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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翟永明:手抄本塑造了我最早的現代詩歌品位
來源:中華讀書報 | 翟永明 宋莊  2026年10月15日07:23

翟永明,著名詩人

中華讀書報:您在《少年雜讀記》中回憶,小學三年級轉學到紅廟子街小學后,接管了父母的兩張圖書館借書證,從此開始看“字書”。能回憶下童年閱讀嗎?

翟永明:小學三年級,我們家搬到了北京鼓樓北三街,離紅廟子小學僅一條街。街口就是西城區圖書館。我的命運與那座圖書館大有淵源。當時,我父母分別各有一張圖書館借書證,但他們無暇借書。兩張借書證就被我接管了。記得第一次邁進圖書館大門,就被它別有洞天的清雅震住了:那是一個小小的四合院,紅漆木柱,網格窗欞。一個高高的條案,橫在門側,圖書管理員高高坐在上頭。兩側有一櫥柜,有許多抽屜,里面都是卡片,分門別類地列著圖書館的所有書目。那時,我識字不多,一二年級都是看連環畫,從西城區圖書館始,我開始看“字書”了。

西城區圖書館設有少兒閱讀部。當然,我那時看的“字書”,也僅限于少兒:“童話”和“民間故事”。我那時閱讀很快,以一天兩本的速度,很快就把“童話”書目里的書借完了,然后開始讀“民間故事”。原來中國56個民族,幾乎都有各自的民間故事。混沌開天地的傳說,每個民族都有;雖然大同小異,但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詩和儀式,還有神通廣大的祖先。到小學四年級,我就開始讀古典小說了。不求甚解,只求認識更多的生字。

中華讀書報:在《舊酷年華》中,您提到“把我拖下水的第一本武俠書,是《三俠五義》”,比起后來金庸、古龍的“新武俠”,“那可是原汁原味啊”——您理解的“原汁原味”是什么?

翟永明:《三俠五義》是我讀的第一本武俠書,之后便是《小五義》《續小五義》,還有《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說。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包公案》,這是明代人根據元雜劇等民間包公故事整理的短篇小說集,每篇,獨寫一則包公斷案的故事。包公故事也因《三俠五義》而再次被廣為流傳。我理解的“原汁原味”是從明清小說中延續下來的正宗的武俠小說模式。金庸、古龍的“新武俠”也許是從還珠樓主一脈承傳下來的、帶有今天的奇幻特點的武俠小說。二者我都喜歡,但不太一樣。

中華讀書報:在“文革”期間,圖書館關閉,“封資修”書籍被燒,但您對文字求知若渴,甚至連母親的西醫教科書《婦科大全》也讀了一遍又一遍。極度匱乏中的閱讀與今天信息過剩時代的閱讀,在您看來,分別塑造了怎樣不同的閱讀者?

翟永明: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極度匱乏中的閱讀,不管舊書爛書,能抓到手上的,就是好書。不拘什么小說、話本、評書、彈詞、劇本,只要能拿到,我都會從頭讀到尾,養成了讀雜書的習慣。從民間找到的書里,很多是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大多是描寫才子佳人的古典作品,或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愛情小說。至于現代文學的掃盲,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后。這讓我的閱讀史沒有體系,但廣博繁雜,也養成了我讀書不考慮有用無用的習慣。今天信息過剩時代的閱讀,除了少數讀者,可能多數人讀書既不深入,更沒耐心,很難從書中獲得更多知識。獲得的最多的只是一些信息。當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不同的讀者,是時代造就了他們的閱讀習慣。

中華讀書報:您提到手抄本完整地記錄了自己的詩歌接受路徑。能概括談談您的“詩歌接受路徑”嗎?同時也請概括一下您的閱讀習慣吧?您說自己讀書很快“不求甚解”,也是自謙吧?

翟永明:我的手抄本每一本都記錄了我在不同時期能夠讀到的詩歌,因為那個時候很少能讀到詩集。我總是在一些其他的書中讀到一些零碎的詩歌,這時我會手抄下來,以便反復閱讀,中學時期我有過好幾個筆記本。一本用來抄錄當時極其珍貴的古典詩詞,一本用來抄錄同學中流傳的外國詩選,比如普希金詩選、雪萊詩選、雨果詩選等。這些外國詩選,大多是民國時期出版的。不過,與別人不一樣的是,我曾經有一本親手抄錄的《紅樓夢》里的全部詩詞歌賦,那是一本我的心愛之物。在匱乏時期,能找到一本書不容易,借閱的書總是有時間限制。所以常常閱讀時都是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力爭讀完更重要。

中華讀書報:由《紅樓夢》,您還閱讀了大量的古典書籍。受時代的影響,作家中很大一部分都缺乏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但是您這方面的閱讀恰恰是豐富的,您從21世紀初開始融入文言、舊體詩詞和古代文化元素,在舊與新、古與今之間穿梭交匯。是否也與早年的閱讀有關?

翟永明:當然有關,我一直受早年閱讀的古典文學影響。事實上,我在80年代就開始在寫作中部分地融入古典文學的元素,比如《我策馬揚鞭》和90年代的《祖母的時光》《臉譜生涯》。此后,這樣的融和、交匯就一直伴隨我的左右。直到2004年的《在古代》和2012年開始寫作的《隨黃公望游富春山》,我就把我對舊與新、古與今的思考匯集進了這首長詩。

中華讀書報:您下鄉時隨身攜帶的幾本舊書,包括《牛虻》《三俠五義》《簡·愛》和《再生緣》。這些閱讀與您后來寫作是否存在某種隱秘的精神傳承?

翟永明:《牛虻》塑造了我的理想主義和最初的愛情觀;《三俠五義》這類書讓我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間思想和俠義精神有了了解;《簡·愛》和《再生緣》這些閱讀把早期中外樸素的女性意識灌輸給了我,造就了我一生對性別意識的興趣、書寫和探索。

中華讀書報:您回憶在西南技術物理所工作時首次讀到杜拉斯的《琴聲如訴》(王道乾譯本),提到小說中像詩歌一樣留白的語言和交叉剪輯手法,對您當年的寫作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一篇小說而非詩歌,如何教會了一個詩人關于節奏和留白的技藝?

翟永明:并非只有詩歌才能教會詩人怎樣寫詩,所有別的藝術領域都可能觸類旁通,對你產生影響。杜拉斯的《琴聲如訴》正可以說明詩歌是怎樣教會小說家關于節奏和留白的技藝。而電影的交叉剪輯手法影響了杜拉斯的小說,同時也影響到了我的詩歌。

中華讀書報:您說“如果只從詩歌中汲取營養,寫作的路會越走越窄”,因此您閱讀了大量小說與戲劇以及電影。您的興趣也很廣泛,攝影、畫畫……在您看來,好詩人應該是怎樣的?

翟永明:我覺得好詩人應該是不拘一格的、自由的,而且能夠不斷更新自己的創造力。

中華讀書報:您手抄本最后一頁抄的是狄蘭·托馬斯的《我看見夏天的男孩》,您說“以狄蘭·托馬斯的作品結束我的手抄本歷史,想來也是很有意義的”。從古典詩詞到外國詩選,再到現代詩歌,您說“這幾大本筆記就是我的大學教材”。如果沒有進入中文系,這些手抄本如何替代了“文學史”教育?

翟永明:我想,從最早的古典詩詞到后來的現代詩歌,再到外國詩選;我抄寫的過程也是選擇的過程,手抄本塑造了我最早的現代詩歌品味。除此之外,我沒有接受過正宗的大學文學教育,但是,這些我親手抄寫的詩詞,因為反復抄寫和閱讀,因為不受學校教材的局限,因而讓我得以更廣泛地去開發我的文學意識。比如除了抄寫著名詩人的詩作,手抄本上,還記錄著我當年抄過的、少之又少的女詩人的詩。其中,智利女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的詩我印象很深。那時候,諾貝爾獎得主中,女作家寥寥無幾,女詩人就更少了。所以,米斯特拉爾讓我很感興趣。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有多重身份:詩人、外交官、教育家、拉丁美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也是最早的女權主義者。

還有一位被我抄錄并背誦過的,是被稱為“第十位繆斯”的烏拉圭女詩人胡安娜·德伊巴博羅的詩。她的詩翻譯過來的很少,當年我是在朋友的筆記本上讀到的,然后,我又從朋友的筆記本上抄錄過來。是朋友自己翻譯的、還是朋友抄的?我已記不太清楚;畢竟,當年最重要的是詩歌文本本身。那時許多手抄本中抄錄的詩歌,都是業余愛好者自己翻譯的,并未在報刊上發表過。這些女詩人的詩歌,在那時不會出現在大學教材上,但是,它們出現在了我的手抄本上,深深地影響了我的女性意識。

中華讀書報:重讀80年代的《外國文藝》和《世界文學》,發現1980年第二期就已經預告了卡爾維諾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但您“直到90年代才讀到”。“重讀,正是經典文學可以不斷被重新‘發現’的證明”——您經常重讀嗎?

翟永明:是的,在漫長的閱讀史中,我會反復閱讀某些書。我也意識到:重新閱讀經典,會讓我們理解何為經典。經典就是即便在若干年之后,你只要拂去蒙在它上面的歲月的灰塵,它就會燦爛地映照當下。比如重新閱讀荒誕派文學,會讓我們意識到當下世界的混亂,失序,個體的孤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讓我們意識到:不僅僅是人生,生死在循環,不僅僅是時間在循環,也不僅僅是歷史在循環;而是包括我們讀的文學經典,哲學基礎,也一直在歷史和時間,時代和語境的大循環中,進行著日復一日的小循環。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去無人島,只允許帶三本,您會選擇哪三本書?

翟永明:這個很難回答,因為喜歡的書太多了,會有選擇困難癥。如果只選三本,如果去的是無人島,那肯定是選擇可以反復閱讀,反復咀嚼的文本。所以我會選擇引我入文學之境的《紅樓夢》,和平時很難讀完的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以及帶有破譯通關性質的、喬伊斯號稱“讓評論家忙上三百年”的《芬尼根的守靈夜》。

這樣也許能在無人島上有事可干。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組織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古今中外的客人,您最想邀請誰?

翟永明:李清照、魚玄機、柳如是、薛濤。

(欄目主持人: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