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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話賈鴻源:保持對時代、生活的判斷力和敏感度
來源:文學報(微信公眾號) | 何詩琳  2026年10月16日08:05

賈鴻源

賈鴻源

劇作家、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專職編劇賈鴻源,曾與馬中駿等合作創作話劇《屋外有熱流》《街上流行紅裙子》《股瘋》《中國制造》,以及電視劇《大潮汐》等引發廣泛關注的作品。在接受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何詩琳采訪時,賈鴻源表示,保持對時代、生活的敏銳判斷力和敏感度,是避免創作衰老的關鍵。

訪談人:何詩琳(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

受訪人:賈鴻源(劇作家、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專職編劇)

何詩琳:您可以講一講創作《屋外有熱流》的過程和經歷嗎?

賈鴻源:這部劇后來被選入中央戲劇學院等大學的教材,在中國話劇編年史中也有記載,但對我來說,這部劇的重要意義不在于藝術含量,而在于創作觀念的突破。我現在回頭看甚至看不下去這部戲。我們創作的時候真的不懂太多的寫作技巧,只是想直抒胸臆,把心里的所思所想反映出來,這種強烈的呼聲和激情的呈現沒有合適的藝術方式,或者說我不知道用哪種方式,所以我就這樣寫了。

某種意義上,它是反傳統戲劇創作的三一律的。它出現在社會的意識形態還比較禁錮的時候,用創新、大膽又質樸的方式道出了時代和老百姓的心聲,打破了人們長久習慣的中規中矩的舞臺形式。作品中的人物是符號化的,哥哥代表無私,妹妹代表自私,弟弟代表貪婪,沒有具體的名字。選取這一表現形式,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寫酣暢淋漓,所以是真誠的、發自肺腑的、是反當時戲劇創作規律的先鋒派的寫作嘗試。

這個劇本寫完的時候我們和文化宮還不大熟,那時還在上小戲學習班,是馬中駿急于把它拿給蘇樂慈導演。他和我說蘇樂慈導演想排這個戲,但是看不懂。我印象很深,那天下午我和蘇導在排練室聊創作想法,我滔滔不絕講了兩個多小時,蘇導聽完后決定排演這部戲。蘇導的風格也很另類,她在舞臺上呈現的動作,比如撒雪花、撒錢、妹妹在地上匍匐等場景,都是標志性的漫畫式表達,和傳統話劇追求的生活化完全不同。舞臺設計就是一塊可以拼來拼去的板,有點像當時國外流行的“貧困戲”。

讓我震撼的是,這部戲在北京中戲的禮堂巡演時的場景。那天中戲演完之后,全場轟動,大學生們站起來鼓掌了五分多鐘,在那個瞬間我才覺得這部作品得到了認可,也奠定了我后續的創作風格。之前寫完劇本排練,去參加全國會演,我都覺得是歪打正著。我也是那時認識了熊源偉導師,他后來到深圳大學擔任系主任,又把我們的《路》帶到那里去排。

何詩琳:在您看來,《屋外有熱流》藝術含量不高,但它在當時包括后來被認為是藝術上非常先鋒的一個話劇。

賈鴻源:我講的藝術含量不高主要指的是它的寫作技巧。

何詩琳:是指概念化和符號化?

賈鴻源:對的。這部戲帶給我們的是創作和思考上的創新、叛逆。我們后來寫的戲也有這種特點,但是劇情、寫作技巧的處理就完整、嫻熟、耐看多了。我在2025年10月看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重排的《中國制造》,我在下面看得流淚了,不是因為這個戲感動我,而是我對里面臺詞和人物的陌生,20年后,我再也寫不出當年的東西,這種反思和傷感讓我潸然淚下,我已經失去了當年的活力和激情。我現在還能寫出《街上流行紅裙子》,但我再也寫不出《屋外有熱流》。

電影《街上流行紅裙子》劇照

何詩琳:《屋外有熱流》給我的感覺是融合了現代主義、象征主義、意識流等諸多因素,當然也有您說的概念化的特點,這是不是受到了您閱讀的戲劇作品或編劇理論的綜合影響?

賈鴻源:具體時間我有些記不清了,當年我和馬中駿最欣賞的是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以及他的《老婦還鄉》。一開始影響我的戲劇,肯定是曹禺的《雷雨》。后來讀了果戈理、曹禺、老舍這一路的戲,我們只是佩服,戲怎么能寫得這么完整,人物怎么能刻畫得這么細致、這么有整體感,語言又那么生動。但是我并沒有很感動,或者產生創作沖動,它點燃不了我生命中自己經歷的那些心火。相反,西方現代主義的戲劇,包括一些荒誕派代表作,我們都是讀了又讀。

《屋外有熱流》是接近一點荒誕派的。當然也不是說我寫這個作品之前就已經接受荒誕派的影響了,而是到后來再讀到荒誕派作品時,我覺得和我血脈相承,渾然一體。我的感受和表達方式就是這種,觀眾能不能看懂,臺下的反應跟我沒關系,我想要的是把自己的一腔心思表達出來,用什么樣的形式,就是怎么寫得舒服怎么來。但回過頭來看,那個階段寫作的時候,我們對戲劇的寫作技巧確實基本上只是讀得多,寫得少,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何詩琳:我閱讀您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劇本,發現您對當時的青年問題和矛盾特別敏感,比如《屋外有熱流》中塑造的兄妹形象,《路》中大學生和馬路工的形象,這是一種偶然,還是您自身關注的話題?

賈鴻源:不能說特別關注,更多是天性,也和我對創作的判斷有關。我們這個創作群體中,和宗福先比,我算年輕一點,但我今年也76歲了,我認為衰老不可抗拒,而保持對時代、生活的敏銳判斷力和敏感度,是避免創作衰老的關鍵。而青年群體是最能代表時代發展潮流的,他們的所思所想、對社會的呼喊,永遠走在時代前沿,比如現在的躺平思潮,都是青年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饋。

我從創作開始就喜歡和年輕人打交道,現在的朋友、合作的團隊都是比我小15歲左右甚至30多歲的人,影視行業是年輕人的行業,只有永遠以青年的價值導向、審美導向為標桿,才能保持創作的敏銳,不被社會拋棄。我和馬中駿能一直活躍在創作第一線,也是因為我們始終保持年輕心態,保持著對青年群體的關注和對新鮮事物的好奇。

何詩琳:那您怎么看待“工人作家”這個身份?

賈鴻源:“工人作家”是一個時代的定義,現在已經被摒棄了,它本身不是科學、合理的稱呼。在當時,工人是光榮的階級稱呼,這一批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文化程度不高,從工人階層出來的創作者,就被歸納為“工人作家”。因為當時大的分類就是工人、農民之類的,這種稱呼能讓大家清晰地知道創作者的社會出身,和創作本身沒有太大關系。以宗福先為例,工人只是他職業中的一個環節,從時間跨度來說甚至是他生命長河中微不足道的一個階段,但是就被打上了“工人作家”的烙印。

何詩琳:所以您不把自己歸于“工人作家”?

賈鴻源:我曾經在那個年代以“工人作家”為傲,“工人作家”在當時實際上是與學院派作家、專業團體作家有著界限鮮明的劃分,聽到這個稱呼就知道你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是土生土長、靠自我打拼和摸索出來得到社會認可的,沒有褒義也沒有貶義。

何詩琳:那您對自己的身份或者當時的創作狀態是怎樣的定位呢?

賈鴻源:我對自己的身份定位很清晰,我是土生土長的,由工人文化宮或者說總工會培養的“工人作家”。因為我所有的一切確實就是它們給予的。但是我不認為我創作的經歷和作品的范疇屬于“工人作家”的范疇,也不覺得這個身份低人一等或高人一等,只是特定年代的一個身份標記而已。我現在成為國家一級編劇,拿遍了國內戲劇的大獎,已經超出了這個定位。

何詩琳:現在有“新大眾文藝”的說法,保潔員、外賣小哥等素人創作者進行寫作,有點像當年的工人寫作,您覺得當年文化宮培養業余作者的方式,對現在的新大眾文藝發展有什么啟發或借鑒?

賈鴻源:本質上兩者是不一樣的,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我們的創作是在文化宮的組織機制下進行的,有單位、有領導、有組織者,是一個有體系的創作團體,文化宮會提供專業的教學、創作平臺和領導的支持,是體制內的培養模式。總工會現在當然也在做類似的工作,我給文化宮講課,既有你說的這些打工者,也有單位的一些宣傳口的人,也會辦一些短劇、短視頻訓練班,教素人拍攝、剪輯,但是過去的培養機制已經不存在了,現在更多是個體化的,或者民營的影視機構的單向合作,比如成名的編劇自己成立工作室,當年的組織機構不復存在了。現在的創作環境也和當年不同,沒有專業和非專業的嚴格劃分,理工科出身的人也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網文作者、素人創作者層出不窮,作家協會也在不斷吸納新的創作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