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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鄉土、后鄉土與新鄉土
來源:《文藝爭鳴》 | 劉大先  2026年10月20日14:40

鄉土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以來最為重要的文學書寫脈絡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論述。基于超穩定的“鄉土中國”理論模型,“鄉土”呈現出傳統社會主體的靜態化、社會空間的地方性與社會關系的熟悉性特征,盡管其中不乏鄉土主體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的被動與自發性流動,以及兼業現象,但總體來說,費孝通所勾勒的理想類型是適用的。在現代鄉土文學書寫當中,鄉土或者作為啟蒙、動員與改造的試驗田,或者作為寄托希望的浪漫主義“希臘小廟”,它們或許蘊含著某種文化創造創新的潛能或者對于主流精英文化的替代性方案,但都是客體與對象化的存在。

因此,在討論現代鄉土文學“鄉土性”的時候,人們往往會歸納出血緣、地緣、業緣共同體,人際的熟悉關系,情感與道義聯系這樣的特質。然而,這種情形在20世紀40年代后就有所改變,盡管某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積淀依然存在,空間重組、人口與信息及技術的流動性已然到來。從解放區的土地革命開始到20世紀末,中國的鄉土社會已經經歷了革命、改造、改革與市場轉型的四次歷史變遷。這不能用“共同體”與“社會”的簡單對立進行描述,而可以視之為鄉土及鄉土民眾作為文化生產與創造的主動主體浮出了歷史的水面。

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土地革命,隨著土地所有制的變化,鄉土社會關系與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土”的性質決定了“鄉”的轉型,1949年到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則變革了國家與鄉村的關系,村落從地方性走向了公共性和政治性。20世紀80年代初在全國推廣開來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則在古老的鄉土社會小農生產和社會主義早期集體所有制生產之間探索出了一種既有傳統性又有計劃性的家庭農業,鄉土演變為亦工亦農的社會空間。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推動了略顯封閉的鄉土社會走向“大流動”時代,農民與政府、市場之間的關系成為鄉村的主要生產關系,農民則游走在鄉村與城市的多重空間。這就是陸益龍所說的“后鄉土中國”。

作家與文學史的書寫者身在“后鄉土”的情境中,很少能窺破其間的真相,只是在一種朦朧的感知中描繪了農村的改革、城鎮化進程、基層治理中的情感與人性變遷。當然,文學即便是現實主義取向的作品也未必一定要同外部世界亦步亦趨,然而關于“后鄉土”的書寫確實是滯后的,至少沒有出現能體現時代精神的作品,21世紀后新農村建設與美麗中國的主導性話語也未能改變這一點。我曾經在《確定性的顯隱:鄉村敘述的嬗變與“三農”的再認識》一文中,試圖采用“鄉村敘述”來取代“鄉土文學”“農村題材創作”“農村改革小說”之類表述,以區別于原先的話語——畢競在“新時代”以來脫貧攻堅的國家行動與鄉村振興的語境中,中國的鄉土已經呈現出其全然不同的能動性面目。

新時代中國鄉村的發展,同時具有“全球共性”與“中國經驗”的雙重特點。“全球共性”不僅是指在物理現實和心理現實層面的交通、交往與交流,更是指中國鄉土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地方一樣同處“烏卡”(VUCA)時代,充滿變異(Vo1ati1ity)、不確定(Uncertainty)、復雜性(Com P1exity)、模糊性與含混性(Ambi8uity)。在流動的現代性中,鄉土無法自外于這種彌散性的、共通的、烏卡特征環境,既充滿了危機與風險,也不乏機遇與生長空間。

“中國經驗”則是指區別于其他城鄉分化、貧富割裂的國家,中國通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脫貧攻堅,集中力量解決了鄉村的絕對貧困問題。代表性的兩種方式,一是區域聯動的東西部協作,以解決區域性落差問題;二是個人和組織等各種形式的“結對子”扶貧。這個扶貧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同時也是觀念與精神層面的扶志和扶智,從而進入全面鄉村振興的新階段,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不斷推進,因而會有“城鎮中國”的提法,也相應帶來了新型的發展模式與文化形態。

鄉村振興的歷史性變革體現為鄉村的中國式現代化,它并沒有跟從啟蒙現代性的單一路徑規行矩步,而是因地制宜地結合了中國鄉土的實際,具體表現為農業的科技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比如“互聯網+”、文旅融合、農旅融合、碳抵消的環保合作等方式,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比如說“碳抵消”,它允許發展途徑和形態不同的企業、組織、地區,通過購買碳信用額度,來抵消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或其產業運營中無法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這在先發與后發地區的協調發展過程中會發揮重要作用,體現了全國一盤棋帶來的活力,有利于保持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這就使得我們現在的鄉村,不再只是傳統文學作品中的“風景畫”“風俗畫”或“風情畫”,而是呈現為折疊、開放、流動,充滿各種可能性,展現出參差多樣的風貌。為文學書寫提出了新的挑戰與資源。

晚近這幾年,在類似的共識中,中國文學批評話語提出了“新鄉土”的說法,隱含了一種在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中重新梳理并開拓關于鄉土議題寫作的意圖。顯然,這里的“鄉土”不再局限于農村、農業與農民,而是具有某種文明論的內涵。《莽原》從2024年開設的“新鄉土”欄目,可以視為一個標志。該刊對“鄉土”做了文化意義上的重新闡釋:“泛指鄉邦故土,是以特定的地理、文化、風物、人情為標識的物理地域。它是我們的出處,是我們與世界發生關聯的源頭,是我們社會學上的故鄉——包括但不限于農村。農村固然是鄉土本有之義,城鎮同樣也不外于鄉土表達,而對于去國遠游、客居外邦的人,具有獨特文化和特殊情感的祖國,就是根脈所系的鄉土。”在這種“新鄉土”視野中,曾經一度受陸地文化中心影響的鄉土文學,也可以容納城市文學、海洋文學與移民文學的內容。

至少到目前為止,在“山鄉巨變”的文學設計和倡導中,懷舊的溫情、鄉土的挽歌與現實的素描依然是主流的書寫語法。如何進行鄉土書寫的創變,靠近理想中的“新鄉土文學”?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開拓。

第一,走出同質化的鄉土想象,描摹有著不同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生活習俗的鄉村,寫出各個地區的鄉村的個性化發展之路。回顧文學史,我們發現,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在趙樹理、柳青、周立波、丁玲、孫犁、浩然等作家的帶動下,形成了鄉土寫作的不同群體和傳統,如晉陜傳統、瀟湘傳統、冀魯傳統。但總體來看,作家們對西南地區鄉村的關注并不是特別多,或者說,沒有形成一種真正有影響的書寫范式。四川當然是一個例外,沙汀、周克芹、李一清、賀享雍、羅偉章、杜陽林也可以稱為巴蜀傳統。然而更多的西南地區,如廣西、云南、福建、海南等地,它們的發展模式,和中原與北方有差異。這些地方的鄉土大地也許有著多元的生計生活方式、文化遺產與生態資源,倡導生態立縣、開放活縣、文旅興鄉,然后才是工業富鄉、商業富鄉,實現城鄉融合。在廣袤的中國疆域中,存在著文化多樣性與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西北鄉土的游牧民文化就有著截然不同于基于農耕稻作文化總結出來的鄉土經驗,而東北森林河流地帶也有著漁獵文化的記憶和實踐。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不能用某種單一模式來處理鄉村經驗,要深入基層之中,看到不同鄉土的個性化、地域性、差異性。觀察并書寫鄉土的多樣風貌,是鄉土題材與觀念的增殖與擴容。

第二,塑造出不同于土地改革時代、合作化時代、改革開放時代的新農人形象,將其作為城市與鄉村、農業與兼業、科技與人文相融合的新時代主體。“農民(牧民/漁民……)”從來不是一個固定的職業或身份,他們可以成為學生,成為公務員,成為商人,成為解放軍戰士,具有無窮的潛能。另外,隨著人口的流動、空間的位移,農人的身份也變得愈加復雜化。比如,一個農民,可能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國外務工、遠洋航行、修建鐵路、開掘礦藏、經營企業。即便是待在鄉村里的農民,他也可能從事農耕種植,但是使用科技化的手段來操作,甚至開辦自己的企業,也可能從事電商與服務業。這需要作家去除掉對農民的刻板印象,將其視為人我無別的同時代人,而非時代的他者,看到鄉村生產與生活的新形態。在這個意義上,農人是一種鄉土基質,在農民形象的“變”與“不變”中才能真正意義上發現鄉土文學的意義和價值。

第三,在生產生活方式中,刻繪新鄉土的倫理道德、情感結構與感受方式的微妙細膩變革,在個性化中凸顯出總體性的社會律動與時代精神。城鄉互動與一體化進程形成了開放、動態而生機勃勃的鄉土現實,強有力地擴展了鄉村的經驗領域、表述空間與認知理念:比如熟人共同體與陌生人社會的相互嵌入,離鄉謀生與返鄉之間的張力,人與土地的關系增添了人與金錢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于,當代鄉土不再是靜止、凝滯、有待發現與改造的對象,而是流動、敞開、主動變革與更新的關系性場域,不僅是一種文化載體,更是一種新文明的創生。無論從生活方式、認知感受還是精神結構上,鄉土都承載著中西古今一切文化與技術的成果,并且時刻不停、永無止息地在創造著自我與世界。正因為如此,我們的作家需要把眼光放開,保持心胸開闊,來真正面對新時代鄉村的種種關系性、結構性變化,創作出更多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