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幅剪影——讀高淵長篇新作《武康大樓》
《武康大樓》是一部感知和追躡個人之“變”、身份之“變”、家庭之“變”、社區之“變”、城市之“變”、時代之“變”、人心之“變”的小說。
作者筆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部分上海人已經意識到必然要“變”,甚至要史無前例地大“變”特“變”,卻不知道究竟將要怎么“變”,最終又會“變”得怎樣。悠悠萬事,唯“變”為大。也唯其如此,作者才心無旁騖地抓住“變”,急管繁弦地描寫“變”。
小說塑造了一座大樓及其周圍街區八九戶人家、三四十位人物的群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初兩年(1980—1981)是歷史性標志非常明確的時間背景,武康大樓則是貫穿始終的空間載體。在這個相對局促的時空,眾聲喧嘩似乎看不出誰是主角,但眾多小說人物在諦聽、在觀看、在感受、在思忖、在議論、在共同仰望上述各不相同而又彼此連帶的“變”,無疑是唯一不變的主題。
如今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盡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講述方式,但若非特別注重細節的專業歷史學家,公共領域的紀年往往更喜歡整數,仿佛有一個從頭至尾完整而均質的“八十年代”。其實不然。歷史總是白駒過隙,飛速向前,時過境遷,即使親歷者也會記憶模糊,人云亦云。經常被后人談論的某某年代往往只是掏空細節的抽象概念,“八十年代”也不例外。
《武康大樓》將故事發生的時間與空間嚴格限定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初兩年和一幢大樓及其周邊街區,目的就是將讀者的眼光更加有效地吸引到歷史現場,看看“八十年代”大幕徐徐展開之際,普通上海人究竟經歷過哪些真實的生活變動。采取極致化的焦點透視法,將大歷史寫進一幢大樓的若干尋常百姓家,這樣才能避免宏大的整數紀年模式遮蔽那些由無數細碎日子所構成的普通人的真實生活,也才能憑借文學的力量呈現時代巨變中容易被公眾遺忘卻絕非無關緊要的那些讓當事人牽腸掛肚乃至肝腸寸斷的細枝末節。
在當下網絡高速發展、AI日新月異的時代,對于全球范圍的深刻變局所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人們似乎早已聽慣、看慣,處變不驚,見怪不怪了。“變”是常態,不變才反常。文藝家固然應該與時俱進,竭力捕捉時代之“變”,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時時反顧,尋覓和揭示變中的不變,好像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敘事策略。
但上述兩種方式都不適合作家重新把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人們尚未完全掙脫長期停滯所養成的極度緩慢的生活節奏,對社會群體和個人身邊任何一種細小變化都非常敏感,“一石激起千層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類的熟語當時之所以被高頻率使用,以描述突然發生而為萬眾矚目的新現象,也是跟當時人們的認知和感受方式相匹配的。《武康大樓》當然不可能排斥作者的后見之明,甚至也允許賦予某些人物超乎時代局限的歷史預見力,但這部小說主要的敘事策略還是全面復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人們的感知方式與應對模式,合乎邏輯地為讀者生動描述上海這座城市在歷史巨變之初無數細微的波動與有趣的征兆。這部小說不僅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局之初社會百態的大匯集,更是對當下可能早已被人們淡忘的彼時普通民眾情感方式與認知方式的一次深情回憶與嚴肅反思。
小說第一章寫1980年元旦一場豪雨,讓建成于1924年的武康大樓門廳水漫金山。住在跟大樓隔一條馬路的棚戶區水電工老倪帶著徒弟小伍奮力排水,但因積水太多,下水道又過于老舊,老倪的老辦法半天未能奏效,只好讓兒子倪像哥(打扮成“佐羅”的調皮搗蛋的“小阿哥”)跑上跑下,挨家挨戶尋找幾十年前一位洋人業主留下的德式排水工具“一輕松”,由此略略透露大樓的建筑歷史、某些關鍵人物的身世之謎與相互關系。盡管只是露出冰山一角,但正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小說一開筆就積蓄了足夠的敘事動能,也充分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
比如,住棚戶區的老倪夫婦為何一味寵愛頑皮的兒子“小阿哥”?姐姐阿芝溫柔恭順、吃苦耐勞、清秀漂亮,為何始終不受父母待見?同樣住棚戶區的吳皮匠的兒子小伍跟老倪當學徒,領導已擔保將來頂替老倪不成問題,但吳皮匠為何總是心不在焉,好像跟武康大樓內終日坐在輪椅上口齒不清地唱著麒派保留劇目的仇老板一樣,在等待什么要人突然降臨?
仇老板的三位鄰居(過去的資本家周鼎及其病病歪歪的妻子阿玖、內科醫生林師母、被全樓住戶懷疑是暗娼的“拉三”)為何擠在原本只住一戶人家的“大副室”?林師母的兒子林超英插隊落戶,早就不需要(也不允許)繼續雇用來自安徽無為的保姆童阿姐,但后者為何堅持以武康大樓電梯工的身份跟林師母住在一起?周鼎過去在生意場叱咤風云,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會重操舊業嗎?“老革命”一家多子多福,其樂融融,可惜小兒子“站站”離不開拐杖。他還能醫治好病腿嗎?四十歲左右的“拉三”為何總是打扮時髦,晝伏夜出,遭人白眼卻滿不在乎,從來不屑自我辯護?她究竟從事什么神秘工作?頂樓“船長室”為何只住一位單身漢?他為何總是獨來獨往?他有沒有家人?他是干部還是作家?被整幢大樓住戶稱為“特務”的這位神秘男子何時才會露出廬山真面目?
看似簡單鋪陳故事開端的第一章充滿懸念,埋下無數“變”的種子。后續各章就是逐一揭曉懸念,讓讀者看到這些“變”的種子如何破土而出,開枝散葉,結出果實。
原來過去跟仇老板同住的是一位小他二十多歲的日本人水深之。他們既是戰爭年代結識的京劇票友,又好像是不敢公開的同性伴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水深之悄悄溜回日本,如今又舊地重游,高調住進武康大樓,悉心照顧中風的仇老板,還準備安排仇老板赴日本就醫。但后來的劇情反轉又令武康大樓的居民們大跌眼鏡,仇老板后半生的期盼從此化作泡影。他只能把心思重新轉回武康大樓,在屬于自己的小小社區尋求幫助和安慰。
周鼎妻子阿玖病逝不久,青梅竹馬的阿葦突然與他們共同的幼時玩伴、住船長室的外商之女芬妮分別從中國香港和美國聯袂抵滬。她們不僅要來武康大樓懷舊,鼓勵周鼎東山再起,更想在上海尋找商機,或者期盼一份塵封四十年的情感的死灰復燃。獨身的周鼎與在香港成家立業的阿葦的舊情似乎覆水難收,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彼此真誠相待。至于當年四行倉庫抗戰英雄(日后成為香港著名骨科醫生)曹南喬肯定會跟離異的前女友芬妮破鏡重圓。曹南喬也答應幫助“站站”赴香港做手術,或者就在上海組織專家為其醫治疾病。這甚至在武康大樓的幾個年輕人中間掀起一股瘋狂學習外語的熱潮。
林師母的獨生子、插隊落戶的林超英成了黯然返城的待業青年。他改名林復照,堅決告別過去,一心復習考大學。為此他逐漸疏遠了同樣跟他青梅竹馬、來自安徽無為鄉下的童阿姨的女兒紅玉,在大學交上了“白得發光”的新女友。一向柔弱的阿芝跟紅玉同時暗戀林復照,此時卻顯示了出人意料的堅強個性。她不顧老倪夫婦反對,愛上吳皮匠長子、剛“從山上下來”(出獄)的吳四通,幫助后者痛改前非,在武康大樓試開咖啡館失敗之后,又去城隍廟擺攤做個體戶。
“拉三”原來是過去武康大樓乃至全上海有名的算命先生的庶出之女,被逃去香港的算命先生遺棄在上海,靠自己的努力做起了和平飯店前臺接待的工作。她之所以特別照顧“小阿哥”,是因為后者總讓她想起早年遇人不淑而被迫流產的女兒。
整部小說最富于戲劇性和傳奇性的情節莫過于“小阿哥”竟是女兒身。老倪夫婦一直忘不掉四歲時不幸走失的長子,硬將“小阿哥”從小當男孩養。習慣做男孩的“小阿哥”被“拉三”識破真相,不得不痛苦地完成性別與身份的大逆轉。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需要轉換身份和心態的豈止“小阿哥”一人。老倪夫婦發現“特務”的兒子于學東酷似自己走失的兒子倪衛東,堅決要求“特務”交還他們的兒子。即使親子鑒定否定了于學東與老倪有血緣關系,“特務”仍然被老倪夫婦揪住不放,死纏爛打。喪妻之后的周鼎既想奪回船長室居住權,也想找回當年藏在船長室的金條(以此為資本重整旗鼓)。老倪和周鼎都對“特務”窮追不舍,一貫矜持冷傲的“特務”最后不得不搬出船長室,臨行前還向周鼎透露了武康大樓居民做夢也想不到的特殊身份。“特務”也不得不做出“做人”還是“做鬼”的艱難抉擇。
所以說《武康大樓》是一部感知和追躡個人之“變”、身份之“變”、家庭之“變”、社區之“變”、城市之“變”、時代之“變”、人心之“變”的小說。這部新作和作者兩年前的長篇《諾曼底公寓》擁有幾位相同的人物,寫法上也頗多相似之處,即都是上海人所謂“螺螄殼里做道場”(主要人物均主要活動于同一幢大樓之內或周邊地區)。但《武康大樓》絕非刻意對《諾曼底公寓》進行簡單的續寫或改寫,因為更多人物和故事已 然與《諾曼底公 寓》無關。即使少數幾位相同的人物也今非昔比。可以將《武康大樓》跟《諾曼底公寓》聯系起來讀,但更應該把《武康大樓》視為完全獨立的長篇。
《諾曼底公寓》寫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這座富有傳奇色彩的公寓大樓的風雨變遷,作者聚焦當時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一群外僑(號稱“新上海人”)的特殊身份與遭遇,尤其是深入挖掘他們如何體會、認識和評說他們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小說由此為上海租界史的文學書寫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如果說《諾曼底公寓》主要寫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一群在上海的“外國人”如何從躊躇滿志來東方魔都冒險到無可奈何花落去,在四十年代末紛紛撤離的那一段上海史,那么《武康大樓》主要就是寫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初兩年(1980—1981)“阿拉上海人”所感知到的時代之變。時隔三十余年,同一幢大樓呈現全然不同的歷史風貌。不僅建筑物名稱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從“諾曼底公寓”改為“武康大樓”,八十年代初“阿拉上海人”剛剛結束三十年艱辛跋涉,三四十年代的歷史記憶尚未被接下來的九十年代“懷舊”風潮所喚醒,就猝不及防被推向一個嶄新的歷史起點,朦朧感到即將到來的新時期“一切都有可能”,也確實零零星星看到一些變化。但這些可能性最終如何實現,劇中人并不知道。
作者妙就妙在精準定格了巨變之初的短暫過渡期,在歷史的颶風即將呼嘯而至的前夕,攝取“青萍之末”那些靈敏而茫然的顫動,以充滿傳奇色彩的緊鑼密鼓又井然有序的嚴密敘事,完成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市生活的一幅獨特剪影。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