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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外,水長流》中的共情與歸途
來源:文匯報 | 袁媛  2026年10月18日19:47

“在血腥的二十世紀,歷盡戰亂和人世滄桑,我絕望過,虛無過,但我始終不可救藥地信仰‘愛’。”1984年,愛荷華的木蘭花開了,聶華苓在紅樓的書桌前擱下筆,為長篇小說《千山外,水長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作結。窗外,愛人安格爾種下的柳樹剛剛抽芽,秋千在河邊悠悠擺蕩,山谷里小鹿與松鼠自在徜徉。這是她愛情的搖籃,亦是她在水上漂泊三生的歸處。

愛荷華的河水流啊流,流過長江上的戰火,流過嘉陵江上的流亡,流過半生的疼痛與哀愁,流向書桌前這棵堅毅又盎然的“樹”。聶華苓曾說:“我是一棵大樹,根在大陸,干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而支撐這棵樹向陽生長的,正是那份“不可救藥”的愛,那份在一切破碎之后仍愿相信美好的愛。

《千山外,水長流》便是一個愛的故事。中美混血女子蓮兒帶著父母愛的信物,遠渡重洋去美國的石頭城尋找素未謀面的父親。愛讓她跨越山海,讓她在陌生中辨認親人的目光,在敵意中選擇傾聽,在文化的縫隙里換位感受——這便是共情。愛是共情的根基,共情是愛的延伸。在文化碰撞與情感隔閡之中,蓮兒終于認出了家的歷史,辨清了心靈的歸路——千山可越,萬水同流,愛與理解終將跨越一切屏障。

家門的燈火:從“它”到“你”的目光

小說中,奶奶老瑪麗對蓮兒的排斥是跨文化共情的第一道屏障。哲學家馬丁·布伯認為,在社交關系中,人們習慣將自我和對方看作一種相互對立的“我—它”關系,這是一種“主-客體”的關系。對老瑪麗來說,蓮兒是闖入的“陌生人”。她否認蓮兒與兒子彼爾的血緣關系,將兒子的死歸咎于“要不是那個中國女人引誘他,他也不會死在中國”;她對中國帶有深深的文化偏見,也因此抗拒這個來自異國的孫女。歷史創傷與文化偏見讓瑪麗陷入“共情腐蝕”狀態——將他人視為物而非人,從而關閉了理解對方的可能性。

爺爺老布朗,卻在一開始就接納了蓮兒。他對瑪麗說:“蓮兒就是一條線,把我們和兒子搭上了。”彼爾去中國以后,老布朗對兒子的記憶幾乎空白,因此,蓮兒的存在是血脈相連的證明,更讓老布朗對兒子的愛得以延續,所以他愿意冒險接納一切與兒子相關的人與事。這印證了“愛是共情的基礎”——愛讓人愿意跨越文化的陌生感去理解對方。

轉折來自蓮兒帶來的《圣經》。瑪麗打開包扎《圣經》的錦緞,突然叫出聲:“《圣經》!我們送給小彼爾的圣誕禮物!”扉頁上寫著“送給彼爾——我們親愛的兒子”,翻到后面,還有一行字:“送給風蓮——我的愛妻。維廉·布朗和柳風蓮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在南京鼓樓醫院二〇 八室結婚。”這本《圣經》證明了蓮兒的身份,也喚醒了兩位老人對兒子的記憶,充滿力量的舊物成為跨越代際、跨越文化的情感傳遞通道,把離散的人重新聯結在一起。共情在這里超越了經歷限制,超越了想象、血緣,與空間的阻隔。

一本舊《圣經》,一間塵封的房間,些許泛黃的照片——這些沉默的舊物,像一座小小的橋,把隔著大洋和偏見的人,一寸一寸拉近。當瑪麗開始把蓮兒當作“彼爾的女兒”來注視,馬丁·布伯所說的“我—它”關系便悄然瓦解——“它”是陌生的、可被定義的物;而“你”是可以對話、可以傾聽的人。在蓮兒與布郎家人彼此無微不至的關心里,“我—你”又慢慢長成了“我們”——一個可以共處一室、共進晚餐、共同懷念同一個人的“我們”。

異鄉的歌聲:文化間性與共情的回聲

蓮兒在石頭城白云酒店找到第一份工作。這里最動人之處是周末的音樂會,不同國家、不同膚色的人在這里唱歌、跳舞、喝酒。他們不談沖突,不做對立,他們用歌聲表達人類相通的悲傷、歡樂,與鄉愁,歌聲不需翻譯,情感不必解碼。音樂讓背負不同歷史創傷的人們在同一個空間中實現情感共振。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小說里,蓮兒、林大夫、梅麗三個人合唱《長城謠》的場景格外動人。林大夫是從臺灣來美國二十多年的醫生,梅麗是從越南逃出來的華人新娘,蓮兒是從北京來的混血女子。三個人,三種不同的離散,在白云酒店里合唱一支歌。《長城謠》是中國的歌,但唱的不只是中國。它唱的是所有離開故鄉的人——無論是因為戰爭、因為貧窮,還是因為愛情——所有回不去的人共同的鄉愁。三個人唱著一支歌,卻是不同的調子、不同的回憶。但那一刻,他們擁有了同一個聲音。

在聶華苓家屬捐贈的資料里,有厚厚一沓創作《千山外,水長流》的音樂資料,在她本人的傳記《三生影像》中也反復提及成長中的歌謠,而這種對情感共鳴的重視,也體現在她和安格爾創辦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中。她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到愛荷華交流,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作家聚在一張長桌前吃飯、喝酒、談文學,他們“交流”而非“交鋒”,在情感共鳴中展開對話。她相信文學可以跨越一切壁壘。白云酒店里的歌聲,就是這種信念的文學表達。

山水的流響:泥土、流水與共在

“泥土”是小說里反復出現的意象。它是家的牽絆,是家的溫暖,也是永恒的親情。蓮兒在父親墓前,手撫黃土,淚流滿面。那是她一生中最確定的一刻——她摸到了蓋在父親身上的泥土。這泥土來自石頭城,也連通中國的長江邊。

泥土不說話,但它“記住”了所有的腳印,彼爾、爺爺、蓮兒——都在同一片黑土地上找到了歸屬。它不管你來自哪里,去向何處,它只管你踩過它、聞過它、愛過它。這種對土地的愛超越了文化的差異,成為人類共通的情感。

與“泥土”對應的是“流水”。媽媽坐在嘉陵江邊給蓮兒寫信,這是她年少時流亡過的嘉陵江,是承載著蓮兒成長記憶的嘉陵江。在娥普西河隱隱約約的流水聲中,蓮兒拆開了一封又一封母親的信,她深深地理解了國史與家史,最終確認了“國家歷史是盤根錯節的大樹,個人歷史是樹上的枝干。我不是浮萍,我是枝干上的一片葉子——落下又會長出的葉子”。水一直在流——流過了戰爭、流過了離散、流過了三十多年的沉默。水不分你我,正如情感不分東西。

“千山與共,萬水同流”——千山可以共處,峰與峰之間是大地深沉的呼吸;萬水可以同流,浪與浪之間是海洋不息的脈搏。正如人類,雖然隔著千山萬水,但情感可以相通,命運可以相連。蓮兒最終找到的“家”,是在共情中用愛重建的精神家園。千山之外,水長流處,那個地方,叫“我們”。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