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雕意識與胡丘陵詩集《八十三個鄉親》
胡丘陵的詩集《八十三個鄉親》呈現開來,極像延展鋪開了一面浮雕壁畫。確乎,借助跨界力量,向綜合性藝術發展,是新詩自我“突圍表演”、自營合法性的重要路徑之一。自新詩發軔以降,不少仁人志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并有過種種構想與嘗試,李金發“不著印痕”地將雕塑藝術滲入詩歌創作中,聞一多提出和身體力行過“三美”說,還有“九葉派”以現代性的名義引新詩入“戲劇化”……實驗性、先鋒性是中國新詩與生俱來的胎記之一。盡管沒有太多印記表明胡丘陵與浮雕之間存有何種關聯,但他融浮雕意識入詩歌創作著著實實應是中國新詩長廊中一道“小眾化”而又值得駐足欣賞的風景線。《八十三個鄉親》是沉潛而又充分地調動了浮雕意識、浮雕手法來標識自我和成就自我的。
一、敘說姿態:“無言”的抒情
反對情感泛濫,力求敘說姿態的客觀、冷靜是詩的現代性一個基本趨向和屬性。訴諸雕塑藝術就是中國新詩在尋找現代化出口時的重要資鑒,正如“九葉派”詩人唐湜所說:“現代詩的理想是音樂樣的流動不居與雕塑樣的寧靜致遠。”但其中所涉雕塑,更多是圓雕。相對于圓雕而言,浮雕的寧靜與冷靜似乎更為其甚,更像是“無言”的姿態,一切依憑“行動”來外化對象的內心和“言語”。早年胡丘陵以抒情而著稱,詩人在完成變法自新。當然,《八十三個鄉親》又是抒情的,是在抒發詩人對這片土地和百姓的大愛。相對而言,這樣的愛更具體、更務實,也更深沉和更真摯。
以沉默者為抒情對象。人間世和歷史長河中不乏搖唇鼓舌之輩,生前以振臂一呼為職業,死后又以主角身份雄踞史籍聲名。而大量寂寂無名之輩被湮沒在時間風塵之中,他們也是“我來了,我看到”,但無“我征服”,更無宣告叫囂而已。行走在蒼穹之下,他們在廣袤大地上書寫了字體永屬自己的“人”字。作為歷史的失語者,實際上不少的他們又是魯迅所說的“民族脊梁”。《八十三個鄉親》中的“八十三個鄉親”大抵上是蕓蕓眾生的群像和縮影。抑或在很多人眼里,只有橫槊賦詩的英雄才配得上一具具叱咤風云的圓雕。《八十三個鄉親》采取浮雕方式,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策略與智慧。當然,這更是詩人微觀型的歷史觀和人道主義情懷的真切吐露。“種藕的胡良風”“拖拉機手胡才頷”“屠戶胡良飯”“生產隊會計胡良牛”“快遞小哥胡佐雨”……零零總總、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他們的姓名前面都統一冠以借以營生的職業或者特點鮮明的身份稱號。他們的生活年代不完全同一,在這種混亂的時間中更顯示出其普遍性、典型性意義。他們最大的普遍性、統一性就在于正如《種藕的胡良風》所寫的——“他不理解,家里那副/‘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對聯/他的夢,天天深埋在歲月底層的淤泥里”,只是生活的默默耕耘者,而不是所謂勇挑歷史“非我莫屬”的布道者。他們精神世界是喑啞的,無人問津,“他不明白,為什么/那么多少男少女/圍繞荷花,拍來拍去/就是不買他顆飽滿的蓮子”(《種藕的胡良風》)。浮雕不似戲劇等語言藝術,以本真方式呈現了沉默者的無言本相。就此,《八十三個鄉親》是有史詩建構意向的。
以外視角為敘說視角。外視角就是敘說者置身事外,不動聲色,不置可否。明人陸紹珩在《小窗幽記》中說:“旨愈濃而情愈淡者,霜林之紅樹;臭愈近而神愈遠者,秋水之白蘋”,似可與外視角的妙處會通。《八十三個鄉親》中的零度抒情恰恰源自濃情、至情,它的“淡”歸位于詩人對“真”的絕對追求和無私敞開。作為載體,浮雕更傾向于“呈現”而非“表現”,平面化、客觀性似乎成為它相對最具個性的言說方式。有意思的是,整部詩集以胡姓子弟為主要書寫對象。究其姓名,他們又似多為“良”字輩。他們多是社會、時代、歷史的“良民”,作者的苦心孤詣可見一斑。“面對鏡子,頭上有/一年一年增多的米粉一樣的白發”(《榨米粉的胡良一》,“手里抽出的一根根保險絲/隨時面臨,養老的保險”(《電工胡佐牛》),“改制后,她嫁給了本村出生的軍官/青春歲月,是掉落在柜臺上的鹽”(《供銷社售貨員趙詩姍》),“四十年前的硝煙,嗆進他的肺葉/咳嗽時,咳出一枚/發霉的勛章”(《民兵營長胡才夜》)……掩卷稍品,其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都令人心生愛憐悲憫。敘說者——詩人卻為之“不著一字”,一切讓主人公的“形跡”自身“發聲”,或者一如存在主義哲學所言的“自行敞開”。《八十三個鄉親》就類似83篇微型小說連綴而成,作者來不及也容不下自己的主觀抒情。稍有不慎的直白、直露都是對無言百姓僭越式的代言,都有可能是對真實、真相的遮蔽,對讀者的帶偏和閱讀智慧的不尊重。設若如此,則亦是對浮雕藝術的極大誤會。
以平和沖淡為審美氛圍。《毛詩正義·詩譜序》中有說:“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詩經》對詩的定義有“原詩”的意涵,也規定了詩的政治教化、情感抒發的功能,描畫了詩歌應該克制情感放縱的紅線。這恰好與現代詩的要義構成對話和共振。平和慰藉是詩的現代性又一美學旨趣,是以智性和人文精神為價值底蘊的。W.H.奧登就極其認同塞繆爾·約翰遜所說的——“寫作的唯一目的是,能使讀者……更好地忍受生活”。相對而言,浮雕有敘事功能的優勢。它營造出的平和沖淡的藝術氛圍,往往就有娓娓道來的“講故事”的效果。故事的傳遞,激情澎湃、抑揚頓挫有時并不奏效,“和風細雨”甚至“潤物細無聲”反倒更能引人入勝。因為平和沖淡常常割舍了矯飾和夸張,“無言”之美就彰顯了固有的魅力。總體而言,在藝術處理上,浮雕不類圓雕可大開大合、飛揚馳騁。《八十三個鄉親》在浮雕意識的浸潤下,若隱若現的“清溪村”從中所營造出的正是平和沖淡的意境和氛圍,單“清溪”一詞就可見端倪。這不禁讓人聯想起廢名筆下的“桃園”“竹林”來,廢名的寫作姿態素為“隔岸觀花”。《八十三個鄉親》中不回避歷史帶給百姓的苦楚,直面文化轉型所施加給百姓的陣痛,但一切正如《插秧冠軍胡才田》中所寫,“他獨自站在田里/一動不動。天上柔軟的白云/是堅硬的天花板/仿佛自己,已經被秧苗拋棄”,漂浮其間的是哀而不傷的情致。這種審美氛圍才與沉默者的老百姓所從事的事業,所懷揣的人生理想、精神生活等匹配。所謂鄉土詩、牧歌情,其審美情調就應筑基于平和沖淡之上。就此來看,《八十三個鄉親》是真正的“新鄉土詩”。
二、傳神人物:細節見“精神”
《八十三個鄉親》力求通過83個特色各具又共性相通的人物,構繪出一幅新時代語境中的南方“鄉土中國”圖景,凝結著詩人對文化現代化轉型的審思和對美好傳統的記識。詩歌小說化的寫作策略亦須以人物塑造為主軸。《八十三個鄉親》的驚艷之處就在于它對人物性格和命運傳神書寫。浮雕藝術就此再度釋放出別具一格的能量來。詩人胡丘陵是深味細節見“精神”的。當然,重細節的敘事又是與抒寫對象——沉默者的生存特征構成對應。沉默者的精神世界主要外化在行動實踐上。一些行動上的細節是破解他們內心領域的金鑰匙。
凸顯關鍵性的動作細節。正如前文已經提及“八十三個鄉親”的姓名前面都統一冠以借以營生的職業或者特點鮮明的身份稱號,他們的性格特征和命運歸宿也就與之有著繞不開的關系。這是詩人在詩集中的一個基本設計。浮雕不似圓雕有著更大的發揮空間,當然也不類圓雕可以“不拘小節”。它相對的“惜墨如金”,以畫龍點睛般的幾筆讓人物傳神出彩。關鍵性的動作細節也就成了凸顯人物的性格與命運的著力點。《篾匠胡良倍》中的胡良倍“他被人送到都市/枯坐在展廳角落/偶爾表演編織各種飛禽走獸/掌心,滲出血珠”,人物的人生坐標中,顯然這樣的情境和細節所占用的時間比重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有類于電影藝術中的長鏡頭推進和特寫,當然也是浮雕藝術常用手法——聚焦核心視點,以實現“以一敵百”。《篾匠胡良倍》中胡良倍“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無奈感、無助感,就在“偶爾表演編織各種飛禽走獸/掌心,滲出血珠”這一細節中得以淋漓盡致的體現。“她將白發紡成最后一縷紗/夢中,哭斷了機杼”(《織藍印花布的孫小紅》),“水輪泵跳著芭蕾/潔白的珍珠,從他的指縫鉆出”(《碾米機手胡才滴》),“他放下空碗,看茅屋上/一群麻雀,如何度過/漫長的冬天”(《大隊支書胡才白》)……相關的動作細節,都是極其吻合人物各自的職業特質和身份個性。不需要多余的文字來贅述相關情形了。他們或不舍,或敬業,或擔當……人物的精神世界因這些富有生活質感、現實邏輯的動作細節而栩栩如生,一覽無余和引人深思。浮雕中的人物永遠不會講述自己的“所思所想”,精準到位的動作才是他們最大的“所言所語”。
精雕特征性的表情細節。眾所周知,一些不經意的、自然而然的表情神態更能外化對象的內心狀態。“言”在不少情形中是“不由衷”的,言語有掩飾、遮蔽主體內心的可能。浮雕具有繪畫的功能之一,在表情細節把握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標志性的表情直通人物特征性的內心天地。詩人胡丘陵對此極其投入,可謂是以“刀筆”起落其間。“他的瞳孔,是火爐的通風口”(《補鍋匠胡良起》),詩作起筆就直奔魯迅所精于樂于的“畫眼睛”筆法而去。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胡良起的瞳孔通紅,導源于爐火的熏刺,更是匠人工作時目不轉睛、心無旁騖的敬業精神所致。老一輩匠人的事業心、職業道德由此和盤托出。正因為如此,“有一天,再沒人補鍋了/他總感覺村莊的哪個地方/有個漏人的窟窿/無法彌補”,胡良起的精神和靈魂被“漏”掉了。“他在垃圾堆里考古,發掘/搶在清運車到來之前/淘取他的富礦”(《撿破爛的胡良街》),其中的“考古”“發掘”表面上事關動作,但實為表情之范疇、之寫照。胡良街那般全神貫注,生怕稍有“遺珠之憾”的模樣,入木三分地詮釋了他的財富是通過勞動和誠實所得來的,而非靠“騙”和“投機”。真誠是千金難易之物。在表情細節上,《八十三個鄉親》如此精雕細刻的比比皆是。當然,所謂精雕細刻并不一定等于不計繁復的功夫與作為,有時只需神來一筆。它由作者的眼力、腦力、筆力、腕力等綜合而成。這樣的神來一筆在《八十三個鄉親》就可能只是一句比喻、一句修辭。“小數點,是他長在臉上的粉瘆子”(《生產隊會計胡良牛》),胡良牛的精打細算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焦慮感被活脫了出來。
力展對應性的物象細節。文學是人學,人是文學中永不缺席的主角。漢語中“文學人物”一詞就無法將“物”割舍析出,文學是不能只見“人”不見“物”的,物甚至是人的延伸。因此,給關聯性、對應性的物象細節以力展,就是表現和豐富文學人物性格、解碼人物命運的重要渠道之一。“非說不可的話,也是彈弓替他說/同意,連彈兩下/不同意,連彈三下/他要從柔軟的棉絮中,彈出骨頭”(《彈棉花的胡良黃》),“彈弓”就是胡良貴的嘴巴,也是他內心世界的代言人,亦為見出他性格的窗口。在農村匠人系列的書寫中,《八十三個鄉親》都能抓住標志性、對應性的物象細節予以精心刻畫,以言此意彼。相關例證俯拾即是。這種對關鍵性物意象予以著意著力是浮雕的常見手法,譬如為了顯現游龍的飛舞翱翔之姿,“云從龍,風從虎”,讓云朵的流動感一目了然地呈現出游龍的飄逸感。如何讓流動感成其流動感?細節無疑是不二之選。“現在,他仍用石灰勾畫晨昏/砌刀,長出了老年斑”(《砌匠胡良忙》),“砌刀”是砌匠的“貼身”法器,“砌刀,長出了老年斑”是借喻胡良忙年事漸高,與詩歌結尾時所寫——“到了空無一人的深夜,他起床/用布擦了擦砌刀/放在枕頭邊”構成呼應,由“刀”見“人”,胡良忙依然覺得自己寶刀未老,不服老的倔強性格油然而生。《獸醫胡良不》中的關鍵物象應為注射器,但作品卻無一字言及,“每當小狗,伸出舌頭/他就反芻牛的草料/一針、一針,扎在自己繃緊的心上”(《獸醫胡良不》),卻又婉曲有致地直指注射器,想象與寓意俱佳,形象而深刻。
三、強化主旨:對比與陪襯
萊辛在《拉奧孔》中說,雕塑是一種空間藝術,宜表現靜態美。浮雕藝術有多種技法,諸如光影法、鏤空法、緊縮法等等。浮雕相對于圓雕,它輔助性的表現手法各有擅長,詩歌所能達到藝術效果,浮雕藝術的各種手法也都能達到。浮雕的各種技法運諸詩歌之中,就映射為對比、陪襯、夸張、留白等修辭藝術。奧康納在《張力與詩的結構》中指出,詩的張力在于“詩歌節奏與散文節奏之間;節奏的形式性與非形式性之間;個別與一般之間;具體與抽象之間;比喻,哪怕是最簡單的比喻的兩造之間;反諷的兩個組成部分之間;散文風格與詩歌風格之間。”這種張力就產生于對比等手法或詩歌本有的自反性結構之中。之于《八十三個鄉親》而言,其主旨就得以強化。
明暗兩種對比并舉。浮雕一般是平面上雕刻出凹凸形象,其中就涉及視覺陰陽、光線強弱、焦距遠近等對比。在對比中,作品所蘊含的主旨就得以烘托。《八十三個鄉親》的對比意識極其強烈。其中一個最大的暗對比,就是時代滾滾向前,社會現代性日新月異,但老一輩人和基層工作者身上的人文精神,是難以跟上時代步伐的。從康德到馬克思都注意到歷史與道德呈二律背反的關系。《八十三個鄉親》是將具體的道德轉換成宏觀的人文精神。無論前文中所列舉的各類手工匠人,還是“村幼兒園阿姨李子血”“赤腳醫生胡才下”等等,他們都在時間帷幕下退出歷史舞臺。但他們身上凝結著有血有肉的人生、不屈不撓的自我意識、善良素樸的人格理想……乃至所有優秀的鄉村文化都是值得識記和傳承的。對比讓“清者更清、濁者更濁”,新與舊、進步與后退、遐想與記憶等事物之間自成張力。詩人從種種對舉中所發出的叩問、詰疑便是錐心的,文學的力量就此震撼登場。至于《八十三個鄉親》中的明對比手法幾乎是每首詩的規定動作。任舉一例即可略知全豹。《借米的嬸嬸趙詩下》中的趙詩下,“借米時,她用風吹皺的手/抹平潔白的春天”,但她“還米時,竹筒的米粒/堆成一個小山坡/一顆一顆利息,是她不懂的幾何”。前后兩者對比起來,趙詩下講義道、守信用、懂回報的人格形象立馬可現。《八十三個鄉親》在見證作者自覺發達的詩學修養的同時,也毫不掩飾浮雕藝術在其內心臺墀的深度投射。
恰如其分的陪襯手法。上文所論列到的對應性的物象,在語義上并不構成一種陪襯。陪襯所指涉的往往針對同類、同性質或距離上相近的事物。浮雕常有烘云托月之舉,譬如為顯現出一朵鮮花的盛妍怒放,它往往離不開以枝繁葉茂來輔佐。“客”托“主”、“標”旺“本”、“莠”顯“良”,大概都是其中常見路徑。古典詩學中的“興”,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說的即是陪襯手法。因此,恰如其分的陪襯手法,不僅不是閑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機制。《接班的胡才未》其旨意落在描述一代接班人的尷尬。事實上,接班一度被認為是普通人改寫命運的天賜良機。詩歌有寫道:“姐姐,讓的/不是一個梨子,而是一根/誰讓,誰就一輩子/離不開的扁擔”,詩歌中姐姐的深明大義,就是為了凸顯機會難得進而顯示出接班人胡才未的出離高興。《水庫移民趙詩日》中詩句——“新分的田地,是一塊/尚未發酵的米糕”,可以認為它是對比,但它更是陪襯,意味著趙詩日移民到新的地方,還獲得了不算令人失意的補償。但這樣的補償并不能彌補他對曾經的家園的懷念,“夜里,他常常返回/永遠擰不干的清溪河里/打撈水底的村莊”,“新分的田地”所反襯出的,是精神可能為物質永遠無法補償的這一生活奧義。《八十三個鄉親》在陪襯手法上往往是經濟的、克制的,一句詩、一個意象、一個情境,但它們能有四兩撥千金的妙用。干凈利索是浮雕運刀時必要的刀法規則。詩句“蝌蚪,游進只通電三個小時的池塘”在《鄉村教師胡才方》中有點突兀,但它有力地襯托出胡才方“弟子三千”的育人之眾。
留白藝術的適切而動。在某種意義上,留白可以視作另一種意義的對比與襯托,“白”可以與“實”相對,“白”亦可襯托“實”。實際上,無論從哪方面,留白都是浮雕藝術不可回避、不可忽視的藝術手段,譬如鏤空措施就沾溉著留白。傳統中國藝術對留白的重視毋庸贅述,佛道相應的美學觀顯示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實際上提及藝術張力時,留白就應從不缺席的。《八十三個鄉親》通過留白來強化主旨,其意向極其明確。《吃齋的胡良誰》中的胡良誰一生究竟經歷過什么,為什么茹素吃齋?詩歌無一字交代,但正是“空落落”的感覺強化了這種寧靜安詳的氛圍,讓人忘記人間的油膩味、世俗氣。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在西方古典語言觀念中言語和理性是一致的,過分的理性表達就難以釋放出語言的藝術光彩。留白就是對極端的邏輯意識的反抗,“一清二楚”的表達讓人失掉了猜度,文本結構失去了值得去填補的罅隙。《溺水而亡的胡佐汗》中的胡佐汗這個人物形象就得靠讀者自身去“拼湊”才有所成形,這恰恰表征了胡佐汗來到過人世間,但年紀輕輕,人們對其印象并不深刻;另一方面,她的確又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人世間沒有留下她太多的痕跡,這就是造物主的無情。胡丘陵喜好暗喻修辭,甚至還喜歡使用“木盆裝滿了星星”(《接生婆趙詩枝》)中“星星”這樣的新典故,大概都是其對留白藝術著意的表現。當然,在具體字詞表達上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更是他的拿手好戲。“鄉村的集市,看上去人情飽滿/其實,比監獄/更能改造鄉親”(《集市擺地攤的胡才懷》),“改造鄉親”啥呢?戛然而止中懸念頓生、詩意頓生。
綜上,浮雕意識在詩集《八十三個鄉親》中是高劑量、大面積的,而且是自覺的。作者旨在為文化轉型時代的中國百姓雕刻一部心靈史詩,為沉默而又平凡普通的百姓呈現他們喜怒哀樂的“心聲”。廣大百姓需要歷史給他們以一座真實的碑記和浮雕。與之同時,作品也表現出作者對人文傳統與人文精神的追記、緬懷、呼喚,展現了作者對社會現代性的省思。美好的作品向來是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的。《八十三個鄉親》對浮雕藝術的借鑒和汲取是極其精準到位的,為新詩寫作提供了一種值得深入探討和總結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