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令中的詩教 ——從《紅樓夢》中的“賦詩飲酒”看古典詩教的日常轉化
有學者統計研究,《紅樓夢》一百二十回,九十一回寫到酒,“酒”字出現六百余處。酒在賈府日常中幾乎無處不在,而最見傳統酒文化精神者,是行令。第六十二回賈寶玉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才好。”這句話透出曹雪芹對宴飲生活的深刻理解:飲酒若只停留在口腹之欲,便易流于濫飲;唯有以令約束、以詩佐酒,才能把一場聚會提升為有節律、有意味、有記憶的交往儀式。酒令初為禮制輔助,后變為佐酒助興、聯絡情感之具,大略分文字令、游戲令、賭賽令三類。以詩詞曲賦入令的“賦詩飲酒”,尤能見古典詩學向日常生活的滲透。以往研究多注意《紅樓夢》酒令的讖語功能與文本淵源,卻少有人把它看作一種“詩教”實踐:它如何約束言行、涵養心性。其實,這種看似游戲的行令,正是古典詩歌從廟堂經典下沉為生活規范、把文雅氣質帶入世俗交往的一條路徑。
若要理解這條路徑,先須明白“詩教”并非只指經師講經、塾童誦詩,也不只是科舉場中的辭章訓練。它更是一種以《詩》為核心、以禮樂為背景、以人格養成為歸宿的教化方式。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在這里,詩既是語言能力,也是情感能力;既是知識系統,也是倫理實踐。它教人如何表達,也教人如何節制表達;教人如何進入群體,也教人如何在群體中安放自己。酒令中的賦詩,正是這種詩教在宴飲場景中的微縮演練。
“賦詩飲酒”的源頭,可追到春秋“賦詩言志”。《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說“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那時《詩》三百是共通的政治語言,承擔外交場合“微言相感”的功能。《漢書·藝文志》稱“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賦詩不只是情感交流,也是“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的政治儀式。早期賦詩,是宗法秩序下儀式化的語言藝術,目的在于維護貴賤有序的等威,也為后世“詩”與“群”的結合打下實踐基礎。
這一政治傳統隨詩教思想下移,漸漸進入日常。孔子說“詩可以群”,孔安國釋為“群居相切磋”,到明清,黃宗羲更把它拓展為“后世公宴、贈答、送別之類皆是也”。文人雅集、宴會酬唱都納入“群”的范疇,詩歌便從政教工具變為維系人倫的普遍媒介。《紅樓夢》中的賦詩飲酒,就是這一思想在宴飲中的轉化:廟堂的“賦詩言志”被移用于閨閣雅集,嚴肅政治話語變為風雅娛樂與情感紐帶。第二十八回馮紫英家宴上的“女兒令”、第四十回大觀園宴的“牙牌令”、第六十三回壽怡紅夜宴的“占花名”,都是“詩可以群”的具體表現。詩歌流轉于杯盞之間,成為聯結眾人的媒介。黛玉的“落霞與孤鶩齊飛”、寶釵的“水荇牽風翠帶長”、湘云的“奔騰而砰湃”,乃至劉姥姥的“大火燒了毛毛蟲”,無論雅俗,都在特定語境中發揮“相切磋”的作用。共享的詩學知識與游戲規則,暫時把不同身份、性情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一個臨時的文化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并非沒有邊界。酒令的“群”,不是無原則的混同,而是以“雅”為共識的臨時聚合。薛蟠在“女兒令”中說出粗鄙之詞,眾人立刻打斷,正因它沖撞了席上“雅”的共識;蔣玉菡雖出身優伶,卻以“花氣襲人知晝暖”這樣典雅的句子被接納。劉姥姥的俚俗令之所以不被排斥,是因為她自嘲、知趣,且其俚俗恰與身份相稱,構成雅俗互見的和諧。可見,酒令中的“群”既包容差異,又設定邊界;既讓人放松,又讓人收斂。它像一場小型的禮樂演習:有令官,有令規,有賞罰,有節奏,有應答。令官如司射,令規如禮法,罰酒如懲戒。參與者在這一套儀式中學會傾聽、等待、應答、服從,也學會在眾人面前展示才學而不失分寸。這種“群居相切磋”,正是詩教在社會交往層面的落實。
賦詩飲酒最直接的作用,是讓無序的“海喝濫飲”接受“溫柔敦厚”的約束。第二十八回寶玉笑說:“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這話里已有對純粹感官刺激的約束:把可能導向混亂的“海喝”,引到有文化意味的“雅令”上。約束不是外在強制,而由游戲規則完成。《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詩》教也。”孔穎達疏:“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這一原則進入酒令,便形成對言語行為的審美規范。席上粗野勸酒,轉為對詩詞典故的征引、對韻律格致的講究、對意象情境的營造。輸贏不全由酒量決定,更與學識、才思相關,酒場悄然變為詩會,形成儒雅溫馨的交流空間。
第四十回“金鴛鴦三宣牙牌令”,把這層意思寫得最清楚。鴛鴦宣示牌面如儀式指令,眾人應答須“歌詩必類”,押韻,且與此情此景、此人身份相契。賈母的“頭上有青天”“這鬼抱住鐘馗腿”,莊諧得體,氣象雍容;薛寶釵的“雙雙燕子語梁間”“水荇牽風翠帶長”,工穩含蓄,暗露沉穩心緒;史湘云的“雙懸日月照乾坤”“御園卻被鳥銜出”,豪邁奇逸;林黛玉的“良辰美景奈何天”“紗窗也沒有紅娘報”,則于典雅中透出凄清與機敏;即便劉姥姥的“大火燒了毛毛蟲”“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也以俚俗反差成就雅俗互見的和諧。整個行令像一場精密儀式,詩把言語納入美感秩序,狂野的酒神精神被詩性形式收束,達成平衡。
這種秩序首先落在語言上。當以詩語為核心的典雅話語成為酒席權威,共同的文化密碼便迅速把在場者聯成一體。第六十二回的“射覆”與古文酒令,更把語言精微推向極致。林黛玉與史湘云的古文酒令,須融合古文、舊詩、骨牌名、曲牌名、時憲書,是對知識體系與思維敏捷度的極大考驗。黛玉說“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腸,這是鴻雁來賓”,最后以“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搗衣聲”作酒底,把榛子的物象、搗衣的閨怨、鴻雁的時令與折足雁的殘缺感編織成一體。湘云說“奔騰而砰湃,江間波浪兼天涌,須要鐵鎖纜孤舟,既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又以“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討桂花油”收束,豪宕中帶諧趣,捷思中見書卷。在這樣的語言游戲中,成功者累積文化聲望,鞏固群體地位;持續的“雅言”訓練,使參與者內化典雅含蓄的話語體系,言語習慣遠離粗放,趨向“文質彬彬”的優美與克制。
再往深看,賦詩飲酒還是一種由“治言”通向“治心”的教化。元代虞集說“圣賢之于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道出詩歌教育的歸宿不在知識記誦,而在通過情感熏陶、意象感染,改變內在氣質,滋養道德品性。這一過程在《紅樓夢》中嵌入日常娛樂,不靠強制灌輸,而在游戲與愉悅中由主體主動參與,因而更具滲透力。酒令構建高度儀式化的言語規范,要求參與者摒棄日常口語的隨意粗鄙,調用經典詩句、雅致詞匯、合轍押韻的表達。寶玉發起“女兒令”時明確限定“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劃定“雅正”邊界;薛蟠式表達因“不類”遭拒斥,黛玉、寶釵的信手拈來則顯出言語與情境的和諧。持續的游戲化“雅言”訓練,使參與者言語被“持”于“雅正”軌道,成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詩意實踐。
治言久了,也會影響治心。語言塑造思維方式與情感表達路徑:當人習慣用“雨打梨花深閉門”關聯席上之梨,用“雙懸日月照乾坤”應對“長幺”之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隨之改變。尋章覓句,是調動記憶、聯想、比附與創造的綜合心理活動,要求情緒沉淀與提煉,而非沖動宣泄。第六十二回古文酒令中,林黛玉需將“折足雁”的殘缺意象、“九回腸”的曲折情感與“鴻雁來賓”的時令知識,天衣無縫地編織成一句酒面,最終以“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搗衣聲”作酒底,將對榛子的調侃與閨中寂寥的體察融合無間。這種表達既完成酒令,又含蓄傳達心緒,溫柔敦厚,正在于此:情感真實,表達卻曲折藝術,不尖刻,不粗露。在一次次言語實踐中,激烈情緒被詩意形式緩沖轉化,個人喜怒哀樂被納入群體可欣賞的審美框架,參與者性情自然得到涵養,形成寬和、沉靜、善于體味而又含蓄內斂的特質。
李紈在“占花名”中掣得老梅簽,詩句“竹籬茅舍自甘心”與其言行高度契合,透露出歷經滄桑后甘于淡泊的平和心性,這大約就是長期詩禮熏陶“變化氣質”的結果。花名簽上的詩句,不只是命運讖語,也是人格評語。它把人物性格、命運與古典詩意勾連起來,讓日常游戲承擔了含蓄的自我認識與群體評價功能。行令者并非被動接受簽文,而是在笑聲與罰酒中,隱約照見自己的性情與處境。《禮記·樂記》言:“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宴飲行令作為“樂”的延伸,目的不在極口腹之欲,而在通過詩樂的“雅化”形式,“教民平好惡”,使情感得到平復與疏導,返回符合“溫柔敦厚”的性情之正。
《紅樓夢》寫賦詩飲酒,也寫出它的盛衰。鼎盛時,大觀園的詩酒唱和塑造了一個高度文明化的生活世界:寶玉的“女兒令”以雅拒俗,黛玉的“牙牌令”以冷僻典故驚座,湘云的“射覆”以捷思勝出,每個場景都是“詩可以群”的生動實踐。即便第一〇八回“強歡笑蘅蕪慶生辰”,賈府已歷抄家之變,賈母強打精神為寶釵過生日,席間骰子令仍保留“商山四皓”“劉阮入天臺”等典雅典故,試圖維系最后的秩序感。然而家族傾覆,“群”的基礎瓦解,詩語的秩序便只剩空洞儀式。至第一一七回,賈薔、賈環等不肖子弟在外書房行“月字流觴令”,雖能引用李白、宋之問詩句,形式上模仿風雅,但其聚飲動機與邢大舅“沒趣,沒趣!……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的粗魯打斷,標志“賦詩飲酒”的內在精神已徹底喪失,淪為徒具形式的裝飾,最終被“搳拳”取代。從大觀園的“群芳”詩酒風流,到家族敗落后的“強歡笑”,再到末世子弟的虛偽附庸風雅,《紅樓夢》借這條線索,寫出了一個詩禮簪纓之族的文化修養如何從生長、綻放,到空洞化、最終凋零。
這樣看來,賦詩飲酒雖是《紅樓夢》中的日常細事,卻可視為詩教的一種微觀實踐。它以“詩可以群”凝聚情感,以“溫柔敦厚”約束言行,以“治言治心”涵養心性,使古典詩歌從文本走向生活。今天讀來,其意義也許正在這里。《紅樓夢》的結局說明,這種文化秩序在外部巨變前并不堅固;但它所展示的詩酒交融的生活方式,仍可供今人取法。以古典詩歌為媒介組織雅集,以詩性語言規范交往,以詩意審美涵養心性,即是在延續這一傳統。古典文學不必只高置架上,它也可以成為日常中的文雅力量,在喧囂時代留出一方有序的歡愉與溫柔敦厚的精神空間。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