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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皮的詩學——論賀淑芳《蛻》中動物意象的文化內涵
來源:《文藝風》 | 蘇文健 李佳純  2026年10月20日14:44

馬華文學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的獨特之處在于其傳承性。相較于零散化、個人化的其他區域移民,東南亞華人移民時間較早,移民人數眾多,且多是為了生存而就近選擇出路,并非出自對移民國家的物質與精神認同,因此東南亞華人——尤其是馬來西亞華人——有著較好的中華文化傳承,子女后輩幾代人仍舊以中文作為母語。也因此,馬華文學的現代活躍作家大多并非第一代移民,他們身上有對前代馬華文學的承襲和因革,其文學母題不單在于雙重經驗下的異地融入、漂泊流浪之感,而更多在于囚困于國家和民族沖突中的心靈困惑。

歷史地看,馬華文學史上活躍的女性作家并不算多,較為人熟知的是作為馬華文學先驅的五字輩女性作家商晚筠,其《七色花水》透過女性視角探討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沖突,引起了文壇廣泛關注。但由于她長期存在健康問題且過世較早,流傳作品并不算多。其次還有近年以《流俗地》一文引起熱潮,帶領馬華文學走入大陸大眾視域的黎紫書。她早年憑借短篇小說拿下多個馬華文壇及臺灣文壇大獎,而后又靠《流俗地》獲得文學、商業雙重豐收,成就斐然。而1970年出生于馬來西亞吉打州的賀淑芳,因受到家境困擾,她的出道成名相較于只差一歲的黎紫書晚了近七年。但自2002年正式登上馬華文壇以來,賀淑芳共計創作了21篇短篇小說,在馬、臺出版兩部短篇小說集,拿下不少獎項。2023年,她在中國臺灣出版推出個人第一部長篇小說《蛻》。此小說聚焦馬來西亞華人繞不開的“五一三事件”,力圖以文學書寫歷史創傷,從華人家庭三代母女的共同記憶出發,描摹跨越四十年的華人之痛。

賀淑芳借助個體感知包蘊家族、民族歷史,直面民族沖突中的女性創傷與歷史記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迅速成為馬華文學女性作家脈絡中的醒目存在。2024年中國大陸也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蛻》,并同時推出她此前的短篇小說集《時間邊境》。2020年其短篇小說集《湖面如鏡》收入“后浪·華語文學”欄目,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推出,賀淑芳在中國大陸的曝光率也逐漸增加。但頗為遺憾的是,目前中國大陸學界對賀淑芳小說的研究較為薄弱,僅有為數不多的幾篇專論論文發表。而在新馬臺港等國家和地區,對賀淑芳的研究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浪潮,大致可以歸為社會議題思考和超現實寫作技法兩類。前者又可分為:馬共歷史的魔幻書寫、馬來西亞宗教壓迫及種族隔閡、性別暴力與父權壓制。對其新作長篇《蛻》的分析則集中在種族矛盾角度,缺乏對《蛻》的文學寫作技巧層面的分析。

動物意象是文學作品中較為常見的表達方式。《蛻》全書總標題和各部分小標題均以動物命名,敘事中也出現多種動物意象,它們作為另一種異質生命,以近乎“啟示”的方式突然閃現又迅速消失,平面虛幻的同時具有神秘、靈異、神化的色彩,更接近原始先民的圖騰神話,但這又經常被看作是小說主人公自己也未曾察覺的隱秘情緒的外化。這些動物意象串聯起多個身份不同的敘事主人公,將小說不斷推進深入;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成為人們走進小說核心表達意圖的線索與鑰匙。然而,不同于動物敘事中出現的具象化的寵物、獵物主人公,動物意象充斥著隱喻的象征符號,它“承擔了某種倫理化、意象化與意識形態化的文化認知功能,動物本身成為了并不重要的外皮”。進而言之,《蛻》對動物意象的選取別有旨趣,它在遺忘與記憶的變奏中構建受害者的蛻皮詩學,借此深入展開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身份認同及其文化政治的考辨。準此,《蛻》其始在動物百態,其終實則聚焦新馬華人的海外生存情狀及情感結構,值得認真研究。

一、神秘、暗黑的動物魅影:動物意象的選取

賀淑芳的小說對動物意象的選取具有一貫性,帶有較強的個人特色。她選擇的動物與中國文學傳統意象和現代常見的動物敘事迥然有別。賀淑芳注意從動物自身的習性和氛圍入手,兼取馬來西亞本土熱帶雨林的在地性和多元民族國家的宗教特色,為密林幽深的毒性生物賦予神異能力。同時,她繼承中國文學傳統中意象的隱喻手法,創造性地使用與小說風格最為契合的動物意象。她試圖透過異質生命,思考現實人類的生存處境和精神創傷,塑造小說整體的氛圍、主旨和意蘊。許多動物書寫是為了運用這種“外在于人的客觀自然”,打造旁觀與疏離的文學真實幻覺,將離奇事件通過外部環境的真實感描寫落地。但賀淑芳的動物意象恰恰相反,她旨在利用超脫現實的動物鬼魅意象,打破文學塑造的真實幻覺,使讀者被拉出現實世界,從而生出毛骨悚然的魔幻與荒謬感,分不清現實與幻覺的距離。

首先,使用暗黑動物意象的表達方式,這是賀淑芳寫作的慣用手法。如其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黑豹》(2002),敘事的核心即是吃掉死人、裝作死人再度復生的鬼魅黑豹。小說中的黑豹并非實寫,而是以他人口中的傳說、主角的幻覺、偵探社的名字等方式不斷出現,隱喻著馬來西亞華人眼中的馬共歷史。“黑豹是從群眾的時間與認知范疇逃逸出去的一段歷史記憶,所有不愿放棄這段記憶的人……在社會大眾/你們眼中都會變成精神失常的人。”黑豹傳說的內容變遷,也象征著充滿血腥、犧牲與抗爭的真實馬共歷史。然而,黑豹形象的復雜多變,最終淪為人們獵奇的都市傳說,其嚴肅性也被商業化的城市文明所消解。“以一種獵奇的欲望消費著歷史的過程中,馬共就已注定將被遺忘得更加徹底。”小說《墻》出現被豬籠草吞掉的流浪貓意象,也頗為獨特。貓的到來、消失甚至尸體的出現,都是悄無聲息且異常的偶發事件,“流浪貓”這一生命超脫現實,成為被丈夫常年冷暴力忽視的主婦安姊的化身。無人在意的安姊,只能從流浪貓身上找尋慰藉。她最終也為了尋找貓,走進薄薄的隔音墻里,從此消失,毫無蹤影。貓與人的命運合一同體,小說借由貓的遭遇表述女性長期所接受的無法被“看見”,直至最后被“吞噬”的命運。可見,賀淑芳在寫作中,往往不注重動物的“實體”,不在乎邏輯是否合乎現實,而采用魔幻手法,為動物賦予神出鬼沒、虛幻神秘的意象特征,并將動物魅影與人的命運關聯,借助動物傳遞人的生命寓言。

其次,《蛻》中各板塊標題所示的五種動物意象,直接點破小說主旨,昭示受害者的創傷記憶與自我治愈。縱觀小說全文,動物并不作為敘事的主線,出現頻次也較低,直接提及核心概念“蛻”也僅有兩三次。但賀淑芳卻直接選用虱子、青蛇、蝴蝶、螃蟹、蜘蛛五種動物作為各個板塊的標題。在中國大陸版《蛻》目錄中,具體的章節名稱較臺版都被刪去,僅保留五個動物的名稱,由此或可見賀淑芳對此動物意象的珍視。這五種動物在生活中可見卻不常見,其中虱子、青蛇、蜘蛛,多與負面、使人厭惡、神秘、暗黑的危險毒性氣質相聯系,與《蛻》所講述的故事氛圍相呼應——“五一三事件”是距今五十年前爆發在吉隆坡的排華、屠華暴力事件,是馬華人延續幾代無法被抹去的永久精神創傷。馬華人在當時目睹大量周遭華人和至親的無故死亡血腥現場,事后又遭遇了當權政府的話語權剝奪,甚至經濟、政教等多領域的種族政策打壓。受害者的個體記憶中充斥著有形的鮮血、疤痕和無形的壓抑、歧視,這恰如惱人而無法徹底消滅的虱子,盤踞在陰暗天花板的毒蛇,密密麻麻生長在角落的蛛網與毒蛛,它們就駐扎在生命之中,并在某個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瞬間猛然躍出,喻示精神創傷每時每刻凝視著已經恢復表面寧靜的人生。

第三,這五種動物在生物學中均是要經歷“蛻皮”才能成長為成蟲的動物。它們的個體發育和生命成長需經歷多個階段,以蛻皮作為節點。而每次蛻皮之后,它們的體長、體重都會有明顯的增加。蛻皮在生物意義上有兩重含義:一是風險,一是成長。賀淑芳以此確立“蛻皮”意象,指涉人類生命。對前者而言,蛻皮是九死一生的渡劫,舊有的皮如果不及時蛻下,生命將被蒙蔽直到窒息,蛻皮伴隨的是痛苦與死亡。就后者來說,蛻皮是成長的必經之路,無法逃避并且要經歷數次;一旦成功,生命會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進化,迎來一副嶄新、褪去原有傷痕的新軀殼。質言之,蛻皮即是痛苦死去的生命的終結,也是掙扎后煥然一新的生命的重啟。

總的來說,在動物意象的選取上,賀淑芳延續先前邏輯,瞄準帶有神秘與暗黑色彩的動物意象,并賦予其忽隱忽現的詭譎行徑,又通過選為標題的方式強調其重要性,暗示讀者——文章的動物意象是通往小說核心的鑰匙。顯然,經由對“蛻皮”及五個動物意象的文化解讀,可以從更深層次挖掘出賀淑芳在《蛻》中要傳遞的最終主題——創傷后大馬華人生命的自我救贖。

二、遺忘與正視:受害者的蛻皮詩學

動物意象的書寫,最終都是為了揭示人類某種生活事件背后的情感倫理與生存意志。這并非人類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而是作為書寫者的人類本就只能寫出自己的生命,表達自己的生命。然而,“蛻皮”對小說主人公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蛻》的主要敘事主人公有葉阿清、陳桂英、蘿,她們是葉家的三代女性親屬,分別代表從遠渡重洋來到馬來西亞異國扎根的第一代開拓者華人女性,仍舊延續華人重男輕女與多子女家庭傳統的第二代繼承者華人女性,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具有馬來西亞公民身份認同卻又時刻遭受“他者”歧視的第三代原生者華人女性。這三代華人女性身上纏繞著國家認同、生存壓力、家庭關系、兩性情感等多重議題,并且這些議題以家族史的形式呈現出逐漸現代化的特點。

身為大馬華人女性的她們,在多元問題中實現的“蛻皮”顯示出復雜性和多層次性。其中最為特殊、明顯區別于其他海外華人經歷的是她們身上的一個共同的標簽——“五一三事件”的受害者。無論是作為親歷者遭遇或目睹暴力,還是作為后繼者深受“五一三”后續的華人區別待遇政策的壓迫,她們都經歷了許多海外華人個體所不能感受到的來自國家機關的系統性、結構性傷害。盡管受客觀的材料限制,賀淑芳并不著意于從宏觀的國家、政府角度去詮釋“五一三事件”的真相,但小說的落腳點也還是放在了她最熟悉的華人女性的生活狀態,以及對“身體與內在欲望、情欲與孤獨”的探討中。《蛻》小說最明確的主線,即是馬來西亞華人在“五一三事件”中受到的暴力傷害。文中幾乎所有出場的華人,都是事件的受害者、自衛者或逃離者。她賦予葉阿清、陳桂英、蘿等所有受害者“蛻皮”的機會,指引她們揭開包裹生命的皮,甚或以“蛻皮”為方法,描寫出作為多維度受害者的她們,從束縛的皮中掙脫渴求新生的過程,并最終點明了救贖的唯一途徑即為“正視”,即直接面對。

對文中敘事主角的三代“五一三事件”受害者來說,蛻皮落實在“生存”和“生活”之中,也表現為個體與國家共同要面臨的自我丑惡。小說敘事主角的三代母女,按照“五一三事件”的經歷程度,大致可分為親歷者與后繼者兩種類型。

第一,親歷者的“蛻皮”與生存相聯系。小說楔子中有一段,雖未直言蛻皮,但同后文中蘿看見蜘蛛蛻皮時的描述相互重合,具有標志性因素“鏡子、蜘蛛、空殼”。兩處互相可做注解,蛻皮便與楔子掛鉤,體現了文本的內部互文性。前后文相互注釋,同時增添對比:“你望入鏡子,像看記憶的痂皮剝生。……痛苦,恐懼,恐懼著恐懼,慢慢忘了許多事,一天天,忘掉創傷,也連帶忘掉各種各樣彼此相互關聯,像給蛛絲連起的事物名字。世界遙遠某處有個缺口,你心如空殼。”楔子中“你”的具體身份全文未說明,但“你”是“五一三事件”的親歷者,同蘿的祖輩一樣,是第一代華人女性。“你”即是蜘蛛本身,而“皮”是回憶,“蛻皮”是“你”在剝離記憶。一方面,回憶是親歷事件的痛苦和恐懼。只要想起,“你”就會被困在受害的現場,無法繼續正常生存。所以“你”想要活著,就必須拋棄痛苦,忘掉回憶。同為第一代華人女性的葉阿清,她也選擇將記憶寄托在想象的島上,決定死前絕對不會想起。“這樣,暫時,只要把記憶寄放在那島上。她就可以生活。”但另一方面,回憶中還有曾經愛與幸福的感受。“五一三事件”的親歷者,在事件中失去了曾經摯愛的親友愛人。正如作家張亦絢在臺版《蛻》前言中所寫:“受難的單位不只個人與家族,還有‘愛人們’。楔子里就開宗明義,記憶也與求愛相關,兩者要跨越的困難都必須承認自身曾有真實‘壞情欲’。”那些與摯愛緊密相關的如蛛絲般的快樂回憶,曾經是“皮”,是保護著生命能夠繼續前行的屏障。然而如今已被失去的極痛包圍,變成快樂與痛苦相互纏繞。親歷者極力試圖忘記痛苦,同時也一起失去了這些人和記憶承載的幸福。在“五一三事件”之后,每個親歷者失去了再去擁抱愛的能力和勇氣,失去了對國家和社會的信任,在快樂來臨時懷疑下一刻就會失去,失去的恐懼將永遠圍繞。他們只能如空殼般活著。

第二,后繼者的“蛻皮”落實在生活中。在第三板塊蜘蛛的《蛻皮》一章中,作者以蘿的視角描述了蜘蛛的蛻皮過程,這也是全文唯一一處直言蛻皮的地方,可以看作是全文的文眼:“是蛻皮,很慢很慢,不像脫衣服那么容易。……從一層膜里解脫。她看得渾忘時間。……退出一個和自己一模一樣的殼,一條細絲,蜘蛛和它的舊空殼,空殼還在輕輕旋轉,孿生鏡子,一生一死。”在蘿的視角看來,蜘蛛的蛻皮是一種解脫。這種解脫意為從痛苦或困境中逃離,從原本一模一樣的東西中逃離。曾經的生命狀態,原來保護自己的外殼,現在變成了束縛。活下來的生命是“生”,死去的舊空殼是“死”,它們面面相覷,宛如照鏡子,但前后隔絕了死和生。蘿象征著第三代馬華女性,她出生于“五一三”之后,是事件親歷者的后代,她長期生活在母親和外祖母的創傷與國家的華人歧視政策中。她既接受著國家的愛國教育,從身份認同上認可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但又面對著祖輩對政府的回避和怨恨,還有國家對華人的區別待遇政策,這成為馬華第三代華人困境的一個縮影。“小說家則由蘿,這位并未親歷現場之人,來重證受難的實然——它的后效,它對‘整個國家、種族、關系’所造成的難明傷損。”蘿沒有親身經歷、直面暴力事件本身,身邊又只有無從追溯真相的沉默和神秘,這造成了事件親歷者和后續受害者的感受錯位。蘿只是旁觀蜘蛛蛻皮的人,在她看來蛻皮“不容易”,但到底是怎樣的不容易,她無法親身體會,甚至只能以并不痛苦的脫衣服做比喻。她描述“蛻皮”的語言也顯得輕柔和緩。在“蛻皮”上,她看見的是“自我”掙脫束縛的解脫,迎來希望的新生,這對應著蘿的個人經歷——她正為逃脫華人歧視、努力爭取平等權利而困惑,她渴求著蛻皮般帶來成長和新生,并為其賦予憧憬。

第三,真正的“蛻皮”是面對與正視。從個體層面而言,人需要面對自己內心存在丑陋一面的事實才能成長,而從國家層面來說,直面沖突與過失才能反思變革。主人公葉阿清無法面對自我的負面情感,導致她經歷了更沉重的蛻皮之痛。“孿生鏡子,一生一死。”這隱喻指向葉阿清與鄧友梅的關系。一方面,蜘蛛被蛻皮分成兩半,活下來的蜘蛛與死去的空殼,一模一樣的孿生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走向。阿清、友梅屬于身份背景、個人性情相似且關系親密的摯友。她們的人生軌跡本來重合,卻都被“五一三事件”分成了兩段。友梅因陪伴阿清拿鞋而亡,阿清卻最終活了下來。一生一死,愧疚使阿清無法對友梅母親說出是自己導致友梅死亡的真相。另一方面,阿清的心中還存有對友梅友情的愧疚,在“五一三事件”到來之前,描繪阿清在這段三人關系中的感受。阿清嫉妒其他兩個人“秘密地,沉浸在一種極為珍貴的,他人幾乎不能插足的和諧氛圍”,她無法面對嫉妒的自己。繼而,“五一三事件”又使她徹底失去友梅,失去面對自己的嫉妒和懺悔的可能性。所以,“五一三”之后,阿清“越來越靜,越來越瘦”,不與任何人交談,生命就要枯萎。但作者卻仁慈安排阿清成長的可能,她使阿清在工廠停電中出現了形似友梅的幻覺,帶領阿清走過“五一三”傷害現場,直面自我、友情和國族之殤,最終拋掉了“這種打從背后穿透腐蝕心臟的痛苦”。

從國家層面來說,賀淑芳對皮還別有所指。“舊皮原來是可以讓昆蟲幸存的糧食,吃掉它,活下來,恢復力氣。”舊皮不僅是被拋棄的空殼,它同樣是新生生命的養料,也即我們能從傷害中獲得的經驗?在小說結尾,賀淑芳質問國家:為什么要逃避真相。華族是外來者,巫族是原生者,華人依靠著勤勞積累財富,導致二者在二戰后逐漸形成經濟差距,因此引發了眾多種族沖突,最終導致“五一三”排華事件的爆發。“五一三事件”是一個節點,本該是可以很好地探尋不同種族之間相處道路的機會,卻因為事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打壓華人的措施,導致對華人的二次傷害。馬來西亞政府認為,解決多元民族國家沖突的道路只有一條:壓制華人,使其從馬來西亞消失,力圖使馬來西亞走向單一民族國家。這種做法使整個國家失去了蛻變的能力和可能,也因徹底的不公導致華人喪失奮斗活力,而馬來人依靠政策扶持則可以不用努力。“國家禁止了真相的探索,也封鎖上那條本來可以讓整個國家、種族、關系,去深刻蛻變的那條路。”馬來政府無法正視種族之間的矛盾,無法竭盡可能保護每個國民的權利,他們犧牲了建國時占馬來西亞人口將近40%的華族的利益換取虛假的和平,致使華族對整個國家徹底失望。吊詭的是,馬來族也未見懺悔與成長,這就徹底堵住了民族融合和真正和平共處的可能。

可以說,在《蛻》中,賀淑芳集中展現了她的強烈態度—對這個傾斜的世界的憤怒與無可奈何。她一次又一次重復描寫馬來政府對華人區別對待的不公平以及施加的二次傷害,這幾乎出現在每個敘事主人公的敘述之中。對幾代“五一三”受害者和馬來西亞整個國家來說,蛻皮指向來自國族的暴力、歧視以及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困境,它成為束縛受害者的痛苦回憶,也是作為個體生命不得不面對的人生課題。在被困境與傷害包裹的人生中,學會逃離蛻變,化痛苦為養分,才有可能迎來新的生命蛻變的可能,這就是“蛻皮”的精神意涵。

三、蛻變詩學的精神旨趣

毫無疑問,《蛻》中除了作為核心意象的“蛻皮”以外,五種標題所示的動物名稱及小說出現的其他動物都具有較鮮明的文化指涉。這可以從敘事主人公面對這些動物意象時的描述和感受,以及這些動物意象出現的上下文語境中還原出它們深層的文化內涵。其精神旨趣不僅聚焦在“五一三事件”的創傷記憶,還從個體情感與經歷出發,向更廣泛的馬來西亞華人的求生困境輻射,即常出現于馬華文學中的書寫母題——第一代華人的發家史奮斗史的背后,屬于底層階級的生存意義掙扎,以及繞不開的海外華人身份認同、國家認同與種族認同的相互矛盾,土生土長卻又身為異族的“他者”尷尬。

(一)貧窮的虱子

板塊標題所示的五種動物不僅是蛻皮的承載者,也在文中被賦予豐富的文化內涵。通過分析各種動物在文中的隱喻指涉,可以捕捉《蛻》中潛在的倫理指向。賀淑芳著力書寫貧苦的底層華人市民階層,描寫其日常生活與受害經歷,從中體現大馬華人與困苦生活抗爭的生命力與韌性,以及種族隔閡背后透露的宗教神秘色彩和樸素道德審判。

首先,虱子是貧窮生活的象征。這出現在第一篇《桂英和阿斑》中。桂英家的床褥上長滿了虱子、跳蚤。他們不斷地丟東西、搬家、換新寢具,但搬了五次家也沒能最終消滅它們。此處的象征意涵在于:第一,虱子是只有臟、亂、差的貧窮生活才能滋生的,它們與物質的貧窮共生,是物質貧窮的具象體現。第二,虱子是無法避開的,它雖不致命,卻時時刻刻驚擾人們的生活,并且存在越久越牢固,花再多力氣也是徒勞無功,如牙痛一樣使人憂心。第三,一切貧窮的根源是代代繼承的精神貧窮。窮人無法狠下心拋棄所有生活用品,也無法拋棄舊有的生存習慣,在幾乎失去了上升途徑的社會里,他們更無法走出這無止境、不斷傳承的貧困生存處境,象征著物質、精神貧窮的虱子將永遠伴隨。

其次,窮人也是虱子本身。在《宋萬波的童年》中,作者這樣寫道:“他只坐過一次火車。窗外飛逝的荒野似乎沒有盡頭。……這個他們一起走了很多路的世界,如何是一叢黑色的、灰白的、不知起頭與結尾的發絲,而他們是寄居其中的虱子。”宋萬波的父親是四處找活遷徙的剃頭匠,祖孫三人的財產只有一輛三輪車,他們在車上流浪,到不同城鎮為人剃頭。剃頭匠每日接觸的是“發絲”,這工作同時也是他們人生的荒野。他們沒有不動產,沒有任何人生的目的和理想,在人生的荒野里漫無目的地寄生,只是為了生存而生存,能活下來已屬萬幸,窮人沒有閑暇思考額外意義。

最后,貧窮帶走的是窮人無用的自尊。在《桂秀》中,住在街這邊的陳家一家八口人擠在一間破房間,而街對面的荷花甕三間屋里是白瓷磚,亮廚房,水龍頭,瓷碗碟。身為“虱子”的桂秀也想擠進漂亮世界和孩子們一起玩,卻只能用勞力交換,替她們擦地、洗碗。“有一天,那家人的女傭對她說,你好像是不用錢的苦力。”女孩的自尊在這樣的話語里覺醒,但很快又被現實擊碎一地,拒絕被“使用”的桂秀被趕出了那個世界,母親則用尺子抽打桂秀,要她看到她們遠遠躲開,因為她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是她們這樣的窮人所惹不起的人。拒絕提供庇護的母親使桂秀更早地領略到,她們這樣的窮人只是世界的虱子。虱子成群結隊,不斷繁衍,被捕殺也無法滅絕,但虱子的存在又好像只有被殺死和毀滅的意義。住在光明里的生物不是虱子,給世界帶來光彩的人也不是虱子,宛如虱子的她們是真正享受人生的人生命里的“陪襯”。

進而言之,《蛻》出場的主要人物具有共同特質:生活在城市中下層的貧窮者。這也是馬來西亞華人奮斗的生存寫照。晚清社會局勢動蕩,他們的祖輩為了生存背井離鄉,扎根在沒有親友、祖業、根基的異國。他們活著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忍受貧窮也變成生存本能。第一代華人中,貧窮的葉金英養育七個孩子,從睜眼工作到深夜兩點,累得躺在床上,連做夢的空隙都沒有。割膠工人蕭思蓮,一天不停地爬樓梯上下樹,割兩三百棵膠樹,也只能拿到兩塊錢,為了賺錢偷膠粒,每天半夜挑上百斤,摸黑走十七公里路再跨越一整座山回家。在黑暗中他們祈禱:“吊頸鬼也好,餓鬼也好,水鬼也好,拜托你,腳不要伸出來,因為我也是窮鬼。”可見,無可奈何的貧窮甚至比鬼怪還要恐怖。

(二)蛇和螃蟹:恐懼在微弱的生命里長存

蛇的意象顯得陰冷與致命,像帶有致命毒性的捕食者。蛇埋伏在暗中,等待一擊毒殺獵物的時刻。在獵手埋伏著的漫長平靜中,弱小的受害動物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時刻帶有喪生的恐懼。而螃蟹意象則是柔弱者為求自保而生出盔甲,體現同生存抗爭的生命哲學。

第一,蛇象征“五一三”的創傷者應激的恐懼。小說《青蛇》板塊以陳桂英為主視角,夾雜阿清和桂秀等女孩們的講述,形成復調效果。比起“五一三”共時的暴力血腥傷害,此刻的傷害轉為漫長、綿延的后續,它不再張狂兇猛地出現,而是潛伏在充斥黑暗的記憶里。當受害者稍有愉悅的放松,它們便會又竄出來,迅速將其拖回絕望之中。在《沖涼房里的蛇》中,阿清在洗澡時遇到了一條蛇,“那青蛇閃著碧綠幽光,盤蜷,豎起,昂頭吐嘶”。這是很典型的毒蛇模樣,出現在人最沒有防備,赤裸的洗澡時刻。這意味著,此處蛇的出現有著超現實的魔幻色彩,它并不是真實存在的威脅。這種沒有來由的出現又消失的“蛇”,沒有引發更多事件,更多是創傷后應激恐懼的隱喻。事件盡管已結束,但卻仍存在于平靜無波的生活日常之中,受害者的回憶會猛然竄出傷害自己。如同在“五一三事件”里,華人僅僅是行走在街頭,就受到沒有原因的打砸搶燒,而事后也沒有得到任何真相與安撫。于是受害者從此失去了安全感,隨時隨地都感覺危險。

第二,蛇也意味著吞噬恐懼的鎮靜劑。小說中的敘事主人公未,在“五一三事件”中失去了妻子,更失去了充滿期待的未來生活。他開始變得漫無目的,伴隨著劇團四處游走演出,白日里靠著其他事情和劇團工作填補生活縫隙,但一旦進入夜里,那些無法抑制的悲傷,就開始在已經空洞的心里增長,夜深人靜中疼痛不斷出現。“從他腦海深處,釋放出一條長滿黑鱗滑膩膩的蛇。那條蛇沿著胸口的洞溜出來,涼涼地,游過疼痛的地方,然后像吸收了那無法講出來的,吐嘶。……到他喝醉了,睡著了,夢又把蛇叫出來,涼涼的,冷冷的。”可見,未的妻子之死是因為未的一通電話,未嫉妒妻子能留在新加坡工作,最終通過電話叫妻子回家,導致妻子在回家路上遇難。但他單方面遺忘了自己的這通電話,單方面四處尋找,卻又在尋找妻子的途中通過狎妓獲得慰藉。最后他跟著劇團四處漂泊流浪。而在劇團里,他戴上柳生的面具,竟也共情起了曾經柳生的演員對身為名角的杜麗娘的嫉妒,借以喚醒腦海中沉睡的真相。黑鱗的蛇同樣是面目可憎的毒蛇,但此刻它的毒性和冰冷,從傷害轉換成陣痛的解決。相對而言,面對相似的愧疚,未和葉阿清的表現形成了對比,未的軟弱表現在他無法面對真實自己的行為,只能徹底遺忘。同時,他不能通過自己的力量走出創傷,要借助妓女、劇團、蛇的幫助,填補白天和黑夜的空白,才能使靈魂獲得暫時的寧靜。

第三,小說中的每個人都試圖學會與自己的情緒和傷痕共存,他們無力改變和反抗現實,也無法做到移民獲得更好的生活,只能繼續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微弱生命中生存。小說的第四部分名為螃蟹,但螃蟹在全文中僅僅出現過一次。作者在《Tempe》中寫道:“悲傷像一只細小的螃蟹,揮動它細小的腳爪,爬出充滿淤泥的洞穴。”在這一章中,阿清同阿烈結婚,兩人的女兒也已進入大學。阿清的人生軌跡在不斷前行,但在聽到阿烈的母親叫友梅時,已經被放置在另一個世界的傷痛與悲傷仍會浮出水面,在陰影里繼續潛流涌動。賀淑芳在一次訪談里說道:“螃蟹會在海潮退去之后從沙灘挖洞出來。……我就想那個淤泥會不會增加它的負擔?它就慢慢地伸著腳,慢慢地動啊動啊動,……這是一個比較柔軟的生物,活在潮汐之間,想辦法讓自己生存下來。”誠然,馬來西亞華人,又或者說每一個普通平凡的微弱生命,亦是如此。被海水不斷地沖刷,無法掌控隨時可能到來的厄運與災難,但他們沒有選擇,只能繼續想辦法讓自己這個微弱的生命與恐懼同行,迎接新的生命與人生道路。

(三)守護與指引的白色蝴蝶

在《蛻》中,蝴蝶與靈魂、白色、天使這些元素相聯系,與其他一眾意象不同,具有相當強烈的神圣和救贖的宗教色彩。盡管華人沒有主流宗教信仰,但馬來西亞宗教信仰氛圍較為濃厚,這成為海外華人文化維系的重要紐帶。在小說中,天使與蝴蝶意象代表著宗教神使,它們承擔啟示、引導和審判的作用。而這一意象背后,又體現出作者樸素的道德善惡觀念,即無辜者升天獲得救贖,有罪者負罪墮入泥地。如在《在場》《天使簿》兩篇小說中,受害華人年僅五歲和七歲,是涉世未深的孩童,他們對種族沖突一無所知,甚至還沒來得及意識到死亡是什么。“后代”“孩子”承載著未來的希望和可能,他們身上未受社會的規訓,具有巨大的可塑性。這些年幼的無辜者在暴力中死去,更凸顯出暴力者的殘忍。

第一,蝴蝶象征著啟示。丟失孩子的母親無助地尋找孩子的蹤跡,她在夢中受到白色老人啟示,指引她去往孩子的埋骨之地。而后當她輾轉到達埋葬“五一三”受害者的希望之谷的時候,又有一只名叫蝴蝶的白狗為她帶路。白色的老人、名叫蝴蝶的白狗,它們在文中唯一的作用,即為指路,他們指引了迷失方向的母親,去何處尋找孩子的尸骨。

第二,蝴蝶也意味著救贖。前往希望之谷時,母親在車上因精神恍惚找不到車票,此時一表孩子的白色蝴蝶出現,它化作車票,幫母親解決了窘境。孩子是母親的救贖,但母親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檢票員粗暴地將蝴蝶化作的車票搶走,并在票根上打下孔洞,“她仿佛看見孩子的靈魂被噬穿了一個洞”。票根被破壞,不再完整,寓意著孩子也早已死在了暴動之中。

第三,蝴蝶也與懲罰相聯系。馬來人加害者雅各死不悔改,絲毫不懺悔自己的殺人行為,甚至受害者鬼魂的哭訴和自己的死亡,都不能使他改變。死后他看到了具有白色羽毛的天使,但他不理會天使的審判,依舊憎惡著與自己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憎惡使他的靈魂不堪重負,落在泥地里無法前行。而只有當他開始感覺孤獨,懷念起妻子時,愛才使他的靈魂輕盈,在馬來人的視角里,他們殺死了異族,他們是保衛自己國度純潔性的英雄,但同時,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也感受到了殺人為自己帶來的永恒傷害:“我們是犧牲的,我們是無名英雄,我們弄臟了自己的手、自己的身和心,我們心上的創口還在淌血,沒人看得見。”仇恨無法凈化靈魂,只有象征著英雄的木棉開始凋謝,降下了凈化和消解般象征著愛的白色棉絮,傷害者的靈魂才得到了救贖,復歸白色的純凈。

(四)爭斗的憤怒之羊

除了上述在板塊目錄中出現的具有代表性的動物意象以外,小說還運用了許多其他的動物意象,共同構成小說的動物寓言模式。限于篇幅,此處僅以與全文核心主旨密切相關的“羊”的意象加以分析。馬來人信仰的穆斯林宗教不吃豬肉,而主食牛羊,華人的飲食文化里卻以雞和豬為主。牛羊與雞豬,表面上是飲食的差異,但更意味著生活風俗、宗教信仰、語言文化等方面的不同,這更暗示著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的種族對立,盡管兩族的土地相連,在馬來半島上已經共同生活了近百年。華人割膠膠林的另一頭就是馬來甘榜(鄉村),宋紅歡在膠林這頭能看見馬來人養的羊,羊從具有間隔意味的木板柵欄縫里盯著她看。“看到那羊欄,就覺得自己已經出了平日的范圍,看到了另一區叢芭,像是世界的另一邊。新村養雞養豬,就是沒有人養羊跟牛……她沒想到羊是食物,因為小時候養母帶她去算命,觀音說她不可吃牛羊。想到羊原來可以吃時,那只羊突然朝她咩,很響,好像很憤怒,一直叫一直叫。兩族彼此相連,密切窺視,羊代表的既是馬來人的飲食習慣,也更是資源的象征。紅歡不可吃羊,就像華人本來也沒有想吃羊,不想侵犯另一個族群。但當資源有限時,為了生存,種族之間就必然會搶奪為數不多的資源。所以一旦當以紅歡為代表的華人想到羊原來可以吃的時候,以羊代表的馬來人就開始憤怒,他們認為自己的生命和領地受到了威脅,自己被華人蠶食著利益。馬來人本是這片領土的原生者卻生活窮困,華人作為外來者卻比他們擁有更多的經濟財富,當他們想要宣告這片土地的主人是誰的時候,類似于“五一三”這樣的事件就發生了。

綜上所述,這些動物意象身上,承托著賀淑芳對大馬華人求生困境的文化指涉。虱子所承載的貧窮與尊嚴之困,蛇與螃蟹代表的與漫長恐懼搏斗的微弱生命之抗爭,其所包蘊的文化內涵是寄寓在大馬底層華人奮斗史中的生存哲學。而在蝴蝶與羊身上,則又交織著華人的“他者”尷尬。他們生于茲、長于茲,在國家認同上認可自己的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卻又長期接受華人傳統及文化的哺育,在種族上認可自己的華人身份。身份認同的割裂疊加著現實的悲哀處境—他們無意同馬來族搶奪資源,卻又為了生存不得不面臨競爭。國家與政府無法為他們伸張正義,只有寄希望于死后的宗教審判。

四、結語

從文化價值來看,《蛻》背后展現的是大馬華人面臨多重邊緣困境,它的“蛻皮”與多重動物意象書寫,更折射出賀淑芳個人長期生活的家庭環境。賀淑芳出生于1970年,即“五一三”后一年,而小說主角之一的蘿也是此年誕生。賀淑芳在采訪中提到自己有多個弟妹,自己身為家中長姐,而小說另一位主角,蘿的母親陳桂英,同樣是多子女家庭中的長女。一定程度上來說,桂英和蘿的感受不無賀淑芳個人感受的直接投射。桂英身為長姐擔負的家庭責任,是賀淑芳真實生活里不得不放棄熱愛的文學、轉投向物理的真實寫照。蘿對華人就業被馬來人頂替的憤怒,也是成長于“五一三”后的這代華人的真實心情。賀淑芳將自我成長的困惑與感受拆解,寄寓在文中描述最多的敘事主角葉阿清、陳桂英、蘿身上,力圖透過她們,展現底層、異族、女性的三重邊緣人生處境。

從文學地位來看,《蛻》是唯一一部直面“五一三事件”的馬華小說。一直以來,馬來西亞各方面對“五一三事件”都避而不談,無論是民間、學術界還是官方,少有此事件的公開資料,也未見相關討論,甚至親歷者都因各種原因“保持緘默”,許多后代華人也對此感到陌生。而在馬華文學中,有部分作家從側面談及“五一三”的相關內容。如黎紫書同樣選擇了“五一三”作為自己第一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的題材。此小說開篇即通過“第五百一十三頁”暗示“五一三事件”,這個數字在文中被多次提及,但她本人并未將重心放在“五一三事件”的書寫上,而是專注小說敘事手法的實驗。在《告別的年代》里,作者通過杜麗安的華人女性發家史、下一代華人“你”企圖追溯祖輩歷史但無路的迷茫、評論者與創作者的糾葛的三個故事,表達出的主旨是—華人前史真相不可知,也即后來者無論如何也無法還原事情的真相,小說中并未涉及對“五一三事件”的正面情景和故事描寫。另外,《在傷口上重生》于2019年在馬來西亞出版,本書是“五一三事件”親歷者家屬的口述史訪談集,黃錦樹曾為該書撰寫了推薦序。盡管黃錦樹并未在自己作品中涉及“五一三事件”,但在序言中表達了自己對“五一三”書寫的態度。口述史記錄了被官方敘事所遮蔽的個體記憶,而同樣,文學也應當承擔起對抗歷史遺忘的責任。賀淑芳的《蛻》也受到了該書的較大影響。在訪談和《蛻》臺版后記中,她曾多次提及該書,直言參考了《在傷口上重生》中親歷者家屬的感受。借由《在傷口上重生》,賀淑芳創作出更多對“五一三事件”的正面書寫。無論文中的敘事主角身份如何多樣,視角如何切換,不變的是他們的故事始終關聯著“五一三事件”,多方位展現著這一事件對華人乃至馬來人所帶來的巨大心靈創傷。

在藝術特色上,《蛻》的動物意象更為其賦予了美學上的升華。透過異質的動物生命,隱喻和觀照人類自身的“動物性”與“人性”。動物書寫是人類之所以區別于動物又之所以靠攏動物的復雜人性的展現。賀淑芳將難以捕捉、無法描述的情感,透過另一些異質虛幻的生命加以形象生動地表現。通過使用動物意象,賀淑芳編織出了帶有原始神話色彩的意象境界,其意象的神話性超越了故事主線的現實生活和歷史事實,訴諸書寫美學的升華和內涵意蘊的凝練,形成一種蛻皮的詩學。

《蛻》的動物書寫還反映出了其背后的美學價值來源,即“圣獸二象性”。傳統宗教故事常使用動物作為傳教的載體,動物被視作沒有理智、沒有道德思想的禽獸,但禽獸卻能為宗教神明的力量感化,由此體現出宗教力量的強大。同時,動物也因離文明世界較為遙遠,而被認為距離自然更近,它們身上所體現的是未經人工修改的自然運作規律,所謂“天道有常”。當人類在文明發展中感受到痛苦和迷茫,就會下意識還原最本初的自然狀態,從承擔自我選擇的痛苦,回到被天道安排的自然路徑“尋根”。放棄選擇權,意味著放棄承擔自我愧疚和負擔,只需要被動接受。動物的“獸性”和“圣性”,既體現了宗教與原始神話的神秘偉力,又給予人類找尋歸處理想世界的心靈安慰。在文學中,這一屬性又被再度加工,成為意象。意象同原型一樣,是帶有多重文化積蓄的符號。動物意象映照著人類面對異質動物時感受的未知風險,以及背離過往生存經驗、無法溝通交流的恐懼。動物意象也映照著人類渴求神圣指引的希冀,將生前國家、法律無法裁決的罪案交由死后的自然、天道,人類文明為自我劃定的種族規則,最終消弭在了一切生命俱是平等,殺人者償罪的自然選擇之中。

質言之,賀淑芳的小說《蛻》,從三代馬華女性家族主視角出發,開拓了“五一三事件”的華人創傷記憶創作,為馬華作家提供了新的歷史敘事方式。其動物意象書寫繼承古典動物意象傳統,兼使用現代主義寫作技法,推動馬華文學意象書寫的發展,可視作馬華文學史及馬華女性作家創作譜系中的重要作品。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