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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貫通型寫作:AI時代科幻創意寫作教育的范式轉移
來源:《當代文壇》 | 姜振宇  2026年10月14日11:29

摘 要

中國科幻產業已形成千億規模,但內容消費從文字媒介向視覺、交互、沉浸式媒介的結構性遷移,與高校科幻創意寫作教育之間形成了尖銳的錯位。“貫通型寫作”正是針對這一錯位提出的概念,其核心主張是將科幻創意寫作教育的培養目標從“能寫小說的人”轉向“能在跨媒介流動中凸顯創意核心、做出關鍵決策的人”,這要求兩種相互關聯的能力:預判體驗的能力與打通接口的能力。在考察美國產業驅動模式與歐洲學術-產業對話模式之后,結合本土教學實踐案例的分析表明,這一能力結構可以在課堂中初步落地。面對傳統訓練難以同時覆蓋判斷力與多種生產技能的困境,大語言模型等AI工具為“判斷性工作”與“生產性工作”的解耦提供了可能,使教育的核心得以聚焦于AI無法替代的創意決策。AI時代科幻創意寫作教育的終極命題,是在技術門檻逐步降低之后,重新找到那個不可替代的人的位置。

關鍵詞

科幻創意寫作;貫通型寫作;創意判斷;人工智能

科幻創意寫作,是以科幻文類的想象力邏輯和認知框架為核心資源,面向文學出版、影視編劇、游戲敘事、衍生品設計、文旅策劃等多元產業形態進行創意生產與轉化的寫作實踐。它既包含以小說、劇本為終端的傳統文本寫作,也涵蓋從“點子”到“世界觀”的跨媒介創意決策——后者正是中國科幻從事業體制走向市場化進程中逐漸浮出水面、卻始終未被現行科幻教育體系正式命名和回應的實踐領域。自1990年代起,以《科幻世界》為代表的中國科幻出版事業完成市場化轉型以來,中國科幻創意寫作的實踐主體已從少數體制內科普作者擴展為涵蓋作家、編劇、游戲設計師、IP策劃人的多元群體,但相應的教育供給與學科建設,仍深嵌于以文學文本為中心的傳統框架之中。

一 問題提出:千億產業與教育錯位

2025年,中國科幻產業總營收達到1261億元,同比增長15.7%,連續三年穩居千億規模。從總量看,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數字,但仔細觀察其內部結構,容易發現其中存在著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科幻閱讀(含紙質出版、數字閱讀、有聲讀物)全年營收51.9億元,雖實現連續八年增長,但僅占總營收的4.1%。與之對照,科幻游戲營收779.1億元,同比增長8.5%,占比超過六成;科幻影視81.6億元,同比增長21.6%;科幻衍生品70.7億元,同比暴增179.4%;科幻文旅277.7億元,同比增長13.8%;科幻技術裝備247.4億元。

作為文化創意產業中頗為亮眼的領域,國內科幻產業中,閱讀消費所占據的市場份額僅為總產值的零頭,且在形態細分上由數字出版物占據重要份額。這個事實意味著中國科幻產業的內容消費已在形態上完成了從文字媒介向視覺、交互、沉浸式媒介的大規模遷移。《2026中國科幻產業報告》將當前階段定位為“由好轉強”的關鍵期,這一判斷恰好揭示了問題的緊迫性:規模化的產業結構已經存在,但具體產品規范缺失,平均質量不高;消費端需求頗為旺盛,但供給端仍顯得捉襟見肘。

問題在于,就上游的教育實踐來說,以高校為中心的科幻人才培養一線,與產業實際需求形成了結構性的錯位:絕大多數創意寫作課程的核心產出仍然是短篇小說、散文和詩歌——這當然有其價值,但無疑是與一個年產值千億、集中體現創意呈現的產業要求,有著巨大的悖離。但同時,同樣巨大的發展空間,也已然為科幻創意寫作的教學與實踐打開了門戶。

王春法明確指出當前科幻產業存在四大瓶頸:原創IP薄弱、科幻融合不足、產業鏈協同不成熟、國際競爭力不足。這四個判斷不但從宏觀政策層面確認了產業界的長期隱憂,同時也給國內科幻創意寫作提供了有的放矢的教育目標。原創IP薄弱,要求的是在“后劉慈欣時代”,依托建制化的教學實踐體系來識別和培育那些尚未成型的創意心智;科幻融合不足,則要求將科幻審美核心以及相關的故事結構,以跨學科、跨行業的方式完成創意闡釋;產業鏈協同不成熟,要求從業者能夠在熟悉特定媒介內在規律的同時,進行有效的創意表現;國際競爭力不足,則在指向“敘事出海”的同時,要求理解、掌握、重塑本土現代敘事、科技敘事和未來敘事的核心競爭力。

這些直接的需求與國內科幻創意寫作密切相關,但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中國科幻存在一種在文化基因層面就過于不市場化的精英姿態。從晚清魯迅將“導中國人群以進行”的宏大使命寄托于“科學小說”,到1949年以后依托少兒科普事業完成的創作增長,再到1991年《科學文藝》更名為《科幻世界》之后才真正在市場化方向上邁出步伐。這條“事業→產業”的轉型至今尚未徹底完成,但它已然是中國文化創意產業中較強調創意寫作與產業實際結合的門類了。

美國科幻從雨果·根斯巴克創辦《驚奇故事》開始,文類的立足點就錨定在大眾娛樂市場之內,即便偶有厄休拉·勒奎恩和雷·布拉德伯里式的文化反思和社會關懷,其產品也首先面向消費市場。中國科幻走的是一條截然相反的路徑: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曲折歷程中,即便時常有市場化、娛樂化的趨向,它始終要在更加精英化的文化、政治層面謀求自身正當性。這條路徑從80年代開始逐步松動,但脫離了行政依附之后,如何在市場化方向上獲得新生,對于科幻來說是極為艱難和痛苦的探索。也正是因為這一獨特的歷史,中國科幻形成了某種微妙的自我定位:它既渴望市場認同,又對“迎合市場”保持警惕;它既羨慕美國科幻產業的規模效應,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身的文化正當性建立在超越市場邏輯的價值追求之上。

這段歷史留下的后果之一,可以稱之為“掌握IP源頭的幻覺”——部分源頭性科幻出版企業時至今日仍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核心文本的持有者”自居,盡管數字出版模式、網絡文學內容對既有出版格局的沖擊已十分明顯;在出版和閱讀之外,科幻文創產品的消費也已形成巨大的浪潮,突出地反映在科幻衍生品(+179.4%)和科幻文旅(277.7億)的爆發式增長上。資深科幻編輯遲卉曾以“不存在的巨龍”“劉慈欣產業”來揶揄那種以劉慈欣或《三體》為中心的行業想象——產業的實際運行遠比圈內人想象的更加分散、多元,且充滿偏見和偶然性。

正是在產業已發生深層結構變化的時刻,教育領域的回應顯得遲緩而方向不清,更無從談起對產業未來發展的引領作用了。2024年,中文創意寫作正式列入二級學科目錄,這一制度突破來之不易。然而,從“creative writing”到“創意寫作”的術語轉換,不止是單純的術語翻譯,在其深層反映的是產業結構的根本差異。創意寫作學科在西方經歷了從“技術訓練”到“批判性實踐”的理論演進,但中國創意寫作學科化所承接的“創意”概念,主要并不指向文學批判的反思傳統,也缺乏《千面英雄》之類高度結構化的敘事探索。在國內長期的教育結構中,“創意”幾乎總是源自商業與管理類學科,這些領域自身也面臨時代性的強制轉型。這意味著,當“創意寫作”作為學科落地時,它所攜帶的“創意”內涵是模糊的,大多數教學者和學習者所期望的教育成果,仍然指向既成體系的文化出版行業:科幻創意寫作在多數時候也并不例外。

這顯然是一種系統性的認知慣性,其根源遠深于某一家機構的決策選擇。從課程設置來看,多數科幻寫作課的核心產出通常是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說;從評價標準來看,“文學性”幾乎是唯一的衡量維度;從教師的知識結構來看,多數高校寫作教師受訓于文學系,對游戲敘事設計、影視編劇流程、交互敘事邏輯等行業知識缺乏第一手經驗。這些特征共同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中國高校科幻創意寫作教育,正在用一套“事業”時代的邏輯,回應一個“產業”時代的需求。

二 國際鏡鑒:兩種路徑,同一命題

美國科幻產業的發展軌跡為理解“創作者與產業的關系”提供了一幅清晰的演化圖譜。二戰結束后的二十年間,美國科幻出版經歷了從“雜志時代”到“單行本時代”的結構性轉變:1926年至1960年代,科幻小說主要通過廉價紙漿雜志與讀者見面,其基于大眾消費市場的整體定位,使其長期處在嚴肅書評家與媒體人的視野之外;而進入六十年代之后,平裝本和精裝本科幻小說開始大量涌現,海因萊因的《異鄉異客》、赫伯特的《沙丘》、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等作品迅速登上暢銷書排行榜——這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特征是,它們的影響或形式都大大突破了此前科幻小說力所能及的邊界——它們固然打著“科幻”這一市場細分的標簽,但《異鄉異客》是作為當時美國青年的“圣經”而獲得認同,《五號屠場》被渲染上“后現代”“黑色幽默”的標簽,《黑暗的左手》乃是女性主義寫作的典型文本。此時科幻的成功,依賴的不再只是“奇觀”、“想象力”或“邏輯”,這一文類的整個審美取向和影響社會的方式,都朝著與深層次現實社會文化議題相結合的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1977年,《星球大戰》上映,標志著科幻跨媒介時代的全面展開。在《星球大戰:新希望》上映后,導演喬治·盧卡斯拒絕20世紀福克斯的50萬美元導演報酬,轉而要求保留商品化權、續集拍攝權及剪輯權;1975年成立工業光魔(ILM),奠定現代電影特效工業基礎;1977年授權肯納玩具公司生產周邊,首年即創下4200萬件銷量,開創“電影票房+衍生品”雙軌盈利模式;此后建立Holocron數據庫和五級故事分級制度(G-canon至N-canon),確保核心敘事不受衍生作品干擾。這一系列決策的深遠意義在于,它們將一個“創意核心”的角色從單一的文本生產者,擴展為跨越小說、電影、游戲、衍生品、主題公園等多個產業部門的創意控制者——盧卡斯本人集作家、導演、制片人三重身份于一身,在產業的各個環節行使其創意判斷權。

發展到今天,美國科幻產業已形成了三個具有壟斷性的核心特征:壟斷標準、鏈條完備、全球布局。所謂“壟斷標準”,指美國科幻產業在長期發展中實現了創意、版權、技術和人才等多方面的資源積累和壟斷,把持了各產業鏈節點的絕大多數生產標準和模塊化制作流程。所謂“鏈條完備”,指美國科幻產業鏈條各環節都具備一定的內容原創和技術研發能力,且積累了海量的實體道具、數字資產、技術儲備和人員儲備,來自不同媒介形態的核心IP一經研發便能迅速改編為其他形態的產品。所謂“全球布局”,更是美國科幻產業區別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結構性優勢——在生產端,美國采取“多點生產、分工協作”的模式,輔助性制作流程向全球開放采購,形成全球聯動生產格局;在消費端,Netflix海外用戶占比達63%,國際分發銷售體系高度成熟。正是在這種產業生態中,美國科幻作家可以在小說作者、影視劇編劇、游戲和漫畫腳本作者等不同角色之間靈活轉化。

與之對應的是,美國創意寫作MFA體系與好萊塢編劇體系形成了深度融合。“創意寫作項目不僅是培養作家的場所,更構建了一套系統性的文學生產框架——它決定了什么樣的文學被生產、被閱讀、被評判。這一體系的影響遠超課堂教學本身,它重塑了戰后美國文學的整體生態。”不少北美科幻作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并非僅限于小說創作與出版,游戲腳本、影視劇本——尤其是電視劇集的單集劇本——為諸多作家提供了重要經濟支撐。此時科幻作家在產業鏈中的位置是“創意決策的主體”——從創作之初就攜帶跨媒介意識,其功能遠超出“文本源頭”的范疇。

如果說美國模式的核心驅動力是“產業帶動教育”,那么歐洲則提供了一條“學術與產業對話”的路徑。這條路徑的最佳注腳是英國廣播公司(BBC)出品的《神秘博士》。這部1963年開播的科幻劇集,至今已播出近千集,數百個獨立故事。其編劇團隊的代際傳承、跨媒介衍生(衍生劇《火炬木小組》《莎拉·簡大冒險》,廣播劇,小說,漫畫)以及周邊產品的全面覆蓋,構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創意寫作教育×產業”活樣本——創意核心(時間領主、塔迪斯、冒險精神)被一代又一代編劇不斷傳承和創新,表現形式則隨時代不斷更新。

歐洲其它各國科幻產業生態的多元性同樣值得關注。瑞典的《真實的人類》(2012-2014)深刻描繪人與機器人的情感糾葛,隨后被美國翻拍;德國的《暗域魔艦》(1997-2002)由德、加、美三國聯合制作,圍繞四人小組在兩個宇宙中的冒險展開。在游戲領域,法國育碧(UBI)在全世界擁有數十家游戲開發工作室,將游戲作為敘事的核心媒介——這要求創作者的能力結構從“寫小說”擴展到“設計世界”。這些跨國流動的案例揭示了一個共同的產業邏輯:歐洲科幻的跨國制作和傳播本身,就要求寫作者具備跨文化、跨媒介的創意能力。

在高等教育層面,英國拉夫堡大學的“創意寫作與寫作產業”碩士項目將培養目標拓展為“理解寫作產業的運作邏輯”,考文垂大學則將流媒體、視頻游戲、交互敘事納入教學內容。這些項目與美國MFA路徑的關鍵差異在于:它們不追求與好萊塢式產業體系的深度咬合,而與產業保持一種有張力的、學術性的對話關系。

歐洲和美國的科幻產業與創意寫作教學的互通模式存在形態上的差異,但它們共同指向同一個教育目的:培養“能在跨媒介流動中凸顯創意核心的人”——這遠遠超出了“能寫小說”的能力邊界。中國目前的薄弱處正在于此:其問題不全在于“教得不夠好”,而在于產業定位尚未完成——但正因為如此,教育不應被動等待,而應主動為產業提供堪稱“創意決策者”的相關人才,來參與塑造產業定位。

在過去十余年間的科幻IP風潮起伏中,一系列創意人才方面的缺憾已然暴露無遺。早期因普遍缺乏專業科幻編劇,青年科幻作家參與劇本改編成為常見模式,但收效寥寥。2023年以后,“小苔蘚創作營”“北緯30度創作營”等一系列直接指向科幻電影編劇的產業實踐陸續展開,多數成果仍不盡如人意。

問題顯然不只在于編劇本身的個體能力不足、整體行業定位混亂。實際上,在“科幻創意如何經由文本成為市場化的產品”這一鏈條上,存在多個需要逐一突破的環節。當國內影視劇行業整體還處在快速變化、不同要素彼此競爭的變革進程中時,科幻行當以編劇形式呈現的創意寫作遭遇瓶頸,是題中應有之義。當行業本身還不知道創意的“文本”在整個產業鏈條中應該占據什么位置時,教育體系的錯位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進一步對比美國科幻產業的全球化產業鏈——從IP生產(創意核心在美國)到全球制造分工(道具、特效、后期制作分布全球多個國家)再到國際分發銷售體系(依托好萊塢全球宣發網絡)——中國在這一鏈條上仍處于發展的初步階段,困難重重。

三 培養貫通型的科幻創意和寫作能力

經由前述狀況描述和邏輯推演,我們認為,科幻創意寫作的培養目標,是這樣一種貫通型的寫作能力:從創作之初就以跨媒介流動為前提,在每一個媒介轉換節點做出創意決策——凸顯核心、調整表達、打開新可能。這取代了傳統的“先寫小說、再等改編”的被動模式。

這一定義包含著兩種相互關聯但又性質不同的能力要求。其一是預判體驗的能力:在接到一個具體的創作任務時,能夠明確目標受眾在特定媒介中應獲得何種審美與情感體驗。這依賴的是對科幻審美核心的深層理解——不止于套用既有梗概,還要判斷某個創意元素在特定場景中能否產生預期效果。其二是打通接口的能力:知道一個創意在流向影視、游戲、衍生品等不同媒介時,每個環節需要什么信息、能在什么約束條件下實現、各環節之間如何銜接。這并不要求創作者親自執行每一個環節,但要求他了解每個環節的輸入與輸出,從而能夠在不同執行方案中做出選擇。這一定義與詹金斯提出的“跨媒介敘事”有理論親緣關系,但二者的指向不同:詹金斯討論的是產業端的敘事策略,本文討論的是教育端如何培養適應這一策略的創意人才。

在理想條件下,科幻創意寫作對科幻產業的深層次介入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同一科幻IP能夠在產業鏈條的各個環節之間自由流動——從小說到影視,從游戲到衍生品,或者完全顛倒。創意核心不被特定媒介形態所鎖定。其二,每個產業部門都具備自身的創意生產和表達能力——影視部門不只是“改編者”,游戲部門也不只是“轉譯者”,它們各有原創性的創意貢獻。其三,整體上能夠形成一套有效的本土敘事,并建立起海外輸出的能力。這三個方面的實現,在內部要求基于人類科幻文化歷史的整體認知結構和核心審美要素,在外部則要求對本土現代化發展經驗的統合能力,以及與科技直接相關的產業實踐和工程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才是針對特定產品形態和媒介傳播形式的敘事特點與傳播規律,才是衍生到產品當中的世界觀、情節線、審美符號等創意呈現形式的資產管理,才是在產品當中的具體項目實踐經驗。

簡而言之:既要掌握科幻創意本身的核心要素,也要完全了然以寫作為主要實踐方式的產品生產和消費邏輯;既要明確自身的競爭優勢,也要了解產品所服務的對象及其相關要求和規律。整體上看,這意味著一種貫通型的寫作。吳巖近年的跨界實踐,為“創意決策者”的能力結構提供了極具教學分析價值的樣本。深圳原創科幻三部曲《云身》《量子幽靈》和實驗性舞臺作品《中國軌道號·春》相繼問世,其中《云身》榮獲2024年人民文學獎特殊文體獎,吳巖、陳躍紅、尹迪三位教授直接擔任編劇。《中國軌道號·春》于2024年在成都科幻館首演,原著作者直接參與舞臺改編。吳巖認為,“覺得小說太過常見,電影電視劇限制條件太多……于是想到了戲劇。”其一,他對不同媒介的“邊界”有著清晰的感知:小說“常見”是因為它已成為一種成熟到近乎固化的表達形式;影視劇“限制條件太多”是因為其工業化程度高,單個創作者的話語空間被壓縮。其二,他選擇戲劇作為突破口,本質上是選擇了一種“創作者保留更大控制權”的媒介形式——這正是“創意決策”在媒介選擇層面的核心判斷。

更具教學價值的是創作過程本身。吳巖多次談及與導演的“拉扯”——在排練和修改中反復討論“什么能動、什么不能動、為什么”。這些爭論遠非創作中的“摩擦成本”,恰恰是創意寫作教育最需要訓練的核心能力:在媒介轉換的壓力下做出判斷,區分創意的核心與邊緣,識別哪些元素處于核心審美位置,哪些是可供調整的場景,哪些是可以替換、刪改的拓展材料——而后以適應生產消費實踐的邏輯來完成。目前的高校科幻創意寫作課堂,幾乎沒有提供這種“判斷壓力”的模擬訓練,學生提交一篇小說、接受評點、修改定稿,全程在一個單一媒介框架內完成,從未遭遇過更為具體的產業真實現場的約束。

類似的案例也出現在筆者參與的實踐當中。2026年4月起,筆者參與了本校課程《科幻文學》的衍生項目——劉慈欣《詩云》的舞臺劇排練工作,該劇的參演人員涵蓋了本校科幻協會和“雷雨”話劇社的部分學生。在前期劇本改編階段,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編劇對情節的核心審美內容產生了較大分歧。科幻社學生希望依托小說原著,圍繞“詩云”的技術設想展開情節;而話劇社學生則基于成本投入和舞臺效果,認為應當增設極端環境下的愛情線以增強敘事性。筆者關注到的最有趣的節點,是兩批編劇在清晰地相互表達對對方的否定性意見之后,意識到對方思路之合理性的那一刻。這種創作現場中的判斷與協商,幾乎是處在創意實踐現場之外的中文創意寫作學生所無法體會到的。

藝畫開天版《三體》動畫提供了更為結構性的案例。這部在萬眾期待中推出的動畫作品,其最終呈現“非常清晰地受制于原本小說文本以外的內容,比如公司所擁有的技術儲備、數字資產等”。這個案例的啟示在于:文本不等于產品,中間的整個產業轉譯鏈條對相關從業人員有著多維度的要求。小說中的一段文字描寫,在進入動畫制作流程后,要經過概念設計、模型制作、材質渲染、動作捕捉、后期合成等數十個環節,每一個環節都要求創意判斷,而做出這些判斷的人通常散布在產業鏈各節點的技術人員當中,原作者或“改編編劇”往往并不在場。這種情況本質上是將創意核心的跨媒介轉譯權讓渡給了分散的、彼此缺乏溝通的產業鏈環節,其結果往往是創意在漫長的轉譯鏈條中被稀釋、變形甚至遺失。

這些正面和反面的案例共同指向一個結論:產業不只需要“會寫的人”,更需要能理解技術儲備、數字資產、制作流程的“創意決策者”——一個在從文本到產品的全鏈條中,能夠在每一個關鍵節點做出決策、凸顯創意核心的人。

四 AI沖擊下的科幻創意寫作

貫通型寫作,要求創作者在多個層面做出創意決策。然而,傳統寫作訓練難以同時覆蓋相關的全部能力:對科幻審美核心的把握要求長期的學習和積累,具體的創作實踐則要求了解影視、游戲、衍生品等不同媒介的生產流程——這恰恰是單個學習者難以全面掌握的。

這一困境的癥結,在于兩類性質不同的工作被捆綁在“創作”這一概念之下。一類是判斷性工作:定義目標受眾的核心體驗、識別創意在跨媒介流動中的關鍵錨點、在多個執行方案中做出選擇。這類工作不依賴特定媒介技能,但依賴對科幻審美的深層理解和跨媒介的接口意識。另一類是生產性工作:將創意構思轉化為具體的文案、示意圖、任務邏輯圖、美術需求文檔——這些工作需要專業技能,但本質上是對已有創意的翻譯和具象化。

傳統訓練之所以難以完成貫通型寫作的培養目標,是因為它要求學習者同時掌握判斷力和多種生產技能。更多的時候,國內科幻創意寫作所訓練的仍然是聚焦于核心審美結構的建立,亦即將有史以來被寫出和未被寫出的種種科幻點子、概念,以及由此誕生的審美效果,視為“一個龐大且仍在增長中的語料庫”,進而通過適應特定產業形態的文本形式,實現創意的產品化落地。

科幻創意寫作教育的目標,是訓練學生在面對這個語料庫時做出選擇、判斷和執行的貫通能力——這比單純從中選出一個點子寫成小說要深刻得多。實際上對于產業實踐而言,它要求相關的教學過程應當從完成故事轉向“構建一個可能世界”——包括其物理規則、社會結構、歷史邏輯和審美基調——那么在產業鏈內部的跨媒介流動,就成為“同一個世界的不同表達”,而不再是傳統的作品改編邏輯。

大語言模型及各類AI生成工具的出現,恰恰為這兩類工作的解耦提供了可能:將AI嵌入到部分跨媒介的生產工作流程當中,將人的訓練聚焦于判斷性工作。當我們的目標在于生成一個可被轉化的文本材料的時候,其具體的文字能力和行文規范的重要性實際上就相對較低,文本所指向的具體內容,以及在預期受眾層面的可能反饋,就成為了需要被重點討論、處于創意核心的對象。

當下被我們所最廣泛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主要都是基于Transformer架構的大語言模型。他們主要通過將文字轉化為詞元(token),并以向量化方式捕捉文字間的全局關聯,并以自回歸方式逐詞預測,呈現出來的效果即是對文字在詞法、句法層面上,表現出了極其強大的理解力和使用能力。

我們實際上可以——也應當——把AI對創意寫作流程的深入介入視為一種解放。就好像鍵盤輸入抹去了書法寫作當中所能體現出來的個人氣質,進而迫使作家將注意力放在創作本身而非練習寫字上一樣;深度使用人工智能的寫作,實際上也將迫使作者將注意力從“寫句子”轉向寫作本身——只是這自然意味著對于創作過程的進一步讓渡,以及對寫作這個概念的重新定義。

一個在筆者的教學實踐當中,由AI賦能的創意寫作方式,可以被稱為“靈感前置”。具體流程即是通過由AI掌控流程的對話引導方式,讓創作者進入到一種略帶壓力感的對談模式當中,從而逼迫其進入靈感激發的狀態。然后再明確相關創作的外部要求,如作品形態、面向對象、預期效果、篇幅或時長等。而后由人工智能完成對相關靈感的整理和作品框架的草稿生成。后續再由創作者在此草稿的基礎上進行若干輪迭代式的討論或直接修改。

這一流程的關鍵之處有三。首先是創作者需要對整個創作流程有較為清晰的理解——我們一般把它表述為“越懂你的工作就越能夠用好AI”。而這意味著一種基于理性認知、而不只是靈感直覺的創作模式:在能夠完成一個工作流程的基礎之上,還要擁有對于流程本身的反思能力。其次是對于整個創作工作有明確的外部性認知,特別是能夠以講給AI聽的語言來表達需求。我們在這個部分尤其強調使用語音輸入而非基于鍵盤的文字輸入,以避免在組織文字以及“寫句子”的過程當中打斷思維的自由流動。其三是能夠在基于AI草稿的反復迭代和修改過程當中,展現出自己的審美判斷力——這仍然要求長期的閱讀和寫作的積累。我們認為由此生產的作品,從最基礎的觀念到最終落地的文字都在創作者的掌控流程之內,而人工智能能夠較好地完成對作者弱項的彌補。

在這個意義上,AI并非科幻創意寫作教育的新主題,而是使貫通型寫作從理念走向實踐的重要助力。它解放了生產,讓教育的核心得以聚焦于那個真正不可替代的位置——創意決策。這恰恰回應了本文標題所暗示的問題:當AI逐步降低技術門檻之后,人的位置在哪里?

結 語

創意寫作二級學科化的窗口期,為學科的自我更新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歷史機遇。我們在此針對科幻創意寫作提出三條具體的建議方向。第一,教學目標的重設。將核心教學目標從“培養能寫科幻小說的人”升級為“培養能在跨媒介流動中凸顯科幻創意核心、做出關鍵決策的人”。這并不否定文學寫作訓練——恰恰相反,文學寫作中的世界構建、人物塑造、節奏控制等訓練,仍然是“貫通型寫作”的基礎能力。第二,教學內容的補課。此類教學難以標準化,多依賴指導教師個人的社會資源及其對創意項目的掌控與推進能力。特別是對專業外產業需求與市場反饋的把握,這就超出了多數學術型科幻教師的舒適區。這同時意味著,科幻創意寫作師資的結構性更新——引入有產業經驗的實踐型教師、建立學術導師與產業導師的雙軌制——是改革繞不開的前提條件。第三,教學形式的突破。高校中跨學科的實驗室、由企業或產業界組織所支持的小型創新創業比賽、跨校的讀書會和工作坊,乃至教師、作家等帶有個人文化品牌性質的商業實體,是當前最具可行性的實踐單元。依托這些實踐單元,創意寫作的理論構建和反思提升才成為可能。在企業方多不愿承擔試錯成本的現實背景下,高校教育體系提供了一個長短兼顧的培養模式:從長遠看,科幻創意人才的培養需深入參與市場實踐;短期則需通過高效案例以鍛煉團隊、檢驗模式與評估效果。這條路徑的探索還遠未完成,但方向已經清晰。

在一個千億產業已發生深層結構變化的時刻,科幻創意寫作教育需要完成的,不僅是教學內容的更新,更是對自身目的的重新理解。AI時代科幻創意寫作教育的真正挑戰,是在AI逐步降低相關的技術門檻之后,重新找到那個不可替代的人的位置——那個在跨媒介流動中做出每一個關鍵決策的位置。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