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文學批評的細讀方法——以《十論汪曾祺》為例
摘 要
王彬彬在新著《十論汪曾祺》中所進行的文本細讀實踐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王彬彬以“金針度人”,多層面地展示出他的文本細讀方法:一是字句微觀細讀法,在對字詞的晰毛辨發、對語句的窮幽極微中,充分發掘汪曾祺小說的審美意蘊;二是版本對照細讀法,比對汪曾祺前后作品,考據文本流變,指出其前后文風差異與后期美學特質的缺失;三是內外兼顧細讀法,融通文本的語言、修辭等內部分析與作家師承、時代環境等外部問題,豐富并推進汪曾祺研究。王彬彬汲取英美“新批評”等西方理論精華與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評點智慧,在長期的審美積累和邏輯思維鍛煉中,養成了出色的文本細讀能力。其文本細讀范式為當代文學批評脫離理論空轉、回歸文本本體提供了有效示范。
關鍵詞
王彬彬;《十論汪曾祺》;細讀;文學批評;方法論
七年前的春天,讀到王彬彬的文學批評專著《八論高曉聲》,我既驚訝于在當代文學批評熱衷于理論跑馬和方法競技時,他仍堅守對文學語言的欣賞和批評的初心,也驚嘆于他精美、有趣且韻味無窮的批評語言,竟與高曉聲的文學語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遂寫了《王彬彬文學批評的語言藝術淺論——以〈八論高曉聲〉為例》一文,剖析他的批評語言的特色,如對字音平仄的講究,對句子長短變化的注重,對“駢偶”與“散體”融合的追求,對押韻和換韻的自覺或不自覺,以及獨具匠心的遣詞造句和幽默的文風,等等。當時雖也欽佩于王彬彬在《八論高曉聲》中所展現出來的出類拔萃的文本細讀能力,但限于文章的選題和篇幅而沒有論及,后常覺遺憾。
今年春天,讀到王彬彬的新著《十論汪曾祺》,我再次為他卓爾不群的文本細讀能力所折服。較之于高曉聲的少人問津,當代學界和大眾讀者對汪曾祺可謂趨之若鶩,但王彬彬仍憑借其出色的細讀能力,在人聲鼎沸處,發出了不一樣的聲音。如要論其對推進汪曾祺研究所作出的貢獻,可以說該書打破了以往單一推崇汪曾祺后期峻潔平易的文風的固化認知,重估了汪曾祺前期創作的重要價值和文學史地位;也可以說該書開辟了反常心理、匠藝書寫等全新的研究視角,豐富了汪曾祺作品的闡釋體系;還可以說該書補充了古典詩詞、西方現代小說、魯迅文體與遣詞造句等方面對汪曾祺創作的影響線索,完善了汪曾祺的師承脈絡,等等。但這些我暫且都不想討論,念及為《八論高曉聲》撰文時留下的缺憾,我下面要重點討論的,是王彬彬對當代文學批評所作出的一種方法論貢獻——即他在《十論汪曾祺》中進行的細讀實踐所具有的示范作用和理論意義。
在大力倡導文本細讀的“新批評”早已“過時”的今天,眾多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的批評家酷愛戴著各種新近進口的理論眼鏡操練“遠讀”,或因自知技藝不精,也沒功夫坐冷板凳,所以不學“庖丁解牛”,但效“九方皋相馬”,不怕達不到“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的妙境,不怕只能做到“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的粗疏,也要不顧一切地成為追趕理論時尚的弄潮兒。但王彬彬從不追趕時髦。他堅信:“在文學藝術領域,曾經有價值的理論,就永遠有價值。新的理論即便有價值,也不構成對舊有理論的取代。”他高度認可元好問的訓誡:“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余味,百過良未足。”在日新月異、流量為王的今天,在一目十行、分分鐘刷數個短視頻已成為受眾常態的今天,王彬彬依然氣定神閑地捧著一部部經得起細讀的作品,“以‘咀嚼’的方式,感受作品的豐富意味;雖讀百遍也不厭,雖讀百遍仍嫌不夠”。在《十論汪曾祺》中,王彬彬以“金針度人”,多層面地向我們展現了他的文本細讀方法。
一 字句微觀細讀法
王彬彬曾對文學作品的文本細讀下過一個簡潔的定義:“文本細讀就是一字一句地讀,就是一字一句地品味。”對汪曾祺的作品,他的確是這樣“一字一句”地反復閱讀、咂摸,從而在眾人都覺尋常之處發現了不同尋常的美妙。
首先是對字詞的晰毛辨發。王彬彬在汪曾祺的早期小說中,發現汪曾祺很喜愛“鋼藍色”這個詞,多次使用,且用法十分新奇;發現汪曾祺善于“舊詞新用”,把常用詞用得很新鮮,產生了奇妙的陌生化效果;發現汪曾祺有時用詞險奇,讓人幾乎懷疑是錯訛,但實際上卻是匠心獨具。如汪曾祺在1948年發表的小說《異秉》中用“茶色”來形容茶,王彬彬對此分析道:
“茶色”,是常用來說明事物顏色的用語,當然,總是用來指稱并非茶水的事物的顏色。“茶色”本身的色彩是確定的,即那種棕紅的色彩。所以,并不能顧名思義地把“茶色”解釋為茶水的顏色,因為并非所有的茶水都是棕紅色,也可以說,并非所有的茶水都是“茶色”。茶水的顏色,與茶葉的多少有關,更與茶葉的質地、品種有關。比較劣質的茶葉,泡出的茶水顏色更深些。汪曾祺《異秉》里寫的那些人,都是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他們杯中的茶,是“茶色”的茶;因為是“茶色”的茶,所以是帶煙火氣的。這說明了他們使用的茶葉,是很廉價的,同時,茶葉又是放得很多的。
相信若是沒有王彬彬這段精彩的分析,恐怕沒有多少讀者能讀出“茶色的茶”這四個字所蘊含的深意,也沒有多少批評家能體會“茶色的茶”這四個字所隱藏的匠心。如果說汪曾祺的作品是一等一的美酒,可能大多數讀者都不勝酒力,可能大多數批評家都只當好喝的飲品一掃而空,王彬彬則在點點滴滴的舔咂中,品出了豐富、綿長、醇厚的滋味。
其次是對語句的窮幽極微。還是在汪曾祺的早期小說中,王彬彬發現汪曾祺“善于捕捉、描繪生活中的細微之處”;發現汪曾祺精于營造新鮮而貼切的比喻;發現汪曾祺的語言表達時有一種奇崛美。如在小說《翠子》里,“我”在晚上亟亟地盼著“爺”回來,鄰居王家有一條大花狗,一聽到腳步聲就會狂叫,于是“我”想:“爺難道不怕狗?不怕我因為擔心他怕狗而怕狗?”且看王彬彬對這一怪誕而拗口的語句的解讀:
爺可能怕狗,也可能不怕狗。但無論爺是否怕狗,他都應該聽見狗叫而害怕,因為“我”常“擔心”他怕狗,他應該因為“怕”我擔心而“怕狗”。這真不是語言游戲。小說中的“我”是一個新喪母的孩子,沒有媽媽疼自己了,只有父親一個人的疼了。孩子需要父親比以前加倍地疼自己,也并不懷疑父親對自己的疼,但孩子又要不斷地確認父親究竟對自己有多疼。“不怕我因為擔心他怕狗而怕狗”,語氣里有疑慮,有探詢,還有一個孩子在父親面前的撒嬌。
王彬彬這段解讀如同剝繭抽絲一般,將一個孩子因新近喪母而更為關注父親、擔心父親的依戀心理,將一個孩子因新近喪母而需要不斷向父親探詢、撒嬌以確認自己還被深愛的不安心理,將一個孩子因新近喪母而渴求更多父愛的代償心理,一層一層地揭示出來。這不僅是語言層面的解讀,常識層面的解讀,也是邏輯層面的解讀,還是兒童心理層面的解讀。這樣聯想豐富又合情合理的解讀,既生發于作家的奇特敘述,又得益于批評家對語言超乎尋常的敏感,還得益于批評家良好的共情能力和推理能力。如果沒有王彬彬的解讀,恐怕大多數讀者都領略不到汪曾祺這類敘述語言的奇崛之美。
在對語句的窮幽極微方面,王彬彬對語言藝術中的修辭手法尤為關注,且總能精準、深刻地闡明其中的奧妙。他對汪曾祺作品中的比喻、重復、省略、暗示等修辭手法都有切中肯綮的評析。如汪曾祺1942年發表的《待車》中有這樣一句:“校園里的鳥聲像一缸蜜,越來越濃。”王彬彬解析道:
前人也指出過,特別精彩的比喻,往往是本體與喻體(眼前的東西與用來比附眼前東西的東西)在外形上差距極大而又有著某種內在的一致性。鳥聲是一種有音無形的東西,與“蜜”在外形上的差距真是大極了,但鳥聲是悅耳的,這與“蜜”就有了內在的一致性。越來越稠密的鳥鳴,像是越來越濃的一缸蜜,就是令人拍案叫絕的比喻了。
鳥聲和蜜,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事物,甚至鳥聲都不是一種物體。汪曾祺將鳥聲比作一缸蜜,乍看之下是不合適的,不般配的,不可理解的。但王彬彬在細細揣摩之后,道出了其中的真諦:“但鳥聲是悅耳的,這與‘蜜’就有了內在的一致性。越來越稠密的鳥鳴,像是越來越濃的一缸蜜”。而因了王彬彬的一語道破玄機,我們也就在汪曾祺的這句比喻里讀到了層層疊疊的意蘊:校園里的生態很好,鳥很多;稠密的鳥叫聲很是悅耳;聽到稠密的鳥叫聲之所以不覺嘈雜,而覺悅耳,是因為此刻聽者的心情是愉快的……至此,我們也不得不贊嘆汪曾祺的別出心裁和王彬彬的獨具慧眼:這的確就是“令人拍案叫絕的比喻了”。
二 版本對照細讀法
版本是文獻學的術語。“版”原指書寫的竹簡、木版;“本”原指書的各種寫本。古籍因在流傳散布中不斷被傳抄、翻印,會有多版本的現象出現,但一般與作者本人無關。而現當代的作品,往往是因為作家有機會修改自己的舊作重新出版,而造成了多版本現象。中國現當代作家曾有兩次較大規模的改寫舊作的浪潮,一是在1950年代,二是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汪曾祺也在1980年代對其1949年以前的舊作進行了重寫、改寫或擴寫。關于汪曾祺作品的多版本現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王彬彬仍能在不同版本對照細讀的基礎上發出新論。
例如,王彬彬將汪曾祺1947年的小說《異秉》與1980年的小說《異秉(二)》兩相對照。他比較了兩者的開頭,發現前者的開場白多為“閑筆”,“慢慢悠悠、鵝行鴨步式的敘述,卻營造了特定時代一個小城黃昏之后、初入夜時的氛圍;所敘事情雖簡單,卻有著濃郁的生活氣息”;而后者則“省去了一切‘閑筆’,根本就沒有‘開場白’,而是單刀直入,一上來就把王二推到讀者面前”。另外還有對兩者描述王二在攤子上勞作的情形的比較,前者“刻畫入微”“繪聲繪色”,而后者則“簡略”“遜色”“寡味”。
在前后小說的對照細讀之后,王彬彬得出結論:汪曾祺早期小說大體表現出“事省而句繁”的敘述風格,而后期小說則大體表現出“事繁而句省”的敘述風格。這是王彬彬在汪曾祺作品的美學風格研究方面獨樹一幟的發現。當前學術界和讀者大眾普遍推崇汪曾祺后期創作的峻潔平易的美學風格,但王彬彬卻因此質疑,“汪曾祺失去了什么”?他的答案是:“在前期小說中所有而在后期喪失了的美學表現,大概說來,有三種:奇崛美、繁復美與精彩的比喻。”如僅看這一答案,確為驚人之語,恐為刻意求新,但王彬彬揭曉的答案,不是主觀臆斷,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印象式的概括,而是以細讀為基礎,前后文本對照,以情節、重心、節奏、語句等方面的考察為實實在在的依據,也就令人信服了。
將1947年的《異秉》與1980年的《異秉(二)》相對照,是通常意義上的版本研究。將同題材的1941年的《燈下》與1947年的《異秉》、1980年的《異秉(二)》相對照,則可看作是寬泛意義上的版本研究。通過寬泛意義上的版本對照細讀,王彬彬發現:
在1941年的《燈下》和1947年的《異秉》中,那群市井人物每天聚談的店家,沒有出現店號,甚至也沒有點明經營的是何種生意。但在1980年的《異秉(二)》中,則說明這店家叫“保全堂”,是一家中藥店。“保全堂”相鄰的“源昌煙店”,則是王二租來做熏燒生意的地方。而“保全堂”和“源昌煙店”,都是汪曾祺青少年時代高郵縣城東大街真實存在的店號。
小說中常常出現的一家店,是市井人物的聚談地,至于店號叫什么,并不是一件緊要的事。絕大多數讀者既不會注意到店號的有無,也不會去深究到底是做何種生意的店。但王彬彬不僅憑借其洞微察幽的細讀功夫,考據出這是一家叫“保全堂”的中藥店,且論證出真實存在過的高郵東大街的“保全堂”中藥店是汪曾祺故鄉記憶的內核,因為那是汪曾祺祖父開的店,是少年汪曾祺幾乎每天必去的玩耍地。王彬彬因此合理解釋了汪曾祺為何要三次重寫、改寫以發生在保全堂的故事為題材的小說,并由此出發,論述了1980年代的汪曾祺如何在重寫舊作中激活故鄉記憶,從而開始井噴式的故鄉題材的小說創作。
版本與考據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文獻學方面的文章中很是常見;但將版本與考據作為文本細讀的左膀右臂用之于文學批評,卻并不那么常見。從1941年《燈下》中未明名號的店,到1980年《異秉(二)》中的“保全堂”,到1981年《大淖紀事》等十一篇以故鄉記憶為題材的小說,再到1985年以《故鄉往事》為題的系列小說,最后到1996年《薛大娘》中的“保全堂”,汪曾祺關于故鄉記憶的草蛇灰線,就在王彬彬佐之以版本與考據的文本細讀大法中昭然若揭。
三 內外兼顧細讀法
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區分出了文學的“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對“內部研究”尤為重視。文本細讀的對象主要是文學作品的結構、語言、意象、修辭等內在形式,當屬“內部研究”。王彬彬在以細讀法研究汪曾祺作品時,專注于“內部研究”,但又并非局限于“內部研究”,而是會時時兼顧到作家生平、師承脈絡、創作語境、社會狀況等“外部研究”。
諸如,在細品汪曾祺前期小說的美學風格時,王彬彬會不時聯想到何其芳的《畫夢錄》,指出“汪曾祺的前期小說,特別是最初幾年的創作,在中國作家中,更多地受了廢名和何其芳的影響”;在評估小說集《羊舍的夜晚》的藝術價值時,王彬彬既聯系到“十七年”的歷史語境,又著重梳理了魯迅對汪曾祺在文體、遣詞造句乃至標點符號的使用等方面的影響;在討論汪曾祺1980年代不斷重寫舊作的現象時,王彬彬則不斷地將目光扯回到汪曾祺的生平經歷當中,以便設身處地去理解汪曾祺“對故鄉人故鄉事的重新理解”,等等。這里不妨詳舉一例:王彬彬在分析汪曾祺小說的語言形態時對《黃油烙餅》的細讀。王彬彬在論述了汪曾祺對沈從文“要貼到人物來寫”“要滾到里面去寫”的創作觀的理解之后寫道:
①當汪曾祺緊貼著人物寫而這人物又是為他所喜愛的田夫野老、市井細民或小兒幼女時,敘述語言就能夠最大限度地與人物的口頭語言接近,從而口語化的程度就特別高,而書面化的程度就特別小。②《受戒》是這樣的作品。③創作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又名: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是這樣的作品;創作于1980年的《黃油烙餅》也是這樣的作品。④《黃油烙餅》在汪曾祺作品中,不太受人注意。⑤其實,《黃油烙餅》也是一篇寫得十分別致感人的小說。⑥《黃油烙餅》問世之日,正是“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風起云涌之時,《黃油烙餅》居然沒有在“傷痕”和“反思”的意義上受到重視,大概與它發表于《新觀察》有些關系。⑦《黃油烙餅》以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蕭勝為主人公。……⑧這是以在鄉下長到七八歲的小男孩蕭勝的口吻在敘述。⑨可以說是緊貼著這個小男孩在寫,是滾到了“里面”去寫。⑩一個在鄉下長到七八歲未上過學的小男孩,他的語言必然是貧乏的,所以,這段敘述用詞單調且不斷地重復著。?面對遼闊平坦的壩上,蕭勝只是不停地驚嘆:“真是平呀!又平又大。”?他沒有別的語言來表達他的驚訝。?因為從小在鄉下長大,壩上的事物總讓蕭勝想到鄉下的東西。?汽車,在蕭勝眼里就是一頭牲口,是一頭牛,一頭驢,上壩時是“爬得很累”,是“好像氣都喘不過來”,是“不停地哼哼”,而上了壩,則是“撒開歡了”。?壩上壩下,是“刀切的一樣”;壩上太平,是平得“像搟過的一樣”,是平得像“一匹布似的”。?蕭勝在鄉下常見人用刀切東西,所以有這樣的聯想。?他也常見奶奶搟面,也見過鄉下人織布。?搟好的面,織成的布,在蕭勝眼里是最平的東西。?這樣的敘述,唯其用詞單調,唯其用語重復,唯其樸素平易,才散發著口語的馨香。?只要用一個華麗些的詞,只要有一個很書面化的表達,只要有一絲絲花哨,就全毀了。
文學作品的語言當屬文本細讀當之無愧的主要對象,討論文學作品的語言形態當屬名副其實的“內部研究”,但王彬彬這一大段精辟論述卻告訴我們,文本細讀也能在“內”“外”之間游刃有余。且看:第①句是解析汪曾祺在創作時與人物距離的差異對其小說語言口語化程度的影響,里面既隱含了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承關系,又體現了汪曾祺熟悉鄉間市井的成長歷程;第②句和第③句聯系了汪曾祺的創作史;第④句關系到汪曾祺小說的接受史;第⑤句是對《黃油烙餅》的一句簡略的整體評價;第⑥句提到《黃油烙餅》發表時的文壇狀況和所發刊物;第⑦句和第⑧句點明《黃油烙餅》的主人公和敘述者;第⑨句是對第①句的回應和重申,既回應上面論述過的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承關系,又重申汪曾祺與喜愛的人物之間幾乎零距離的寫作狀態;接下來從第⑩句到第20句,都是對“貧乏”“單調”“重復”的人物語言和小說語言的賞析,但也涉及當時農村貧瘠的物質生活和落后的教育狀況。如果沒有對小說所反映的時代和農村的深刻認知,就無法體會這里的“貧乏”“單調”和“重復”所“散發的口語的馨香”。畢竟,在物質生活和教育條件都有極大改善的今天,七八歲的孩子已是二三年級的小學生了,多半能言會道,甚而能寫詩作文。
四 細讀能力的養成
綜上所述,王彬彬在《十論汪曾祺》中所運用的多種文本細讀方法卓有成效,也是很好的示范,可供廣大讀者或學者借鑒。但王彬彬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文本細讀,當然是一種欣賞態度。但是,文本細讀,卻主要不是一個態度問題,而是一個能力問題。”出色的文本細讀能力的養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卞之琳曾在《“不如歸去”談》中提及不同的人會將同樣的布谷鳥叫聽成不同的聲音,農人聽到的是“割麥插禾”,旅人聽到的是“不如歸去”,由此感慨,聽音的有別不在耳朵,而在聽者的生活環境。這個道理放在文學批評上同樣適用:不同的批評家會在同一部作品中讀出不同的含義和感受,因為細讀的有別不在眼睛,而在批評家的素養。王彬彬出色的細讀能力的養成,離不開長期的審美熏陶和豐厚的理論滋養,也離不開長久的思維鍛煉和閱歷累積。
先談理論素養。提到文本細讀,當然繞不過發軔于20世紀20年代的英美“新批評”。該流派雖說代表人物眾多,且短短二三十年間新說蜂起,但無論瑞恰慈、蘭色姆,或者艾略特、布魯克斯,還是燕卜蓀、泰特等,都無一例外地將細讀法的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貫穿始終。“細讀”也因此一度成為“新批評”的同義語。但“新批評”眾家大力推行的細讀法,基本以“作品中心論”為前提,他們試圖排除一切外部干擾,專注于作品本身,將作品放在顯微鏡下進行close reading。盡管布魯克斯后來主張用“充分讀法”(adequate reading)來代替“細讀法”,以便糾正人們對“新批評”眾家都帶著“珠寶商專用的放大鏡”的刻板印象,而實際上“充分”和“細”也并無本質的不同。
王彬彬的細讀法當然汲取了英美“新批評”流派的眾家之長,但又不是對“新批評”理論的簡單印證和技術套用。王彬彬曾談及理論學習的目的:“讀古今中外的理論,不是要用任何一種理論去套說文學,而是讓種種理論變成自己的修養,變成自己的理論眼光,變成自己的判斷能力和表達能力。”的確,與當今崇尚理論術語和艱深話語充斥全文的文學批評不同,王彬彬的批評文章深入淺出、曉暢易懂。因為他對中外理論的學習,是像小腸絨毛吸收營養成分融入血液一樣,以便供養身心;而不是像跨境公司搶購先進設備堆滿倉庫那樣,隨時準備販賣。綜觀《十論汪曾祺》,王彬彬的細讀法中更多地流淌著許多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營養成分,其中最為鮮明而具特色的,是他對明清小說評點形式的習得。諸如金圣嘆對小說重文字而輕事跡、對敘事詳過程而略目的、對言辭繁“閑筆”而簡“正筆”、對文風尚曲折而鄙直白等文學觀念和評點藝術,都在王彬彬的文學觀和批評觀中留下了深刻印跡。
再談審美修養。審美修養當然要在審美中富養,而對文學作品的審美當然就是閱讀美的作品。王彬彬曾多次強調讀作品、讀好作品的重要性。他說:“就像我們必須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一樣,我們也必須在讀作品中學會讀作品”,“無論如何,我不能相信,一個人沒有讀過幾部好的文學作品,而僅憑讀過的一些外來理論的譯本,就能很好地感受、理解和評說中國文學”。王彬彬的閱讀范圍十分寬泛——這一點可能大多數批評家都能做到;但他對經典作品不苦長夜、不惜流年的逐句細讀、逐字把玩,則恐怕沒有多少批評家能做到。王彬彬敏銳而不俗的審美眼光,正是在縱橫文史的大量閱讀和沉浸經典的細心品味中練就的。
在《十論汪曾祺》中,我以為最可貴最耀眼的審美,是王彬彬對汪曾祺描繪勞動和勞動者的文字的審美。之前從未有批評家專文論述過汪曾祺作品中的鄙俗知識和民間匠藝,而王彬彬卻在汪曾祺作品對勞動和勞動者多處而繁復的描繪中發現了形而上的審美救贖意義。王彬彬認為,汪曾祺作品之所以描繪了那么多形式不同的勞動,是因為勞動具有審美性;而勞動之所以具有審美性,是因為普通民眾的踏實勞作、民間匠藝的高超技術都是世俗生活通往真善美的路徑,勞動者可以在對勞作的專注和對手藝的喜愛中,超越生存苦難,從而獲得精神上的安寧和愉悅。汪曾祺和王彬彬對勞動和勞動者的審美,固然受到“道技合一”的莊子美學的影響,還因為他們都擁有善感的眼和富于同情的心。
當然,出色的文本細讀能力背后還隱藏著強大的邏輯思維能力。王彬彬曾說:“要對文本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解,卻必須在這些星星點點地存在著的意味、意思、意義之間,建立起一種邏輯關系。”王彬彬以求“奇”的程度為參照,對汪曾祺早期小說提出“平中見奇”和“奇中藏秀”的美學風格的二分法;以口語與書面語的占比為標尺,對汪曾祺小說的語言形態提出高度口語化、書面口語平衡化與高度書面化的三分法;以“閑筆”的有無、多少為度量,將早期小說的敘事風格概括為“事省而句繁”,將后期小說的敘述風格概括為“事繁而句省”;打破線性發展的成長史觀,質疑汪曾祺后期小說失去了可貴的奇崛美、繁復美與精彩的比喻三種美學表現,等等,這些真知灼見,雖然可能肇始于細讀時的零星發現、碎片感想和偶然頓悟,但也必然要經過邏輯嚴密的淘洗、提煉、推理和思考,才能最終形成。
結 語
王彬彬坦言,在1990年代中期,針對當時的“汪曾祺熱”,他曾“發表過荒腔走板的言論”,以為“汪曾祺固然是好作家,汪曾祺的小說固然是好作品,但在任何時代,汪曾祺式的創作,都不應該成為‘主流’”。而在后來比較系統、比較精細地閱讀過汪曾祺后,他認定,“汪曾祺是作家中的作家”,“在運用現代漢語進行文學表達方面,汪曾祺是令人驚嘆的奇才、怪才、大才”。王彬彬曾把優秀讀者解讀優秀作品的過程,比作“相愛相戀”“耳鬢廝磨”“歡度蜜月”的過程,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有“相互的欣賞”“相互的肯定”,也有“相互的質疑”。我想,當王彬彬勇于改正曾經對汪曾祺作品的評價,在系統細讀汪曾祺作品、寫作《十論汪曾祺》期間,他一定屢屢看到汪曾祺作品向他豎起了大拇指,也一定頻頻見到汪曾祺作品對他點頭微笑。
正如謝默斯·希尼所言:“一些作品讓我們感到釋然與凝聚;它們在文學與心靈的地面上辟出新的空間,并在我們每次重讀時繼續給予觸及地基的滿足和釋放能量的興奮。”不消說,在不斷的細讀和重讀中,汪曾祺作品給予了王彬彬這樣的“滿足”和“興奮”。汪曾祺作品激活了王彬彬的審美感受,激動了他的內心情感,激發了他的想象和思考。作品內外的兩個靈魂,彼此試探,又彼此碰撞,相互欣賞,又相互質疑,從而誕生出一個新的妙不可言的精神空間。充盈其中的,有時是理解,是共鳴,是兩心一意,是一部經典作品和一個渴求經典的批評家相遇時的風花雪月,是一部優美的作品和一個優秀的批評家相戀時的春和景明;有時是疑問,是不滿,是各執己見,是一部不夠完美的作品和一個犀利的批評家相逢時的電閃雷鳴,是一部有瑕疵的作品和一個有一說一的批評家相對時的驚濤駭浪。《十論汪曾祺》不僅讓我們見識了一個真正的批評家對經典作品的增姿祛魅,也讓我們領教了細讀作為一種批評方法的歷久彌新。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人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