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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長河》:續寫地方與重造歷史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張武軍  2026年10月14日09:31

原標題:續寫地方與重造歷史——《長河》的戰時“照例”與“新生活”敘事

1938年初,沈從文和一些文教界人士遷往昆明,途經沅陵短暫停留,在大哥“蕓廬”處暫住三個月。這是他離開家鄉之后,在湘西居住時間最久的一次。他和大哥一起,積極招待過路湘西的文藝界、教育界友人,并把地方軍政界和外來文教界撮合在一起,聚談暢聊,尋求服務抗戰的途徑與方法。這一次回鄉居住的時間并不短暫,也因為期間的熱心溝通內外,沈從文著手準備一部有關湘西的“大書”。他離開湘西前往昆明的前一天,給張兆和的信中說道:“手邊有一本選集,一本《湘行散記》,一本《邊城》,一本《新與舊》,一本《廢郵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預備寫一本大書,到昆明必可著手。”[1]這本大書指的就是《長河》。

很顯然,沈從文試圖在既往書寫基礎之上,結合返鄉時的觀察與體悟,繼續湘西世界的書寫。有研究者把包括《長河》在內的沈從文戰時創作概括為“重寫湘西”[2],但不論是作者的創作意圖還是實際操作,其實視作“續寫”更為恰切。沈從文后來也強調是接續此前的《邊城》,“我還將繼續《邊城》,在另外一個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與描繪”[3]。1938年7月30日,沈從文給張兆和的信中,更明確地透露出接續《邊城》書寫的意圖:“我想寫雷雨后的《邊城》,接著寫翠翠如何離開她的家,到——我讓她到沅陵還是洪江?桃源還是芷江?等你來決定她的去處吧。”[4]

“雷雨后的邊城”,是比喻,也是寫實。

沈從文開寫《長河》的這一天晚上,雷聲轟鳴,雨很大。當天夜里,他寫信給張兆和,匯報寫作進展,“我寫了《長河》五個頁子,寫一個鄉村秋天的種種”,同時大發感慨:

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電閃極白,接著是一個比一個強的炸雷聲,在左邊右邊,各處響著。房子微微震動著。稍微有點疲倦,有點冷,有點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數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聽雷聲轟響所引起的情緒。同時也想起現代人在另外一種人為的巨雷響聲中所引起的情緒。我覺得很感動。唉,人生。這洪大的聲音,令人對歷史感到悲哀,因為它正在重造歷史。[5]

《長河》開寫時沈從文給妻子的書信,透露出他最為切實的創作初衷,“雷雨后的邊城”表明在戰時續寫湘西的意圖,而“重造歷史”則是另一個關鍵的訊息。的確,“‘重造’是沈從文思想的核心范疇”,全面抗戰爆發之后他開始有意識地屢屢說起“重造”,并逐漸形成具有譜系圖景的“‘重造’思想家族”[6]。但學界普遍關注的是沈從文言說的“文學(經典)的重造”“地方的重造”“民族國家的重造”,而“重造歷史”也似乎稀釋在這一系列的“重造”命題中,并不怎么被提及。其實,如何看待歷史、如何書寫歷史,才是沈從文“文學經典重造”的緣起和訴求。湘西“歷史”的處理,是沈從文此時的主要關切,“續寫”是過去的繼續,“重造”則指向未來,但唯有澄清過去才能通達未來,而過去則由當下所宰制。就像沈從文所說,現在的“巨雷”即當下如火如荼的抗戰,正在“重造”歷史。沈從文就是希冀用自己的筆,探求湘西進入中國全面抗戰的通道,描繪一條湘西社會變遷的“歷史長河”。“重造歷史”是《長河》的主旨,因此要真正解讀和更深入打開這一文本,我們就得從“歷史”著手,要探究這部作品的得失,也得圍繞著“歷史”展開。

一 、 “歷史是一條河”:長河兩岸的“照例”

沈從文第一天為“大書”《長河》所寫的“五個頁子”,開頭先是一段很長的引文,所引的內容正是有關“歷史長河”的感嘆:

見到日夜不斷千古長流的河水,水底石頭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爛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觸著了一個令人惆悵的名詞。我想起‘歷史’,一套用文字寫成的歷史……歷史對于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7]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段引文是只見于最初發表《長河》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副刊,后來單行本中未曾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沈從文1942年專門為《長河》撰寫的“題記”。然而,既往研究大都采信1942年撰寫1943年發表的“題記”中的說辭,由此來解釋《長河》的創作緣起,并選用1945年昆明文聚社出版的單行本《長河》,也就是沈從文各種“文集”及其“全集”所依據的選本,進行作品的解讀分析。但是,《星島日報·星座》副刊連載的《長河》(簡稱“星座版”),和后來文聚社出版的單行本(簡稱“文聚版”)、開明出版社的版本(簡稱“開明版”)、《沈從文全集》中的定本(簡稱“全集版”)等版本相比,差異實在太過顯著[8],沈從文自己甚至直截了當地說是“重寫”[9]。“重寫”之說固然太過夸大,但要理解《長河》最初的意旨,特別是它的歷史訴求,它和當時歷史情境的關系,版本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

1938年8月7日,《星島日報·星座》副刊上的“長篇連載”《長河》(一)充當“題記”的這段引文,作者標明出自“湘行散記沅水”。事實上,不論是《湘西散記》最初發表的報刊,還是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的《湘西散記》,并無“沅水”篇章。引文實則出自《湘行散記》中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類似的言辭在沈從文1934年1月18日給張兆和的信中也出現過,1991年沈虎雛整理編定的《湘行書簡》,就把這封信取名為“歷史是一條河”[10]。

首先,引文再次表明沈從文《長河》創作之初的續寫湘西意圖。沈從文正是在接續1934年回鄉對歷史的些許感慨,開始謀劃《邊城》之后的湘西書寫,原本是1934年返鄉的一個具體點的思索,在1938年第二次回鄉時又重新被激活,回到家鄉站在沅河邊上對整個歷史的感慨,成為他繼續書寫湘西的動力。

其次,沈從文一再說起《長河》寫作時手邊有一本選集《湘行散記》,那么“湘行散記沅水”引文的“誤記”照理來說不應該。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沈從文想要刻意淡化“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這個具體的時間點。沈從文此前湘西系列的小說,以“邊城”牧歌情調著稱,因而作品中的時間大都被隱匿處理,讀者很難洞察故事的具體年代。對此,研究界普遍借用熱奈特的敘事時間理論,強調沈從文把“經驗與人事通過這樣的抽象,從流動時間的沖刷侵蝕中解脫出來,演化成習慣、風俗、文化,達到永恒”[11],“在具體特定的空間中營造出了超越古今、亙古不變的‘邊城’神話”[12]。很顯然,《長河》的開頭就是要延續這樣的敘事策略,盡可能虛化時間,作“抽象化”“普遍性”處理,因此他把引文籠統地處理為“湘行散記沅水”,而非具體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而且,《長河》前面的“引文”和正文開頭,也就是1934年的舊文和全面抗戰爆發后的1938年的新作,彼此間竟相互呼應、相得益彰,儼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引文長河兩岸“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樣”[13]的歷史感慨,緊接著就是正文起筆長河兩岸千古如斯、“無論魏晉”的描敘。正文開頭時間仿佛停滯,或者說只是按照春夏秋冬的時令往復循環,儼然是引文最后兩句的解釋和展開,長河兩岸的人們“對于寒暑的來臨,他們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時交替的嚴肅”,“歷史對于他們儼然毫無意義”。不難看出,沈從文1938年《長河》的起筆,是對1934年湘西書寫的有機續接,寫于戰時的《長河》的開頭,和《邊城》的幾乎沒有什么差異,甚至還可以說更為純粹,更抽象化。畢竟,《邊城》一開始就具體到一個叫“茶峒”的地方,一條小溪邊白塔下一戶具體的人家,而《長河》的開篇則全然抽空了具體的時間、具體的人事。

《長河》起筆因循此前的湘西書寫的成功范例,“照例”書寫。有研究者指出,“照例”還作為《長河》文本內部的“‘關鍵詞’之一”,“《長河》的第一章《人與地》也‘照例’是從湘西的人文與地理寫起,勾勒居住在辰河‘兩岸的人民近三十年來的大略情形’,使這一章表現出風物志的傾向”。[14]據統計,“照例”在《長河》中出現不下50次,特別是第一章總覽部分,描敘各個層面的“照例”。[15]有風俗層面“照例”,“五月競舟和過年玩獅子龍燈,照例有人神和悅意義”[16],“本地二八月照例要唱土地戲謝神還愿”[17],等等。有各類人生存的照例,他們沿襲過去經驗,照例處事,照例選擇,照例生存。例如,發跡水手回來“照例”置地做鄉紳,熱心地方公益和各種節慶活動;沒有受過教育的鄉村婦人“照例”是給別人作童養媳,“照例也懂了事”[18],被那些“照例是見過了些世界”[19]的軍人引誘哄騙,最后“照例”被賣到人販子,或事敗“照例”被族中人“沉潭”;外出讀書的兒子“照例不同意”家里“要找一個有碾房橘子園做妝奩的人家攀親”[20];甚至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原本是湘西邊城世界中的“異類”,但沈從文也用種種“照例”把其嵌入湘西的世界。“這種‘抱獨身主義’的人物,照例吃家里,用家里,衣襟上插支自來水筆,插支活動鉛筆,手上有個小小皮包,皮包中說不定還有副白邊黑眼鏡,生活也就過得從容愉快。想再求上進,程度不甚佳,就進什么女子體育師范,或不必考的私立大學。畢業以前若與同學發生了戀愛,照例是結婚不多久就生孩子,一同居,除卻跟家中要錢,就再也不會回來了。”[21]

“照例”作為關鍵詞高頻出現,折射出作者的歷史觀,意在強調湘西人與物的恒常不變。《長河》中除了顯現的“照例”以及相近的語詞,其實還有很多祛具象化的“普遍性”描寫,同樣在敘事層面凸顯“照例”書寫的成效,特別是最初的“星座版”,更為明顯,以第一段描敘為例:

史稱“洞庭多橘柚”,橘柚生產地實在洞庭以西,沅水流域上游。樹不甚高,綠葉濃翠,白華朱實,綿延河岸五里十里。花白而小,香馥醉人。九月降霜,綴系在枝頭間的果實,丹朱明黃,繁密如星子。遠望但見一片光明,耀人眼目。摘實時,沿河小小船步邊,隨處可見這類果實,堆積恰如一堆堆火焰。在橘園里陌生過路人一見這種情形,必不免眼饞口饞,或隨口問訊。

“你那橘子賣不賣?”

爬在樹上的主人,必笑著說,話說得非常肯定明白。

“我這橘子不賣。”

“真不賣?我出錢!”

“出錢也不賣。”[22]

對比后來的版本,“船步邊”修正為“船埠邊”,略顯夸張的“史稱”改為更合乎情理的“記稱”。增加的人物神態、語言、對話更生動豐富,更合日常邏輯,例如“爬在樹上的主人,必笑著說”[23]修改為“坐在橘子堆上或樹椏間的主人,必快快樂樂的回答”[24]。還有像“不賣”橘子的對話,以及“不賣”和“不許吃”的解釋,讓讀者更易于厘清其中的邏輯。但很顯然,“史稱”在必然性、普遍性的照例敘事層面,要高出“記稱”很多,一下子給人自古以來皆如此的感覺。同樣,最初發表的“在橘園里陌生過路人一見這種情形,必不免眼饞口饞”[25],和修改后的相比,“在橘園旁邊臨河官路上,陌生人過路,看到這種情形,將不免眼饞口饞”[26],邏輯和情理略顯欠缺,但“一見……必不免”遠比“將不免”更具有普遍的照例敘事意味。

誠然,沈從文1942年之后對《長河》進行大規模改寫,修改和完善之處確實很多,但因為“拉長”故事的緣故,很多地方繁復且啰唆,“照例”敘事的效果卻明顯減弱。似乎為了讓讀者更易于理解,增加了一些旁白和解釋,整體效果卻適得其反。第一章各類人物的“照例”生存,作者后來基本上都進行了擴充和豐富,卻不免有畫蛇添足之嫌。例如描敘在水上討生活又惦念家鄉的這一類水手,最初的“星座版”一句擴充成了三句,前后銜接、起承轉合都看起來更合理,但語言的繁復冗長,祛具象化的“照例”效果卻有所減弱。特別最后在“于是嘆一口氣,死了,完了”[27],又額外增添了“從此以后這個人便與熱鬧苦難世界離開,消滅了”[28],純屬畫蛇添足。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像因偷情而被“照例”沉潭的那類女子,大量的擴充解釋和明顯屬于作者的議論,反而讓文本敘述的力度減弱,流露出作者的成見而非湘西世界的普遍。描敘受過新式教育的兒子和女兒“照例”,后來的修改更是過猶不及。“接受‘五四’以來社會解放改造影響”[29]的增添,讓新式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邏輯得以完善,但這些“生硬”的名詞和歷史言說,全然有違湘西邊地世界的“普遍”與“恒常”。沈從文看似為了守“常”,針對受過新式教育的湘西當地男女青年,修改時特別添加了一些諷刺性的語句、漫畫式的筆法,原本起筆的大氣魄、作為“風物志”的美感,不免有所減損。兒子“照例不同意”家里“要找一個有碾房橘子園做妝奩的人家攀親”[30],鬧家庭“革命”,修改時額外添加了一句,“又或兒子雖讀《創造》《解放》等雜志,可是也并不怎么討厭碾坊和橘子園做陪嫁妝奩”[31]。這一句純粹是為了諷刺左翼革命,不僅流露出作者毫不掩飾的政治姿態,上下文前后邏輯也都有了問題。新式女子這一段的修改,問題更加突出。“‘星座本’讀來,干凈簡潔,片語可奪其精髓,遣詞造句仍然貼近‘鄉下人’的慣常用法與理解,這一點上來看,它與《邊城》《蕭蕭》等作品內在是相通的。而‘全集本’多加潤飾,出現了許多如‘衛生’‘愛情神圣’‘自由’‘思想’等新式詞語,‘功課又不怎么好’一類相當生活化的表述也替換成更為雅馴的‘程度不甚佳’……而對‘抱獨身主義’的新式女青年也更加添上‘自來水筆’‘活動鉛筆’‘皮包’‘白邊黑眼鏡’這種無甚高明的漫畫式閑筆,反而將‘星座本’留出的文本縫隙與想象空間大幅度壓縮了,語言的生鮮潑辣之氣也褪去甚多。”[32]

概而言之,《長河》最初的寫作,“照例”敘事成分更重,后來字數的增加、內容的擴充,“照例”效果卻反而減弱很多。或可以說,沈從文后來的修改盡管有完善之處,但不見得是對《長河》創作的整體提升,就既有的改動而言,修改后的“文聚版”,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全集版”,絕非《長河》更好的“善本”。當然,筆者在此并非主要聚焦《長河》版本比較,而是想表明,沈從文反復不定地修改,幾乎每句都有改動,只能說明他的寫作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他給親友的信中也坦承,修改《長河》“身心都如崩潰”[33]。寫作和修改狀態的不穩定,無疑表明作品內面有著作者無法克服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就是沈從文“雷雨后的邊城”的兩個設定——照例續寫地方和重造歷史。

沈從文對《長河》期望甚高,自信“這作品將與一百萬或更多讀者對面”[34],多次給親友信中暢想此書將會產生何等重要的影響。的確,后世的文學史家和研究者,也多少受到沈從文自我言說的影響,對《長河》很是推崇。夏志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整段引用作品原文,毫不吝惜自己的贊譽:“在這本不同凡響的書里,他綜合了田園風味、喜趣,和社會批判”。很顯然,夏志清認為《長河》既有《邊城》的照例敘事、“鄉土志”書寫,也有《邊城》所不具備的社會歷史的“嚴肅‘視景’”,即歷史重造。據此,他不僅認為《長河》超越了作者之前的《邊城》,“也超越大多數現代中國一般的鄉土作品”,“是沈從文較長作品中最佳的一本,因為這是他才華的集中體現”。[35]司馬長風也有相類的評價:“《長河》是沈從文最后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說”,“《邊城》是散文詩的畫卷,《長河》具有這些、但不止這些,還可聽到時代的鑼鼓,鑒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悅,毀滅的哀愁,從而映現歷史的命運”。[36]

不難看出,各方高度評價《長河》,卻都以《邊城》為參照,大家既肯定《長河》接續《邊城》的成功——地方風物書寫的照例敘事,也強調《長河》之于《邊城》的超越——厚重的社會歷史和強烈的時代感的植入。不過,盡管很多人都推崇《長河》,但誰也無法否認,《長河》其實是“令人遺憾的‘半部書’和‘斷章’”[37],就連親人黃永玉也感慨,“為什么就淺嘗輒止了呢?”盡管他一再聲稱最喜歡表叔寫的《長河》,但也一再流露出惋惜,或者猜測“一定出了特別的事,令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38]究竟是什么限制和影響了《長河》,使其成為令人遺憾的“斷章”呢?顯然問題不在續寫地方的“照例”敘事,這方面沈從文可謂輕車熟路,足可以與《邊城》相媲美,但沈從文念茲在茲的“歷史重造”是否卓有成效呢?這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命題。更值得追問的是,沈從文究竟要以什么來“重造歷史”,重造怎樣的歷史?

二 、迎與拒:“新生活來了”

如果說《長河》第一章是總體描敘,“照例”續寫“兩岸的人民近三十年來的大略情形”[39],那么從第二章也就是“星座版”的連載(五)[原刊誤標為“連載(三)”]起,作品開始落到具體的地方,開始著眼于具體的人和事。具體的地方是呂家坪下游四里名叫“楓樹坳”滕姓祠堂,具體的歷史事件是“新生活來了”。同時,作品的敘事也從全景式掃描切換到看守祠堂的老水手滿滿的所見所聞。

老水手聽著兩個在祠堂前歇腳的過客的聊天,他們不無羨慕地談論:“對河滕姓人家那片橘子園,會有二十船橘子下常德府!”[40]這本是作品將要詳細講述的內容,接下來理應聚焦騰家橘子園的豐收及其遭際。但沈從文筆鋒一轉,讓兩個過客轉而聊起其他,有意延宕敘述。其實,初刊的“星座版”已然徑直點出夭夭之名,“今年好收成!對河夭夭家那片橘子園,會有二十船橘子下辰溪!”[41]沈從文后來修改為含混的“滕姓人家”,讓夭夭的出場進一步延宕。兩個過客談論有關收成的種種新奇事,什么蘿卜大王、土壤化驗等,顯然是為了鋪墊“新生活來了”。沈從文后來又特意增加湘西世界之外的新異事:“有人到云南,說蘿卜東瓜都有水桶大,要用牛車拉,一車三兩個就裝不下了”,“還有人說云南金子多,遍地是金子。金子打的飯碗,賣一百錢一個,你信不信?”[42]“新生活”的亮相就更加遲緩。這樣的鋪陳,固然帶來敘事上的延宕,但對我們理解作品中“新生活”的含義,卻有著不容低估的意義。兩個過客不乏揶揄但更多艷羨地談論外面的種種新奇事,無疑表明,湘西世界不僅有種種因循“照例”,也有源自內部的追新求異。因此,既往研究普遍認為“沈從文把‘新生活運動’作為現代事物帶來禍害的象征”[43],“它給湘西民眾帶來了巨大的精神恐怖”[44],但置于湘西民眾津津樂道主動求新的前后語境,如此理解顯然太過簡單。不過,具體展開這個問題的辨析之前,我們首先來看“新生活”在作品中有怎樣的功用,因為“新生活”在作品中的功能和作者對待它的態度纏繞在一起,彼此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新生活”千呼萬喚始出來之后,就在作品中頻頻出現,全篇共計50多次,頻次和“照例”大體相當。因此,“新生活”同樣是《長河》的關鍵詞之一,和“照例”一起,共同承擔作品的敘事功能。《長河》的歷史起點就是“新生活來了”這一新奇的歷史事件,作品以鄉下婦女驚恐不安的求證起頭,接著就是兩個過客“故意”以此嚇唬婦人,其實他們對新生活也是“莫名其妙”。但這卻讓見過不少世面的老水手滿滿聽聞后心里泛起漣漪,“他想:‘來就來你的,有什么可怕?’因此自言自語的說:‘“新生活”來了,呂家坪人拔腳走光了,我也不走。三頭六臂能奈我何。’他意思是家里空空的,就不用怕他們”[45]。但他得提醒好朋友滕長順,長順可是有家有業,提醒他注意“新生活”要來了。于是老水手過河去對岸蘿卜溪找橘子園主人滕長順,并到呂家坪鎮打聽“新生活”。接下來,作品就以老水手滿滿探尋“新生活”為主線,“實現敘事空間的轉換”[46],就像擊鼓傳花,老水手滿滿把“新生活來了”一一傳導給橘子園主人、會長,《長河》的敘事由此緩慢向前推進。

不過,沈從文總習慣性地回到“照例”敘事的老路,一再岔開“新生活”所推進的故事主線。第二章老水手路上先碰見夭夭姊妹,遂開始“照例”講起夭夭的種種。這章以“秋”為標題,后來特別加注了“動中有靜”,“動”就是“新生活”的攪動,以及由此展開的敘事向前推動;“靜”就是湘西生活的“常”,也意味著敘事層面的“恒常”“照例”。很顯然,沈從文是要有意識地推動“秋天”的具體故事,卻總是回到“常”的表達和地方志的“照例”敘事。之后的章節,大都陷入類似的反復。第三章“橘子園主人和一個老水手”,同樣又是大段大段的“照例”敘事,回溯滕長順和老水手滿滿過往至現如今。隨后作者才戀戀不舍地回到“新生活”的敘事脈絡,老水手跟著夭夭姊妹終于來到了蘿卜溪滕長順家,把“新生活來了”的“要緊話”說給橘子園主人。第四章“呂家坪的人事”,一邊是會長眼中的“新生活”,一邊是呂家坪人事和會長故事的“照例”敘事。

可見,沈從文既想以“新生活”架構整體敘事,實現自己重造歷史的意圖,但又忍不住常常“照例”書寫地方,造成作品敘事的一再延宕。《長河》因此堪稱典型的“長河”式敘事,“照例”書寫的延宕就像是河的彎流,每一彎都有好風光,都值得細細鋪陳,然而,一條長河除了無數灣,還得要向前流,《長河》中歷史“長河”向前流的動力就是“新生活”。《長河》中照例續寫地方的部分甚是精彩,毫不夸張地說,《長河》每一章幾乎都可單獨成篇,足以媲美此前的湘西短篇。但每一部分都回到照例敘事,讓整篇小說的向前推進極為緩慢,尤其是沈從文后來的修改,試圖拉長故事,進一步增加了敘事的延宕,讓人更難看清“長河”的流向。而且,沈從文自己也對“新生活”是否繼續結構作品的敘事,逐漸產生了懷疑,這在第五章初步顯露。第五章“摘橘子”描寫藤家橘子園的豐收和采摘,“照例”敘事意味更加明顯,“寫一個鄉村秋天的種種”原本就是這篇作品的內核,關鍵詞“新生活”基本上沒有出現。當然,作者的“明示”卻隨處可見,老水手滿滿雖沒有挑明“新生活”這三字,但卻又像掛在嘴邊,欲言又止。正因為老水手呼之欲出的“新生活”言說,看似頗為獨立的秋收題材《摘橘子》,也被編入《長河》的整體的歷史敘事之中。到了第六章“大幫船攏碼頭時”,作者又再次把“新生活”推到前臺,讓它重新承擔作品的主敘事功能。老水手把會長家聽到的調兵遣將消息和“新生活來了”關聯起來,向攏碼頭的船主探尋常德的情形,兩人有關“新生活”的交談,最終定調在辦好“新生活”“打鬼子”。

然而,第七章“買橘子”及其往后,“新生活”出現的次數驟降,作品聚焦保安隊長如何敲詐長順,如何覬覦長順的女兒夭夭。既往研究普遍認為,這是“新生活”侵襲危害鄉村的明證,普遍認為“新生活”象征著包括保安隊在內的國民黨軍隊,象征著外來勢力的敲詐和壓迫。姑且不論保安隊和“新生活”是否具有對應關系,就敘事層面而言,作品中“新生活”作為關鍵詞的不斷減少,不啻為作品向前推進動力減弱的體現,而接下來歷史“長河”究竟如何向前流,作品的敘事如何繼續展開,就成了一個無解的難題。

沈從文原本賦予“新生活”推進敘事的重要功能,說明他對“新生活”的看重,態度上當然并非一味地貶損。的確,就鄉下婦人和民眾視角而言,“新生活”像是一個幽靈,“不免惶恐之至”“異常不安”,但把這與沈從文自身的立場和態度等同起來,顯然大有問題。鄉下婦人起初談起“新生活”,更多是詢問和求證,“婦人搭嘴說,‘哥哥,我到太平溪聽團總說,‘新生活’快要來了,是不是真的?’”[47]后來的修改版為:“大哥,我問你,‘新生活’快要來了,是不是真的?我聽太平溪宋團總說的,他是我舅娘的大老表。”[48]根據沈從文補增的“自注”——旨在對作品中的方言土語進行解釋,“他是我舅娘的大老表”,“意即親戚的親戚。有無根傳說意”[49]。這無疑表明民眾擔心“新生活”毫無根由,不過以訛傳訛。兩個男子的接話,更能說明這一點。“一個男的信口說,‘怎不是真的?……’”[50]不論是“信口”還是后來修改為更加鮮明的“信口開河”,沈從文顯然是要消解兩個男子接下來對“新生活”的講述和調侃,而非認同。而且,兩個男子壓根兒不了解也沒怎么聽說過“新生活”,“對于‘新生活’這個稱呼,都還莫名其妙。只是并不怎么害怕”[51]。他們把“新生活”視為能拉人能殺人的軍事隊伍,不是出于恐懼和不安,“見婦人認真而擔心神氣,于是故意特別認真的說”[52]。從最初發表時的“于是很認真的說”改為“于是故意特別認真的說”,更準確地傳達出作者的意圖,即兩人對“新生活”戲謔式的描繪和夸大,不過是惡作劇而已。但是,既往研究常常不加辨析地援引此段,把其簡單等同為沈從文自身的立場和姿態,強調《長河》對于“新生活”的諷刺和批判,由此影響到對整部作品的解讀。

誠然,作品中接下來的主要人物老水手滿滿、橘子園主人長順、會長,還有夭夭,多少都受到這種“故意”夸大的緊張情緒的感染,對“新生活”不免有憂慮,特別是老水手滿滿最為明顯。但與此同時,他們對“新生活”或多或少都有朦朧的期待,甚至是渴慕。例如,老水手提醒長順“新生活來了”的路上,碰見夭夭姊妹。“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點杞憂,以為‘新生活’一來,這地方原來的一切,都必然會要有些變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變化。可是其時看看兩個女的,卻正在船邊伸手玩水,用手撈取水面漂浮的瓜藤菜葉,自在從容之至。”[53]“杞憂”意為不必要的憂慮,可見,作者在此是想表明,滿滿的擔憂同樣毫無根據、沒有必要。而且,作品緊接著回溯了長順在“變”中向好的過往之后,遂明確道出老水手對“新生活”即將到來的渴慕。“如今聽說‘新生活’要來了,實在相當興奮,在本地真算是對新生活第一個抱有幻想的人物。”[54]“事實呢,世界縱然一切不同,這個老水手的生命卻早已經凝固了。”[55]“這小地方本來呢,卻又比老水手所夢想到的,變化的還要多。”[56]更有意味的是,兩個過客故意把“新生活”描敘成“軍事隊伍”,老水手對此憂慮的同時,反而對“新生活來了”更有一份額外的期許,他幻想著“新生活”可以趕走壓榨當地民眾的保安團。老水手見到夭夭姊妹,談起保安隊在地方上的壓榨,他把剛聽聞“新生活來了”視作新的變動,安慰夭夭姊妹說:“快了,快了,這些不要臉家伙到我們這里洋財也發夠了,不久就會要走路的。有別的人要來了!”[57]可見,在老水手的心目中,“新生活”和保安隊不僅沒有對應關系,反而是替代關系,“新生活”是能趕走壓榨鄉下人保安團的力量。

作為沈從文筆下理想主體的地方精英,他們對待“新生活”的態度,更為重要,甚至可以視為作者價值立場的直接呈現。橘子園主人和稅局中人,聽聞滿滿慌張地報告,為滿滿過分擔憂“新生活”而感到好笑,“怕什么?值得大驚小怪,兩人顯然耳朵都長一點,明白下邊事情多一點,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東西的,并不覺得怎么嚇怕的”[58]。其中,“怕什么?值得大驚小怪”,是沈從文后來修改時添加的,更加強化滿滿的“杞憂”。作品進一步解釋,“耳朵長一點”并非道聽途說,他們是從頗有影響的大報《申報》獲知訊息,“稅局中人是看老《申報》的,因此把所知道的新事情說給他聽”[59]。這是《申報》在《長河》中的首次出現,“星座版”原文“稅局中人是看報的,因此把所知的告老水手”[60],沈從文特意修正,顯然是為了和后面《申報》的反復出現保持一致。有關《申報》在《長河》中的重要性,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他強調《申報》作為現代“傳媒符碼”體現了《長河》的國家想像和現代想像[61]。但筆者更感興趣的是,經由《申報》所傳遞的“新生活”的另一幅“面孔”,與普通民眾以訛傳訛的“可怕”不同,稅局中人、長順、會長等人反復援引《申報》,表明自己的立場與態度,“新生活”不僅不可怕,而且與抗戰有關,對國家有利。他們因此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很多人對待“新生活”的看法,例如長順勸說滿滿不必怕,也給女兒傳達出“新生活”不僅不可怕,反而值得期待,作品中夭夭逐漸消除了從老水手那里傳遞而來的疑慮,亦毫不掩飾自己的期待,渴望父親長順帶她去常德體驗體驗“新生活”。

鄉下民眾把“新生活來了”的疑慮和驚恐一點點往上傳導,那么作品所要著重表達的則是《申報》所形塑的“新生活”價值,一點一點往下普及。老水手滿滿就是兩種“新生活”姿態的交匯點,在他身上呈現著兩種姿態的此起彼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老水手滿滿成為《長河》敘事的聚焦點,他不僅勾連著敘事空間的轉換,也承載著作品價值取向的轉變。最終,“老水手是個老《申報》間接讀者”[62],他以這樣的身份和立場,認可和相信“新生活”的國家意義和為抗戰做準備。這在老水手和老船主談論“新生活”時得到了集中體現:

老伙計,下面近來都變了。都不同了。省城里大街上人走路都挺起胸脯,好像見了人就要打架的神氣。學生也好厲害,放學天都拿了木棒子,在街上站崗,對人說,走左邊,走左邊。……

老水手搶著說,“這是新生活!”

“正是新生活。女學生光著腿子,好像不穿褲子。”

老水手是間接的老申報讀者,用耳朵從會長一類人口中讀消息的,所以比船主智慧高一籌,就說決不會有此事。[63]

這是發表在《星座》上的最初版本,后來的修改或是補充原本省略掉的,或是額外增改的,船主那里都多了一份半開玩笑的意味:“——大家向左邊走,不是左傾了嗎?”末尾一句話自然是笑話,船主一面說一面就自己先笑起來。[64]還有剪辮子和女生不穿褲子的笑話,戲謔的成分更重些。這樣的修改,更加凸顯兩人的差異,由此表明老水手作為《申報》間接讀者的“高一籌”,即《申報》“新生活”樣態最終也為民眾所認可。兩人談話的深入,對“新生活”敵意或者是拒斥逐漸消失,更多了一份向往與認同。鄉下民眾最初不解和好笑的“罰過立正”,也逐漸凝聚成“都說辦新生活,將來打鬼子”[65]的共識,修改版為“將來好齊心打鬼子,打鬼子不是笑話!”[66]作品之后幾乎把“新生活”與“打鬼子”視為同構性的話題,“新生活”儼然成為民族國家的代名詞,《申報》也“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國家’意識,傳播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方面起著顯而易見的作用”[67]。由此,“長河”的流向(故事走向)已然非常清晰,“新生活”來了意味著“國家”的下沉,湘西民眾對“新生活”的逐漸認可與接受,意味著地方湘西通向中國的大歷史,中國全面抗戰的歷史。“因此,一部完整的《長河》不但可能成為引人入勝的寫鄉土區域主義的小說,還能是一部寫抗日戰爭的文藝作品”[68]。《長河》故事的前景很好,這正是之前《邊城》等小說所不具備的,但問題在于“新生活”所結構的敘事,如何才能躍進到抗戰?

三、《長河》的停更與未竟

1938年11月19日,《星座》副刊第111期刊登有“《長河·七六》”,隨后,沒有任何征兆《長河》連載中斷,故事正演進到保安隊長楓木(樹)坳調戲夭夭,戛然而止,并留下夭夭模棱兩可的態度:“夭夭呢,雖說討厭這個人,可并不十分討厭那種贊美。說的話全不是鄉下人耳朵熟習的,可是還受用。”[69]

更讓人不解的是,1939年1月22日,沈從文再次亮相《星座》副刊,提供的卻是新寫的《動靜》,并非沒有完成的《長河》。《動靜》之后附有“啟事”一則:“本刊連載小說《長河》,前因作者抱恙,致未繼續。現決另出單行本,不再續登,承讀者見宥,謹此奉答,千祈見諒。”[70]事實上,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間,沈從文的創作仍在持續,例如《給青年朋友》《〈湘西〉題記》《一般與特殊》等,《一般與特殊》還引發了爭議。同時,他還承擔有《今日評論》周刊文藝欄的主編工作,和朱自清等人互動頻頻,云南各項文藝界活動都有他的身影。而且,這期間沈從文給大哥及其他親友的信中,不僅沒有提到病,還多次說道“此間日來尚各事如常”[71]。因此,所謂“作者抱恙”,只是沈從文或副刊的一個說辭而已,《長河》突然停更顯然另有原因。但是,既往研究對此都沒有特別追究,只是結合沈從文后來“觸犯時忌”[72]的自我言說,以及《長河》單行本出版時的“多舛命運”[73],籠統歸因于戰時書報審查制度[74]。但這樣的說辭同樣經不起質疑,否則替代《長河》更貼合時事的《動靜》又怎么持續連載的呢?《長河》的停更原因只可能出在沈從文自身,而且必須結合《動靜》的出現與另出單行本的決定來作解釋。

《長河》系11月19日之后突然中斷連載,除去路上郵寄所用時間,沈從文應該是在11月初停止更新。恰巧,這個時間節點,也就是1938年11月4日,張兆和帶著孩子歷經千辛萬苦抵達昆明。家人的到來,影響顯而易見:其一,他不得不忙著找房子、搬家,耗費不少心力;其二,他慣常的生活、工作、寫作節奏因此全然被打亂,連載作品最易受此影響。其實,沈從文給親人的信中都有談到這兩點,特別是孩子正在吵鬧年齡,白天晚上都沒有屬于自己的寫作時間,“完成那個《長河》,即不可能”[75]。同時連載的《湘西》,也在11月17日即《長河》停更的前兩天,匆忙宣告完結,亦可佐證這一點。《湘西》最后一章是“苗民問題”,11月17日的連載也確實標注了“全篇完”,但并不像是按計劃寫完的樣子。首先,這一章僅僅連載兩期,篇幅大概不及前面“鳳凰”等篇章的六分之一,要知道《湘西》寫作之初的“引子”中,“苗民問題”本應是沈從文澄清外界誤解湘西的重中之重。其次,“苗民問題”最后一句“這種土匪使湘西既受糜爛,且更負一個‘匪區’名分”[76],意思都沒有表述完整,接著理應有作者的澄清之詞或解決方案。因此,1941年修訂出單行本時,沈從文特別增添了一句,“解決這問題,還是應當從根本上著手,使湘西成為中國的湘西,來開發,來教育”[77],這勉強可算結語,但邏輯上的跳躍顯而易見。第三,其實作者和編者都很清楚,《湘西·苗民問題》結束得太過草率。因此,第二天的《大公報·文藝》額外刊登了一個“啟事”,特別解釋《湘西》確已完結,且預告“明年元旦起,本刊將有一新的長篇載出”[78]。當然,這個新的長篇終究沒在來年的《大公報·文藝》出現。

張兆和的到來,還影響和改變了沈從文《長河》的敘事節奏和故事走向。如前文提及,《長河》自醞釀之初,沈從文就一直不斷寫信給張兆和,向她匯報《長河》的創作意圖和寫作進展,一再勸她動身南下團聚,甚至宣稱由她來決定《長河》中的“翠翠”的去處。因此,作為夭夭“原型”之一的張兆和,同時也是沈從文作品的重要鑒賞者,突然出現在沈從文面前,自然會影響到《長河》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繼而聯動小說的故事走向。其實張兆和影響的例證,在沈從文此前此后的創作之中,都很容易找到。[79]同時,戰時家人離散聚合,特別是從日軍統治的淪陷區來到后方的聚合,定會讓身處后方的作家對于時代有更多切身感受,由小家庭的離合悲歡思考大的民族國家走向。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胡絜青從淪陷的北平來到大后方,給老舍“帶來了一部長篇小說”《四世同堂》。[80]歷經千辛萬苦從淪陷區北平來到大后方的張兆和,固然不是那么直接、明顯地帶來一部小說,但兩人深度的交流和溝通,讓沈從文越發意識到,在戰時大時代背景之下,抽象化地照例書寫地方,把太多筆墨放在記憶中的湘西,是多么不合時宜。因此,如何扭轉既有敘事,加快節奏,讓作品中的人物迅速突進到抗戰之中,就成了他考量的重點。這并非筆者的無端猜測,沈從文增補的《秋收和社戲》中夭夭的言談舉止和整體形象跳躍性的變化,就是最有力的說明。頗有意味的是,這亦和“新生活”有關。“新生活”的最后一次亮相,就出自夭夭之口:“你們莫亂說,新生活快來了,凡事都會慢慢的變,慢慢的轉好的!”[81]誠然,夭夭說這話時有掩飾成分,但如此“通情達理”“識大體”的言辭,和之前夭夭的性格與形象不太符合,更像是父親長順、會長言說的綜合。一個朦朧、求新、有點期待“新生活”的邊地鄉村女孩,一下子蛻變為具有民族國家視野的理想主體。這樣的理想主體,才是抗戰歷史使命的承擔者。

其實,夭夭的原型還來自《湘西·沅陵的人》中的周家夭妹,她被土匪搶走之后,最后和帶隊的團長成親。沈從文《湘西·沅陵的人》中對此曾有所透露,地點幾乎都可以和《長河》中對應,只是廟宇改為祠堂,周家改為騰家,種菜改為種橘子等。而且沈從文明確指出,周家夭妹是“沅陵縣人物之一型”,暗示以其作為《長河》中夭夭的原型。沈從文和金介甫的談話,也可說明這一點。《長河》所選取的地方呂家坪也大有用意,這個地方“成為一支1000人土匪軍的司令部,司令嬤嬤自封為‘將軍’(……這人的原型也許是1937年沅陵被一伙為數多達400人的土匪幫綁架的一位年輕漂亮姑娘)”[82]。參照《湘西》反擊“湘西人都是土匪”的污蔑,按照《長河》的故事邏輯,夭夭和所謂湘西“土匪”,原本還真是要承擔抗戰歷史使命。當然,湘西民眾的“本能”抗爭,如何編入“識大體”的民族國家抗戰序列,其實中間還有不小的距離,而“新生活”則是其中的關鍵鏈條。可以說,夭夭形象前面更偏向自然野性,而張兆和到來之后,經由“新生活”言說一躍而成民族國家立場的代言人。

當然,筆者在此并非強調張兆和對于《長河》寫作的決定性作用,而是想表明,我們恰好能以此為契機,探析沈從文此時寫作的自身性、內源性問題。張兆和和家人的到來,使沈從文“無奈”停止向香港寄送新稿,但這也給了沈從文一個審視自我寫作的契機。如何讓自己的寫作更貼抗戰的現實,就成了沈從文考量的重點,他也由此萌生重新系統規劃湘西書寫的想法,“新的長篇載出”、《長河》“另出單行本”的預告,就是最明顯的證據。同時,結合沈從文停更《長河》之后的《給青年朋友》《〈湘西〉題記》《一般與特殊》等文,以及他這段時間寫給大哥的信,我們更容易看出他試圖著力呈現進入抗戰的“生氣勃勃的湘西”,而“不僅是詩意的湘西”。[83]

不過,《長河》太多的“照例敘事”,讓故事的展開極為緩慢,特別是“新生活”在作品中的減弱和被置換,讓人一時間看不到故事如何躍進到抗戰的可能。因此,沈從文暫時擱置或者舍棄既有的《長河》寫作內容,轉而去寫直接描敘湘西子弟抗戰的《動靜》,就是順理成章的事。需要補充強調一點,既往研究普遍誤認為《動靜》最初刊發于1943年12月8日的《文聚》2卷1期,金介甫整理的沈從文創作年表和《沈從文全集》中所備注的時間,都是如此。其實,《動靜》首先是在《星座》連載,是伴隨著《長河》的突然停更和《湘西》的匆忙結束而出現。這與其說是另載的一個長篇,毋寧說是《長河》既有篇章的跳躍。《動靜》以及之后的《蕓廬紀事》,寫作形式大不相同,但都處在湘西“歷史長河”的脈絡之中,更集中體現著沈從文進入抗戰進而重造湘西歷史的意圖,“《蕓廬紀事》和《動靜》就可以視為建構‘未來湘西’的兩個面向”[84]。當然,沈從文清楚其中的跳躍和不一致,所以總想著如何彌合其中的縫隙,如何把不同形式的書寫整合到一起。由此,他形成關于小說創作的理論思考,

小說既以人事作為經緯,舉凡機智的說教,夢幻的抒情,都無一不可以把它綜合組織到一個故事發展中。[85]

沈從文之后的寫作實踐,就在嘗試以“新的綜合”來把握湘西的歷史命運,如之后的《雪晴》系列小說,但有研究者指出,沈從文“‘綜合’的形式理想,卻仍然停留在一個未完成的狀態”[86]。“綜合”到一起的嘗試,源于《長河》寫作的跳躍,以及沈從文對這一問題的克服和補救。

概言之,《長河》的停更只是一個表現癥候,“未完成”的困境已然顯露。沈從文后來進行了些許補寫,也賦予人物和故事急速突進到抗戰的可能,但終究不了了之。因為,沈從文選擇經由“新生活”重造湘西的歷史,但他對這場影響深遠的運動,自始至終都缺乏明晰的認知。

四、重造歷史:在時間的“螺螄殼里做道場”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倡導發起“新生活”運動,隨即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展開,影響甚廣,且貫穿了整個抗戰時期。“新生活”運動發起之時,沈從文剛剛完成第一次返鄉行程,他對湘西之“變”有了更多的感觸。[87]如前文所述,《長河》就是以1934年“歷史是一條河”的感慨作為起筆。因此,沈從文選擇以1934年開始“新生活”來架構《長河》,再合適不過,可以兼顧續寫地方和重造歷史兩大意圖。“新生活”運動的起點恰好銜接沈從文的《邊城》,“新生活”運動的時長又完全覆蓋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的“湘西之變”。而且,沈從文以《申報》來錨定“新生活”價值,也很有說服力。《申報》既是最積極推進“新生活”的媒體之一,但它又與官方的《中央日報》注重政治意義的宣傳不同,更聚焦這場運動“社會化意義”和國家層面的價值[88]。“新生活”的敘事與《申報》的價值立場支撐,就像無數人感慨和設想的那樣,《長河》照此寫下去一定會成為“中國式的《戰爭與和平》”[89]。但問題在于,沈從文真的是以“新生活來了”作為湘西歷史“重造”的起點嗎?

沈從文雖以“重造歷史”為鵠的,盡管他落筆時總忍不住回到“照例”敘事的老路,不過,“新生活”既然來了,勢必關聯起一個“來了”的歷史脈絡,相關歷史也就無法藏匿。隨同“新生活”浮現出來的歷史事件和時間線索,和“新生活”的主線一道,共同編織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湘西歷史畫卷。然而,“新生活”及其各種“來了”,在時間上是混亂的,甚至彼此間相互抵牾。

鄉下婦女聽聞“新生活”來了之后,作品有一段心理描敘,同時關涉湘西世界幾次重要的“來了”:

婦人正因為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記憶中只記起‘共產黨’來了又走了,‘中央軍’來了又走了,現在又聽人說‘新生活’已到了下邊,不久就快要上來,不知新生活如何可怕……[90]

這是最初“星座版”連載時的文字,沒有具體的時間。1945年昆明“文聚版”,也就是經過了沈從文1942年和1945年兩次的修改,增加了具體的“五年前”:“記憶中只記起五年前‘共產黨’來了又走了,‘中央軍’來了又走了”[91]。1948年開明書店出版的“改訂本”,亦有明確的“五年前”[92]。但有意味的是,1983年,沈從文再次校改的《長河》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編輯出版,修正為“五年來”,但卻又在前面加了“川軍”:“記憶中只記起五年來,川軍來了又走了,共產黨來了又走了,中央軍來了又走了……”[93]很顯然,“川軍”來了和后面兩個“來了”時間上相差幾乎10年,怎么都不應放在“五年來”的范疇。不難看出,《長河》中歷史事件的時間描敘,完全錯亂,而他后來的修改,不僅沒有糾正之,反而讓這一問題更加突出。

老水手對“新生活來了”朦朧期待的那段,時間也是一變再變,最初的“星座版”連載“十六”是如此描敘:“這點預感三年前被共產黨和中央軍的陸續過道,證實一部分,因此他相信明天還會和今天不同。聽說‘新生活’要到來了,在本村真算是對于新生活第一個抱有幻想的人物。”[94]然而,后來的“文聚版”“開明版”“全集版”都改成“四年前”,“預感”也修改成肯定傾向的“預期”,且明顯強化了老水手對“新生活”的期待:

這點預期四年前被共產黨和中央軍陸續過境,證實了一部分,因此他相信,還有許多事要陸續發生,那個“明天”必不會和“今天”相同。如今聽說“新生活”要來了,實在相當興奮,在本地真算是對新生活第一個抱有幻想的人物。[95]

“花城版”時間“四年前”沒變,但主體修改成“川軍”和“中央軍”,“這點預期四年前被川軍和中央軍陸續過境,證實了一部分”[96]。老水手緊接和夭夭姊妹的對話,給他們講“新生活”要來了,紅軍和中央軍“來了”的時間卻突然變成了“前年”:“我是王半仙,捏手指算得準,說要來就要來的。前年紅軍來了,中央軍又來了”[97]。后來的其他版本也同樣是“前年”,而“花城版”照例是把“紅軍”替換為“川軍”。

類似的情形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可以說,但凡《長河》中出現時間表述的地方,總是前后矛盾,變來變去。既有同版本內部的相互抵牾,也有不同版本修改的變動和差異。很難想象,一部以“重造歷史”再現湘西社會歷史變遷為主訴求的長篇,時間處理竟如此之混亂,實在讓人費解。

《長河》中含混多變的“幾年前”,根由當然是“新生活來了”的“現在”,只有厘清了“現在”才能判定到底是“幾年前”。一般來說,學界對于未完成《長河》究竟是幾卷本眾說紛紜[98],但有關《長河》敘事的起止,幾乎沒有太大爭議。大家結合沈從文的自我言說,依循作品的敘事邏輯,普遍認為《長河》“原本計劃從‘新生活’到來的消息寫起,至中央軍進入湘西,數萬湘西健兒被送上抗日前線為止,正是要完整表現30年代中期湘西社會的變局”[99]。不少研究者論及《長河》時,大都會結合歷史上的“新生活”運動來進行作品價值意義的研判,但幾乎沒有人較真過“新生活來了”的時間節點。

其實,怎樣厘定“新生活來了”的時間,《長河》有交代和說明,文本有其內在的邏輯。相較于民間小道消息的“信口”傳播,作者借理想人物會長之口,強調《申報》消息的“可靠”與“權威”[100]。“《申報》到地照例要十一二天,會長還是相信國家重要事總會從報上看得出。報上有的才是真事情,報上不說多半不可靠。”[101]因此,會長、長順對于“新生活來了”,并不感到意外和驚慌,因為他們從《申報》上已然知曉。“會長原是個老《申報》讀者,二十年來天下大事,都是從老《申報》上知道的。新生活運動的演說,早從報紙看到了。”[102]《申報》消息的時效性雖略有延遲,但“在前現代社會中,遲到十一二天的報紙在當地人看來也許仍具有時效性”[103]。因此,依循作品自身的邏輯,《申報》上的“新生活”來了就顯得至關重要。

“新生活”運動始于1934年2月19日,而《申報》則是自3月8日開始隆重報道和推介。當天《申報》第一張三版國內大事要聞部分,也就是作品中會長、長順們最關心的那一版,刊載有醒目的《蔣在行營講新生活運動》的消息;[104]3月9日,同樣是第一張第三版,《申報》不僅刊載有長篇幅新聞《南昌開始新生活運動》,還配有活動照片。[105]自此之后,不只是第一張第三版,《申報》的其他版塊,諸如教育版,社評時評欄,甚至廣告頁,都充斥著鋪天蓋地的“新生活”訊息。據不完整地統計,1934年《申報》共計69篇報道[106]。特別值得一提的是,3月23日《申報》報道了湖南的“新生活運動”情況,“何鍵決在湘積極提倡新生活運動、定先從全省公務人員做起、以禮義廉恥為根本尤偏重廉字”[107];3月29日,《申報》以“湘鄂新生活運動”為題,報道了28日“湖南人民新生活運動大會”成立及其相關決議內容[108];3月30日,《申報》“各省市新生活運動”欄目,重點報道“湘黨政軍廿九日下午,在中山堂召開新生活籌備會,何鍵出席指導,又湘學生籌備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昨通過簡章二十余條,并定信條十項……”[109]可見,湖南屬于較為積極響應并推進“新生活運動”的省份,而且結合湖南地方媒體的報道,此后湖南的各個地區,包括《長河》中提及的常德地區,都有一些配合何鍵“新生活”運動的舉措。湘西地區就算在陳渠珍掌控時,尚可限制“新生活”的推廣,那么伴隨著1934年底陳渠珍湘西自治權的瓦解,何鍵也一定在這時把“新生活”的舉措推進到了湘西。[110]

不厭其煩地羅列《申報》上的“新生活”,特別是介紹湖南積極響應的實際情形,只是想表明,我們依循《長河》的內在邏輯推論,那么湘西的地方精英大概在十一二天之后,也就是1934年的三四月間,就理應獲悉“新生活來了”。事實上,作品中長順、會長很多有關“新生活”的論說,的確可以在1934年的《申報》中找到對應,例如是否適應鄉下農民的討論,“慢慢來”都會好起來的社評等等。而且,如前文一再詳述,“雷雨后的邊城”接續1934年書寫的地方的確不少,這也是《長河》的主要意旨之一。但很顯然,如果依循“新生活來了”(特別是以《申報》為支撐),作品的時間節點就是1934年,那么作品中的各種“來了”的前年、兩年前,都解釋不通,而四年前、五年前就更說不過去。

或許有人會質疑,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地確定時間嗎?作品“呂家坪的人事”這一章不是明確透露了嗎?的確,作品曾借會長之口表明了時間節點:“世界大戰要民國三十年發生,現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大公報》上就說起過!”[111]其實,這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敘事邏輯上的漏洞。首先,這段話在“星座版”中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系沈從文后來修改時的額外添加。其次,這一段透露作品敘事時間的添加,固然可以改變過度“抽象化”的“照例”敘事,讓讀者明顯感受到時間之流,但與此同時卻暴露出沈從文歷史書寫的嚴重問題。他以自己的“后見之明”,賦予作品中人物未卜先知的魔法,能在1936年就知曉太平洋戰爭要在1941年爆發。作品中類似的歷史處理比比皆是,一方面是沈從文抽空歷史“照例”書寫湘西的熟稔,另一方面是他想進入抗戰的急切。作品中有好幾處描敘明年要和日本打一仗,而且還借美國福音堂洋人之口來多次傳達:“日本會派兵來,你們中國明年一定要和他們打仗”。[112]就像有學者所指出,福音堂有比《申報》《大公報》更權威更及時的無線電消息,更有說服力。此外,作品中還有很多處抗戰訊息,例如1937年底1938年初幾萬人擴建芷江機場等歷史事實,同樣出現在作品中,并以“明年”“未來”的方式呈現。

反復出現的抗戰,使得《長河》響徹著“時代的鑼鼓”,容納了更加豐富的社會歷史圖景。因此,很多人稱贊《長河》超越《邊城》。然而,這其實也正是問題所在。這樣的“未卜先知”既透露了作品敘事是1936年,同時也解構了作品的1936年敘事,解構了作品中會長一類人物的“權威”論說,實際上也是作者沈從文的自我解構。作者后來的大規模修改,不僅沒有糾正,反而不斷疊加更多的“后見”,越是修改時間就越混亂。因此,《長河》的故事線索除了文本中暗示明示的1934年、1936年,還疊加1938年,修改時的1942年、1945年,甚至再往后的1980年代,沈從文變來變去的“幾年前”就源于此。沈從文后來在《長河·題記》中也坦言:

作品設計注重在將常與變錯綜,寫出‘過去’‘當前’與那個發展中的‘未來’,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見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于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性情上的天真純粹,還可見出一點希望,其余筆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無光。[113]

過去研究界普遍注重“常”與“變”的命題,其實這個命題換成“過去”“當前”“未來”更好理解。有關“過去”湘西的處理,沈從文頗為順手,有關“當前”湘西的描繪,沈從文尚可綜合各方言說拼在一起,但“未來”湘西去向何方,說實話,沒有了已然知曉的“后見”,沈從文其實根本沒有能力把握。所謂的“歷史重造”,在沈從文這里,在《長河》的寫作之中,就成了一個虛妄的命題。

以“新生活來了”“重造歷史”的虛妄,不僅體現時間起點的含混不定,還在于敘事時間的遲滯。盡管《長河》有不同年份視角疊加,但作品中的月份和故事時長,卻相當明晰且很容易被把握。作品敘述的是橘子豐收的農歷九月,開篇就點明九月“霜降”之后“照例”開始摘橘子,而小說第五章的標題就是“摘橘子”,換言之,前面五章幾乎都是環境、風俗、人物經歷的回溯,敘事幾乎處于停滯狀態。第六章老水手滿滿從鎮上回來,他走夜路不擔心,點明農歷九月中的節點,“九月中天上星子多,明河在空中畫一道長長的白線,自然更不礙事了”[114]。第七章往后就是保安隊長敲詐長順以及會長從中調解的經過,其中上游九月初下雨趁水好抓緊運貨到下游常德,透露出時間距離九月初沒多久;連載最后戛然而止于保安隊長調戲夭夭,后面通過眾人之口道出“前幾天還正怙勢霸蠻要長順大爺賣一船橘子”[115]。也就是說,自第六章到連載中斷,時間也就是九月中的前后幾天而已。1942年,沈從文補寫《秋收和社戲》,一開始就道出:“蘿卜溪邀約的浦市戲班子,趕到了呂家坪,是九月二十二”。[116]如前文曾重點提及,沈從文補寫的這章,人物形象有大跳躍,點出“九月二十二”也表明加快敘事速度,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難推斷,整個《長河》的故事時長也不過10天左右。要在這么短的時間里“重造歷史”,繪制出“歷史長河”的流動,可謂“螺螄殼里做道場”。實事求是地說,沈從文在這么短的故事時長里容納了那么多的敘事內容,且都是自己非常擅長的“照例”敘事,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敘事風格。但很顯然,敘事速度因此停滯不前,因此,《長河》與其說是“時間”的敘事,毋寧說是空間的呈現。或許,在沈從文的設想中,《長河》是一部時間性的、流動性的“歷史長河”小說,但實際上寫作展開的卻是一個空間性的作品。類似魯迅短篇小說的敘事典范《風波》,“新生活來了”只是一個引子,引發特定空間里群體的不同反應,“新生活”只是在作品中支撐呂家坪內外空間的連接與轉換,并非架構了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歷史流變。

結語

《長河》最初以連載形式刊于《星島日報·星座》副刊,1938年11月因張兆和抵達昆明而停止更新,這一驟停恰是沈從文《長河》創作內在困境的呈現。此后他雖屢次嘗試補寫、改寫并出版單行本,甚至反復規劃修訂方案,卻始終未能完成這一宏大構想。究其根源,沈從文在創作初始便陷入難以調和的矛盾:他試圖描敘“雷雨后的邊城”,將湘西社會的恒常性納入中國全面抗戰的歷史進程,實現其“重造歷史”的文學抱負。然而在具體寫作中,他不斷被湘西地方風物的“照例”敘事所牽引,使《長河》的創作始終徘徊于《邊城》式的空間“照例”書寫與史詩追求的“重造歷史”敘事之間。從文體與結構看,《長河》實則更接近以地方風物志為基底的短篇連綴,而非沈從文所期望的“長河”式長篇小說。盡管他試圖以“新生活”為軸線展開歷史演進的敘事,但文本中“新生活”與各種“來了”,以作者“后見之明”視角被含混地并置在同一空間維度,僅營造出時間流動的錯覺。這種敘事節奏的滯澀、結構上的空間化,使得“歷史長河”始終未能真正“流動”。沈從文雖屢屢聲稱要續寫和完成剩余章節,卻始終無法突破既有文本的敘事框架——其刻意拉長故事線、增補情節的修改策略,反而消解了原本凝練的地方“照例書寫”特質,使作品陷入“未完成”的困局。

《長河》的未竟結局表明,從“地方性抒情”向“歷史性敘事”的轉向,在沈從文那里始終未能找到平衡點。面對民族危亡與時代巨變,沈從文試圖以文學參與“國家重造”的歷史進程,其文學抱負遠超出個人敘事能力的范疇。即便文學史常將《長河》列為沈從文巔峰之作,但文本本身的結構性缺陷,使其藝術成就遠低于預期。這一創作“失敗”,恰恰映照出沈從文在戰時文學轉型中的深層困境。[117]

值得稱道的是,沈從文對“歷史參與”的探索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擔當,盡管他對以“新生活”為表征的“政治”甚是隔膜。沈從文摒棄1930年代“京派”的“純文學”追求,在戰時創作中將“國家”與“歷史”確立為核心命題。他提出“敘述這個民族新生奮斗的經過”的宏大命題,要求作家“‘活’在歷史的每一章每一頁中”[118],明確將文學的社會功能置于詩性之上。時至今日,沈從文《長河》及其戰時寫作所帶出的“如何書寫民族命運”“文學在歷史中的位置”“國家歷史如何內化于文學”等問題,依然構成我們理解抗戰文學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鎖匙。

注釋:

[1] 沈從文:《19380412(2)致張兆和》,《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頁。

[2] 姜濤:《“重寫湘西”與沈從文40年代的文學困境——以〈蕓廬紀事〉為中心的討論》,《文學評論》2018年第4期。

[3] 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4][5]沈從文:《19380730(1)致張兆和——給淪陷在北平的妻子》,《沈從文全集》第18卷,第317、316頁。

[6] 羅宗宇:《論沈從文的“重造”思想家族成員及其關系圖景》,《社會科學輯刊》2009年第3期。

[7] 沈從文:《長河(一)》,《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7日。

[8] 近些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這一點并有所闡述,例如楊熔、唐東堰的《〈長河〉版本源流與修改考釋》,《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糜華菱的《沈從文〈長河〉的多舛命運》,《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1期;王植的《思想與創作的轉折——論沈從文對〈長河〉的修改》,《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9] 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7頁。

[10] 沈虎雛編:《沈從文別集·湘行集》,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103頁。

[11] 劉洪濤:《〈邊城〉與牧歌情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1期。

[12] 馮娟:《沈從文的時間意識及其敘事時間藝術》,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13] 沈從文:《長河(一)》,《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7日。

[14] 吳曉東:《〈長河〉中的傳媒符碼——沈從文的國家想象和現代想象》,《視界》2003年第12期。

[15] “文聚版”《長河》連同前面的“題記”,“照例”出現共計50次,比最初發表的“星座版”還有多。

[16][17][18][19][20][21]沈從文:《長河·人與地》,《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13、17、17、17、15、20頁。

[22][23][25] 沈從文:《長河(一)》,《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7日。

[24][26][28]沈從文:《長河·人與地》,《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10、10、13頁。

[27] 沈從文:《長河(二)》,《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8日。

[29][30][31] 沈從文:《長河·人與地》,《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15頁。

[32] 王植:《思想與創作的轉折——論沈從文對〈長河〉的修改》,《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33][34]沈從文:《194205致沈云麓》,《沈從文全集》第18卷,第402頁。

[35]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頁。

[3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78~79頁。

[37] 張永祿:《未竟的中國式“戰爭與和平”》,《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38] 黃永玉:《這些憂郁的瑣屑——回憶表叔沈從文》,《比我老的老頭》,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第81頁。

[39] 沈從文:《長河·人與地》,《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21頁。

[40][42] [45]沈從文:《長河·秋(動中有靜)》,《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23、23~24、28頁。

[41] 沈從文:《長河(五)》,《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11日。

[43] 金介甫:《沈從文傳》,符家欽譯,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

[44] 凌宇:《在“常”與“變”的撞擊中》,趙園主編:《沈從文名作欣賞》,中國和平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頁。

[45] 曾淑艷:《〈長河〉的結構分析》,湖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46][49]沈從文:《長河(六)》,《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12日。

[47][50][51]沈從文:《長河·秋(動中有靜)》,《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25、27、26 頁。

[48] 沈從文:《長河·自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頁。

[52] 沈從文:《長河·秋(動中有靜)》,《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38頁。此段乃作者后來改寫時添加。

[53] 最初發表為“聽說‘新生活’要到來了,在本村真算是對于新生活第一個抱有幻想的人物。”參見沈從文《長河(十六)》,《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22日。

[54] 最初發表為“事實呢,世界縱然一切不同了,這個人的生命卻是凝固了的。”參見沈從文《長河(十六)》,《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22日。

[55][56][57][58][59] 沈從文:《長河·橘子園主人和一個老水手》,《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50、52、56、56頁。

[60] 沈從文:《長河(十九)》,《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25日。

[61] 吳曉東:《〈長河〉中的傳媒符碼——沈從文的國家想像和現代想像》,《視界》2003年第12期。

[62][63] 沈從文:《長河·大幫船攏碼頭時》,《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99頁。

[64] 沈從文:《長河(四十)》,《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0月7日。

[65] 沈從文:《長河(卅九)》,《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0月6日。

[66] 沈從文:《長河·大幫船攏碼頭時》,《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97頁。

[67] 吳曉東:《〈長河〉中的傳媒符碼——沈從文的國家想象和現代想象》,《視界》2003年第12期。

[68] 金介甫:《沈從文傳》,符家欽譯,第254頁。

[69] 沈從文:《長河(六七)》,《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1月19日。

[70] 《啟事》:《星島日報·星座》1939年1月22日。

[71][72]沈從文:《19381230致沈云麓》,《沈從文全集》第18卷,第339、347頁。

[73] 沈從文:《19811218復李愷玲》,《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頁。

[74] 糜華菱:《沈從文〈長河〉的多舛命運》,《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1期。

[75] 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7~8頁。

[76] 沈從文:《湘西(四三)》,《大公報·文藝》1938年11月17日。

[77] 沈從文:《湘西》,開明書店1944年版,第95頁。

[78] 《啟事》,《大公報·文藝》1938年11月18日。

[79] 參見劉洪濤《沈從文與張兆和》,《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4期。

[80] 王行之:《胡絜青談老舍》,首都圖書館編:《老舍研究資料編目》,北京市圖書館學會1981年版,第43頁。

[81] 從文:《秋收和社戲》,《自由中國》第2卷第1~2期合刊,1942年5月1日。

[82] 金介甫:《沈從文傳》,符家欽譯,第249頁。

[83] 《湘西》在香港《大公報·文藝》連載時,編者蕭乾曾有編者按,期望沈從文所寫的是:“看到了抗戰時期的湘西”“不僅是詩意的湘西,富裕的湘西,而且還是生氣勃勃的湘西”。但就既有書寫而言,沈從文依然是在兩種“湘西”之間搖擺。沈從文:《湘西(一)·編者按》《大公報·文藝》1938年8月13日。

[84] 唐小林:《戰爭語境與“明日的藝術”——論沈從文20世紀40年代的湘西書寫》,《民族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85] 沈從文:《小說作者和讀者》,《戰國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

[86] 路楊:《“新的綜合”:沈從文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形式理想與實踐——以〈雪晴〉系列小說為中心》,《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5年第1期。

[87] 沈從文第一次返鄉之后,影響到《邊城》“第六章以后的寫作”,湘西之“變”明顯增加。參見王峰琳:《沈從文第一次返鄉及行為論述——以〈邊城〉為考察中心》,《鄭州師范教育》2023年第5期。

[88] 有關《申報》和《中央日報》上“新生活運動”的差異,特別是《申報》轉向該運動社會意義的呈現,可參見吳倫羽《從政治化到社會化:〈申報〉“新生活運動”報道研究(1934-1936)》,安徽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89] 張永祿:《未竟的中國式“戰爭與和平”》,《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90] 沈從文:《長河·六》,《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12日。

[91] 沈從文:《長河》,文聚出版社1945年版,第21頁。

[92] 沈從文:《長河·改訂本》,開明書店1948年版,第21頁。

[93] 沈從文:《長河》,《沈從文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26頁。

[94] 沈從文:《長河·十六》,《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22日。

[95][96] 沈從文:《長河·橘子園主人和一個老水手》,《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50、52頁。

[97] 沈從文:《長河》,《沈從文文集》第7卷,第50頁。

[98] 有關《長河》最終卷數的眾說紛紜,以及沈從文自身多次自相矛盾的說辭,可參見田文兵、趙學勇:《“未完成”的〈長河〉與沈從文的創作》,《文藝爭鳴》2023年第6期。

[99] 姜濤:《“重寫湘西”與沈從文40年代的文學困境——以〈蕓廬紀事〉為中心的討論》,《文學評論》2018年第4期。

[100] 有關《申報》這樣的現代傳媒在湘西世界、在《長河》中的權威性,參見吳曉東《〈長河〉中的傳媒符碼——沈從文的國家想像和現代想像》,《視界》2003年第12期。

[102][101] 沈從文:《長河·呂家坪的人事》,《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62、61頁。

[103] 吳曉東:《〈長河〉中的傳媒符碼——沈從文的國家想像和現代想像》,《視界》2003年第12期。

[104] 《蔣在行營講新生活運動》,《申報》1934年3月8日。

[105] 《南昌開始新生活運動》,《申報》1934年3月9日。

[106] 具體統計數字詳見吳倫羽:《從政治化到社會化:〈申報〉“新生活運動”報道研究(1934-1936)》,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23~27頁的“表1-1”。

[107] 《新生活運動》,《申報》1934年3月23日。

[108] 《湘鄂新生活運動》,《申報》1934年3月29日。

[109] 《各省市新生活運動》,《申報》1934年3月30日。

[110] 有材料和研究表明,“新生活”開展之后,湘西苗族地區也有不少響應措施,特別是當地知識分子,積極認同和響應。參見崔榕《國家在場與湘西苗族文化的變遷——民國政府的文化認同策略在湘西苗族地區的實踐》,《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111] 沈從文:《長河·呂家坪的人事》,《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62~63頁。

[112] 沈從文:《長河·巧而不巧》,《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155頁。

[113] 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7頁。

[114] 沈從文:《長河·大幫船攏碼頭時》,《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105頁。

[115] 沈從文:《長河·巧而不巧》,《沈從文全集》第10卷,第157頁。

[116] 從文:《秋收和社戲》,《自由中國》第1卷第1、2期合刊,1942年5月1日。

[117] 參見姜濤《“重寫湘西”與沈從文40年代的文學困境——以〈蕓廬紀事〉為中心的討論》,《文學評論》2018年第4期。

[118] 沈從文:《明日的文學作家》,《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2002年版,第3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