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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童年、婚姻與時代癥候——漫評三篇青年作家的小說
來源:《長城》 | 周聰  2026年10月20日14:40

文學如何書寫時代?這是每一個寫作者必須面對的命題。本期“新銳”欄目的三位青年作家分別從夢想、童年、婚姻的角度切入,給出了各自的回應。李曉丹的《暹羅貓與獻給理想國的巴夏曲》采取了“探案線”與“夢想線”交替并行的方式進行敘事,表面上看,二者沒有關聯,但結尾會于一處,真相水落石出。先來看“探案線”:2024年春節,椿市發生了火災,一男子離奇死亡,他死去時身上有一只暹羅貓,圍繞著這起“靈異事件”,男子死亡真相的揭秘是敘述焦點所在。

在“探案線”之外,小說中還有一條關于夢想的敘事線索。對于怎樣處理一只撿來的暹羅貓,暹羅之夜樂隊的四名成員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作者對樂隊成員日常生活的真實記錄,再現了一群理想主義者夢想破滅的全過程。四人大學時代成立搖滾社,組建樂隊,出專輯,辦簽售會,登上省春晚的舞臺,被新聞媒體譽為“追夢少年”,音樂給他們帶來了榮耀和自信。走向社會后,音樂夢在強大的現實壁壘面前不堪一擊:主唱靳騰飛迅速步入婚姻,娶了一位富家女,陷入生活瑣事之中;鼓手兼隊長何越進了外貿公司,當上小領導,工作有聲有色;鍵盤手路明在咖啡店兼職,勉強混個溫飽;唯有作曲兼吉他手秦峰,還在堅持創作。這種分化是現實利益驅動下的自由選擇,在一次餞行宴上,隊長何越鄭重地將樂隊轉交給秦峰,這看似是夢想的交接與傳遞,實際是將無法承受之重轉移至他人身上,共同的夢想成為壓倒秦峰的最后一根稻草。秦峰的尋死,意味著夢想之花的凋零,宣告了理想主義的破滅。

除了樂隊成員之外,在孫威一家身上,也隱藏著關于夢想的敘事。孫威的母親玉姐年輕時與搖滾歌手男友戀愛,二人結婚后,丈夫為了搖滾夢拋棄了她。在生活中,玉姐為樂隊提供了場地,樂隊的夢想中有她的一份助力,玉姐在樂隊成員身上找到了某種心理補償。年輕時的孫威是“追夢少年”的粉絲,深受樂隊勵志故事的影響,他前往北京實現自己的媒體人之夢。此外,在流浪動物收治站,醫學院畢業的高帥沒能進正規醫院,通過在救助站給動物看病來實現自己的醫生夢。一個個獨立個體的夢想敘事,匯成了一支夢想之歌。正是這些求而不得的妥協、堅持、努力、奮斗,才更加顯現出夢想的珍貴。

在小說中,貓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暹羅貓的出場阻斷了秦峰去北京找川哥實現樂隊夢想的進程,秦峰對貓的照顧與沉迷,在客觀上延緩了實現音樂夢的迫切性。當那只危在旦夕的暹羅貓出現的時刻,樂隊成員間的分歧便應運而生。秦峰對暹羅貓的照顧無微不至,即使那把被他視作生命的吉他留下貓的抓痕,他也并不計較。秦峰越是對貓疼愛有加,就越加劇了它被遺棄的現實可能性。路明對貓的厭惡,與自己深受跳蚤的困擾有關;何越和靳騰飛商量將貓放跑,以此來敦促秦峰去北京。后來,靳騰飛把貓塞進了尼龍袋,讓它徹底消失在秦峰的家中。秦峰得知貓不見蹤跡后,尋找未果,三天后,他帶回了另一只貓。有意思的是,秦峰認定這只貓就是之前的暹羅貓貝貝,他已說服自己相信這是真的,即使路明、靳騰飛反復強調二者之間的差異性,秦峰還是深信不疑。倘若考察一下秦峰的深層心理,他的自我欺騙行為是一種逃避,新的貓替代貝貝是必然的,這也預示著他不可能邁上前往北京的列車。

對于暹羅之夜的成員來說,川哥是一位識才惜才的人,被大家視作精神引路人,他承載著樂隊成員的夢想,是樂隊成員能否實現音樂夢的關鍵所在。與川哥關系的遠近,直接決定了成員在樂隊中的地位與作用。當樂隊成員的希望轉移至秦峰身上時,秦峰自身并不能夠承受夢想之重:一方面,他要竭力維持與川哥的聯系,以此來證明自身的價值,哪怕這種聯系是虛構的;另一方面,他不可能真正去北京尋找川哥,一旦他前往北京,所有的想象和虛構都會不攻自破。去北京儼然成為一種盛大的儀式,秦峰的百般推諉與延遲是一種策略,與靳騰飛、路明的北漂經歷形成了對比,至少他們為夢想真正地付出和努力過。當川哥以馮大海的身份與大家意外相見之時,樂隊成員才意識到所謂的夢想是多么的虛妄與縹緲。

在小說中,一場爆炸引發的火災徹底燒光了大家口中的夢想。靳騰飛以殺死貓的方式逼迫秦峰去北京,秦峰選擇了放棄,路明威脅秦峰不許放棄,靳騰飛也與秦峰扭打一團。大火蔓延,四人從窗戶爬了出來。秦峰又沖入著火的房子,他宣稱貓還在里面。吊詭的是,秦峰口中的貓是一只瘸腿的狗,在獻出生命之際,他還在欺騙自己。何越搶救出了秦峰的作曲簿,那個承載著樂隊才華與夢想的命根子,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都是空白的。曾經的音樂夢,只是四人共同虛構的一場夢魘。在小說的最后,趕火車的孫威遇到一只流浪小貓,陷入了秦峰曾經面臨的境況,歷史又一次重演了,幸運的是,孫威沒有像秦峰一樣選擇停下救助小貓,而是毅然決然地前往了下一站。

接下來討論卓爾的《動物城堡》,從結構上來看,這部作品采取了一種分散式的敘事策略,整部小說分為《國王的故事》《動物園的故事》《爸爸和媽媽的故事》《老虎的故事》《逃離的故事》《大明的故事》《餃子館的故事》《今天》等小節,沒有一條完整的主線,時間跨度較長。在敘事上,《動物城堡》的故事形態具有碎片化、跳躍性的特點,作者放棄了那種連貫的、線性式的故事結構,選擇了以“我”的年齡為線索串連故事,從五歲、八歲童年時的記憶起筆,融入自己二十多歲的生活經歷,并穿插著父母之間的情感糾葛與親人之間的家長里短,一個個故事單元共同拼貼出“我”的生活軌跡。

在《國王的故事》中,五歲的“我”跟隨父親回到鄉下的奶奶家中,院子里的雞、鴨、驢等動物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只大公雞對“我”的突然造訪表達了抗議。奶奶選了一只精神抖擻的雞,準備讓我們飽餐一頓。在“我”與奶奶的面前,父親為維護自己的尊嚴,親手殺死了那只被“我”命名為國王的公雞。國王死于我們的口腹之欲,死于以愛之名的待客之道。“我”不僅見證了國王的死亡,還需在親人的面前吃掉國王的軀體。國王死前的話縈繞在“我”的耳旁,“去你會去的地方”一句讓“我”深受震撼。在《動物園的故事》中,八歲的“我”與父母一起前往動物園,父親帶“我”觀看老虎吃驢子的表演。父親殺死國王的場景、老虎吃掉驢子的殘忍畫面,均給“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深刻地影響著“我”的性格塑造和后來的生活。

十一歲那年,父母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一年后兩人離婚。從此,父親在“我”的成長中一直缺席,他重建了家庭,一個大“我”三歲的女孩替代了“我”的位置,“我”生活在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的比較之中。不可否認,父愛的缺失對“我”性格的影響深遠:當因為貓的去留與大明發生沖突時,“我”企圖用父親討好母親的方式來哄大明開心,甚至以公雞打鳴的行為來尋求和解。這種討好型的人格是缺乏自信與安全感的體現,后來,母親因“我”屢次考研失敗而在眾人面前抽泣,“我”又以打鳴的方法來安慰母親。從深層的心理來看,“我”的怪異行為是父親殺死國王的隱秘回應,童年時的精神創傷直接決定了“我”當下的應激行為。

與父親缺位于“我”的成長相對比,母親的在場更具威脅性,她窺視著“我”的一舉一動,掌控著“我”的未來和命運。母親是一個看似強大實則脆弱的女性,在親友的面前,她經常以訓斥“我”來獲取尊嚴,又動輒因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落淚。父親組建新的家庭后,“我”與母親因所謂共同的“敵人”而得以短暫結盟,我們不知不覺淪為了他者,活在了父親新家庭的陰影之下。“我”與那位看不見的姐姐的角逐,母親渴求對父親金錢的分配權,都是在尋求心理補償。事實上,這種同盟也是不穩固的,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一直存在著逃離母親控制的心理訴求,與大明的同居就是一種無聲的反抗。

在小說中,動物園是一處頗具象征意味的地方:動物成為被馴化與觀賞的對象,集中體現了人對動物命運的掌控,動物的自由讓渡于經濟利益驅動下的人類的圍觀;在表演中,老虎吃掉驢子,動物園里也有弱肉強食,遵循著原始的叢林法則;動物園是社會化的,它是現代社會的組成部分,動物園的運行機制與社會對人的規訓有著某種共通性。“我”的人生,是與動物園纏斗的一生。動物園留下了一家三口游玩的經歷,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流露出“我”對和諧、溫馨家庭的樸素的幻想。在“我”的身上,“去動物園”是一個重要的敘事命題:在《大明的故事》中,大明詢問“我”想去哪里,“我”的回答是動物園;在《餃子館的故事》中,二姨說起動物園老虎逃走的新聞,母親說出了“我”若考上研究生就去動物園的愿望。“我”的心愿卻被表妹一句去動物園的話打亂,她的提議得到了大家的積極響應。動物園早已物是人非,“我”試圖逃離令人壓抑的氛圍。在家人們眼中,“我”成了人群中的異類。這次經歷粉碎了“我”對動物園的想象,那個曾經讓人快樂的地方消失不見了。

最后來談趙霍山的《隱身》,該小說以一個中年男性的視角來審視當下婚姻家庭生活中個體的生存狀況,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型小說。與妻子分開后,男人開啟了一段流浪生活,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讓男人心生厭倦,促使他產生重建家庭的想法。重返生活過的家中,對氣味、聲音尤為敏感的他,只能以隱身的姿態出場,一切都無法回到當初了,殘酷的現實令他措手不及。回歸家庭是一種奢望,家不再具備作為維系家庭成員間關系紐帶的重要功能;男人在家庭生活空間的離場或曰放逐,意味著男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與處境正在發生變化。在《隱身》中,家演變為一個異化的空間,在這個熟悉而陌生的處所,男人竭力讓自己處于隱身的狀態。家表征的穩定的、充滿安全感的、溫馨的場域徹底被消解了:男人要小心翼翼地與鸚鵡、貓周旋,通過投喂食物、威脅等方式,讓它們處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為了躲避來自岳母的審視,男人絞盡腦汁地在臥室、衛生間、窗簾背后等空間來回騰挪,這一行為極具戲劇性與荒誕色彩。在窗簾背后,男人甚至感受到了放松感和愉悅感,畸形的感受讓他興奮不已。身處家庭內部空間,隱身于人和動物的視線之外,男人與他們的對峙無疑增強了小說敘事的緊迫感。在男人的內心深處,存在著想象一家人日常生活的心理沖動,表現為對岳母電話中透露出的信息的高度關注,以及從家人生活痕跡做出的合理推測。

對于男人而言,家庭的破碎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導致的:第二個孩子的流產,令妻子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擊,“這個家就徹底喪失了穩定性”;女兒被診斷出阿斯伯格征合并多動癥,需要長期服用西藥控制病情,女兒的患病引發了妻子一系列的改變;當年妻子為了愛情,放棄了出國,至今心有不甘;妻子提及男人體弱多病并且患有焦慮癥的哥哥,暗示其家族基因有問題,指向了第二個孩子流產的原因,這給男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疾病的困擾,生活中的矛盾與分歧,導致妻子提出了離婚。多年前的那次香山賞秋葉,男人與妻子當著女兒的面發生激烈的爭吵,這次事件似乎為離婚埋下了伏筆。《隱身》寫出了中年男性在婚姻家庭中脆弱不堪的一面,他們并非游手好閑,不是不努力工作,只是不知不覺中被生活的泥淖吞沒,逐漸喪失了反抗的能力。

倘若將這三篇小說放在一起探討,不難發現:它們都以日常生活為主體內容,在敘事上遵循了現實主義中的寫實筆法。《暹羅貓與獻給理想國的巴夏曲》是一首理想主義者的哀歌,《動物城堡》是童年創傷在現實世界的回響曲,《隱身》則是一部中年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心理劇,它們共同呈現出當下個體的生存境遇與時代癥候:一些人在現實生活中為了夢想四處碰壁而負重前行,一些人因童年的心理創傷一生都在想盡辦法治愈自己,一些人深陷婚姻危機而被放逐在家庭之外……唯有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它可能會無情地碾碎拼搏者的夢想,會讓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感受到疼痛與焦慮,會讓人們理解到生活的不易與可貴。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心懷希望與夢想,腳踏實地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