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70后”作家鄉土小說的倫理敘事
“70后”作家群是作家代際研究的代表性對象。這一作家群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們幾乎與中國鄉土社會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同步,經歷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他們大多數人具有一定時期的鄉土生活經歷,后來通過升學或工作到城市定居,往往自創作開始就處于旅居城市、回望鄉土的狀態。“70后”作家屬于“最后一代擁有‘鄉村故鄉’的作家”。鄉村“未完成的現代性轉型”還在繼續,當下作家依然面臨著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新時代“山鄉巨變”等一系列新的鄉土社會現實。
中國鄉村具有倫理特質,是梁漱溟說的“倫理親情社會”,維系人際關系的不僅是法律條文,更是源于血緣親情的家國情感結構。在鄉土中國的變遷中,鄉土社會的倫理也隨之發生改變。鄉土社會在集體化的組織下,農民的道德感較強,鄉土社會和諧有序。“70后”作家的少年記憶中保留著親善和睦的鄉土倫理記憶。20世紀90年代在市場經濟浪潮的影響下,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盛行,鄉村倫理道德觀念也發生遽變。“70后”作家剛好經歷了這個鄉村倫理轉型時期,他們的鄉土小說寫作持續反映和參與建構了變革時代的倫理。
一、“70后”作家的鄉土小說的倫理敘事的總體維度
“70后”作家這一代際命名最早出現在南京民間文學刊物《藍黑》的封面上。
它并非限定或確指為出生于1970—1979年的作家,而是要在出生年份的基礎上做出靈活處理和讓步。同時從作家自身感受出發,強調具有共同時代記憶和感受,趨向于作家身份認同的定義。鄉土是“70后”作家的重要創作資源。
這一代作家是在較長的時間段內分批出場的。第一批作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登上文壇,其中以鄉土小說創作為主的有魏微、劉玉棟等;第二批作家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逐步登上文壇,徐則臣、李駿虎、喬葉、李師江等都在鄉土小說創作上發力較多;第三批作家在21世紀以后開始創作鄉土小說,如魯敏、盛可以、張惠雯、付秀瑩、朱山坡、曹寇、常芳、葉煒、梁鴻、田耳、張楚、黃詠梅等。他們的作品都關注鄉村倫理變遷和倫理問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他們關注的倫理向度與主題,包括個人生存倫理、家庭倫理以及社會倫理。從鄉土社會到城鄉中國的轉型過程中,不論是務工者還是留守者,尤其是鄉村女性,她們的生存問題一直都是鄉村底層敘事的隱疾。城鄉流動頻繁,當鄉村女性從家庭走進城市、走入社會面臨個體生存時,她們往往因無法確立自我價值而出現倫理混亂的道德危機,很多女性認為販賣身體、供給物質生活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付秀瑩《陌上》、盛可以《青橘子》、張惠雯《如火的八月》、徐則臣的“花街系列”、葉彌《晚風輕拂落霞湖》、朱山坡《喂飽兩匹馬》等作品中都關注女性身體被消費化的現象,還原現實的女性困境。同樣,鄉村留守者默許進城人員的家庭缺位,無法對父母盡孝,忽視孩子的成長過程,不能滿足夫妻的情感需求等傳統倫理無法化解,甚至被理解為不道德的問題,但這些情感需求已然被更大的生存壓力所壓縮、稀釋。
從家庭倫理來看,父子兩代人的生存經驗和人生規劃與過去相比發生了變化,父親順天應時、系命于土的自然生存法則遭受了兒子們的集體圍攻。換言之,“新逆子”們復制了“五四”“走出家庭”的口號,將其替換為“走向城市”而對保守的父親們重新發出挑戰。如李師江《福壽春》中三子細春寧可湊錢去外鄉養殖蟶子,也不愿守在土地里經風歷雨,父親的農耕方式無人繼承,守土在鄉和離土離鄉的價值分化形成新的代際溝壑。同樣在婚姻關系里,新的自由主義風尚促使傳統道德的壓力得到釋放,婚姻倫理試圖滿足個人主體的欲望、體驗、思考和實際需求,這在“70后”作家的鄉土小說創作中就反映為婚姻“自我”與“私人”的價值介入,尤其是以個人體驗為主導。這種“自我”強調自我感受、情感、需求以及存在,其“私人”性質表現為拒絕公共倫理制約,具有去道為己的色彩。它們復活了傳統倫理壓制下人的潛在意識和情感訴求,在挑戰既有規范的同時,也完成從內而外有關個人本體的思考,形成強調個人體驗的新婚姻道德倫理。當“50后作家”“60后作家”將生育的價值提升到生命延續以及對死亡抗爭的倫理意義,并以此贊頌生育時,“70后”作家盛可以則在《息壤》中提出“女性是不是擁有對于生育自主權”的時代命題,這是生育倫理中個體對于自我身體的現代性觀照。新婚姻倫理對個人體驗的強調還表現在“70后”作家對婚外情的道德體察上。這代作家對于婚外情的認知不再是不由分說地審判,而多了些“了解之同情”。魏微《大老鄭的女人》中男女二人組成“臨時夫妻”,女人半良半娼投靠大老鄭以供養鄉下的丈夫,獨身的男人也暫時擁有“妻子”的陪伴。全新的“臨時夫妻”的婚姻觀念顛覆了傳統的婚姻倫理,以一種更貼合人性需求、滿足個人情感的新型關系運行著。
在社會倫理方面,“70后”作家的鄉土文學書寫肇始于市場化鄉鄰倫理的嬗變,相對完整地反映了互助友愛傳統式微的過程。在前工業社會,鄉鄰情感的維系依靠民俗、節日、禮儀、習慣等共同文化和活動儀式,共同參與婚喪、嫁娶、祭祀等強化了村落共同體的精神情感紐帶。20世紀90年代末鄉村集體化生產模式逐漸被個人承包制取代,行政村鄉鄰間的聯系從相似的生產、生活空間退居了出來,鄉村社會也逐步變成賀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會”,隨著熟人社會的禮治秩序和長老統治的分化和解體,原本在互相了解、傳統習慣之下形成的友鄰關系已經具有陌生感。劉玉棟《給馬蘭姑姑押車》、魯敏《思無邪》、朱山坡《跟范宏大告別》、魯敏《紙醉》等都對這種鄉鄰關系的變化進行了關照。同樣,社會在對人們的經濟活動進行治理,以及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表現出來的道德觀念和規范。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依托的“契約精神”,也就是中國傳統倫理的信義文化中,在鄉土社會逐步向城鄉社會新舊交替轉型過程中,不穩定因素造成經濟倫理出現真空地帶,也就出現正義、誠信契約精神的悖理現象,這一代際作家表現出對于社會經濟契約精神的倡導與守望。“70后”作家田耳創作的一系列作品關涉經濟倫理問題,反映了鄉土社會經濟活動中唯利是圖的思想。《到峽谷去》《韓先讓的村莊》以旅游開發為核心,通過悲劇的鄉村詩學觸及鄉村改革的倫理問題。總體而言,“70后”作家對于鄉土倫理的主動選擇和書寫,反映出這一代際對倫理變化產生的普遍內心焦慮。作家在對過去及當下倫理道德變化的確證中,試圖構建內心理想的倫理圖景。這些作家試圖用文學社會學的觀察視野,履行作家對于鄉土社會變遷的追蹤和體認,并對鄉村倫理敘事展現出不同向度的寫作態度,借此對現實問題給予多角度的參照。
二、分化與浮動:“70后”作家的創作姿態
文學創作對于社會倫理事實的講述,不僅取決于倫理本身是什么,還取決于作家的創作態度和情感立場。“70后”作家的創作姿態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趨向,總體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部分作家陷于對20世紀60—70年代鄉村倫理的追憶和懷戀,企圖建構溫馨詩意的倫理時空,以對抗現實倫理變革帶來的撕裂感。第二種是面對鄉村倫理變化表現出的困惑以及強烈的批判性,大部分“70后”作家展示出對傳統倫理消解時心態上的焦慮。第三種集中在新世紀近期的鄉土文學創作,表現為相對平和、釋然的創作姿態。
(一)懷舊與感傷:想象的烏托邦之鄉
較早關注到“70后”作家鄉土小說具有懷舊傾向和感傷色彩的學者是賀仲明。他意識到“70后”作家在倫理敘事層面并沒有完全聚焦于現實鄉村狀況的描寫,而是強調“對往昔鄉村倫理世界的懷戀和溫情感受”。以鄉土小說創作為主的“70后”作家,如魏微、劉玉棟、魯敏、付秀瑩、艾瑪、徐則臣等聚焦于20世紀60—70年代的鄉村世界。他們的創作有意識地回避現實,往往以童年視角介入,通過回憶來主觀建構理想中的鄉村倫理世界,以安撫當下鄉村倫理斷裂后的迷茫情緒。在“70后”作家筆下,20世紀60—70年代鄉村倫理呈現出和諧友愛、互助有序的淳樸傾向。很多“70后”作家明確把自己的鄉土寫作和內心倫理訴求聯系起來,正視自己的懷舊傾向并執著于此。
首先,這種懷舊姿態表現為對美好鄉土人倫親情和愛情的思慕眷戀。魏微的《流年》中的小蕙子與爺爺奶奶共處的美好回憶,是她遠離父母暴力、安慰她心靈的溫柔舊夢。付秀瑩的《舊院》中“我”對姥姥大院子的回憶,承載著姨母們的苦樂年華,親人間的親近與人心的較量拉扯著“我”的童年歲月。其次,“70后”作家的懷舊姿態也表現在對日益消失的傳統民風、民俗的牽念。魯敏的《六月半》關注到鄉村的婚俗倫理,認為送帖婚俗凝聚了傳統鄉土社會對男女結合的道德化體認。劉玉棟的《給馬蘭姑姑押車》寫到女子出嫁、男孩押車的習俗,聚焦紅兵押車因睡著而錯失賞金后的辛酸、喜悅和自尊心受挫的微妙心理。最后,“70后”作家的懷舊帶有某種精神尋覓特征,表現出對傳統社會中鄉民自然、自由生命狀態的向往。李駿虎的《用鐮刀割草的男孩》回憶了20世紀70年代的鄉村,少年馬開為了打個銀戒指躬耕勞作,欲望單純不含貪婪。徐則臣的《鏡子與刀》中少年九果和穆魚用鏡子和刀反射太陽光傳遞友情,建立了精神向度的理解,作家懷念的是傳統社會中弱小生命間的溫暖關懷。
這些“70后”作家憑借懷舊、回憶創建的是遠離當下現實的理想倫理世界,是由童年碎片生發出的烏托邦王國。魏微的微湖閘、魯敏的東壩、付秀瑩的芳村、徐則臣的花街等都是念茲在茲的懷舊療愈空間,他們堅守傳統倫理的高尚道德,營造遠離現實的心靈陣地。“懷舊”曾被視為一種可以治愈的情感疾病,是人啟動自我防御機制保護已損失的情感。在面對當下鄉村倫理斷裂的不穩定狀態時,如鮑曼所說“過去成了值得信任的對象,人們逐漸放棄了選擇那即將破產的希望和未來的自由,更不再為之而努力”。從這個層面來說,“70后”作家的倫理懷舊是一種對集體記憶和共同情感的渴望,也是面對未來鄉村倫理不可控時的選擇。
(二)焦慮與批判:傳統裂變后的道德化反思
中國鄉土社會在20世紀經歷了巨大的倫理沖擊和變革,最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經濟進入農村之后,物質、金錢等欲望侵蝕鄉村的傳統倫理文化,農民面對現代化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時內心的倫理秩序被打破。“文化傳統在文化消費主義面前不堪一擊。物質、欲望、享受成為一種可怕的‘新意識形態’,肆虐侵蝕著當代中國鄉村人的心靈。”一大部分“70后”作家的鄉土小說以批判為主,兼有強烈的省思傾向。代表作有李師江的《福壽春》、魏微的《異鄉》《回家》、劉玉棟的《鄉村夜》《回鄉記》、梁鴻的“梁莊三部曲”、徐則臣的《還鄉記》、喬葉的《蓋樓記》《拆樓記》、常芳的《愛情史》、田耳的《到峽谷去》《韓先讓的村莊》、曹寇的《到塘村打口棺材》、畀愚的《田園詩》、葉煒的《富礦》《后土》等。這部分“70后”作家直面鄉村現實倫理問題,敢于觸碰復雜多變的倫理困境,并且對裂變后的鄉村倫理進行譴責,創作呈現出憤怒又無奈、焦慮又困惑的糾結情緒。
“70后”作家在書寫20世紀90年代前后的鄉土倫理時感到前所未有的經驗匱乏,李云雷就感嘆道:“當我們面對當前的農村時,便不能不感到陌生。”這也并不只是這一代際作家的獨特感受,而是當代鄉土作家的基本共識。“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鄉土小說創作所面臨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轉型中的鄉土中國逸出鄉土作家們既有的‘鄉土經驗’模式,曾經熟悉的鄉村逐漸變得陌生起來。”這種陌生感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鄉村原有的穩定倫理秩序被打破和質樸的道德感喪失,拜金主義、物質主義盛行。部分“70后”作家對于這一倫理裂變,自然是否定和批判。
這首先表現在對道德滑坡、見利忘義的拒斥。李師江的《福壽春》展現了農村家庭內部的道德撕裂,兒子三春拒絕土地、不務正業卻公開指責父親、要求分得家產,在城市欲望的熏染下失去尊嚴和人性,作家用他的精神淪落批判鄉村傳統倫理的缺位。劉玉棟的《回鄉記》中,鄉村已成為城市化浪潮中被遺忘的存在,年輕人盲目效仿城市人染發,騎摩托甚至肇事逃逸,鄉村“半熟人社會”結構面臨解體。盡管城市化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但“70后”作家并不鼓勵以放棄傳統的方式擁抱現代。其次,一些“70后”作家注意到農民面對倫理顛覆產生的強烈不適感和抉擇的艱難。劉玉棟的《跟你說說話》中的姐姐為了掙錢進城賣身,她的疲憊和漠然反映了女性在權衡貞潔與物欲時的無奈,也表現了作家對鄉民的同情和擔憂。最后,一些“70后”作家面向自我,對鄉村道德精神的衰落展開嚴肅質詢。喬葉面對傳統倫理的衰落,將憤怒和疑惑化為自我批判。在《蓋樓記》《拆樓記》中,“我”作為鄉村的叛逆者,成為幫助姐姐獲取拆遷款的同謀。一方面,鄉村城市化導致欲望滋長,金錢麻痹了誠信,農民為脫貧不擇手段;另一方面,“我”作為知識分子卻成為推波助瀾者,作者毫不避諱地反思自己的精神脆弱和倫理迷失,這為“70后”作家的批判性立場添加了另一重維度。
福柯認為批判是“主體自己有權質疑真理的權力效果和權力的真理話語。將是自愿反抗的藝術,是充滿倔強的反思藝術”。“70后”作家面對不容分說的現代化語境,這一語境以進步和革新的話語體系阻斷了鄉村保持原有倫理的能力和權力,故“70后”作家對于鄉村倫理的批評是站在鄉村和城市對位轉換的關鍵節點上發出的代際之問。但他們并非拒絕社會的迭代更新,而是對于普遍快進和意義趨同保持謹慎,其目的在于幫助鄉村改造、調適和重建,全面探索與時代相互適應的鄉村倫理秩序。
(三)靜觀與展望:現代新倫理的重建
面對新時代中國鄉土社會展現的前所未有的變革,一些“70后”作家顯得平和、釋然。最有代表性的當數付秀瑩,她以靜觀的方式書寫新的鄉情鄉土。她的“鄉村三部曲”《陌上》《他鄉》《野望》,以芳村為原點展演新的農村倫理圖景。另一部分“70后”作家對鄉村倫理抱持積極態度,對鄉村倫理的重建充滿希望。
付秀瑩拒絕煽情以及私人化的議論傾向,主張還原真實的鄉村倫理環境,包容所有的倫理選擇,再現瑣碎的民間本真生活。例如《陌上》中的妯娌關系由親近到產生芥蒂,付秀瑩并不寫透,而是點到為止。她的鄉土作品展現了鄉村社會的重復性和日常生活的平庸感。付秀瑩小說中的鄉鄰以一家一戶為單位,彼此相互聯結具有很強的重復性,無外乎夫妻關系、妯娌關系、情人關系、母女關系、婆媳關系等。《野望》沿用《陌上》的人物,以重復的關系映照出中國鄉村的普遍倫理格局。付秀瑩表現出對鄉村風景的迷戀,在觀望中賦予風景主體性,呈現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生的關系。很多學者認為當下的鄉土書寫身處“失去風景的時代”,或“嚴肅的社會主題沖淡了地域色彩的表現”。這源于對生態倫理的漠視,人類中心主義思維下的文學創作勢必忽視對自然、風景的平等注視和描摹。在《陌上》里隨處可見對于自然風景的描寫,如在楔子中她以時令節序串聯起芳村的景象,四季自然風景和風俗景觀的變化營構的輪回感和秩序性,正貼合天人合一的思想。
“70后”作家對于傳統鄉土倫理并非只是解構,他們也在新時代背景下嘗試建構新的倫理秩序。代表作家作品有喬葉《寶水》、盛可以《息壤》、葉煒《還鄉記》、田耳《衣缽》、付秀瑩《野望》、常芳《向南向北》等。首先,部分“70后”作家追蹤鄉村振興的腳步,在作品集中呈現新型農民的精神狀態變化。新一代農民突破了“生計第一”的傳統認知,重新審視城鄉和自我的關系,由對物質、經濟利益的追求轉移到對生活品質、精神境界的追求。喬葉《寶水》中的村民小曹選擇居住地,不再看重謀生資源,而考慮身心和諧。其次,“70后”作家揭示了傳統文化在當下鄉村倫理建設中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田耳的《衣缽》中,中文系畢業的李可曾拒絕承接父親的道士衣缽,父親的死亡使他完成了對土地身份的認同。表面上大學教育構成的大傳統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實際生活中人們遵循的卻是鄉村小傳統留下的秩序。
“70后”作家面對鄉土倫理的創作姿態是浮動的,很多作家能夠兼容不同敘事立場,或在創作脈絡上跳轉姿態,具有衍變的能力。他們把前現代(農業文明)、現代(工業文明)和后現代(后工業文明)并置的鄉村圖景比較全面地呈現出來。
三、審美限度:體驗的失落與情感郁結癥
“70后”作家的鄉土倫理寫作,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中國鄉村社會的復雜面貌,但其鄉土小說倫理敘事也有局限性。
(一)鄉土經驗限制下的概念化書寫
文學創作需要拒絕概念化,但“70后”作家因其特殊的鄉土經驗,創作缺乏縱深探索,對鄉土的理解囿于過去記憶。這一代人缺乏長期的鄉村生活體驗,創作主要依托經驗和想象。因此,在進行回憶時,有的人將過去過度美化,隱去了鄉村殘酷真實的一面,建構的是想象的烏托邦。和“50后”“60后”作家的創作相比,“70后”作家面對生存苦難更傾向于和解,試圖吞咽童年痛苦記憶而保留善與美的想象。這源于他們的鄉土經驗的限制促使他們做出片面想象。徐則臣感嘆自己對鄉土的陌生感:“我們融不進一個面目全非的故鄉,缺少那種深刻的、終老一方的能力。”他們沒有辦法將自己的身心和鄉土發生血肉聯系,在由鄉入城的浪潮中必須做出對過去生活的舍棄,以至于鄉村僅僅成為符號里的故鄉。
在面對鄉村和城市時,“70后”作家往往表現出單一化的倫理立場,容易處理成二元對立關系。很多進城農民或厭惡鄉村,或懷戀故鄉。實際上,“城鄉關系”凝結著中西、古今的多重歷史,是復雜糾纏的問題。但在這一代際的文本中,或是農民渴望躋身城市,或是鄉籍居民在鄉村尋找心靈慰藉長期堅守鄉村。鄉土文學的倫理立場在清晰呈現的同時,也隱含著對城鄉關系的簡單化誤讀。曹寇從城市回到農村生活,其作品充滿對當下村居的思考,但仍停留在廣義的城鄉對立思維中,如《大埂上》中的二子不喜歡鄉村的隱私窺探,《窮人》中的魏明極度厭惡熟人社會。城市與鄉村的界限日益模糊,面對當下的鄉土現狀,作家的倫理取位不能非此即彼,新的現實呼喚作家做出更深層和多向度的思考。
在作品主題方面,“70后”作家更傾向于普遍的倫理發現,而文學創作恰恰需要尋找時代中“這一個”的獨特倫理價值。如在婆媳倫理描寫上,付秀瑩《陌上》、李駿虎《母系氏家》多表現為相互對立、斗爭的關系。但實際上婆媳間不僅是對子和夫的爭奪,還涉及同為女性如何共處的深層倫理。此外,“70后”作家在面對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倫理敘事時,人物間的嫌隙最終往往和解,呈現大團圓傾向。《寶水》雖是書寫時代鄉村變化的力作,但因賦予普遍的圓滿而缺乏一定批判性,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二)耽湎鄉村日常倫理的“小敘事”
所謂“小敘事”,是指對民間、個人、日常事件的書寫。區別于對歷史橫截面的考察。陳曉明認為小敘事是“僅憑借文學敘述、修辭于故事本身來吸引人,來打動我們對生活的特殊體驗”。聚焦到倫理問題上,“70后”作家重視日常生活的書寫,其倫理書寫多局限在家庭內部,涉及長幼、婚姻、情愛關系等,執迷于“日常倫理”。這樣的敘事呈現了家常美感,但同時也回避了宏大的家國倫理、歷史倫理等,弱化了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
“70后”作家的創作總給人一種生命匱乏感。他們致力于經營瑣碎的日常生活,對宏大意義的獲取意興闌珊,導致其創作很難賦予倫理表達以崇高感和使命感。張惠雯早期鄉土作品《古柳官河》《愛》《如火的八月》等,指向的是個人情感的心靈問題,以及貧窮帶來的生存問題。艾瑪的《人面桃花》《菊花枕》等把目光聚焦在新世紀前后小鎮上的生存危機以及打工人的不易。日常生活的辛酸已經磨平了農村人的棱角,作品很難通向對高光生命的書寫和禮贊。相比之下“50后”作家,如鐵凝將生存的艱難和人的主體性結合起來,尋求更為深刻恒久的倫理意義。《麥秸垛》中的大芝娘被迫與丈夫離婚,卻主動要求生下孩子自己養育,探尋了性別差異和贊頌了母愛。
另外,“70后”這一代作家由于過于關心個人、家庭內部向度的倫理問題,導致對社會公共倫理事件缺乏整體關照,具有憑個體經驗心靈獨語式的創作特質。個人化寫作和公共性寫作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備受爭論的焦點。“70后”作家面對復雜多樣的鄉土社會轉型過程,他們更為關注鄉村變化對于個體生存意義的影響,而疏于從個人、家族的倫理視角出發,轉而對民族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識做出解讀,所以他們的作品中往往缺乏對重大事件的倫理判斷,“歷史在‘七十年代人’那里全面隱退,我們看到的是‘現在進行時’的非歷史性的成長”。與前輩作家相比,莫言《天堂蒜薹之歌》通過群體事件批判官民倫理,閻連科《日光流年》將倫理異化與政治事件結合。“70后”作家并不善于從歷史的思辨中考察倫理的變遷,過于聚焦自我,所以很多“70后”作家由鄉土轉向城市寫作。鄉土文學創作本身依托中華民族豐富的歷史語境,缺乏對歷史、時代的聚焦和關切,最終極易導向書寫意義的匱乏。
(三)建構性、探索性的倫理敘事的匱乏
“70后”作家直接面對的是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轉型的倫理危機。這一代人最深的記憶是傳統被現代挑戰和時代倫理的斷裂。“‘70后作家’糾結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一瞬—那豈止是一個時間上的轉變,還是價值觀的崩塌,是人生觀的斷裂,是愛情觀的變形,甚至,也是親情扭曲的開始。”回憶懷舊的創作姿態只是倫理失守的聊以自慰,靜觀與展望也帶有些許對未來不確定、不信任的勉為其難。“70后”作家這種“時代憂郁癥結”體現在倫理問題處理上是情緒的過載,理性的缺乏和退守。這一代際并未給出倫理問題的出路,而是情緒化詢問和向內自我安慰。在他們的鄉土創作中,頻頻回顧逝去倫理,疊合對當下倫理的批駁,甚至呈現出對現代化非理性的排斥。城市發展成為鄉土倫理轉變的原罪,暴露和憂郁的傷痕表達凸顯出心靈愈合的艱難。
“70后”作家的創作呈現出批判性的倫理敘事姿態,存在建構性、探索性敘述匱乏的問題。“70后”作家的鄉村書寫,即便是在抒情回憶性作品中,也流露出感傷和憂愁,缺乏輕盈的倫理想象和灑脫飛揚的理想。他們總是對于鄉土社會現狀表現出擔憂和疑惑,對于道德退化充滿省察失望,創作心境上若有所思、心事重重。葉煒的創作就被認為“顯示出一種‘老成持重’的精神氣質”。回顧作家在倫理敘事下的聚焦點:城鄉文明沖突、人性欲望化、苦難命運掙扎、精神信仰跌落……土地天然帶有的神圣和寬厚在倫理轉型中被消解殆盡,而“加速社會”下人和土地能否重新融合是“70后”作家的世紀疑問。
四、結語
“70后”作家鄉土小說中的倫理敘事意涵豐富,可進一步做出更為深入的探究。他們對鄉土倫理的文學反映是努力呈現出時代倫理的變化過程,整體上過度聚焦在鄉村倫理衰微的特質。將這一代際作家安放進歷史時空中會發現,盡管他們也體恤到時代倫理的溫情和平和,但在具體的倫理關系中建構的依然是矛盾和撕裂的鄉村現實。這并非源自理解的片面,而恰恰需要歸因于鄉村社會轉型的未完成。當鄉土社會整體還處于鄉村振興、鄉村倫理重建的進程中時,文學作品也容易呈現出一種未完成性和開放性。由于鄉村倫理還處于變化和發展中,所以很難提煉出整體、穩定的新鄉土倫理內涵,有待于在一定歷史時期之后再對其創作進行觀察和判斷。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