟穩步騰飛,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自然生態卻遭到忽視。淮河污染、滇池污染等堪稱典型的環境災難。越來越多的作家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及時反映生態破壞的嚴峻現實,參與環境保護。徐剛、王治安、陳桂棣、唐錫陽、馬軍等作家都貢獻了重要的生態報告文學,社會影響較大。
徐剛的《中國,另一種危機》《傾聽大地》《綠色宣言》等作品集相繼出版,關注中國水土流失、江河生態等問題,憂思郁結,激情充沛,生態意識顯豁,刷新了中國文學的生態維度。他于1997年出版的《神圣野種:動物之卷》等六卷本文集,視野開闊,規模宏大,生態憂患意識深邃強烈,豐沛的想象力和翔實的資料結合,呈現了生態報告文學的傲人實績。隨后,《伐木者,醒來!》還入選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綠色經典》系列叢書。
王治安的“人類生存三部曲”(《國土的憂思》《靠誰養活中國》《悲壯的森林》)出版后,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反響。尤其是《悲壯的森林》立足中國,眺望全球,剖析20世紀下半葉各地砍伐森林的功與過,生態憂患意識濃郁,數據翔實,知識密度高,文學性則稍有欠缺。
唐錫陽連續出版的《環球綠色行》(外國卷、中國卷),介紹了中外自然保護區、珍稀動植物的保護問題,聲譽遠播。他還投身民間環保活動,和夫人馬霞于1996年開始連續組織大學生綠色營,積極參與全國各地生態守護事業。受其影響,沈孝輝積極參加大學生綠色營,并寫下《雪山尋夢》。這是一部關注由唐錫陽、馬霞發起的1996年大學生綠色營考察滇西白馬雪山、保護滇金絲猴的長篇報告文學。作者刻畫了眾多堅守心靈凈土和自然生態的環保志愿者形象。
江河湖海生態亦為此階段生態報告文學重點關注的題材。陳桂棣《淮河的警告》社會影響最大,可與徐剛《伐木者,醒來!》并駕齊驅。該作品以生動的細節呈現出淮河污染的嚴峻景象,以翔實數據展示了淮河污染的總體情況,展現了國家治理淮河污染的堅定決心。它發表后,好評如潮,甚至直接推動了我國江河污染治理工程。馬軍曾走訪中國幾乎所有的大江大河,較早意識到環境危機,最終寫成《中國水危機》,全面探討長江、黃河等七大水域的水生態問題。他指出,只有當中國人變工程治水為生態治水時,中國大地上的水危機才能得到解決,此言至今仍有啟發性。徐劍和陳昌本的《水患中國》、郭同旭的《長江悲鳴曲》等生動呈現了1998年長江大洪水始末,分析了大洪水形成的綜合原因,列舉了古今中外治理水災的紛繁措施。
關注珍稀動植物保護也是此階段生態報告文學的重要題材之一。張雅文的《放下你的獵槍》關注東北虎保護問題,饒欠林的《華南虎SOS》則為華南虎的瀕危而大聲疾呼。李青松的《遙遠的虎嘯》關注江西野生華南虎,《孑遺》關注陜西洋縣朱鹮,《國寶和他的保護者》《秦嶺大熊貓》關注大熊貓的生死存亡。
生態建設的典型報道也開始頻繁出現于此階段生態報告文學中。邢軍紀、曹巖的《北中國的太陽》講述了我國三北防護林體系的建設故事,刻畫了許多令人感動的三北防護林工程建設模范,如山西保德造林英雄張候拉、寧夏彭陽李志遠、河北平泉鄭宗武、陜西靖邊張加旺和牛玉琴夫婦、在內蒙古恩格貝植樹造林的日本人遠山正瑛等。此外,楊兆興的《沙坡頭世界奇跡》講述了寧夏中衛沙坡頭植樹造林治沙奇跡;戴戰軍的《拯救與命運》關注遼寧本溪治理大氣污染;金輝的《大江源》則記錄了楊欣在長江源籌建中國第一個民間自然保護站“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的過程。
1990年代生態報告文學無疑實現了穩步發展。首先,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長篇生態報告文學相繼出現,徐剛“守望家園”系列、王治安“人類生存三部曲”、唐錫陽《環球綠色行》、馬軍《中國水危機》、邢軍紀和曹巖《北中國的太陽》等,篇幅厚重,內容廣博,風格繁復,是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重要收獲。其次,關注的生態環境問題多樣化,探索深度得到加強。此階段各種生態環境問題都得到了及時的報告反饋,尤其是《北中國的太陽》《沙坡頭世界奇跡》等關注生態建設的英雄人物,《環球綠色行》等關注世界范圍的環保潮流,《大江源》等關注民間環保的興起,拓展了報告文學的生態書寫范圍。最后,相對于此前綠色環保書寫,此階段生態報告文學在生態意識的掘進方面也頗有進步。陳桂棣、王治安等關注現實環境問題,產生了自覺的生態意識。唐錫陽等民間環保人士則是振臂高呼的生態理想主義者。
二 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報告文學的繁榮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騰飛,現代化發展加速,國民生產總值急劇增加,但生態環境問題關注度不夠,較大自然災害、污染事件頻頻暴發,例如SARS事件、汶川大地震、南方冰雪災難、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西南大旱、南方多城市洪災,以及近年來常刷新歷史記錄的夏季高溫等。這些災害事件促使國人反思人與大自然的關聯,重新對待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辯證關系。21世紀以來,我國政府也日益意識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并于2007年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2017年明確提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理念。至今,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兩山”理念、“美麗中國”說深入人心。在生態危機的刺激和國家意志的引領下,21世紀生態報告文學進入繁榮階段。徐剛、哲夫、李青松、李林櫻、陳啟文、劉先平、任林舉、李景平、馮小軍、房偉、王國平等的長篇生態報告文學傳播廣泛,影響甚大。舉凡江河湖海、森林生態、珍稀動植物保護、突發性自然災害、地方性生態故事、生態文明建設先進典型等,均于報告文學中得到全面呈現。
21世紀初期,若干長篇生態報告文學延續了徐剛“守望家園”式的宏觀筆法,對全局性生態危機進行描繪,例如陳廷一的《地球遺書》、朱幼棣和胡若隱的《我們家園的緊急報告》、蔣高明的《中國生態環境危急》等。蔣高明對中國生態問題的認識較為全面,《中國生態環境危急》的封面上寫著:“三十年來社會財富的急劇增長,三十年來生態環境的無奈倒退”。他呼喚綠色的經濟增長,揭露了水資源告急、森林消失、物種多樣性下降、草原退化、濕地萎縮、山體滑坡、地表下陷等各種生態危機,并進一步對生態危機的成因抽絲剝繭。此類全景揭露式生態報告文學能給讀者帶來關于中國生態問題較為完整的印象,但往往存在點到即止、細節匱乏的藝術局限。
江河湖海生態危機及其治理依然是21世紀報告文學關注的中心點之一。徐剛的《長江傳》在呈現長江自然風貌和人文景觀的同時,也重點揭露了水土流失、水質下降、水患頻發、物種減少等長江流域的生態危機。哲夫的《長江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淮河生態報告》對長江、黃河、淮河生態危機的揭露全面深刻,反響極大。以《淮河生態報告》為例,哲夫全面揭露了淮河流域水污染真相,凸顯了淮河水污染的治理和相關的環保意識,文筆優美,大氣磅礴,兼具人文情懷和生態憂思,與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遙相呼應。李林櫻為撰寫《啊,黃河……:萬里生態災難大調查》,孤身一人從黃河上游到下游,行程長達萬里,沿途調查黃河生態災難,歌頌保護生態、綠化荒漠的民間英雄。此外,陳啟文《命脈:中國水利調查》、董漢河《哭泣的內陸河》、丁春《拯救塔里木河》等書寫江河生態的作品均值得關注。
21世紀報告文學也關注到森林生態的興衰。李林櫻的《生存與毀滅》重點書寫了20世紀末期三江源和長江上游地區因森林濫伐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哲夫的《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全景式反映了21世紀初期我國林業生態現狀和生態建設,對原始森林消失后引發的生態危機的揭露力透紙背。李青松關注我國退耕還林工程,有《看不見的東北》等作品行世。而徐剛的《大森林》呈現了兩千年來我國森林生態和林業文化的變遷,視野開闊,啟人深思。胡平的《森林紀:我的樹,你的國》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是一部森林生命興衰史,和《大森林》遙相呼應,堪稱當代作家以報告文學形式書寫森林文化的雙璧,皆融合了科學家的精密觀察、博物學家的浩瀚目光和文學家的豐富想象。
關注珍稀動物保護也是21世紀初生態報告文學的重要主旨。江浩的《盜獵揭秘》批判了盜獵者對馬鹿、老鷹甚至大鴇的瘋狂獵殺。姜耕玉的《可可西里,我為你哭泣》關注青藏高原上藏羚羊的生死存亡。李青松的《貢貂》講述了東北森林中貂的凋零命運。方敏的《熊貓史詩》講述了大熊貓從被發現到被保護的詳細過程及其演化史,首次披露大熊貓保護的內幕消息。任林舉的《虎嘯:野生東北虎追蹤與探秘》以開闊視野描述了東北虎的種群變化。張慶國的《犀鳥啟示錄》講述了云南邊地珍稀鳥類保護現狀,展示了觀鳥旅游業與鄉村振興的奇妙勾連。2021年云南西雙版納野象群北遷,一度接近昆明,轟動全世界。劉東黎的《觀象》便聚焦云南大象面臨的生存困境,多維度呈現并反思人與亞洲象的生態關聯。陳啟文的《穿越人間的象群》則追蹤了群象遷徙過程,講述了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動物故事。余艷的《與鶴一起飛》則在采訪白鶴從湘贛到黃河入海口、松遼平原再到北冰洋沿線遷徙路線的基礎上,呈現了白鶴的生存習性、生態景觀,呼喚人鳥共生的生態美境。
新時代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國家主流,生態報告文學放棄了早期揭露生態危機的普遍寫法,轉而以塑造生態文明建設的正面典型為主,形成符合國家主旋律的生態敘事。沙漠治理、塞罕壩林場建設、國家公園建設、長江生態大保護等成為辨識度最高的時代焦點。以沙漠治理為例,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講述了當地人在20余年間通過植樹造林、恢復植被,成功治理大部分內蒙古毛烏素沙漠的驚世壯舉。2017年河北承德塞罕壩機械林場獲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頒發的“地球衛士獎”,關于塞罕壩的報告文學接連涌現,李春雷、李青松、馮小軍、王國平等均紛紛撰文。馮小軍、堯山璧的《綠色奇跡塞罕壩》堪為代表,作品以翔實細膩的筆觸,勾勒出三代塞罕壩人克服困難、不怕犧牲,在荒漠上成功造林的歷史進程,謳歌了牢記使命、艱苦奮斗、綠色發展的塞罕壩精神。2021年我國正式設立三江源、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由劉東黎擔任出版人的《自然書館·中國國家公園叢書》出版了10部長篇報告文學,介紹武夷山等代表性的國家公園。古岳的《源啟中國:三江源國家公園誕生記》則展示了三江源國家公園的前世今生。陳謹之的《國家公園》全景式呈現了中國國家公園創建的歷史進程。近年來,長江生態大保護也催生出若干長篇報告文學,如李魯平《長江這10年》、郭保林《大江本紀》、徐春林《和平長江》《長江本紀》、凌翼《長江新傳》、林東林《唯見長江》、張茂龍《風從江上來》等,新時代的生態長江形象噴薄而出。
新時代以來,中國作家協會和生態環境部努力推動生態文學的發展,各級地方政府宣傳部門也積極宣傳和記錄生態文明建設,因此,往往以項目制形式支持關于地方生態建設的報告文學。紀紅建的《大興安嶺深處》講述了內蒙古森林消防總隊大興安嶺支隊莫爾道嘎大隊奇乾中隊守護大興安嶺森林的故事。陳啟文的《中華水塔》關注青海省青藏高原的生態保護,把“中華水塔”之語落實到了報告文學書寫中。王潔的《過秦嶺》聚焦于普通人守護秦嶺生態的故事。任林舉的《躬身》全面反映了甘肅甘南全域創建無垃圾行動的“環境革命”,《江如練》則全景描寫廣西漓江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陳應松的《山水云南》是對云南省生態文明建設的全局性描繪。北雁的《洱海筆記》記錄了云南大理洱海的自然美與人文美。房偉的《太湖萬物生》對江蘇太湖生態島展開了豐富翔實的全景式書寫,從蘇南鄉村現代發展模式中洞察到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徐向林的《東方濕地》講述了2019年成功申報為世界自然遺產的江蘇鹽城黃海濕地的生態故事。黃亮斌的《湘江向北》講述了湘江從漫江碧透到嚴重工業污染再到經過治理回歸一江碧水的百年生態變遷史。王國平的《地球友好,你在奔跑》聚焦于浙江省獲得聯合國“地球衛士獎”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藍色循環”海洋塑料廢棄物治理新模式和“螞蟻森林”綠色公益項目等三個實例。李景平的《一泓清水入黃河》呈現了山西汾河生態治理的壯闊景觀。一方面,這些作品對各地生態文明建設成就做出了全景式描繪,立下時代存照,形成了積極奮進、昂揚樂觀的新時代主調,具有重要價值;另一方面,則因缺乏長期生活積累和深度藝術打磨,思想性和藝術性略有不足。
另有不少新時代生態報告文學以塑造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人物為中心,禮贊英雄,謳歌時代典型,引領世道人心。楊貴峰的《奔跑的綠洲》講述了寧夏靈武“治沙英雄”王有德在白芨灘林場造林治沙的感人事跡。辛茜的《尕布龍的高地》塑造了為發展青海綠色循環經濟和綠化西寧而奉獻一生的省級領導尕布龍形象。牛海坤的《額濟納河畔》講述了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時代楷模”蘇和在黑城地區綠化沙漠的時代壯歌。古岳的《杰桑·索南達杰》追溯藏族干部杰桑·索南達杰守護可可西里的生態壯舉。魯順民的《將軍和他的樹》則描繪了退休后返回家鄉山西左云縣植樹造林的張連印將軍形象。這些生態英模報告文學高揚理想主義旗幟,為中國當代報告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全新的人物典型。
新世紀生態報告文學的確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首先,越來越多的作家投身生態報告文學創作中。陳應松、何建明、李青松、哲夫、朱幼棣、肖亦農、陳啟文、任林舉、古岳等作家越來越關注生態報告文學。李林櫻、劉先平等老作家不辭辛苦,踏遍青山,四處尋訪,關注祖國的生態變遷;房偉、王國平、肖睿、牛海坤、徐春林等青年作家也不遑多讓。其次,重要代表作品相繼涌現。徐剛《大森林》、哲夫《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肖亦農《毛烏素綠色傳奇》、古岳《凍土筆記》、房偉的《太湖萬物生》等,各有千秋,各擅勝場。再次,拓展出新題材領域。21世紀報告文學不但關注江河湖海、森林生態、動植物保護等傳統生態題材,同時也關注民間環保人士、環保組織、國家公園以及日益擴大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代典型。最后,大部分作家擺脫了較為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確立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整體觀。
三 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類型與特點
四十余年來,生態報告文學已經取得了不俗成就,越來越多代表性作家作品涌現,產生了較大社會反響。歷屆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報告文學中便有生態報告文學的重重面影,例如,冷夢《黃河大移民》、陳桂棣《淮河的警告》、何建明《共和國告急》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梅潔《西部的傾訴》、楊黎光《瘟疫,人類的影子》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肖亦農《毛烏素綠色傳奇》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徐剛《大森林》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中,生態報告文學更是頻繁現身。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中國當代報告文學精品書系共11冊,其中徐剛《沉淪的國土》、陳桂棣《淮河的警告》入選。生態報告文學紛紛獲獎,無疑證明了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生態報告文學對我國生態保護能產生實際推動作用。徐剛的《伐木者,醒來!》、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就是典型。馬軍因《中國水危機》于2006年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個人物之一,《時代》周刊甚至認為,《中國水危機》對于中國環保的意義就像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對于美國環保的意義。唐錫陽的《環球綠色行》更是對民間環保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進入新時代后,越來越多禮贊型報告文學,也將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推到了大眾面前。
當代中國生態報告文學根據核心旨意,可以劃分為生態批判型、生態禮贊型、生態科普型和生態探索型四大類。生態批判型是指以揭露生態危機、批判和反思生態危機的社會文化根源為核心主旨的報告文學,徐剛《伐木者,醒來!》、陳桂棣《淮河的警告》、哲夫《淮河生態報告》、馬軍《中國水危機》等是其代表作。此類作品盛行于19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期,作品中生態憂患意識濃郁,情感峻急外露,飽含著強烈的知識分子啟蒙救世情結。生態禮贊型主要是以呈現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事跡和英雄人物為主旨的報告文學,肖亦農《毛烏素綠色傳奇》、任林舉《江如練》、古岳《杰桑·索南達杰》、房偉《太湖萬物生》等是其代表作。此類作品盛行于新時代以來,以主旋律贊歌激勵生態建設的世道人心,發揮報告文學的宣傳作用。生態科普型主要指以面向大眾普及自然生態知識、啟蒙生態意識為核心追求的報告文學,唐錫陽《自然保護區探勝》《環球綠色行》、劉東黎等《自然書館·中國國家公園叢書》、李青松《薇甘菊:外來物種入侵中國》等是代表作;此類作品資料翔實,對相關自然生態的描繪集中生動,生態意識鮮明。生態探索型主要是指集中于特定地方或某種生態問題做出系統深入的田野調查,呈現獨特生態景觀的專題式報告文學,方敏《熊貓史詩》、劉先平《走進帕米爾高原:穿越柴達木盆地》、陳啟文《中華水塔》、任林舉《虎嘯》等是其代表作。此類作品多把生態書寫與人文歷史、地方志等融為一體,構造出具有學術景深的生態報告。當然,這種劃分只能提供粗略輪廓,許多生態報告文學往往同時兼容幾種不同類型,呈現為復合型,例如,古岳的《凍土筆記》融合了生態批判型、生態禮贊型和生態探索型,鑄就了關于青藏高原復合型的生態敘事體。
當代生態報告文學存在鮮明的四大特點。一是警鐘長鳴的生態憂患意識。對于徐剛等作家而言,創作生態報告文學的初衷是對鋪天蓋地的生態危機的警覺與憂患,是對人類生存家園淪喪的擔憂與恐懼,是喚醒生態意識的焦灼與祈望。因此,40多年來,中國生態環境危機、突發事件,在報告文學中得到最全面具體的藝術呈現。即使像劉先平這樣以自然探奇揭秘為追求的作家,也具有深厚的生態憂患意識,他的《走進帕米爾高原——穿越柴達木盆地》對青藏高原上森林遭伐等生態問題深表憂慮。其實,新時代生態禮贊型報告文學也普遍存在著對生態破壞的歷史回顧與擔憂,例如,王國平在《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中對浙江臺州磚窯廠造成的環境污染多有描繪,透露出面向歷史的生態憂患意識。這種生態憂患意識可以視為當代生態報告文學顯著的精神徽章。
二是生態意識的駁雜繁復。王諾曾說:“生態整體主義是生態哲學最核心的思想。”這種生態整體主義是生態意識的理想狀態。但在當代報告文學中,不同層次、不同立場的生態意識雜然共處,繪就了生態景觀的斑駁陸離之美。沙青、岳非丘、陳桂棣等作家多持保護環境,從而保護人類利益的淺綠生態意識;方敏的《熊貓史詩》、江浩的《盜獵筆記》、任林舉的《虎嘯》等描繪熊貓、東北虎等珍稀動物,反對盜獵,多持動物權利保護立場;徐剛、古岳、李青松、劉先平、唐錫陽等作家則自覺確立了愛護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整體主義立場。中國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眾生平等的生態智慧,西方深層生態學、荒野崇拜、大地倫理學,乃至民間的萬物有靈論等,都不同程度影響了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生態意識。
三是知識性和文學性的交融。生態報告文學不同于一般報告文學的最鮮明之處,便是它涉及知識面極廣,包括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乃至氣候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知識。徐剛寫作《大森林》時,對植物學、生態學、環境學、歷史地理學等方面的論著廣搜博采,并進行實地調查,親身體驗。例如,第六章《地上地下》在描寫植物的根時,既展現了精密知識,又洋溢著豐沛的詩意。實際上,生態報告文學在直抵萬物的真相時,再融入作家濃烈情感、精巧構思、典雅語言,文學性便會撲面而來。
四是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和獨特的個人風格。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理由曾指出,報告文學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寫”,生態報告文學更是如此。優秀的生態報告文學是行走者的文學,只能來自作家專注而高強度的田野調查,無法向壁虛構或依賴書山文海。徐剛、劉先平、唐錫陽、哲夫、李青松、李林櫻、任林舉、古岳、陳啟文等作家都是踏遍山川,櫛風沐雨,遍覽祖國生態狀況,積累了豐富的田野經驗,才發而為文。因關注點與性情的差異,不同作家也往往形成了具有辨識度的個人風格,例如徐剛的詩意飽滿、激情澎湃,劉先平的探幽入微、道義擔當,唐錫陽的質樸深情、環球統觀,哲夫的峻急宏闊、鐵肩辣手,李青松的高瞻遠矚、長袖善舞,古岳的高曠悠遠、憂慮深廣等。同時,作家身份也會影響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發展特點。
結 語
當代生態報告文學的發展脈絡、成就、類型和特點如上所述,此外,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當代生態報告文學在關注生態問題時,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盲區。國人最為關心水利和土地問題,因此,關注江河湖泊、國土資源的報告文學作品數量最多,其次是對森林和珍稀物種的關注。但是,對垃圾泛濫、全球氣溫升高、土地的重金屬污染和抗生素污染、海洋生態惡化等重要生態問題的關注就相對較少。斯洛維克也指出:“隨著全球環境危機每況愈下,我們空前地認識到氣候變化、大規模野生動植物滅絕、工業有毒物泛濫以及其他相關問題的緊迫性。”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國在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更廣泛的生態環境問題。中國作家需要具有更為開闊的全球視野。
其次,當代生態報告文學存在著科學精神不足的局限。梭羅的《緬因森林》、約翰·繆爾的《我們的國家公園》、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等美國生態報告文學,大都具有十分嚴謹的科學精神,作家會對某個生態問題、某片森林和地域或某個物種展開長期的實地研究,他們對相關生態問題的認識毫不遜色于專業科學家。但我國生態報告文學作家大多是記者出身,沒有受過嚴格科學訓練,對生態保護的關注往往出于樸實的人文情感。生態學家蔣高明的《中國生態環境危急》一書明顯具有更為嚴謹的科學精神,而國內其他生態報告文學往往缺乏科學的精確性、嚴謹性。
最后,當代生態報告文學在藝術方面也存在著一定局限。例如題材過于扎堆、重復,關于水危機、水污染的生態報告文學過于同質化;大量生態報告文學過于依賴數據,缺失文學想象力和關注細節的藝術魅力;不少主旋律式的生態報告文學在塑造時代典型時趨于片面,缺乏文學典型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持續加深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鼎力推進,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作家投身于生態報告文學創作中,生態報告文學會涌現出更多佳作,產生更大社會影響。2023年5月,生態環境部、中國作家協會曾聯合印發《關于促進新時代生態文學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為新時代生態文學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作家協會關注生態文學,湖南、廣東、青海等地紛紛成立生態文學分會,生態報告文學也會乘此東風,大為發展。
值得強調的是,生態報告文學的批判性和探索性。范培松曾說:“正是批判把報告文學和游記等文學劃清了界限,也正是批判把新聞的真實效應和文學審美功能黏合起來,成了新的文學樣式——報告文學。”對生態報告文學而言,對生態危機的批判性是支撐其高飛的重要一翼。蒂莫西·莫頓曾說:“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對特定生態創傷保持適度震驚和焦慮——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態創傷,正是定義人類世的本質所在。”今天,人類依然面臨著資本的無限增殖、消費社會中普羅大眾對物質消費的上癮與有限的地球生態承載力之間的矛盾,而單純依靠經濟增長和技術開發,并不能解決生態問題。全球性生態危機依然是最嚴峻的生存現實,生態報告文學若缺乏了對生態危機的批判意識就會陷入浮游無根的困窘中。李少君曾說:“生態的和諧平衡,已經成為現代人追求的最大目標之一。”而生態的和諧平衡,始終面臨著生態危機的嚴峻考驗。生態報告文學的探索性是其賴以飛翔的另一翼。生態報告文學以文學的形式探索大自然的奧秘,探索人與自然的生態關聯,探索生態文明建設的可能性,探索地球號宇宙飛船的生態規律。因此,生態報告文學需要宏闊的宇宙視野,嚴謹的科學精神與高超的文學技巧。當批判性與探索性協力并進時,生態報告文學的繁榮發展將指日可待。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