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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苦難褶皺里凝視鄉土靈魂——當下高曉聲研究綜述
來源:江南時報 | 趙德清  2026年10月16日12:02

回望新時期江蘇文壇,大運河之濱孕育出兩位精神氣質迥異的文學大家,被學界并稱為“運河雙星”。一位是汪曾祺,擅長從水鄉煙火、草木吃食之中打撈人間溫情,于平凡日常釀造世俗詩意;另一位便是高曉聲,他直面鄉土大地粗糲的時代傷痕,將目光牢牢投向時代浪潮里沉浮掙扎的普通農民。四十余年來,一代代讀者與研究者不斷重讀高曉聲,體察其文字承載的厚重精神重量,相關研討與思考,也伴隨文學思潮的潮起潮落持續生長、演進。

2026年10月18日,高郵汪迷部落文學社、常州市高曉聲文學研究會聯合舉辦首屆“運河雙星”汪曾祺高曉聲文學研究成果交流會,會上推出的《高曉聲研究專輯》共收錄19篇論文。這批專輯論文,既接續既往研究脈絡,又從作家生平史料、敘事修辭、“運河雙星”比較、民間——學院對話等多個維度,貢獻出新的觀察視角,集中展現了當下高曉聲研究的多元面貌。

談及高曉聲,《李順大造屋》與《陳奐生上城》始終是繞不開的經典。兩篇小說相繼斬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也讓高曉聲迅速走入新時期文學的聚光燈下。作為“探求者”社團的核心成員,長達二十二年的農村下放經歷,讓泥土風霜浸潤了他的生命體驗,也沉淀為其文學創作深厚的精神底色。早期評論緊隨傷痕、反思文學的時代潮流,既看到文本表層農民物質生存的困頓處境,也敏銳捕捉到苦難外殼之下,人物復雜幽微的精神困境。本次《高曉聲研究專輯》中,多篇論文依然圍繞陳奐生、李順大等經典形象展開再解讀,不再簡單停留于“精神勝利法”的固有標簽,而是把人物放回完整的系列文本鏈條,辨析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重新審視國民性批判這一闡釋框架的邊界與限度。

不少研究者將高曉聲的創作接續魯迅開創的國民性反思脈絡。李順大耗盡半生執念,只為筑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屋,人生理想幾經起落;為沖破現實的重重阻礙,他不得不放下原則托人“走后門”,內心交織著不甘、憤懣,又滿是無可奈何的妥協。陳奐生進城,五元的招待所住宿費令他滿心疼惜,卻又靠著在沙發上落座的片刻體驗,完成一場精神層面的自我慰藉。這些人物不只是被動承受苦難的弱者,在善良堅韌的底色之外,也裹挾著小農經濟環境下滋生的依附心理、等級觀念與自欺式的精神勝利法。由此,研究界提煉出振聾發聵的命題:物質層面的翻身,并不能等同于人的精神覺醒。

隨著研究走向深入,學界逐步跳出單向度批判的思維定式。高曉聲并不是一個居高臨下的啟蒙判官,冷眼審判農民身上的種種精神局限。二十余年和鄉土百姓朝夕相處的生活經歷,賦予他對底層勞動者深沉的體恤與共情。他洞悉人性的多面性,既敢于剖開人物精神世界的重重褶皺,也不刻意遮蔽普通民眾質樸寬厚的生命底色。相關討論也隨之趨于辯證:農民身上的國民性格局限,并不全然是與生俱來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特殊歷史環境與嚴酷生存現實共同塑造而成。專輯中有論文提出,高曉聲的敘事同時并存“他審”與“自審”雙重向度,在審視農民精神痼疾的同時,也暗含對知識分子自身精神重負的反省,打破了過去只把作家定位為外部啟蒙者的固化認知。此后,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兩篇代表性作品,將閱讀視野拓展至完整的“陳奐生系列”全部文本,審視包產到戶之后,面對市場經濟浪潮沖擊,小農群體滋生出的全新迷茫與掙扎問題。但客觀來看,多數研究依舊聚焦李順大、陳奐生這兩個典型形象,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基層小人物等群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與解讀,這一點也被專輯中的多篇文章指摘出來,呼吁拓寬人物研究的邊界。

研讀高曉聲的創作,歷來存在兩條并行的解讀路徑:一條向外,叩問時代與社會;一條向內,體察敘事的藝術特質。

向外觀照,他的小說堪稱鐫刻時代印記的鄉土證詞。劃為右派之后的坎坷際遇,加上上世紀50年代“寫真實”“干預生活”的文學理想,共同構成其創作的思想源頭。他書寫鄉村個體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命運浮沉,也敏銳記錄改革開放之后,蘇南鄉村社會出現的分化與嬗變。他拒絕廉價的時代頌歌,敢于直面改革進程中滋生的各類新矛盾,也坦然袒露自己面對社會巨變時的困惑與猶疑。文本主觀創作意圖和客觀呈現效果之間形成的內在張力,也成為后世研究者反復探討的議題。本次“運河雙星”交流會高曉聲專題論文立足蘇南地域文化視角,挖掘運河鄉土環境對高曉聲認知世界、理解農民命運的深層影響,把作家放回江南鄉土社會的現場,辨析其現實主義書寫的地域根脈。

向內審視,相較于成果豐碩的社會——歷史批評,針對高曉聲敘事藝術本體的研究則相對薄弱。他繼承現代文學的白描筆法,嫻熟運用蘇南鄉土口語,文字質樸粗糲,自帶濃郁的泥土氣息。他善于潛入人物幽微細密的內心,借個體細微的心理波動,折射宏大復雜的社會現實。悲喜交織、含淚反諷是其鮮明的筆墨特征,悲劇內核包裹喜劇外殼,讀來令人啼笑皆非。交流會上數篇論文專門轉向修辭與語言細讀,探討高曉聲語言“刻毒”與溫情并存的雙重美學,剖析反諷、幽默在文本當中的具體運作方式,彌補以往重思想主題、輕藝術肌理的研究短板。但不少論者也指出,高曉聲的寫作常常服務于現實批判的訴求,思想主題有時會壓倒審美形式,文本說理成分偏重,缺少汪曾祺作品那種沖淡含蓄的意象營造與敘事留白。現有評析多偏向整體性概括,精細入微的文本細讀較為稀缺;而他數量可觀的散文、雜文、訪談資料,更是長期處于研究的邊緣,尚未得到充分挖掘,這也是本次專輯論文著重呼吁加強的研究方向。

進入新世紀,文學思潮幾經更迭,學界開始重新校準高曉聲的文學史坐標。上世紀80年代,他聲譽鼎盛,一度被寄予“新時代魯迅”的期待;上世紀90年代以后,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蓬勃興起,高曉聲在文學史敘述中卻不斷被簡化,往往僅以《陳奐生上城》單篇作為標簽,用一部代表作遮蔽了作家完整豐富的創作軌跡。不少研究者由此呼吁掙脫“名篇牢籠”,立足高曉聲全部文本序列,完整梳理其從“探求者”時期到新時期復出的創作脈絡。本次交流會《高曉聲研究專輯》里,就有論文專門立足“探求者”社團史料,重新梳理其早期文學理想,辨析社團經歷如何長久地作用于高曉聲此后的文學選擇。他既不同于傷痕文學對苦難血淚的一味宣泄,也區別于改革文學的樂觀昂揚,始終扎根農民個體命運,冷靜勘察歷史與現實糾纏之下人的精神困境,為新時期文學“人的復歸”提供了厚重獨特的鄉土經驗。

近年來,“運河雙星”的對照研究視角,為高曉聲研究開辟出新的闡釋空間,這也是本次交流會專輯論文一大突出亮點。二人同飲運河之水,共同歷經時代風雨磨難:汪曾祺選擇以審美詩意超越苦難,打撈煙火人間的脈脈溫情;高曉聲則秉持啟蒙的鋒芒直面苦難,解剖鄉土靈魂的重重褶皺。一個沉浸于民間詩意,一個保持理性審視的距離;一溫一冷,互為映照,共同構成新時期鄉土“人學”書寫的一體兩面。專輯中的比較類論文,既看到二者精神底色的同源,也辨析他們面對苦難、處理民間資源的根本分野;不過論文同時承認,目前二者的比較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觀氣質、思想立場的比照,真正深入文本內部,圍繞敘事語言、民俗書寫、人物塑造開展的精細化對讀,依舊十分稀缺,有待后續繼續掘進。

時代滾滾向前,高曉聲筆下提出的諸多命題并未過時。置身鄉村振興的時代浪潮,物質生活已然今非昔比,但“物質改善不等于人的精神現代化”這一核心母題,依舊值得我們不斷深思。小農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命運抉擇,普通人實現精神覺醒的艱難路途,這些沉淀于文字之中的思考,依然能夠燭照當下的社會現實。專輯中部分論文立足當代鄉村現實,重新激活高曉聲文本的現實闡釋力,討論其對今天理解鄉村社會、農民精神世界的啟示,實現經典文本與當下現實的對話。

縱觀四十余年的研究歷程,現存的短板同樣清晰可辨,《高曉聲研究專輯》的多篇文章也對此作出集體反思。我們很容易被少數經典名篇束縛,習慣以《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來概括高曉聲的整個文學世界;其中后期小說、書信、佚文、訪談等一手史料,仍有待進一步發掘。社會歷史維度的解讀成果豐碩,可立足文學本體的細讀卻略顯冷清,小說涉及的女性形象、地域民俗、諷刺修辭等方向,還有廣闊的闡釋空間。“探求者”社團是理解高曉聲創作源頭的關鍵,與之相關的史料整理和深度研究尚有欠缺。江蘇地方研究會與本土學者產出了大量鮮活的閱讀感悟與研究成果,但民間研究感悟如何更好對接學院學術規范,實現史料考據與文學闡釋雙向賦能,依舊是值得持續求索的課題,而本次“運河雙星”交流會,正是民間力量與學院研究展開對話的一次有益實踐。

高曉聲的文字,猶如埋在江南鄉土里一塊沉重的頑石。他無意編織溫情脈脈的鄉土桃花源,執意掀開生活的表層,展露苦難擠壓之下靈魂的褶皺。重讀高曉聲,不只是回望一段遠去的文學往事,更是借舊時代的故事,不斷叩問人與時代、人與土地盤根錯節的復雜糾纏。縱使歲月流轉,鄉土大地幾經變遷,但對普通個體精神命運的深切關切,永遠不會過時。

(作者系揚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高郵市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