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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奧林匹克”百周年
來源:《讀書》 | 王晴佳  2026年10月14日09:22

數年一度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主辦方為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簡稱CISH)2026年8月29日在德國的萊比錫大學閉幕了。這次的史學家聚會有幾點不同往常。首先是開會的地點。第23屆的會議在位于波蘭波茲南市的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舉辦。就大會選擇下一屆會議的傳統來看(筆者有自1995年以來連續參會的經驗),這次會議應該不會在鄰國德國舉辦。其實,上次會議決定的地點曾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市。那個選擇本來有其政治性:作為舉辦方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曾想表示對以色列的支持。但這個選擇最終被否決了,其原因一半出于安全考慮,耶路撒冷市畢竟處于戰火紛飛的地區,一半是因為許多史家對委員會采取如此鮮明的親以立場有所不滿。經過了激烈爭論之后,在兩年前最終決定改在萊比錫。但如下所述,盡管地點變更,會議期間,“歷史研究如何面對政治”仍成為學者們爭論的焦點。

其次是會議的時間。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本為五年一屆,筆者一直稱其為史學界的“奧林匹克”。然而,因疫情影響,原定2020年舉辦的上屆會議推遲至2022年才得以舉行,本屆也因此順延至2026年。不曾想,這一變動反倒恰逢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立一百周年,賦予了會議特別的紀念意義。因此,主辦方索性放棄了“第24屆”的屆次編號,改稱“國際歷史科學百周年會議”(Cent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再次是會議的組織和內容。或許是受臨時變更舉辦地的影響,這次百周年會議的實際參會人數約七百人,不僅遠少于2015年在濟南舉辦的第22屆大會,在近幾屆中也屬于規模較小的一次,因此會議日期是四天(之前往往長達一周)。此外,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素來有設立若干主題討論的慣例,用意在于呈現國際史學界的重要發展趨勢。例如2000年在奧斯陸舉辦的第20屆會議,曾明確指出全球史的興起;第22屆濟南會議則將數字史學、情感史列為新興方向。相比之下,本屆會議以“歷史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為總主題,略顯寬泛,但放在百周年紀念的語境下,借此重溫委員會自身發展歷程及歷史學百年演進軌跡,卻也順理成章。

的確,盡管此次會議并未明確提出史學發展的重大趨勢,但就其發表內容及筆者的參會體驗而言,則讓人泛起濃濃的懷舊之感。史家的懷舊,一個表現便是從事史學史研究,即回顧與分析歷史學這一學科的演變歷程。萊比錫大學作為本屆會議的舉辦地,雖屬臨時改址的產物,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最終選定這所擁有六百余年歷史的歐洲著名學府,其本身即頗具歷史意味。此外,萊比錫也是一座文化名城,德國著名音樂家巴赫與門德爾松都曾在此度過重要時光。本次會議的開幕式在萊比錫大學市中心的奧古斯都堂舉行,距離兩人故居改建的博物館均不遠,而開幕式伊始,該校管風琴家便首先奏響了巴赫的樂曲。

歷史悠久的萊比錫大學,不僅有奧古斯都堂那樣的宏偉“大樓”,更有諸多“大師”名聞遐邇。奧古斯都堂背后便豎有校友萊布尼茨的塑像,其他赫赫有名的校友還包括第谷·布拉赫、歌德、尼采、舒曼、瓦格納等。在史學領域,該校更有兩位標志性人物: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與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前者是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羅馬史專家,后者則因倡導實證主義史學,挑戰當時主導德國及歐洲史壇的利奧波德·馮·蘭克及其弟子,而成為德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國近代著名學者蔡元培曾在該校留學三年,旁聽過蘭普雷希特及心理學教授威廉·馮特的課程。值得一提的是,蘭普雷希特與馮特雖專攻不同,卻有共同的學術關懷——蘭普雷希特曾在其《德意志史》中,試圖概括并描繪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心理。

本次開幕式在萊比錫大學校長和薩克森州科學人文部長致歡迎辭之后,接著由三位史家發言,分別是即將卸任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會長、法國史家卡特琳·奧雷爾(Catherine Horel),萊比錫大學歷史教授馬蒂亞斯·米德爾(Matthias Middell),以及德國歷史學家協會會長安特耶·弗呂希特爾(Antje Flüchter)。這些發言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及了蘭普雷希特,因為其發言均圍繞近代歷史學的百年變遷展開。奧雷爾以身說法、略帶幽默地指出,與一百年前相比,一個顯著變化便是女性史家已登堂入室。的確,本次開幕式上的五位發言者中,女性占了多數,包括萊比錫大學的校長在內。此次會議的參與者中,女性學者在數量上也不輸于男性。這在一百年前完全不可想象——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歐美許多大學仍不允許招收女生或實行男女同校。

除了女性史家數量的增加及其在各行業領導崗位上的涌現,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還有另一個顯著變化,即法語的衰落。在其成立之初直至20世紀末,法語與英語長期并駕齊驅,甚至前者一度占有相當優勢——一個世紀之前該會成立于瑞士日內瓦,便已奠定了這一語言傳統。然而,近幾屆大會中,盡管法語仍可作為發表語言,但其使用場次已大幅縮減。本次會議共設六十余場專題討論,其中僅法國大革命史分會組織的兩場使用法語,其余均為英語。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大革命史分組討論中一直不乏中國學者的參與:北京大學張芝聯先生法語嫻熟,曾在該會十分活躍,后由其弟子高毅接續。本屆討論會上,亦有年輕學者宋逸煒和李惟一合作發表了論文。

這次大會的開幕式上,蘭普雷希特被多次提及,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所倡導的史學,在當時代表了歐洲近代科學史學的一個轉折點。而在此之后,歷史研究又經歷了多次轉向。作為主辦方代表的米德爾,治法國革命史出身,后轉向世界史和全球史。他在致辭中特別提到半個世紀前法國學者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所引領的記憶研究,認為自此以后,歷史與記憶的研究已齊頭并進——如果說蘭克當年號召史家講述“過去是如何發生的”,那么今天的史家同樣關注“過去是如何被記憶的”。

弗呂希特爾的主題發言則更為宏觀。她指出,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曾見證并參與了多次史學轉向:1970年莫斯科會議上,政治史作為歷史研究的“老大”地位已受到挑戰;1975年舊金山會議則提出歷史研究應走出歐洲;1995年蒙特利爾會議提出了文化史的轉向;2000年奧斯陸會議則涉及語言學的轉向;2015年濟南會議又見證了數字史學的崛起。不過,她的概括雖宏闊,卻還不全面——2000年的奧斯陸會議同樣標志著全球史的興起,而2015年濟南會議在數字史學之外,也見證了情感史的勃興。

上述史家之所以如此重視“轉折”或“節點”,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借此機會對歷史學在今天的現狀與功用進行檢討與反思。弗呂希特爾的發言題為《重壓之下的歷史學:專業知識、批判與學科未來》,意指當下的史學正面臨重大挑戰,需要史家共同應對。她指出的挑戰包括政治風云的變幻(右翼民族主義思潮與運動的抬頭)、經濟衰降帶來的大學及研究機構經費縮減,以及人工智能崛起所引發的歷史認識論層面的變化。她的建議是,今天的史家在經歷了語言學轉向之后,需要進一步更新認知手段,重新構建過去的現實性(past realities,此處她用了復數形式)。同時她強調,史學的未來有賴于史家具備全球視野和公民意識。弗呂希特爾的表述雖略顯抽象,但含義頗為清晰:今天的史家不應蜷縮在象牙塔中自我陶醉,僅僅滿足于解讀、制作或解構文本,而需提升公民意識,積極參與社會改造,使史學發揮其應有功用。

作為德國歷史學家協會的現任會長,弗呂希特爾的發言或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對于今天的歐美史家而言,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俄烏戰爭和中東沖突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已讓他們意識到歷史研究無法僅僅停留在敘述主義層面,而需要與現實相結合。但細究之下,這一取向本身又包含著張力:若強調歷史研究與社會現實的結合,又如何保證其學術自主性,不致淪為政治的工具?對于這一棘手問題,與會學者多有踴躍發言,比如由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所組織或參與的幾場研討會,受到了較多關注。在其現任會長、荷蘭史家安通·德·巴茨(Antoon De Baets)組織、主持的“歷史學的未來”那一場,《歷史與理論》的主編伊桑·克萊恩伯格(Ethan Kleinberg)指出,史學的未來走向,應該改變從現在回顧過去的傳統模式,從而發展出一種面向未來的思維。波蘭學者艾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觀點類似,徑直建議開展“預見史學”(anticipatory history)研究的必要。但他們對如何實施以未來為導向的史學,沒能提出更為具體的建議。而與會的一位尼日利亞的學者則提問,如果史家一味追求預見未來、建議政策,那么或許會喪失歷史學本身的特性,使其與政治學無異。顯然,學者們對史學如何走向未來,尚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這一通過回顧史學發展來探討史學性質與功用的意向,似乎已激發了普遍的興趣,成為本次會議的一個突出特點。例如,墨西哥史學會組織了“當代歷史學家與公眾歷史論爭”的討論,芬蘭史家探討了“歷史學家的公眾專家角色:歷史視角”,日本歷史學會設有“共建史學:當代日本的學術與公眾參與”,韓國史家則組織了“邊緣中的集體自我想象:論現代韓國史學的百年軌跡”。此外,諸如“一切歷史皆為當代史?塞爾維亞與南斯拉夫史學及長時段視域下的當下主義”“65年回望貝爾格萊德:不結盟運動的歷史與史學新探”“婦女史、性別史與性史的研究與教學: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全球性反思”“歷史學的革命:法國大革命史學史百年”“20世紀與21世紀波蘭經濟史學成就的發展與影響”“城市史:過去、現在與未來”“半個世紀以來的拉丁美洲史學——阿根廷與烏拉圭的比較分析”等場次,則走出了以國家為單位的考察方式,從區域、流派、事件、跨文化比較等多重視角出發,對歷史學的性質與功用進行了專題性的反思與檢討。

以上述場次所見,雖然以國家為單位的史學研究仍然存在,但當代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已表現為突破近代以來以民族國家為視角書寫歷史的傳統,而毋庸諱言,這一探索以全球史的興盛為特征。本屆會議上,直接討論全球史發展與特點的專場有兩場,分別為“20世紀世界史、全球史的興衰起伏”與“2020年代重思世界史和全球史”。前場由米德爾主持,中國學者范鑫是發言者之一。此外,“人類學與歷史學:全球生存的交匯”“歐洲與‘他者’:歷史教育中的殖民與去殖民視角”“從地方、跨國與全球視角探析收養實踐”以及“旅游與遺產:愛恨交織的關系”等場次,均明顯采用了全球史的視角。其中對全球范圍“收養”與“旅游”議題的討論,也正體現了當今史家將歷史研究與現實生活相結合的實踐取向。還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史學會在本次會議上組織了“古代絲綢之路與文明互鑒”的討論,其主題和內容也毋庸置疑地呈現了全球視角。

走出民族國家的視角,不僅可以借助跨國或全球比較的方法,也可以探索與民族國家類似卻又有別的研究路徑。德文中“德國”或“德意志地區”為Deutschland,其中“Land”一詞便頗為耐人尋味,既含“國家”之意,又指“地區”或“邦域”。本屆會議上,“中歐與東歐史學在兩大轉變中的變化”一場討論了“Landesgeschichte”的概念,視其為一種介于國別史與地方史之間的書寫方式。若直譯為英文,可作“land history”,因“land”在英文中也兼有“國家”與“地區”兩重含義,而中文翻譯則相對困難一些。但毫無疑問,用Landesgeschichte的路徑寫作歷史,亦是當今史家試圖走出近代民族國家視角的一種嘗試。其特點在于呈現某一地區或國家的整體文化與地理面貌,與中國傳統的方志頗為近似,而淡化了政權更迭及其形式(例如從君主制、領主制到議會制)的改變。這一史學形式與德意志文化傳統關系密切(例如查閱維基百科可知,Landesgeschichte僅有德文詞條,尚無英文版本)。頗有意味的是,近代德國史學恰恰是國別史寫作的先驅,其代表蘭克一生便撰有多部民族國家史專著。因此,中歐與東歐史家對Landesgeschichte的嘗試,不妨視作對德意志史學傳統的一種改造與革新。

本次會議對史學史研究的重視,還體現在對新興史學流派與史學實踐的深入探究上。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探討并未局限于西方學界,而是突出了歐洲以外地區史學的獨特路徑。例如,拉美史家組織了“拉丁美洲的思想史學派?反思與未來挑戰”,以色列史家設有“百年猶太史學回望:以色列學派的興起”,印度史家則圍繞“歷史與史學中的水”展開討論,均為頗具特色的議題。婦女性別史作為戰后蓬勃發展的領域,近年來的進一步拓展在此次會議上亦得到充分體現。從本屆會議來看,由國際婦女史研究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Research in Women’s History)組織的專場采取了比較視角,將目光從西歐延伸至南亞、拉美等地區的婦女運動與權益議題。該會還與日本學者合作安排了題為“現代日本的性別、戰爭與責任:邊緣化與殖民化的經歷與記憶”的討論,探究日本女性在“二戰”及戰后時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指出其既是戰爭受害者,同時也承擔了殖民主義幫兇的戰爭責任。物質文化史是另一個新興史學流派,美國歷史學會為此組織了專場討論,內容主要關涉日常物品(食品廣告、銀釉茶壺、紀念戒指等)在女性生活中的情感關聯及其變遷,且主持人、評論人與發表人均為女性,再度體現出女性學者在史學界地位的顯著提升。

在當代史學發展的前沿議題中,數字人文與人工智能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亦獲得相當關注。“科技與歷史的構建”及“人工智能與史家技藝”兩場即為代表。后者由北京大學數字人文中心主任、歷史系兼職教授王軍參與組織,其發言介紹了中國學者在浩如煙海的古籍整理方面所開展的工作,引起了與會者的興趣。在上面提到的“歷史學的未來”一場中,澳大利亞學者瑪尼·休斯-瓦靈頓(Manie Hughes-Warrington)以其劍橋大學今年出版的新著《歷史學與人工智能》(Histor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為基礎,闡述了她對人工智能如何影響歷史研究與史學書寫的見解。

既然史學史受到如此廣泛的重視,此次會議對自身——即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百年歷程的回顧——也同樣安排了多場活動。瑞士伯爾尼大學的薩沙·扎拉(Sacha Zala)與法國留尼汪大學新科博士莉拉·澤勒(Lila Zeller)合作,編輯了《構建歷史學家的學術共同體》(Building an Oecumene of Historians)一書,收錄了自1926年該會成立以來的重要文獻(早期以法語為主),共計340件。澤勒的博士論文即以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為研究對象,在此次會議上,她與德國波鴻大學的諾貝特·法比安(Norbert Fabian)合著了《歷史學大會:新趨勢、理論討論與爭議》(Geschichtskongresse: Neue Trends, Theoriediskussionen und Kontroversen)一書。兩人還組織了題為“以CISH百年史為鑒,開拓歷史科學的未來之路”的專場,分別發表論文,評論人則由于爾根·科卡、安通·德·巴茨及筆者擔任。筆者的評論從蘭普雷希特對近代史學的挑戰出發,探討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各地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全球性趨勢。此外,另有一場以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為主題的專場,題為“史學的國際舞臺:CISH與20世紀歷史知識的塑造”。本次會議史學史的另一亮點,是宣布以思想史與史學史研究蜚聲國際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榮獲2026年國際歷史學獎,授獎儀式將于2026年10月在羅馬舉行。格拉夫頓的多部著作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其中《腳注趣史》一書言簡意賅地勾勒了歐洲近代歷史學走向科學化的歷程。

本屆會議尚未宣布下屆大會的舉辦地,巴西圣保羅是其中一個選項。如果成行,那將是繼2015年濟南之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第二次走進非西方國家。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這個選項本身就已經釋放出一個值得留意的信號——國際史學的重心正在緩慢但切實地發生轉移。從近年參會者的構成來看,拉美與亞洲學者的活躍度明顯上升,但非洲學者的聲音仍然相對薄弱。不過,形式的參與并不等于真正的對話。一個揮之不去的感受是:歐洲學者在發言中紛紛呼吁走出歐洲中心、擁抱全球視野,可一旦到了討論環節,他們對歐洲以外的歷史和史學傳統,了解仍相當有限。這種反差倒不是虛偽,更像是一種認知慣性——有心無力。這既是中國學者面臨的挑戰,也或許是一個機會——如何跨越語言、文化與學術傳統的界限,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下進行有價值的對話,將是未來繞不開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