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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真”問題與“笨”辦法——《荒野尋馬》與現代性身心癥候反思
來源:《芳草》 | 依蔓  2026年10月15日10:00

2019年,我的身體和生活經歷了一場緩慢的崩塌。

那是我來到上海工作的第三年。在那之前,我在北京上了七年學,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兩年多。那份外人眼中的“好工作”對我來說充滿痛苦。我不知道怎樣掌握討領導歡心和把事情做好之間的平衡。講話稿里的排比句寫得越漂亮,報告里瞎編的數據論點越完備,心里越是發慌。辦公室以生活隱私為給養,不站隊,不表態,不意味就能夠全身而退。

于是我在2016年辭職,來到上海。新工作是我一直想做,但在那之前沒什么信心自己能做好,也認為自己也許沒有足夠能力的事情:寫作。

我做記者,采訪媒體人、藝術家、學者、創業者;我做編輯,和作者一起工作完成一篇篇稿件,和出版社合作完成書稿的整理編輯;我做文化項目的策劃人,和同事們討論某個新想法的可行性,去測試它、實現它……每天都生氣勃勃。剛到上海的一年里,我常常這樣回答詢問我新工作和新生活怎么樣的朋友:終于不需要背地里罵老板和工作了。朋友聚會時,吐槽各自工作是常態,但我沒有這樣的需求。記得剛來上海時,那時公司的辦公室在徐匯區五原路一條小弄堂的一樓,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寫稿。因為住在附近,上下班都會騎車,在法租界的懸鈴木樹蔭里穿行。我熱愛新工作和新生活里發生的一切,那是我為自己爭取的“我想要”的一切。

原本以為這種“一切都太完美了”的狀態會一直持續下去,但在2019年,我的身體出現了許多奇怪的狀況。我在書里這樣寫:

實在很難記起事情是怎么一步一步壞到不能承受的地步的。只記得漸漸失去對食物的渴望,吃飯變得很費力氣,甚至吃一會就要躺一會,攢些力氣起來再吃。也漸漸失去自然呼吸的能力。起先只是偶爾深深呼吸。隨后呼吸越來越深,越來越重,成為一種大張旗鼓的勞作,總是難以順利被完成的勞作,捕獲的空氣憋滯在胸腔與喉嚨之間。不明植物在后背植根,黑色的,堅硬的,莖枝盤踞纏繞。它們緩慢生長,從內里纏住每一根氣管。像在空氣中溺水的人那樣貪婪呼吸。需要刻意完成的呼吸在前胸后背留下成片的持久的酸痛,鎖骨兩側深深下陷。等反應過來時,這具身體已漸次忘記應當如何呼吸。

恐慌發作在難以預知的時刻來襲。手指不受控制地發抖,被箍牢攥緊的心臟想要掙脫,全身失去勁力。只能立刻蹲下,或者跪下,甚至想要就地躺下。無論當時在哪,在家,在馬路上,在臨時停靠的地鐵站臺,某個公開活動現場,失去維持體面站立或行走的能力,同時迸開許多裂口,遮不及,也補不及。無助地想要哭泣,尖叫。笨拙慌亂地向陌生人尋求幫助,請他們給我一顆糖,幫我倒一杯水,握住我被虛汗浸得冰涼的手。一定是低血糖,沒事的。我安慰自己,也這樣和別人解釋。只是偶然罷了。害怕被旁人看出這個人是真的出了什么問題。我清楚,只要緩過去,就又可以打起精神,好像什么不對勁都沒發生過。

最終,這些癥狀在大半年的時間里,從只是稍微呼吸不暢,發展到無法繼續正常生活,不得不暫時完全停止工作。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在2019年出現的這些癥狀,可以被理解為“焦慮癥”。因為嚴重的恐慌發作的軀體化癥狀——軀體化,這也是一個心理學術語——我被建議去看精神科,并服用治療焦慮癥的精神藥物。

怎么會這樣呢?這是當時我最大的困惑。似乎我沒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新工作是我自己選的,工作內容是我喜歡的,我在工作中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能力,也在團隊里負責不少重要的項目和事務,甚至在和朋友聚會時都沒有什么關于工作的可以抱怨的事情。為什么身體會出現一個又一個奇怪癥狀,最終嚴重到必須停止工作?

我還沒有來得及想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新的情況又出現了。就在我決定2020年春節開始停止工作、好好休整的同時,這個世界也變了。在我的生活里,兩個世界同時崩潰,我個人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之外的外部世界。這兩個世界對我而言都是高效運轉的有序世界。

原本完美的秩序失去效力,對于2020年初的我來說,這一切太荒誕了。完美秩序崩塌的時刻,成為貫穿《荒野尋馬》始終、關于確鑿之物問題的起點。

先有問題,屬于我的“真”問題

《荒野尋馬》開篇,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龐大失序和劇烈流變之中,存在確鑿不移的東西嗎?這個問題伴隨書中寫到的每一段旅行。

在中俄邊境的恩和草原,我與養馬的牧民共同生活四個月,在零下三十攝氏度的雪地找馬、趕馬;在倫敦森林,我按照環境科學家的指引為蜥蜴拔除歐洲蕨。在西班牙北部的村莊,我參與一個叫野馬節的傳統節日,目睹村民們圍捕、制伏野馬,并削去它們的鬃毛與尾巴,這項傳統的歷史至少延續了數百年;在蒙俄邊境的查坦部落,我騎馬穿越險境叢生的茫茫荒原,與最后的馴鹿人一同趕鹿前往積雪深厚的冬營地。這些旅行目的地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從不同的側面展示了一種人類在土地上生存的方式,體現了一種不同于現代都市運轉邏輯的屬于荒野自然的生存邏輯,人與土地、生靈締結著不同樣態的緊密關系。

于是我在不同的時刻追問:存在某種真正可以仰仗相信,真正抓得牢靠得住的東西嗎?存在一種幾乎不曾突然斷裂,在時間中得以存續綿延的確鑿嗎?尋到確鑿之物了嗎?我問自己。在路途中我無數次問自己。我希望在這些陌生土地和族群身上,尋找到我在城市現代文明中所感知不到的,真正能夠讓存在變得安定的確鑿。

由關于確鑿的問題串聯起不同旅行,并不是刻意為之的編輯,也不是在出發之前就早有規劃的縝密安排。事實上,在前往呼倫貝爾恩和村莊的旅行之前,甚至在那段旅行之后,我都并不知道后續旅途會如何展開。是問題,一個問題之后的又一個問題,對問題鍥而不舍的追問,將我引領至一個又一個新的目的地。關于這個問題的一部分答案,也如同一個不斷被打開的卷軸畫面,一些原本散落各處的拼圖碎片,逐漸顯現在我面前。

問題本身的提出,完全出自我自身,而非源于任何外界標準。

做記者和編輯的那些年,“選題意識”永遠高懸頭頂。判斷一個人物、專題值不值得寫,需要從很多維度論證這個選題的成立度,比如有沒有獨特的可被挖掘的故事點、是不是大眾讀者會關心或需要了解的領域、是否具備傳播的可能性、是否有充分的操作可行性。一個選題首先必須成立,進而才能開始工作,資料調研、集中采訪、寫作編輯。編輯室也需要講求效率。作為一名記者無法在規定時間里完成達到某個標準質量的工作稿件,是失職的表現,也會影響整個團隊的工作進度。當寫作成為工作,寫作者需要考慮的問題遠遠不止自己的興趣,同時也承擔著責任。

但成為一名獨立寫作者,“寫什么”和“怎么寫”的責任,完全落在了自己身上。從2022年開始成為一名獨立寫作者起,似乎我在學習的是,一種只討好自己的寫作要如何進行。

“討好自己”不是封閉的自戀游戲,也不意味著無需落地的無限自由,如此就是虛無輕浮、沒有力量的寫作。所謂的“討好自己”,首先是一個內觀的過程,覺察我真正想要關心的問題是什么。與作為記者、編輯時的工作習慣不同,我在剛開始獨立創作的時期,盡力識別并剝除職業性的“選題意識”,不需要任何先在的范例或者某個系統或某種流行樣態的標準來告知我,怎樣的問題是“好”的,是“值得”的。

關于確鑿的問題,就是從我生命的困惑中生長出來的,屬于我的問題。是我真真切切經歷,真真切切困惑,真真切切想要追問,想要盡力厘清的問題。它是我的“真”問題。是即便不寫作,也會一直反復盤旋于腦海,驅使我去回應、去尋找、去解答的問題。

信任身體感知真實的“笨”辦法

為了寫作而搬弄辭藻,擺捏出某種自己并未真實經驗的姿態,無法欺騙自己,也不可能欺瞞得過讀者。因此關于問題之答案的尋找與寫作,于我而言,首先在于感知經驗,真實地用肉身走進一個個問題現場,用我的身體去捕獲感知線索。關于答案,如果真的存在可被稱為答案的什么東西,我知道自己永遠無法通過別人的講述來找到它,只能自己用身體去真正地體驗它,而不是想象它。在那之前,我絕不可能真正說出它。

我更相信身體感知,而非通過邏輯理性來尋找答案。

大學時我的專業是哲學,自古以來許許多多哲學家都討論過身體。在笛卡爾那里,身體是身心二元論中缺乏形而上學確定性、可與靈魂/心靈分離的存在。如他在《第一哲學沉思集:反駁和答辯》中說:“有臉、手、胳膊,以及由骨頭和肉組合成的這么一架整套機器。”

而讓我更有親近感的,是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所闡釋的身體:“我們是通過我們的身體在世的,因為我們通過我們的身體去知覺世界……如果一個人以其身體去知覺世界,那么,身體就是一個自然的我,而且作為知覺主體。”張堯均在《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研究》中,引用詹姆斯·施密特在《梅洛·龐蒂:現象學與結構主義之間》的論述:“梅洛·龐蒂回到笛卡爾,也就是回到現代性的起點,回到宇宙的平衡尚未被打破,心身的世界沒有縫隙的源頭。從那里出發,他試圖將自笛卡爾以來彼此割裂、相互外在的各部分重新整合起來。”

在心理學具身認知理論中,身體與心智之間的關系也以緊密關聯的形式被重新討論。英國學者蓋伊·克萊斯頓在《具身認知:身體如何影響心智》中為身體做出富有詩意的描述:“通過身體,我們與周圍的世界緊密相連,反過來周圍的世界塑造了我們。我們所使用的工具和資源實際上已融入身體對自身可行性的定義中。我們的身體實際上是共振的,因此,個體的信息開始融入一個叫作‘我們’的更大的共振系統中。具身認知讓我們注意到,我們比笛卡爾主義所引導我們相信的更具有生態性和社會性。”

哲學的語言,心理學的語言,都在以不同方式重申身體感知不從屬于、次于精神心靈、邏輯理性的存在位置。因此在旅行中,了解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背景是必須做的功課,它們提供的是知識性的認知背景。但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身體的真實感知,是更本源意義上的“非虛構”。

我相信了解一個地方、族群的生存邏輯,不能通過文本或他人的講述。我必須盡可能用身體去貼近土地,去接近一個本來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身體經驗。因此我學習騎馬,和牧民在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寒冷中趕馬;夏夜在山腳露營,凌晨四點和數百戶蒙古族人一同醒來,在晨曦中向圣山跪拜祈禱;在古老森林深處彎腰與歐洲蕨頑強的根系“搏斗”;在西班牙村莊,隨著人群和一百多匹馬在植物茂密的下坡山道上奔跑,塵土飛揚;跟隨蒙古族的馴鹿人一同騎行兩天,穿越險境叢生的苔原,夜晚和馴鹿一同臥眠于星空之下的山坡。

這些行動出于一種本能的赤裸的執著。我想知道,當我的身體處于這樣的環境或行動中,是怎樣的感覺,是一種怎樣的身體經驗,它又會怎樣影響和塑造情感、認知、行動以及文化。我要了解一片土地,必須先成為這片土地上的一具肉體、一株白樺樹、一匹馬。用身體進入它,而不是用頭腦分析它。

這是一個“笨”辦法,卻是我認為比邏輯理性更值得信賴的路徑。

于是在寫作階段,我唯一關心的只有一個問題:我是否將我感受到的、我思考的、我想表達的內容,在我能力范圍內,真實、清晰、準確、完全地表達出來了?我的寫作對事實的客觀性和準確性負責,也更對自我的真實負責,無論看起來是否顯得有些殘酷,甚至“不太體面”。

我想這更接近文學創作的意義,作品是否完成,是否成立,不由某個系統的標準所決定,更取決于創作者——往往創作者自己也難以言明,但他/她在寫作的過程中,總是竭盡全力去嘗試接近、言明那個起初十分模糊的東西——我想無限接近的“真”的內核。

如同美國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我以文字為業》中的詩句:

……

我以文字為業。我三十年鑿一石

尚未成形,

無物之象不可見。

我無法完成它,釋放它,

無法化為能量。

我笨嘴拙舌,但我不會歌唱

真相,像鳥兒一樣。

我每天來到審判之所

詞不達意,始終如一。

即便如此又怎樣?我明白

手中那塊石頭的分量。

……

人類世:控制之上疊加控制的世代

寫作《荒野尋馬》的過程中,我在美國非虛構作家伊麗莎白·科爾伯特的《白色天空下:當自然不再自然》中第一次熟悉“人類世”這個概念。

“‘人類世’是一個在2000年由保羅·克魯岑和尤金·斯多默提出的、被廣泛使用的術語,用來表示當前的地質時間區間。在這個時間區間內,地球上的許多生態和進程受到人類影響而發生深刻變化。自工業革命以來,這種影響顯著加劇,使我們脫離了全新世時期典型的地球系統狀態。”國際地層委員會(ICS)內的第四紀地層分會這樣解釋“人類世”的由來。

2000年首次提出至今,“人類世”的研究經歷了諸多重要節點。2023年7月,人類世小組正式提出應將加拿大克勞福德湖作為界定人類世的GSSP(全球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俗稱“金釘子”,以湖底沉積層中钚元素含量的急劇上升作為主要標志。而钚元素含量的急劇上升,是由于人類開始核試驗,自人類第一顆原子彈于1945年在美國引爆起。

……

(全文見《芳草》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