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靜觀皆自得——當下汪曾祺研究綜述
汪曾祺的文學世界,是中國當代文學中一座獨特的運河文化豐碑。自1980年《受戒》發表以來,相關研究歷經四十余年發展,形成體量龐大、視角豐富的學術成果。2026年10月18日,高郵汪迷部落文學社、常州市高曉聲文學研究會聯合舉辦首屆“運河雙星”汪曾祺高曉聲文學研究成果交流會,會議發布《汪曾祺研究專輯》25篇論文。論文來源呈現多元化特征,高校青年研究者、地方文史研究者、民間汪迷共同參與,議題分布涵蓋學術史梳理、史料考證、文本細讀、創作理論、比較文學、跨文體研究、當代價值闡釋等多個板塊,隨著汪曾祺研究不斷深入,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其文學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批評史梳理與歷史化重讀
劉書含、劉思穎將四十余年《受戒》研究劃分為四個階段:上世紀八十年代屬于觀念碰撞階段,《受戒》作為思想解放的文學樣本,在人性解放與回避社會矛盾兩種聲音之間展開論爭;九十年代進入審美沉潛期,學界轉向詩化文體、民俗、京派血脈的文本內部研究;2010—2020年,接受美學、空間敘事、翻譯學等跨學科理論大量介入;2020年之后轉向一手文獻考據,同時出現評獎制度等經典化外部機制研究的新動向。該文指出,不同時代的主流闡釋會對文本進行裁剪,八十年代將其視作思想解放的注腳,九十年代簡化為田園敘事,只有依托書信、手稿開展歷史化細讀,才能還原文本復雜的內在意涵。
專輯多篇論文呼應這一歷史化研究思路。余春玲辯證審視汪曾祺的鄉土烏托邦,指出詩意書寫背后存在現實創傷的投射;李廣華提醒研究者不能被沖淡文風遮蔽,《大淖記事》文本內部存在底層壓迫等政治事象;張東坡將研究視野前移至六十年代,以《羊舍的夜晚》為對象,借助“風景書寫”分析作家摘帽返京之后,審美理想與時代規訓相互拉扯形成的交互式主體焦慮,打破“汪曾祺八十年代橫空出世”的固化認知。
故鄉記憶、民俗與地方感建構
故鄉高郵是汪曾祺創作的核心母題,專輯從記憶心理、民俗敘事、微物敘事、生活史料等多個維度展開討論。王雨晴依據汪曾祺致陸建華的書信,結合1981年返鄉、老宅歸還受挫等史實,提出三階段闡釋框架:1980—1985年依靠記憶代償建構“記憶圣境”;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現實與記憶的落差帶來身份焦慮,創作短暫滯澀;1992年后形成“對位視角”,故鄉從懷舊對象升華為安頓自我、觀照世界的精神“方法”。
張瑤玥立足文藝民俗學,以《大淖記事》為中心,把民俗書寫拆解為書寫理念、物質—人文—精神三層表現向度與詩學意蘊,認為民俗并非單純的背景裝飾,已經深度參與敘事建構與人物塑造。朱明榮提出“微物敘事”概念,汪曾祺借助器物、草木、飲食等細碎地方性物象,完成感官層面的編碼,將高郵從地理空間升華為承載集體記憶的精神家園。許偉忠回歸現實生活史料,考證“泡茶館”的生活經驗如何轉化為小說的市井敘事素材。以上論文共同表明,汪曾祺筆下的高郵并非現實鄉土的復刻,而是記憶、現實創傷、文人審美多重化合生成的文學空間。
語言本體與“揉面”創作方法論
專輯跳出“沖淡、樸素”的印象式評價,深入汪曾祺創作哲學層面開展語言研究。姚麗以散文《公共汽車》為案例,闡釋汪曾祺“語言是小說的本體”的核心觀念,消解內容—形式二元對立;區分訴苦型、功用型、磨損型三類套話,提煉“不說的智慧”“水性”“減省美學”,闡釋“減法即是加法”的語言邏輯。陸忠場圍繞汪曾祺“揉面”的創作譬喻,構建多維創作方法論,從語言打磨、主題淬煉、敘事節奏、文體邊界四個維度展開分析,把汪曾祺小說劃分為散文式、散文詩式、寫意畫式、寓言式、風俗化小說五類。
趙建國系統整理汪曾祺散見的談藝文字,論證汪曾祺擁有自成體系的本土小說理論,并非只有碎片化感悟;戴求挖掘文本隱性幽默,豐富汪曾祺語言藝術的多元面貌。上述論文共同揭示,汪曾祺的語言魅力根植于一整套完整的創作思想,克制真誠、隨物賦形,拒絕空洞套話是其核心追求。
師承譜系重構與“運河雙星”比較研究
邱悅對汪曾祺解讀沈從文的全部文稿、書信進行編年考察,將八十年代的解讀劃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汪曾祺借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話語,著重闡發沈從文的愛國主義與民族品德重造思想,以此幫助沈從文獲得主流文壇接納;1986年之后文學環境趨于寬松,汪曾祺轉向闡釋“散文化小說”傳統,同時主動辨析自身與沈從文的差異,坦言受廢名影響同樣深刻。專輯提出,“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的師承譜系,是八十年代文學場域動態建構的產物,并非天然既定的文學史事實。
落實交流會“運河雙星”的主題,徐松、孔秀霞兩篇論文開展汪曾祺與高曉聲的比較研究。徐松提出二者構成新時期“人學”復歸的一體兩面:高曉聲重在書寫“苦難的硬度”,解剖農民的精神負累;汪曾祺重在呈現“溫情的韌性”,發掘民間人性光輝,批判與救贖互為補充。孔秀霞進一步指出二者鄉土敘事的差異:汪曾祺偏向煙火詩意的審美超越,高曉聲執著于時代現實剖白,呈現八十年代鄉土敘事內部的多元路徑。
跨文體拓展:城市、游記、戲劇改編
專輯突破汪曾祺研究偏重鄉土小說的研究慣性,拓展多種文體與空間維度。魏冶開展汪曾祺城市書寫研究,梳理昆明、北京等城市經驗在作品當中的呈現,彌補重鄉土、輕城市的研究短板。張澤南以現代京劇《沙家浜》為對象,分析汪曾祺參與劇本改編時雙關修辭的運用,考察其語言才華在革命文藝文本中的實踐。姚維儒對較少被學界關注的游記《初識楠溪江》進行細讀,剖析山水書寫背后的文人精神。林賢治從整體人文思想層面,論述汪曾祺創作的核心價值在于時代動蕩之后重新復活普通人的人性。
經典的當代回響:汪曾祺與新大眾文藝
專輯數篇論文對接新媒體時代文藝生態,探討汪曾祺對當下大眾寫作的啟示。王煥其辨析新大眾文藝區別于舊工農兵文藝的特質,以“汪迷部落”民間社群為個案,指出汪曾祺平視日常、尊重普通人生命體驗的創作理念,能夠回應素人創作同質化、販賣苦難、模板化寫作的現實困境。陳慶榮進一步提煉實踐路徑:真誠凝視日常、堅守創作主體性、從煙火現實中提煉人性溫度。何秋華、卞玉蘭也從不同角度闡發汪曾祺文藝思想的當代借鑒意義。這一組研究打通經典文本與當代文藝現實,將汪曾祺研究從文學史內部延伸至當下文化場域。
自從2025年初,評論家王干提出“汪學”概念以來,高郵汪迷部落文學社已經連續舉辦11期“汪學公開課”,孫郁、翟業軍、王堯、林超然、王彬彬、郜元寶等汪曾祺研究專家教授先后蒞臨開講。此次首屆“運河雙星”交流會汪曾祺研究專輯文獻所揭示出來的學術新趨勢,未來汪曾祺研究可從五個方向繼續推進:
1.依托全集與佚文史料,打通不同創作階段:充分利用《汪曾祺全集》、書信、訪談、未刊文稿,貫通4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80年代以后,完整還原他創作的演變脈絡,打破“80年代橫空出世”的刻板印象。正如邱悅對汪曾祺解讀沈從文的編年研究所顯示的,大量未刊書信和手稿的發掘,能夠揭示既往研究所忽略的創作心態變化,這種文獻考據的方法應當推廣到汪曾祺整體創作研究中。
2.深化歷史化解讀:跳出單純審美鑒賞,考察汪曾祺的民間、人性書寫和時代語境之間的復雜關系,理解其烏托邦敘事的歷史成因,發掘文本背后被溫和敘事遮蔽的復雜現實感受。王雨晴對汪曾祺“對位視角”的分析已經顯示,汪曾祺的審美烏托邦背后,隱藏著現實返鄉的挫敗感與身份焦慮,這種歷史化的解讀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對汪曾祺“沖淡平和”的刻板印象,看到其文學世界內部的復雜性與張力。
3.跨文體整合研究:把小說、散文、文論、戲曲改編、書畫審美打通,把握其完整藝術世界。姚麗以《公共汽車》散文為研究對象提出的“水性”美學概念,完全可以推廣到汪曾祺的全部創作中,構建一套完整的“汪氏詩學”體系,這種跨文體的整合研究,能夠打破既往研究“小說、散文分家”的局限,呈現汪曾祺完整的藝術人格。
4.拓展比較視域:繼續深化和現代抒情小說傳統、古典筆記小品的對話,也可拓展與同時代作家(高曉聲、孫犁等)對照,辨析80年代鄉土敘事內部的多樣路徑。邱悅的研究揭示了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動態差異,未來的比較研究應當擺脫靜態的“師承—影響”模式,轉而關注不同作家在同一文學場域中的策略選擇,從更廣闊的文學史視野中定位汪曾祺的獨特價值。
5.開展接受與傳播研究:考察汪曾祺在教材、大眾文化、海外譯介中的傳播,探討其經典化的過程,解釋當代社會持續“汪曾祺熱”的文化動因。正如劉書含、劉恩穎指出的,2020年以后的汪曾祺研究已經出現了評獎制度研究的新轉向,未來可以進一步拓展到教材選篇、網絡傳播、城市文化建構等多個維度,理解汪曾祺在當代文化場域中持續被接受的深層原因。
后續汪曾祺研究值得注意的還有:要破除“鄉土中心”閱讀慣性,加強城市書寫、游記、戲劇改編、書畫詩詞的研究,將小說、散文、文論、戲曲視作有機整體,完整還原汪曾祺的藝術世界;拒絕標簽化闡釋,堅持歷史語境下的文本解讀,摒棄用“沖淡”“田園”簡單概括汪曾祺全部創作,重視溫情敘事背后的痛感、反諷與現實褶皺,回歸具體歷史場域理解文本生成動因;拓展與廢名、孫犁、阿城等作家的對照,跳出單純尋找相似點的比較模式,更多考察不同作家在同一文學場域中的寫作策略差異。
(作者趙德清,系揚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高郵市文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