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勒古恩:以科幻與奇幻為外殼反思現實

厄休拉·勒古恩(1929—2018)是一位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才獲得美國國內充分認可的重量級作家。2000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她“在世傳奇”稱號;2003年,美國科幻與奇幻作家協會授予她“達蒙·奈特紀念大師獎”;2014年,她又獲得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頒發的“美國文學杰出貢獻獎章”。這些遲來的榮譽,印證了她從文學邊緣一步步走向美國文學核心的獨特軌跡。
勒古恩本名厄休拉·克羅伯,出身于學術氛圍濃厚的書香門第。父親阿爾弗雷德·克羅伯是著名人類學家,母親西奧多拉·克羅伯則是一位作家。在父母的熏陶下,她自幼便養成了熱愛閱讀與勤于思考的習慣,人類學的家庭背景也為此后貫穿其創作始終的跨文化視野埋下了伏筆。
然而,她的寫作之路并非一帆風順。早年那些帶有強烈文學實驗色彩的虛構小說屢遭退稿,始終未獲出版界認可。面對困境,她果斷轉向科幻小說創作。這一轉向很快收到成效,隨著科幻作品的陸續出版,她終于找到了一條將人類學思考與通俗閱讀需求相結合的獨特路徑。勒古恩的科幻作品,比如《黑暗的左手》獲得了雨果獎和星云獎,在科幻文學的地位讓其成為主流作家。此后,勒古恩創作力驚人,一生共完成23部長篇小說、12部短篇小說集、11部詩集、13部兒童讀物和5部隨筆集,此外還翻譯了4部作品,其中包括《道德經》的英文譯本。她的主要作品已被譯成42種語言,最具代表性的奇幻系列《地海傳奇》中的《地海巫師》在全球銷量達數百萬冊。

巨大的成功并未讓勒古恩止步不前。面對讀者對《黑暗的左手》及早期《地海傳奇》系列中性別設定的尖銳批評,她開始反思自身創作中“像一個男人那樣思考”的局限。這一反思,與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女性主義思潮相互激蕩,促使她從根本上修正了自己的寫作方法。1990年出版的《地海孤雛》,便是這次蛻變的標志性成果。她由此完成了從“英雄史詩”到“弱者視角”的轉向,徹底重塑了地海世界的敘事根基。
勒古恩一生著述宏富,然而其價值遠不止于數量與銷量。她以科幻與奇幻為外殼,持續叩問性別、權力、環境、文化與烏托邦等核心議題,在想象力的疆域中構建了一個又一個可供反思現實的思想實驗室。以下將從多個維度,審視這位“科幻之母”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
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融合
厄休拉·勒古恩是對烏托邦文類進行過最具創造性的實驗,也最徹底地模糊了烏托邦與反烏托邦邊界的作家之一。她是最早洞察烏托邦固有局限的人之一,更以其標志性的手法,在同一部小說中并置“優托邦”(eutopian)與反烏托邦(dystopian)元素,從而消解了這一文類的傳統疆界。
在其著名的“海恩宇宙”系列,如《黑暗的左手》《世界的詞語是森林》等經典長篇與短篇作品中,她反復探討不同乃至對立文化之間和解與艱難共存的可能性。溝通、理解與對差異的包容,構成了這一系列的核心關懷。而貫穿其中的“埃庫蒙”(ekumen),一個致力于維系宇宙間所有行星和平共處的星際“萬界聯盟”,則為她提供了展開跨文化想象的思想實驗場,使她得以在性別、政治、宗教等諸多維度上,探尋人類未來的多種可能。
在她筆下,烏托邦不再是某種終極的社會方案,而是一種持續的批判性沖動與欲望教育。也正因如此,她的小說從不提供完美的答案,而是不斷邀請讀者在差異與不完美之中,思考變革的可能與代價。循此思路,《黑暗的左手》便不僅是一部科幻小說,更可視為對文化多樣性及和平共存可能性的深刻叩問。小說中,埃庫蒙使者金利·艾與格森星首相埃斯特拉文的交集與成長,構成了貫穿全書的“教育之旅”。二人關系發展其實預示著兩種文化的溝通,是逐漸消除對“他者”未知恐懼,發現共同點,理解差異的過程。雙性同體的設定也構成了對社會性別建構的有力反思,在解構異性戀規范性的同時,也為文學與社會的多重可能性開辟了空間。
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與后人文主義關懷
勒古恩書寫環境問題是對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的響應和支持。在20世紀60年代,工業化、現代資本主義和二戰后的集體無意識都造成了人對自然的錯誤認識,即自然是客體,為了人類自身利益,人們可以為所欲為。勒古恩不僅著力于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人與世界的關系,而且把20世紀60年代的生態問題、政治問題等融入其創作之中,形成獨有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和后人文主義思想。
自小沉浸在《道德經》中的勒古恩對中國的“陰陽”哲思有自己的理解,她認為“陽”代表著“主動、進取、線性、進步”等狀態,而“陰”則代表著“順從、被動、參與式的、循環的”他者狀態。借助這一思想,勒古恩將西方世界對他者與環境的剝削與一種男性意識形態聯系起來,這一立場接近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勒古恩植根于生態女性主義倫理,借助《永遠歸家》等作品來審視女性問題與生態問題的深度連接。勒古恩在《永遠歸家》中批判以“進步”為前提的“理性主義烏托邦”,認為理性主義的烏托邦是一場“權力之旅”,與“不支配他者”的生態思想水火不容。
勒古恩認同萬物相互聯結,物我一體,而不是突出等級秩序或壓迫體系。勒古恩力圖糾正西方哲學思想中的“陰陽”失衡問題,從而使烏托邦/反烏托邦能夠作為一種“方法”,順應生態女性主義的方向,重新想象現實問題。
勒古恩倡導人類應順應天地萬物所設定的秩序,反對那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以人類為中心追求人類進步的行為,其思想就不僅僅是生態思想,也具有了后人文主義的批判性。
《地海傳奇》全系列六部作品,前三部與后三部的出版時間相隔18年之久,與前三部相比,后三部作品有著明顯的主題轉變,體現出非常鮮明的后人文主義思想。勒古恩敏銳地覺察出人類與自然關系中的危機,以及高科技與人造機器的迅猛發展使人們對人類本身的價值與作用產生質疑和動搖。她在后三部作品中展現的跨物種共生理念,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念,重構了人與動物的關系,重新思考和探索了人的概念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在嘗試構建人與其他物種共同體形態的過程中,人與包括動物在內的其他物種是平等存在的生命形式,兩者之間是一種共生、依存的狀態,并不應存在一種生命形式凌駕于另一種生命形式之上的狀況,任何生命形式都不是獨特的霸權存在,而是一種共同體的存在。這種人與動物共生的存在方式在《地海傳奇》系列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現。在勒古恩筆下,人類不再是駕馭動物的絕對控制者,人性與動物性共存于同一生物體中。當人與動物形成二元對立的狀態時,兼具人性與動物性的龍人通過選擇變幻為人形或龍形來彌合這一裂痕,幫助人與龍實現跨物種溝通,最終完成人與萬物的一體化進程,形成休戚相關的生命共同體。
可以說,勒古恩這種“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影響了后世創作。受到勒古恩等的影響,人與動物之間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逐漸得到人們的接受和認可,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許多作家嘗試構建人與動物相互協作的跨物種共存環境。
道家思想與命運共同體
除了出于對社會歷史問題的關切,勒古恩的創作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勒古恩的父親研究《道德經》,翻譯《道德經》,勒古恩曾追憶父親在《道德經》書頁中標出了一句話,說要刻在自己的墓碑上。長期耳濡目染的勒古恩也閱讀和研究《道德經》,甚至根據自己的理解翻譯了《道德經》,事實上,道家思想對其人生觀以及后來的創作思想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毋庸置疑,《道德經》首先影響了勒古恩對待生活的態度,使她能夠以一種更加多元、動態的視角看待周圍世界,而這種思想進一步影響了她的寫作,比如勒古恩將平衡、陰陽相生融入其世界觀。當然,勒古恩對于《道德經》的翻譯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理解闡述的。
事實上,道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勒古恩作品背后最強大的力量。勒古恩認為“陰”與“陽”是一對互為關聯、互為對立的能量特征組合。它們始終處于共生關系中,從未分離。萬物的存在皆是陰陽以某種比例結合的產物。當兩者處于恰當的平衡狀態時,萬物運行便順暢和諧;一旦失衡,世界就會陷入危機。勒古恩在其虛構作品的多處地方都曾隱晦地提及這一意象。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見于《黑暗的左手》:“光明是黑暗的左手,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同樣,延伸的是關于平衡的理念,雖然勒古恩對探索互補對立面之間平衡關系的興趣貫穿了其全部作品,但這在《地海傳奇》系列中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該系列中羅克島的巫師們的主要關切便是維護和恢復“均衡”,它被視為創造并滋養萬物的根本平衡。當均衡被擾亂時,危機便隨之而來。這與“道”的概念及對“陰陽和諧”的關注形成了清晰而直接的對應。
“為無為”的理念也被勒古恩所深度吸納,這一術語的字面意思是“以‘不作為’去作為”。這一術語指代一種沒有預謀的行動,即“自發性”或“自然性”。這種順應環境而不加抗拒、使自己調和于所處環境并在不同境遇間行云流水般轉換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是道家的最高美德。老子和莊子都將“為無為”視作最理想的生存狀態,它是與自然之“道”達成和諧的必然體現。這構成了一個悖論:踐行“為無為”的人在行動時順應自然、不加雕琢,然而所有必要的事情卻借此得以圓滿完成。
勒古恩在《地海傳奇》中對這一思想進行了最為透徹的探索。正如“為無為”顯現于與“道”和諧相處的人身上一樣,在《地海傳奇》中,那些致力于維護“平衡”的角色身上也展現出了一種行之有效的自然狀態。勒古恩當然沒有直接使用“為無為”這一中文術語,因為其源語言并不屬于那個虛構世界;但她通過歐吉安、格得以及后來的恬納等人物,描繪了這種不加預設的“自發性”如何發揮作用。如格得的老師大法師歐吉安任由風吹雨打,淋濕自己的住處,不使用任何魔法來止雨。格得習得魔法的羅克島學校的大法師們都秉承不作為的信念,順應大自然的規則,借助自己的作為(或不作為),維護自然世界的根本的“平衡”。
勒古恩最具道家色彩的小說《天鈞》展示了主人公喬治·奧爾的行為如何與道家思想相契合,其“無為”(wuwei,non-action),從表面上看是其被動性特質,而作品突出的是其關于人類能動性的最終思考和實踐。奧爾認為應該順應自然規律,于是害怕自己具有的“超力量”,那就是他可以通過做夢來改變世界,而其主治醫生、科學家威廉·哈伯卻認為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愿望改變世界,人類就是上帝,可以借助高科技重新形塑世界。奧爾反復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事要立足于道德和倫理思考,要仰仗自然的力量順應自然規律。奧爾認為人類欲望的膨脹必然會帶來毀滅性后果。
此外,勒古恩的語言也極富思辨性與復義性,這顯示其受到道家哲學思想的影響。正如《道德經》那句廣為人知的開篇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語言意義具有非穩定性,語言被理解為既是人為的,又是有限的。勒古恩的語言的詩性維度——不僅體現在她清透優美的散文筆觸中,更體現在主題層面,如在《地海傳奇》系列中,道家語言不穩定性概念的呈現:龍的言語對龍而言是詩性的、自發的、自然的,而人類巫師的言語則是人為的、主要是指稱性的。巫師們常常面臨著企圖通過語言將現實固定下來以便對其進行操縱的誘惑,這往往會因打破“平衡”而引發災難。人物企圖通過指稱性語言控制現象的欲望,與語言更自由的詩性功能之間的張力,構成了這一系列乃至勒古恩更廣泛作品的重要基調。《天鈞》同樣提到了來自外星球的“aliens(異鄉人)”擁有建構語言、闡釋語言的能力,主角奧爾所處世界的人們無法解讀其要義。異鄉人的語言是自然的、無等級概念的,是完全順應自然世界的符碼。
勒古恩的成就和貢獻不僅僅在于她高質量的文學創作,還在于她一直致力于為西方社會的問題尋找出路。勒古恩的創作常常呼應時代問題。勒古恩自童年時代就接觸到的道家思想,似乎成為其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方案。勒古恩試圖借助道家思想來修正西方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的美國主流話語范式。
勒古恩獨辟蹊徑,拋棄現實主義范式,借助奇幻和科幻敘事來呈現當代社會危機,其敘事范式被后世所模仿,她也被譽為“科幻之母”。作為社會批評家、文學批評家的勒古恩積極地參與美國文化批評和藝術思想的重構。其創作的科幻小說就成為處理文化核心難題的主要場域,勒古恩自覺參與社會文化思潮的討論。非但如此,勒古恩富有遠見卓識地警示人們要對科技進步保持距離,要始終追問所謂進步論的倫理問題、道德問題以及對整個世界的負面影響。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