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重陽登高 寫下“七律第一名篇”
長江水奔流至瞿塘峽時,江面上忽立起兩個百丈高的山崖,左曰赤甲,右曰白鹽,好似兩扇石頭做的門,只留一道急窄不到百米的隙縫,江水側身急過,自此一瀉千里。這萬夫莫開的險境,就是古夔州所在。
大歷元年(766年)春,杜甫從臥病數月的云安抵達夔州(今重慶奉節一帶)。彼時,他的至交好友幾乎都離世了,剩下他,似天地間一只倦飛的沙鷗,暫棲在古老而荒僻的夔州。
那時候杜甫還不知道,他將在這里寫下240多首詩(占他一生的三分之一),平生巔峰之作《秋興八首》和《登高》,都屬于夔州。但困于夔州的兩年里,他始終都想離開。
初到夔州,杜甫住在城西郊一個山腰里,他在詩里把這個租來的房子叫作“客堂”“山腰宅”,為了貼補生計和治他的風濕癥,他在山腰宅養了上百只烏骨雞,大概這些雞腳力甚健,天天喧呼蹋藉,在幾案上跳上跳下,后來實在太鬧騰了,老杜只得催促大兒子宗文給雞做個高點的柵欄,求得人雞兩清靜。
不必與雞為伍的清閑里,他也會經常出去走一走,去白帝城,去武侯廟,去滟滪堆,去八陣圖。歸來,他總是有更多的感慨。孔明死的時候54歲,他如今已55歲了,他也有匡扶明主、被天下人永遠紀念的志向,但他的現實,卻是在遠離長安的夔州,管理一百多只雞……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秋興八首》其四選句)他喃喃自語,常常從白天坐到薄暮,又坐到深夜,至天光發亮時,仍然無寐。
他對整個夔州都不滿意。在他看來,這里的人愚昧、迷信、不好打交道,風俗也不像話,竟然讓女人上山背柴,男人就在家坐著,也不愛讀書,寧可冒死販私鹽、跟著商船在浪頭里打滾,自己跟他們,簡直是雞同鴨講說不通……夔州還有老虎,常常趁黃昏時下山來散個步,和老虎一樣惡的還有當地的青皮無賴,搞得他“晚上要防老虎,白天要防刁民”……吃的喝的他也不適應。夔州多是石山,種不了多少莊稼蔬菜,就是近水,多的是魚鮮,夔人“家家養烏鬼(多指鸕鶿),頓頓食黃魚”,家常餐桌上還有一種叫“白小”的魚,夔人把它當作小菜——但杜甫天生討厭魚腥,讓他天天吃,頓頓食,這如何受得了?
大歷二年(767年)三月,早前從“客堂”搬至西閣,卻與“刁民房東”相處不睦的杜甫,帶著家人又離開西閣,搬到了赤甲住。赤甲雖然更為荒僻,卻頗為清幽。更妙的是,夔州都督柏茂琳幫他買得瀼西四十畝果園和草屋數間,又幫他租到東屯一部分公田,于是三四月間,為了趕上春耕時節,杜甫再次搬家,從赤甲搬到了瀼西。
大歷二年(767年)八月,杜甫再從瀼西移居東屯,這是他在夔州的第五個,也是最后一個居所——四個月后,他將告別這個困居兩載、不得已停留的所在。
整個在夔州的兩年,他一直都想離開——他太孤獨了。和兄弟們的長久分離,與中原迥異的風土,愈來愈折磨既老又病的他,這歸心一起,便不可遏制。
早在暮春時,杜甫曾收到弟弟杜觀的書信,說已在江陵,預計月末將到夔州,杜甫欣喜若狂。入夏,因杜觀要去藍田迎新婦,杜甫又送弟北歸,短暫相聚卻相別,杜甫殷殷叮囑——記得要快去快回,秋天的時候好歸來一起喝酒。
但不知怎么,這年重陽,杜觀并沒有回到夔州,杜甫獨酌杯酒,抱病登上白帝城外的高臺,不勝蕭然。于是寫下: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杜甫《登高》
三個月后,大歷三年(768年)的正月,杜甫把瀼西果園四十畝送給友人南卿,隨后帶著家人從夔州出峽,前往江陵。之后的兩年,他漂流于江陵、公安、潭州,最后決心溯湘江北上長安,卻病逝于北上的湘江船中。
他始終沒能再回到長安,但他也許慶幸離開了夔州——只是,他諸多名篇里世人記得最深切的,正是他在夔州寫下的《秋興八首》和《登高》,明人胡應麟甚至認為,《登高》堪稱古今七律第一名,自帶超越萬載千年的光芒——“此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