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隔岸投球的人
一年前,我給某AI發去了《少女與意識海》全文,并提了幾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你覺得平岡為何執著于要找到少女?”
AI的回答是:少女作為記憶的碎片,實則是平岡未被接納的自我投射。他執著于尋找少女,實則是追問:若連最平凡的存在都能被徹底遺忘,那么個體在他人記憶中的痕跡是否毫無意義?
不可否認,在它給出這個直率的答案時,我被這個答案打動過,仿佛回到了故事中,“我”和蔣先生對話的下午。這篇小說寫于2018年,到了如今,個人ID的人工智能化現象正在涌現,也正在成為常態。死亡狀態的蔣先生,也在現實世界中,以詭譎的形式在社交媒體上出現。
目前市面上與文學文本交涉最多的是大語言模型AI,這類AI是通過大量訓練形成的語言統計與語義表示能力,形成了對文本進行計算,推斷和整合的,被弗朗索瓦·肖萊稱為“晶體智能”的能力。他在《論智能的度量》中提出另外一個概念:流體智能。對于何為流體智能,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嬰兒看到桌子上的蘋果,他會明白目標是蘋果,手會自然繞過目標前的障礙物,嬰兒也不會感到奇怪——這種人類天生就擁有的先驗經驗和能力,在沒有學習過這個數據的AI看來,是需要花費巨大算力解決的障礙。
在擅長經驗主義的AI面前,與生俱來的先驗主義和能力,變成了人類無法輕易被AI取代的佐證。從文學的角度看,觸發寫作本能的,似乎就是嬰兒伸出去拿蘋果的手。但在談論文學寫作與人工智能的話題時,寫作又容易一遍遍回到不可知論的感性爭論之中。因此,當向AI發出“那么個體在他人記憶中的痕跡是否毫無意義”時,我認為它能依據經驗找到文本的情感線索,但文本的種種表現形式無法就此取消,而表現形式,使得故事或者小說得以始終延續。
小說從故事大類中演化到成為小說這一獨立文體,中間出現過多種界定“何為小說”的概念和說法。比如三島由紀夫在《小說是什么》中,就提到讓他感嘆“啊,這就是小說”的小說片段,是《遠野物語》中幽靈回來時被衣擺刮到的炭斗……
我想到了電影《盜夢空間》中的陀螺。如同三島形容的那個日常性和怪異世界的相切點,無止境旋轉的陀螺是區別夢境與現實,或者說,從現實轉入夢境的錨點,也從某個側面假設了一個前提:小說是遵循著某個定律進行和建造的世界。
依據錨點的想法,我也在自己的小說中發現這樣類似的存在:在《少女與意識海》中,這類錨點可能是香草味圖釘。(來自讀者的讀后感。至于為何是圖釘而不是匕首,我猜可能是圖釘在評論區出現過,從而產生的馬太效應。)在《中場休息》中,是一個叫“樹莓”的文學論壇的密碼,是解釋“愛”的中場休息;在《獵鹿》中是幼童的蛀牙;在《父親的小船》中,是最終顯現在木床上的月。我還后知后覺發現了小說中弓箭手的形象,一個是《少女與意識海》中的平岡,一個是長篇小說《遣游人》中《破寨忌》的少年殺手。至于為何是弓箭手,我至今還不清楚,只知道它們和其他被遺忘在潛意識中的原型一樣,在小說完成很久之后,突然在某天,我恍然大悟,啊,原來是這個。
我又想起另一件不相關的事。在我三歲那年,有一天晚上家里停電了,外婆把哭鬧著的我帶到一樓,指著樓道邊亂七八糟的電線堆,哄著我說:“你看,那是蟲子。”那時候的我很自然地知道那不是蟲子,也不知道那堆不是蟲子的東西是什么,它們連偽裝的本事都沒有。不過因為外婆說了是蟲子,加上停電的氣氛,我覺得有必要配合一下。與此同時,“電線”這個概念,也像伸手去拿蘋果那么自然地,在我的頭腦里自行成立了。
如果電線沒有被當成蟲子,那樣的夜晚就無法成立。外婆騙了我,我也默契地騙了她,也正因為如此,停電的夜晚才變得虛渺又完整。
經驗主義的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說,“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小說曾被看作是有預言色彩和作用的一種文學,而當下預言任何未來現象,似乎只會顯得無聊。在我看來,小說集《馴虎》中的人物,他們與世界隔著深淵,或是艱難,或是輕巧地躍入其中。他們也許不抱目的,或者目標落在了隱蔽的角落,但隱約記得目標是一記來自隔岸,來自足夠遼闊的地方投來的球。就像平岡無視了游戲規則,執著于要找到少女,在千萬個時間中找到真的時刻。
我曾經寫過在一個操場散步的隨筆片段:“繞著操場走路,走在人群里,無數個身體在跟隨著你的記憶模型被放置在中心,做出聳肩的動作,穿球衣的少年發出叫喊,你感到快樂,在熟悉和庸常中重獲秩序,你知道自己在對記憶進行排列,但是你想放棄排列了,你有的只是直覺上的快樂。”出于同一個理由,我認為小說要有足夠大的空間,大到讓人在其中發呆和散步,進入一些冥想時刻。對于小說而言,直覺可能是分量最輕的要素,但也可能是抵達輕盈的終極錨點,而要是小說真的會消亡,那可能是從錨點的消失開始的,從不再相信自己伸手能拿到蘋果的那一刻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