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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學》2026年第10期|林那北:閩安的安
來源:《福建文學》2026年第10期 | 林那北  2026年10月22日08:19

林那北,福州市文聯副主席。已出版長篇小說《每天挖地不止》等三十三部著作及九卷本《林那北文集》,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及《人民文學》《收獲》《上海文學》《小說選刊》等刊物小說獎。小說被翻譯成法、日、俄、西班牙等文。

第一次去閩安,應該是二十六年前。那時正參與一部與臺灣有關的紀錄片,跨度很大,從明末到1945年臺灣光復,前后近四百年的歷史,既寬闊浩瀚又錯綜復雜。作為這部十幾集、每集五十二分鐘大片子的總撰稿,卻沒有專職助手,一切都得獨自竭力面對。千頭萬緒,疑竇重重,非常難,每天凝神靜氣埋在如山史料叢中,故事綿密,人生浮沉,那么多銳利的疼痛掙扎與仇恨傾軋次第撲來,海峽兩岸的縱深度剎時被拓展,不時一驚三嘆,感慨綿長。

就是在這期間,我去了幾次閩安。

從福州市區開車出發,行駛二十三四公里就可抵達。沿途的道路不時與閩江平行,江在右側,眼角能瞥見汪洋水光,碧波粼粼,嘩嘩有聲。然后就赫然見到一座南北走向的花崗巖古橋,叫迥龍橋,它四墩五孔、六十六米長、四點八米寬,橋面橫鋪的一塊塊青石板,已經被路人踩得坑坑洼洼,泛出油光。從唐至清,福建全省有記載的橋梁共修建了兩千六百九十四座。尤其在福州這座水流縱橫的城市,橋更不稀奇,每日抬頭低頭都能相逢。但迥龍橋的獨一無二之處在于,它是福州地區現存最古老的石橋。

沒找到任何關于該橋建造時間的可靠記載,只在北面的橋頭看到一塊巨大的石碑,上面寫著“閩安之迥龍橋,始造于唐季”。清道光二十年(1840)立的。有人據此推測,橋應該建于唐朝武則天時代,已經一千多年了,至今仍穩定堅固,并可安全供人通行。橋欄上相對而立的石獅、海豹、寶奩、官印等石雕也大多是那時留下的。所謂寶奩,就是女子盛放金銀珠寶嫁妝的箱子。與女性有關的物件能夠堂而皇之地在當時算得上浩大的工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人們是否正因此有理由得出,建造橋的時間恰是那個“鳳在上,龍在下”的女皇時代呢?

那么遙遠的歲月里,一個面積只有七點七平方公里的城外小村莊,為什么竟能建起外觀如此精美、結構又如此強悍的大型石橋呢?

當然是由于這里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橋下那條貫穿閩安村全境的河,最早叫龍溪,又名迥龍河,橋名就是因它而來,但在橋建成后它又改名邢港河

,全長二十二公里左右,水深十五六米,港寬有七十余米,發源于北面的群山間,而南面則直達閩江。福建西部高山峻嶺重疊,古時陸路千回百轉險象環生,水路便成為出入的首選。從浩瀚的東海拐進閩江口,要深入福州城以及上游各地,閩安是第一道天然屏障。

1991年迥龍橋列入省文物保護單位。目前它只通人,并不能通車,開車進村的通道在西面。從橋頭往東,丘陵夾岸,滿目蔥蘢,走了不過四五百米,就到達險峻的閩安門,邢港在這里匯入閩江。它離閩江入海口三十多公里,駛來的船只,當年都是從這里拐進邢港,直抵迥龍橋下駐泊、接受貨物檢驗以及課稅。

雖然歷史專家目前找到這里設立管理機構的最早史料記載,是編纂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丞相梁克家所撰的《三山志》,書中提到北宋天圣七年(1029),“閩縣界內有閩安鎮,枕居海門,為舟楫往來沖要之地,宜用使臣一員監納商稅,兼沿海縣分巡檢,仍于本城及屯駐泊指揮內抽差軍級員寮六十人,往彼巡防,量給衣甲器械。”但當地很多人還是相信,早在唐朝時,邢港就已經是福州的重要港口了,稅課司衙門在那時就已成立,負責巡視海上貿易、緝私與巡捕海盜及設關課稅,大量貨船由此出發,通往海外。他們認為迥龍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佐證。橋通南北,橋上橋下人來物往就更頻繁了。中下游河段曾有三座碼頭、六座古道頭,以及五個專供外國貢船入泊待檢的被稱為貢船浦的渡口。

《三山志》還記載,南宋紹興十年(1140),閩安是由武官擔任使臣,但至今仍立于迥龍橋頭的一塊石碑上,則記載有“文林郎特差監福州閩安鎮兼煙火公事督察”。文林郎是從九品文官,可見至少那時,鎮官已經有文職人員了。有意思的是,題寫石碑的人,是南宋官員鄭性之。鄭性之生于宋乾道八年(1172),三十六周歲考中狀元,官至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祖上是長樂人,后遷閩清,他小時候曾隨叔父在閩安橋頭街讀書。當年就是從這里進京趕考的,動身時據說因家貧缺盤纏,是閩安人慷慨捐助,才使他在科舉路上大奏凱歌,官場順暢騰達。大約宋淳祐元年(1241)至寶祐三年(1255)之間,這個春風得意之人不忘舊恩,特地捐資把閩安已經破舊的迥龍橋大規模翻修一下。傳說有人路過,出口贊道:“飛架古橋為哪般,蓋世恩德終當報。”鄭性之覺得此話甚好,就干脆把橋名改為“飛蓋橋”。

鳳髻山上也曾有一座北宋時期建造的為往來船只祈福的城隍廟。周邊山頭上的五六個兵寨也是在這時期接連修建的,寨上建炮臺、設烽火、屯兵員,既鎮疆守土,又緝捕海寇。南宋淳祐九年(1249),任福建觀察使的宋太祖趙匡胤十世孫趙與滂兼任閩安鎮官。兩年后,他在閩安城隍頂龍門摩崖上題刻下一首律詩:“鑿出想經神禹手,先登豈待蒼鷹知。粘天三級桃翻浪,平地一聲雷震時……”

顯然一直到此時,閩安的日子還是相對安寧的,終日忙乎的基本上是貨來錢往和歌舞升平。

但帶血的兵刃已經一步步逼近了。

元時,據說閩安田螺灣至對岸石龍山麓的金剛腿間,曾拉起一條橫江鐵索,有敵船來犯時就把鐵索拉起。而鐵索所在附近,也恰是閩江海水與淡水的分界線。每天兩次潮汐,遇退潮兩岸最窄時只有三百余米,江面此時總會出現一條清晰的水紋線,一側是青綠的江水,另一側是渾黃的海水。如今兩岸拴鐵索的石墩舊址猶存,鐵索已早就不知去向。

明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在此設閩安鎮衛所,統帥機構為都指揮使司,主官都指揮使為正二品武官。此時倭寇四起,殺人越貨接連發生。日子越來越不安寧了,不得已,閩安只能被迫齜出利牙,站到阻擋倭犯福州城的最前線。有倭,必然得抗倭。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山東人戚繼光曾率部在閩安駐扎了五年。他在閩安外圍戰略制高點上建起四個堅固的城寨,構筑出完整的防御體系,接連大殺倭寇。明代學者何喬遠編纂的學術價值極高的《閩書》中也記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數萬倭寇進犯福州,新任福建巡撫劉燾率千余士兵,“邀賊閩安鎮”,“賊大奔潰,赴水死者無算。”

在明初嚴厲海禁中,福州是與琉球往來的唯一港口,所有琉球貢船都得先在閩安駐泊,經巡檢司驗貨封倉,才能再用小船運到福州內港的河口。貨物上岸后先貯存到進貢廠專用倉庫,然后再擇時擇機走陸路運往京城。而朝廷前往琉球冊封使臣的船只,也是在閩安制造或駐泊,再啟程往東駛去。據統計,從明洪武至清光緒年間,中國冊封使赴琉球共二十三次,每次六七百人。琉球貢使團來華則有八百八十四次,除使臣外,還有大量的商人、留學生隨行。閩安西碼山麓有兩百六十三座特殊的墓,安葬的都是琉球人的尸骨。當年他們從遠處蹈海而來,在狂風巨浪中船覆人亡,或者受不住一路顛簸因病逝去,只能永遠安息在這塊土地上了。無論如何,來的都是客,當地人也真誠以待。至今那些背山面江的一座座墳墓仍保存完好,讓這群異鄉人能日日俯視豐沛江水,他們的靈魂應該早就飄回到遙遠的故土了。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遣“善操舟者三十姓”東去,在琉球南部居住下來,那里初稱唐營,后來稱久米村。他們中不僅有船工,還有工匠和儒生,負責琉球航海、教育、貿易與外交等諸方面的事務與發展。每次前去,他們都是從閩安最后告別故土,返回時最先抵達的也是閩安。海上兇險,從此到彼的航線安全都由閩安水師負責。有記載,清嘉慶五年(1800),武進士出身的閩安水師左營都司陳瑞芳率一百名水師護送朝廷冊封正使趙文楷等人赴琉球,抵琉球不久后即染痢疾而死,終年四十三歲。琉球國王贈銀七百兩給其子孫,嘉慶帝得知后下旨退還琉球贈銀,從福建公項撥銀三百兩做葬祭的費用。

明朝還有一件大事與這里密不可分:鄭和七下西洋。從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鄭和浩大的船隊有六次曾在閩安門水域停泊,造船、備物、招募水手,等到東北信風來臨時才傲然揚帆出海。明成化十年(1474),因原設在泉州的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停泊在閩安的船只又驟然增加了,它們中多出了從暹羅、爪哇等地駛來的貢船。被稱為“三寶池”的一個碩大池子,至今仍完好保存在閩安村口。作為回族人,鄭和自幼信伊斯蘭教,但也深受佛教影響,受過菩薩戒。他乳名叫三寶,后被稱為“三寶太監”。每次駐泊后即將遠航,傳說他都要到這個池子旁設壇祭拜,祈求風平浪靜、航行順利。人已逝,船隊也了無蹤跡,池卻駐留原地,水光瀲滟,仿佛仍靜靜等待那個熟悉的身影霎時重現,擺開陣仗。

時光繼續流轉,到了清初,鄭成功也來了。

順治元年(1644)清軍就已入關,明崇禎皇帝無路可走,吊死在煤山歪脖子老槐樹上,但作為忠于大明的臣子,鄭成功還是堅決不事二主。在東南一隅他拉起隊伍,還將廈門改名“思明州”,公開昭示了懷念并欲恢復明朝之意。順治七年(1650)至順治十三年(1656),鄭成功多次攻占閩安,并下令在沿江險要處修筑土堡城寨,集結了數萬水師及數百艘戰艦在此操練。當時鄭軍駐扎的地方,是一個鼻子狀突出到江面的山頭,后來當地人一直把該山頭稱為“鄭爺鼻”。順治十四年(1657)至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三次率師北伐,最終卻功敗垂成,精銳將士損失數萬,元氣大傷。順治十八年(1661),他率兩萬五千名將士和四百余艘戰船東渡臺灣,將被荷蘭人占了三十八年的臺灣收復,幾個月后就病逝了,年僅三十九歲,再也沒回到他的大明,他的大陸,他的閩安。

清軍重新設防閩安后,以“閩安為八閩門戶”,從周圍的福清、長樂、連江、羅源等地招來工匠,建起周長一千八百五十米的閩安石頭城,同時為了增兵,又修建營房兩百間。閩安總兵官范紹祖則修閩安鎮總兵府,設水師營汛,其中閩安汛設在圓山水寨,這里是閩安門最為險要的地方。他還下令把鄭成功修筑的兵寨,或者毀掉或者重新加固利用,在閩安外圍的瑯岐、猴嶼等處也設崗布哨。

此時的閩安儼然已上升為清廷的軍事重鎮了。

清順治十五年(1658),閩安巡檢司被擴建為閩安協臺衙門,作為一個指揮機關,它統轄包括臺灣、澎湖在內的福建沿海。乾隆年間,緬甸不斷在邊境侵犯劫掠,甚至扣留大清使臣。清廷于是決定用兵征緬,卻受阻于那里復雜的熱帶叢林。乾隆三十四年(1769),在之前三次陸戰失利后,朝廷調整戰術,改為水路進攻,抽調了兩千多名福建水師官兵和沙船、趕繒船等戰艦赴云南,參與了著名的老官屯之戰,其中作為福建水師的主力,閩安水師也慨然前往。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瑯收復臺灣,閩安協副將懋勛勻、閩安右營把總蔡國福等都率水師官兵坐大鳥船參戰。而之前閩安水師船廠與福州船廠一起,制造出四百多艘堅固大船,成為渡海征臺的重要物質基礎。然后在施瑯籌劃下,協臺衙門所轄的閩安水師以萬人之眾,每三年一輪換的方式遠戍臺澎,稱為“班兵”制度,統轄臺灣、金馬、澎湖,駐守防務長達兩百多年,其中左營水師在臺灣高雄、澎湖,右營水師在臺灣嘉義、淡水一帶。他們的駐扎地,被叫作“左營”“萬福營”,地名一直使用到今天。閩安鳳髻山城隍廟里,曾有一塊清咸豐三年(1853)立的石碑,刻有“頭起臺旋”“二起臺旋”“三起臺旋”“四起臺旋”的字樣。所謂“頭起”,指的就是正月初一由閩安本營起程,四月初一到達臺灣;而“二起”是七月初一起程,十月初一抵臺;“三起”和“四起”的起程和抵達的時間,與頭起、二起一致。他們在臺各守三年,然后凱旋。

在此期間,閩安還大量參與臺海間的各項海運事務,包括兵員、糧餉、物資的運送。康熙二十七年(1688)閩安協臺改設從二品副將駐防,并設三品參將、從三品游擊、五品守備、六品千總、七品把總,戰略地位進一步提升,軍人越聚越多,刀槍火炮春筍般密布林立,將帥如云,船艦如梭。同治五年(1866),當洋務運動的產物馬尾船政在毗鄰的馬尾興建發展時,閩安水師在繼續統轄沿海及海峽對岸后,又增加了護衛船政安危的使命,它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牡丹社事件和中法馬江海戰是閩安水師經歷的最兇險的兩件大事。

清同治十年(1871)11月,琉球國一艘宮古島向那霸上繳年貢的船,在回航時遇颶風,一直漂到臺灣東南端八瑤灣,即現在屏東縣的九棚灣。船上六十九人除溺死三人外,其余六十六人闖入高士佛社。因為語言障礙,彼此溝通不暢,被當地原住民殺死五十四人。

從明朝時起琉球就是中國的藩屬國,歷代琉球國王均由中國皇帝冊封,算起來這本來只是“內政”。但清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卻強行將琉球視為自己的屬國,并自行冊封了琉球王。這次琉球人被臺灣高山族所殺,終于讓日本找到一個向臺灣發兵的借口。同治十三年(1874)5月,日本明治維新三杰之一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從道率五艘軍艦、十三艘運輸船和三千六百名海陸軍,在臺灣南部鳳山縣海岸邊的瑯嶠鄉射寮村登陸。十幾天后一支共一百五十人的日軍進抵石門,即現在的牡丹鄉石門村。石門地勢險峻,當年是通往牡丹社的入口處。日軍在這里遭到高山族的反抗,激戰中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6月1日起,日軍又分三路對參與抵抗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的高山族進行掃蕩,大肆焚燒村屋。

這便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清廷于是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赴臺。作為林則徐的外甥和二女婿,沈葆楨從前閩浙總督左宗棠手中接過創建船政局大任后,經過八年苦心經營,已造出十五艘兵艦與商船,還辦起“求是堂藝局”,培養出中國第一批海軍人才。而船政局的創辦和經營的經費,就主要依賴于閩安海關的稅收,關稅正是船政的命脈所在,其中開辦費是四十萬兩,而同治五年(1866)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有記載船政經費中占七成也都來自海關的撥款。

6月14日,當同治皇帝聽從慈禧太后的懿旨,正耗巨資大興土木重修圓明園之時,沈葆楨憂心忡忡地從福州馬尾港出發了,三天后抵達臺南安平。他不是孤身前去,而是帶著駐守閩安鎮的左、右營水師以及“安瀾”“飛云”“伏波”等軍艦一同前往。這幾艘船,都是他所主持的福建船政局自己制造出來的。

沈葆楨顯然是決心拼死一戰的,抵臺后他立即開始調兵遣將和構筑工事。他給李鴻章寫信,說:就是“馬革裹尸,于心慰也。”可是朝廷卻不支持與日本人干架,反而簽訂了《北京條約》,賠給對方五十萬兩銀子了事。“捫心清夜,無地自容。”這是沈葆楨對這件事的反應。

隨他赴臺的將士沒有立即返回大陸,而是被留下來,分成北、南、中三路,開始了開山修路。北路是飛懸于西太平洋邊上的蘇花公路,從噶瑪蘭的蘇澳沿海岸至奇萊,就是現在的花蓮。南路分兩段,一段從鳳山赤山莊到卑南,即現在的臺東;另一段從社寮沿海岸東行到卑南。中路從彰化的林圯埔至璞石閣,即現在的花蓮玉里,打通了山前與山后的道路。三路工程至第二年11月間完成,沿途還設堡筑碉,屯崗駐哨,步步為營。

在《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折》這個奏章里,沈葆楨詳細描述了開山的辛苦與修路的艱險:“自蘇澳起至花蓮之北止,計途二百里,中界得其黎。得其黎以北百四十里,山道崎嶇。沙洲間之大濁水、大小清水一帶,峭壁插云,陡趾浸海,怒濤上擊,眩目驚心,軍行束馬,捫壁縮縮而過,尤稱險絕。”而且“花蓮港以南,為走秀姑巒之道、固木瓜番游獵之場也。登高一望,平沙無垠,茅葦盈丈,人跡不到”。如此惡劣環境之下,許多官兵接連被傷病以及種種事故擊倒。從同治十三年(1874)11月至光緒元年(1875)4月的5個多月時間里,共有一千九百八十名將士命喪這些崎嶇山路之上。他們中一百三十五位閩安水師將士的遺骸,后來被裝入陶罐運回大陸,歸葬在閩安虎頭山東北麓。這里一面依山,三面臨溪澗,墓體以三合土封頂,墓距橫平豎直排列整齊,當地人稱之為“義冢”。立在墓前的一塊塊小小的花崗巖墓碑上,都鐫刻著死者的籍貫與姓名,在風吹雨打中已經污黑,泛著青苔,卻始終不倒,成為這段歷史最頑強的銘記與述說者。

時光又走了十幾年,光緒十年(1884)夏天,九艘法國軍艦載著一千六百九十名海軍從臺灣基隆馳進閩江口,停泊在馬尾江面上。此時福建水師戰艦共有十一艘,噸位六千五百噸,艦上炮四十七門,官兵一千四百人。而法艦噸位是一萬四千五百一十四噸,還有兩艘魚雷快艇和七十一門重炮。實力確實有差距,但這是在自己的地盤上,如果先動手,完全可以取勝。何況作為福建水師最核心的力量和前線主力,閩安水師還有數十艘舊式艦船,以及密布在閩安門至閩江入海口沿岸的三十多座明暗炮臺群可以協同作戰,可是他們接到的卻是“彼若不動,我亦不發”的命令。兩次鴉片戰爭,銳利的洋槍洋炮已令清政府恐懼入骨,金鑾殿之上,無論是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還是尚未親政的光緒皇帝,都惴惴不安。8月23日,農歷七月初三中午,已經在馬尾停泊一個多月的法軍大小軍艦趁著退潮之時,突然向福建水師發起攻擊。福建水師兩艘軍艦為了阻斷法軍繼續向福州進犯,之前已自沉于馬尾往福州的江面上,剩下的諸艦還不及起錨,就被擊沉。僅僅半小時,“揚武”“濟安”“飛云”“福星”“福勝”“建勝”“振威”“永保”“琛航”這九艘好不容易才修造、裝備起來的福建水師船艦,就全軍覆沒了,鮮血染紅江面。

這便是著名的“中法馬江海戰”。

海戰發生前,閩安水師副將張成被任命為福建水師前線總指揮,并兼任旗艦“揚武”號管帶,直接統領整個福建水師的作戰。作為船政學堂第一批畢業生,此時他也有心無力,卻枉擔了罪責,最終被革職,被判“斬監候”,類似死緩。

接下來幾天戰事仍接連不斷。閩安水師駕駛武裝師船、木殼帆船、汽艇和八槳哨船,用古老的平射炮,繼續與法軍鐵甲艦船激戰了三晝夜,長門炮臺射出的炮彈甚至重創法艦。傳說法軍司令孤拔因此受傷,不久后不治而亡,他的墓至今還留在澎湖島上。而法軍上尉布埃特-維勞梅茲則被隱蔽在長門炮臺對岸的金牌炮臺旁的水師士兵用步槍擊斃。8月26日法國人先對閩安炮擊,然后從鶴灘上岸,殺人、放火、搶奪。二十四歲的閩安人陳明良率眾抵抗,雙方血戰。畢竟武器懸殊太大,陳明良被殺,但法國人也不敢久留,悻悻遁回船上。

慘烈的中法馬江海戰中,共有七百三十六位福建水師官兵陣亡,其中包含一百六十二名閩安水師官兵,也包含閩安水師協副將蔡康業的兒子和兩個侄子。光緒十一年(1885),村里曾建起一座占地兩百平方米的昭忠祠,專門用來供奉在此次戰死的閩安水師和陸勇死難烈士靈位,可惜在20世紀30年代,卻毀于日軍的轟炸。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閩安也沒有安寧過。那時日本海軍入列的航母已有四艘,長門級的戰列艦每艘達近四萬噸,而中國海軍那時總共有一百二十艘小艦,總噸位卻大約僅六萬噸,最大的艦噸位也不過四千五百。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的海權其實已名存實亡,代差太大,力量是十幾、二十倍的懸殊。大敵當前,唯有斷腕自保,將水道黯然堵塞了。

靠什么堵?船。把裝滿石料的船鑿開,讓其沉入江中。

海軍馬尾港司令部和福建水利總工程處緊急在閩安成立了閩江特別工程處。從1937年8月起,整個閩安村人的生活里都被石頭充滿了。不僅山上的石頭被日夜開采,那道兩百多年前為防鄭成功大軍重來而修建的石頭墻上的石頭也被一塊塊拆下來。與長江咽喉處的江陰以沉船阻塞日艦幾乎同步,1937年9月3日傍晚五點,六十艘從福建沿岸征集來的商船、木船、緝私艇等載著兩百萬立方米、重達五百多萬噸的石料,在從葫蘆島到壺江島之間的閩江口主航道處也緩緩降下水面。這一刻,對閩江而言,是痛徹心扉的悲壯,也是最無以復加的恥辱與傷害。河道的使命本只有把流向大海的水緩緩托住,突然卻要以命抵擋侵略者的來犯。

我公公以前經常提起家中的兩艘貨運輪船曾沉到閩江口。他父親曾是福州輪船公司的主人,船就是全家謀生的飯碗,可是國難當頭,無論是否愿意,都逃不掉這個劫數了。某一刻我想象過兩艘船馳離福州臺江碼頭時的情景,以及它們在閩江口匯入眾船,一起毀身江底的場面,不禁一陣感嘆。

作為抗戰時期福建省最大的項目,沉船工程一直持續至1941年4月。兩年多的時間里日本飛機不時飛臨上空狂轟濫炸,試圖加以阻止,但頂著傾瀉而下的炮彈,當地人還是冒死在閩江口筑起了四道結結實實的水下阻塞線。1941年4月18日,日軍三十多艘艦艇和七十多艘汽艇運著一萬兩千兵力駛抵閩江口,配合三十多架次飛機對閩江兩岸輪番轟炸。第二天他們雖然侵入福州城,卻并不是沿著閩江上行,他們的軍艦駛不了,而只是從側翼的連江、長樂登陸,然后從陸路長途跋涉進城。三年后的1944年10月,由南洋敗退來的日軍第二次侵犯福州,仍然只能從連江上岸。

沒有找到那些沉到水下的船與石頭是什么時候被重新清理掉的相關史料,只知道閩江口往來船只早就重新暢通無阻。殘破的船與大小不一的石頭們也許在水底待厭倦了,已自行作鳥獸散,然后在斗轉星移中被潮水一點點帶往大海了?站在江邊眺望,一切都了無痕跡,平緩的水面上,波光微漾,色澤柔美。這一刻水性顯得遠比人性更博大寬厚,它沒有江湖怨恨,不會睚眥必報,每天只執著于周而復始的漲潮與退潮,那是它的心跳,它的呼吸,它得專注地積蓄心力,為自己活出獨有的清澈與明亮。

沿岸的炮臺遺址如今還殘存十幾座,曾擊中法國軍艦的長門炮臺始建于明崇禎五年(1632)。作為中國現存最古老和規模最大的古炮臺,它與閩安北岸炮臺一樣,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那天我又登上占地達一萬平方米左右的北岸炮臺,它現在被稱為亭江炮臺,始建于順治十五年(1658),也就是鄭成功開始揮師北伐的第二年,離閩安村只有一點五公里,由二十米高山巔上的主炮臺、突出部呈凸字形排列的前沿炮臺、高低明暗交錯的臨江炮臺以及山后的彈藥庫組成。主炮臺有一座三合土砌出的長三十六米、寬三點三米、高近兩米的半圓形、半地穴墻體,一門仿制的被涂成黑色的德國克虜伯后膛鋼炮仍端立其間,炮口對著的方向,正是浩蕩的閩江江面。前沿炮臺據說曾有十五門前膛炮,2014年當地政府組織修復時,曾挖掘出兩門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本地鑄造的長達三米五五的大鐵炮,如今它們仍陳列在那里供游人憑吊。而長方形的臨江炮臺,護墻砌成歐洲人16世紀開始用于戰場的棱堡式建筑,長達四十七點八米,寬有十二米多,八字形的射孔前窄后寬,每個火炮間則均勻保持著六十度的射界。炮臺間橫七豎八相通的隧道和地道已經被部分修復,或石砌或三合土壘起兩壁,大多有一米二寬、一米五高。站在隧道旁俯瞰,眼前甚至能隱隱浮現出清兵在不斷砸下的炮彈中貓腰快速奔跑的樣子。當年這里駐有五百多名閩安水師右營將士,而營房則有五十多座。現在主炮臺的營房和彈藥庫已經重修過,臨江炮臺與墩體相連一字排開的營房,還保留20世紀30年代被日軍飛機炸毀后的樣子,豁開的屋頂像一張張憤怒的大嘴朝向天空。

村里十幾條古街仍大致保留曾經的模樣,青石板路綿延,木質樓房相對。當年曾有數百家商行商鋪熱騰騰地毗肩接踵,錢莊銀樓、絲綢布匹行、米行、魚行、茶行、陶瓷行、酒庫等應有盡有。如今一間間房子大都已大門緊閉,四處空寂無聲,卻仿佛主人不過剛剛站起,并沒走遠,轉身就可能欣然回轉,重新把門吱呀打開,沏茶迎客,笑意盈盈。迥龍橋南北端呈內八字形排列的條石碼頭,仍盡職地往邢港河面延伸。水依然緩緩向前,碼頭卻再也等不來它的船了。那天恰好有兩個年輕女孩穿著拖地漢服在那里拍照,她們裙裾間絲絲縷縷蕩出的古意,竟與古色古香的石階那么嫵媚地無縫銜接到了一起。

當年石頭被拆去填江以阻擋日軍進犯的石頭城,只剩下西門一堵土夯筑的城體了,仿佛怕再失去它,兩棵榕樹伸長根須,把花崗石疊砌出來的墻基拼盡全力密集緊實地重重包裹住。

曾在邢港南岸草尾街駐扎的左營水師已找不到痕跡,而在北岸駐扎過的右營水師,還保留下石洞、城墻等舊跡,以及“右營尾”這個地名。營房已經無存,舊址上建起了一座“右營公園”,青草綿延,亭臺錯落。臨河而立的“得勝寮”古色古香又莊嚴肅穆,柱子上刻著一副燙金對聯:“踏波鎮海貔貅士,磨劍屯兵左右營。”佇立在它跟前久久凝視,那段已逝去的往事便隱隱浮現。據不完全統計,歷代在閩安任職的文武官員,從二品以上的有一百六十二位,戍臺的閩安水師副將、總兵則有一百二十位之多。一個曾如此密集地容納過軍政官員的地方,發生過那么多既悠長又繁復的故事就不足為奇了。

占地一千七百多平方米的協臺衙署仍完好地立在村口附近。它坐南朝北、五進木構、面闊五間、進深六柱,是中國現存唯一的古代海防軍事衙門,也是福州市保存最完好的古代衙門建筑。2009年它被列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在里頭緩緩走一圈,恍惚間時光模糊了,身邊似乎隨時會有攜槍帶刀的軍人大步流星呼呼走過。天井上赫然擺放著一個約兩米長、六十厘米高的花崗巖石盂,是北宋元祐六年(1091)的舊物,據說當年鄭成功駐扎這里時,曾將它用作馬的飼料槽。剛下過雨,石盂里盛滿了水,我抬腳踩住邊沿搖了搖,它被驚嚇般微微晃兩下,又堅固地穩住了身體。石槽未老,卻早已物是人非了。

特地找到貢船浦舊址,曾經商賈穿梭、貨物堆積如山的地方,如今已被辟為一個小公園,四周非常靜謐,找不到一個人影。有首民謠據說一直到現在仍在這一帶流傳:“貢船浦彎彎貢船浦長,千年流水呀閃銀光;要問貢船浦在哪里,就在閩江下游閩安鄉……”

鳳髻山山頂上的城隍廟在20世紀40年代時已毀于日軍的轟炸,香火頓息,1983年在原址上建起閩安中學。校園里只有一幢教學樓,卻有寬闊氣派的大體育場。在校園的角落里尋覓到幾樣舊石碑和石構件,已經殘破,細看卻仍能看出它曾經有過的輝煌與精巧。與幾個閩安中老年人聊天,他們仍習慣地把山上稱為“城隍頂”,有個較年輕的壯漢記得當年在上中學時,曾在操場旁看到城隍廟殘存的一段墻體——說到這里,他拉開雙臂比畫了一下,說有兩米左右厚。極為驚喜地在中學圍墻外一片茂盛的玉米、豆角地里找到宋太祖趙匡胤十世孫趙與滂等人在龍門摩崖上的題刻,部分字跡已模糊,但細看仍能辨認出遒勁的一筆一畫。在周圍蓬勃蔥蘢的農作物的映襯下,它們渾身上下越發橫溢出一言難盡的滄桑。

從鳳髻山往下俯瞰,閩江就在眼前。恰逢退潮,水位下降,江邊巖石上一處被人工鑿出的舊碼頭清晰坦露,那里就是稅課司舊址。隔著一條僅有十幾米寬的104國道,閩安公交站恰在其對面。武警巡邏艦艇大隊曾在稅課司部分舊址上建起過辦公大樓,如今樓還在,但建置撤了,人去樓空。舊碼頭旁,尚殘留一段兩百多米長、三米多深的舊墻基石,墻體已被水長久浸沒,罩著一層厚厚苔蘚,呈幽暗晦澀的深褐色,卻依舊工整、堅固、氣勢宏偉。樓毀了,它們卻始終挺直身軀堅守岸邊,遲遲不肯從曾經那么輝煌的歲月中退席。想打聽一下,卻四下找不到一個人影。

離舊海關幾十米外,一座飛檐凌空的高樓就是2018年才修建的閩安樓。樓里是個展覽館,閩臺一體、冊封琉球、遠征海外、抵御外敵……千百年來閩安的風起云涌、跌宕起伏都悉數展示。登上樓的第四層憑欄前探,竟一眼看到邢港河與閩江的交匯點。與奔涌的大江相比,河畢竟是微小孱弱的,但它們之間卻曾經不離不棄,那么和諧友好地讓一艘艘載滿兵弁與貨物的船只進去了,又出來了,共同締造一個閩安傳奇。

抬眼遠眺,曾被鄭成功戰艦密集環繞停泊的鄭爺鼻,那個鼻子狀的小山體依舊執著地伸進水中。江面上一條運載集裝箱的巨輪恰好正緩緩駛來,笛聲忽起,拖出渾厚肅穆的悠長鳴叫——它是以自己的方式,向這里發生過的往事行禮致意嗎?

樓旁并排擺著兩門鑄造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紅夷大炮,炮口也是對著江面虎視眈眈,口徑十七厘米、身徑四十五厘米、炮長三點五五米,射程在六百至八百米之間。光緒十年(1884)它們參與過中法馬江海戰,阻擋過法軍沖上閩安。一百多年過去,這片天空下已不再需要炮火重燃,它們只是像兩位閱盡滄桑的老人,默默地立在那里迎潮漲送潮落,為每一寸山川安詳地送上祝福。

閩安,這個名字是取“安鎮閩疆”之意,又有“閩賴其安”之說。在歷史深處,這個村莊以那么小的軀體,轟隆隆介入過那么多紛雜銳利的事件,承擔起那么多無以復加的沉甸甸的責任。最鼎盛時,據說人口曾近十萬的村子,如今僅剩下兩三千人,而移居海外的閩安人則有一萬多。繁華與喧鬧都已退向遠處,它已經完成自己的使命,褪去火氣,消減鋒芒,平靜地縮在一角,終于與歲月握手言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