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書籍成為一個藝術“事件”

但丁 《神曲》 蘭迪諾注 布雷西亞 1487年

但丁 《神曲》地獄篇插圖

科隆納 《尋愛綺夢》 威尼斯 1499年
在這個滿目皆是液晶屏的時代,羊皮紙的制造工藝還能引起人的興趣嗎?上海圖書館東館一樓的展廳里,正在重復播放一則短片,畫面中的工人先將一張山羊皮泡入石灰水中,待羊皮上的毛自然脫落大半之后,再用一種特制的工具將皮毛刮凈。然后,他將褪了毛的羊皮展開,四周固定在鉤子上進行拉伸,讓羊皮自然地風干,繃直。總之,在經歷了多道繁瑣的工序之后,一張長一米左右的羊皮紙才能投入使用。據計算,在中世紀,用羊皮紙制作一本完整的《圣經》手抄本需要宰殺將近四百頭羊,其價值相當于當時的一座葡萄園。
羊皮加手抄:知識的門檻
“人工”,或者用當下更流行的一種說法——“手搓”,從來都是昂貴的代名詞。在中世紀,這種昂貴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知識為什么在那個時代是稀有并且格外高貴的。這樣一本用整座葡萄園為代價換來的《圣經》,往往只有神職人員和貴族才能擁有,這意味著,這本書所承載的語言、知識和價值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為知識階層的內部流通物。
當對一切真理的解釋權始終握在少數人手中,這一方面造就了中世紀以天主教教會體制為中心的神學及哲學研究的空前繁榮,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知識嚴重兩極分化的狀況。民眾普遍沒有能力閱讀整本《圣經》,也難以通過有限的宗教活動獲得智性上的啟發,從而成為更容易被教會體系控制的群體。在這個意義上,《古騰堡圣經》的出現與馬丁·路德釘在維滕貝格諸圣堂大門上的《九十五條論綱》,在反對知識壟斷,發展思想民主化方面,幾乎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
當然,上述關于知識啟蒙與書籍普及之關系的論述,不過是諸多圍繞文藝復興的“敘事方式”中的一種而已。至少,上圖東館這個正在舉辦的《書房中的文藝復興——10至17世紀的西方抄寫、印刷與裝幀藝術特展》就提供了另一種敘事的可能。在近年大熱的各種文藝復興主題展中,它首次以書籍作為核心展品,以七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來呈現其作為思想的載體,與歐洲現代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藝術史家,同時也是本次展出策展人的范景中教授在他的新書《書籍的優雅:文藝復興書籍札記》發布會上表示,許多人可能對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涌現出來的大師們如數家珍,卻很少去思考書籍在這場思想運動中所占據的重要位置,在國內的研究界,以書籍的變革作為文藝復興研究其中一個切入點的研究路徑也尚未得到普及。作為對這一觀察的回應,本次展出的119件珍貴展品中,數量占比近一半的“搖籃本”自然成了最有看頭的重中之重。所謂“搖籃本”,即從德國發明家約翰·古騰堡發明西方活字印刷技術起至1500年12月31日期間出版的早期印刷書籍,據說全世界至今尚存于世間的“搖籃本”不會超過3萬種,且大多收藏于歐美的圖書館或在私人藏家手中。
稀缺性固然是“搖籃本”之所以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但其價值主要還是體現在它們誕生于印刷技術的初級階段,在材質、字體、版式乃至封面的裝幀設計方面都保留著從手抄本向現代印刷書籍過渡的鮮明印跡。較之展出的17部中世紀后期的“手抄本”,“搖籃本”所反映出的一種正在發展中的、尚未定型的書籍生產樣態,在與文藝復興這個重要的歷史時期相結合之后,更能幫助我們重新思考一些重要的問題。比如隨著印刷術的成熟和民眾啟蒙的需要,書籍的生產所面臨的諸多變化是否必然會抹殺其固有的藝術性?當大規模的印刷品成為更重要的書籍生產方式,機械復制時代的來臨是否一定會抹殺掉手作制品超越時空的“靈韻”(本雅明語)?這一系列問題讓這場展出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對已被藝術史所接納的藝術產品的展示,而是將其在具體時空中的發展過程轉換為一個鮮活的藝術事件,以自身的綜合性特征折射出在那個空前繁榮的時代里,思想、藝術、社會傳播及階級屬性是如何呈現出其錯綜交融的交互形態的。
從抄寫到印刷:“搖籃本”的前世今生
以1487年的布雷西亞版但丁《神曲》為例,這個由布雷西亞印刷商博尼尼印行,克里斯托福羅·蘭迪諾評注的版本,從印刷到成書需要經過多道工序,其過程之繁復是當下的排版印刷方式所無法企及的。首先,詩作的正文會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印出,排字工按照版式要求將作者的詩行放在整個版面的中心位置,蘭迪諾的注疏則像回廊一樣圍繞在正文四周,這種注疏本的排版方式仍然沿襲了中世紀手抄本的傳統。其次是配圖,書中所有插圖皆需雕刻匠先刻出木版,再在預留的空白位置上加以刻印,雖仍然依靠手工操作,但較之由畫師逐頁繪制,在工序上已有了簡化的趨勢。此外,印刷時還要特別在章首或詩篇第一個大寫字母處留出空白,留待畫師按照買主的要求進行特別的設計。
如果粗看成品,特別是紙張、版式及插畫的精美程度,其實是很難明確分辨出“搖籃本”和“手抄本”之間的差別的。也就是說,“手抄本”在經過了中世紀幾百年的不斷發展完善后,無論是在版式、紙張、書籍的裝訂,還是插畫的風格上,都已經發展出了一套足夠成熟的美學體系,“搖籃本”只是將部分原本需要人工一一完成的工序用機器替代,從而部分實現了批量生產罷了。
此外,字體的使用也是“搖籃本”時期書籍的重要特征,本次展出的第一部分即是圍繞書籍字體的變遷展開的。展品中年代最為久遠的一部——公元十世紀出自埃森修道院的拉丁文《福音書》——使用的是加洛林小寫體,這種手寫體大概是8世紀末在當時的修道院內部專事手抄的團體中逐步成形完善,它的好處是可以讓拉丁文顯得更清楚統一,便于校對。加洛林小寫體是盛行于9至11世紀的主要手寫體,12世紀以后,大學的興起帶來了對宗教及法律文書需求的激增,為了節省紙張,提高抄寫效率,抄本的字體開始變得更窄、更密、折筆也更多,從而逐漸演變為著名的“哥特體”。到了13至15世紀,“哥特體”已經是歐洲大部分地區“手抄本”和“搖籃本”的日常面孔了,比如古騰堡的《圣經》及本次展出的薩穆埃爾·馬羅卡努斯《拿撒勒的耶穌:真正的彌賽亞》德語譯本,使用的就是這種字體。
然而與此同時,活躍在15世紀初的佛羅倫薩人文圈子卻對這種注重實用性的字體頗為不滿。這部分人大多從事書籍的相關工作,活躍于文書房和抄本作坊,他們掀起了重回“加洛林小寫體”的復古風潮——發明了“人文主義手寫體”(人文體),并最終形成了對后世印刷字體影響深遠的“羅馬體”。當然,“搖籃本”時期的活字字體之所以仍然呈現出哥特體和羅馬體齊頭并行的面貌,是因為對字體的選擇在當時與其說是出于規范和普及的考慮,毋寧說仍是出于對不同階層的藏書家不同審美趣味的考量,比如149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尋愛綺夢》作為“搖籃本”時代的收官之作,主要使用的就是“羅馬體”的活字。這種字體一改哥特體的狹窄與尖銳,顯得圓潤、疏闊,頗有古羅馬時代的書法余韻,在當時很能博得上層人士的青睞。
裝幀與收藏:身份的標識
說到《尋愛綺夢》,就不得不提到藏書家讓·格羅烈了。這位生活在16世紀的法國財政高官,以把買來的散頁做成統一的書衣聞名于世。他大概在1550年前后購得了1499年版的《尋愛綺夢》,為此專門邀請巴黎的書籍裝訂人戈馬爾·埃蒂安為其設計并制作封面。據范景中考證,兩人一共合作過大約26本書,在裝幀的風格上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從褐色皮質封皮,書口刷金,封面一色的幾何間飾、下方印有格羅烈本人的藏書專用落款可見,“搖籃本”時期雖然部分實現了書籍的量產化,但往往僅限于內頁與插畫,在首字母、書封及其他可以彰顯藏書人身份的關鍵位置上,通常需要進行二次加工。這就意味著,只有當這本書被印上了它主人的獨有印記之后,它才真正是完整的。在那個時代,一本書的完整性同它的擁有者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果沒有二次加工,印出來的書不過是一本記錄內容的“裸書”,在當時的藏家心中,這還只是書的“胚胎”,而不是書籍本身。
如今,愛書者買到一本書后,或許也在扉頁蓋上一枚專屬的藏書章,或簽上自己的名字,但這大多只是為了表明自己是某本成品書的所有者。但在文藝復興時期,特別是對于格羅烈這樣身居高位的官員來說,一本書在印刷機上完成部分工序之后,它的命運才真正開啟。在16世紀,書籍是財富、教養、趣味乃至權力的一種證明,書口刷上的金粉,用花草、藤蔓等紋樣特別裝飾過的首字母,優雅的花體,壓出燙金圖案的真皮封面或手工雕刻的木質封面,乃至被煞有其事地放在書中某些顯眼位置的藏書人的姓名、徽記,這一切,讓一部原本可以與其他數百部完全相同的印刷書,成為某個人或家族的專屬定制書。
眾所周知,對唯一性、獨創性的強調往往是藝術品質的保障,如果說廣泛存在于中世紀的“手抄本”,乃是以純手工制作的方式,以及這種方式所必然導致的唯一性達到藝術的高度,那么在“搖籃本”時期,藝術則更多地體現在藏書家對美,以及美所能帶來的各種附加值的執著追求中。
在展覽的最后部分,主辦方特別開辟出了一個區域來展現美第奇家族在書籍收藏與傳遞方面所做的工作。談到文藝復興就不可能繞開美第奇,這已然成為共識,然而美第奇家族的每一個人是否都如后人想象的那樣,是全情投入到純粹藝術和思想的追求之中的?恐怕并非如此。本次展出的意方策展人,佛羅倫薩美第奇檔案研究所所長艾松意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其實第一代托斯卡納大公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并不喜歡讀書,他之所以如此喜愛藏書,執著地搜羅各種書籍,是因為“他樂于讓別人看到自己手持書卷或奮筆疾書的樣子”。
可見,書籍作為思想的承載物,是逃不過充當權力代言者的命運的。當今天的人們驚嘆于美第奇家族藏書的精美,并且承認這套由字體、插圖、彩飾和裝幀所組成的完整的視覺藝術體系本身已經具備足夠的美學價值時,必須同時意識到,這種看待美的方式其實是來自一個后置的視角,是一種對一個已經發生過的藝術事件的評判。只不過,一切對藝術的評價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后置的,都是一種回溯,因為只有當藝術以作品的方式被定格下來,被研究、被觀賞、被判斷時,藝術的純形式上的價值才得以成立。書籍的藝術性在某種程度上恰恰誕生于它并不純粹為藝術的時代,在名譽、地位、財富、權力等種種強勢表現的加持之下,藝術看上去不過是附庸之物,是錦上添花,是權貴階級茶余飯后自我彰顯的工具。然而,當一段鮮活的歷史隱入煙塵,當一切強勢的能量在時間的流逝中被淹沒,藝術的純粹性開始浮出水面,來到前臺。在這個意義上,藝術既屬于時代現場,也屬于博物館,它是過去的,也是現在的。
隨著“搖籃本”時代的結束,1500年以后的書籍命運當然是加速呈現出其“民主化”的特征,批量印刷,廣泛售賣,價格親民,在材質、版式、字體等各方面都趨于統一,趨于標準,趨于成熟。書籍作為藝術品的昨日輝煌,是否就此退場?在電子閱讀逐漸取代紙質閱讀的當下,重拾書籍的藝術屬性,思考其作為一件“美物”所擁有的超越時代的魅力,似乎又變得重要了起來。一本印刷考究、裝幀精美的紙質書,在不久的未來是否也會像中世紀的“手抄本”一樣,陳列在博物館的櫥窗里被人觀看呢?這不僅是藝術留給人類思考的命題,也是時代的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