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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的見證錄與救贖詩 ——論李修文《夜雨寄北》的抒情倫理與抵抗詩學
來源:《文藝風》 | 裴亮  2026年10月14日11:35

一、問題緣起:志“怪”何以有“情”?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中,李修文以其先鋒的創作姿態與古典的美學氣質占據著一個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位置。他的作品既承續著古典文學的深厚傳統,又以一種強烈的問題意識介入當代社會的精神困境。從早期《滴淚痣》《捆綁上天堂》對寫作題材的先鋒探索,到《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對人民美學的挖掘深描,十數年奔波于鄉野劇組與城市叢林之間的行走與思索,促使他不斷將自身的寫作置入時代的遭際之中,將對個體言說困境的書寫轉化為對群體命運的追問。這場漫長而深刻的主體探索之旅,最終在2024年迎來了長篇小說《猛虎下山》的成功回歸和《夜雨寄北》的相繼問世。兩部小說作品均在《花城》雜志“李修文專欄”中首發,其中《猛虎下山》因融合“傳奇”“志怪”的獨特美學而被學界視為對現實主義敘事的重要拓新。緊隨其后,專欄中的《夜雨寄北》《木棉或鲇魚》《靈骨塔》《記一次春游》四部中短篇則以《夜雨寄北》為總題結集出版。這些作品不僅成為他對抗沉默的精神標本,更孕育出一種打通古典與現代精神傳統、彌合個人與社會鴻溝、捕捉時代共同情緒的美學意識。正如李修文在訪談中談及這批連載作品對他的意義時所言:“毫無疑問,這批小說于我而言至關重要,它們讓我重新成為一名小說家,具體說起來,這批小說就是我向古典傳統資源學習之后的產物。”

在小說集的序言以及出版前后的公開演講中,李修文曾反復言及蒲松齡對其近年小說創作的重要影響,坦言《夜雨寄北》是“非常典型的受到《聊齋》影響的系列作品”,他“像蒲松齡一樣”來認知和處理當代的日常經驗,“走在了蒲松齡尚未走完的道路上”。這一宣告并非泛泛之論,而是指向一條清晰的精神譜系。他將蒲松齡從古典作家的封閉定位中解放出來,重新置于當代文學問題的視野之中,將其視為“中國最早促使小說向現代化轉型的人”。他指出蒲松齡“寫現實,也在寫被他裝置和處理過的現實”,因此其作品也具有“更加強烈的作者性和現代性”。這種識見超越了簡單精神繼承與形式模仿關系,實際構成了一種當代語境中對古典資源的“激活”與創造性轉化。

值得注意的是,李修文對蒲松齡的另一重要發現,是《聊齋志異》對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打通與拓展。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觀念中,“詩言志”是一個核心命題。而抒情“在現代文論里是一個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作為一種詩歌或敘事修辭模式,抒情不外輕吟淺唱;作為一種情感符號,抒情無非感事傷時”,因而“多以抒情為小道”。然而,李修文卻敏銳地指出蒲松齡的志怪書寫極大地拓展了抒情的可能性:

《聊齋志異》整整一部書都彌漫著一種“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氣息,只是,它所追憶的對象,并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廣大無邊的陽間塵世——這是蒲松齡非常厲害的地方:他站在陽間,又發明了一個來自陰間的觀望者視角,我們會不自禁地將自己帶入它們的視角……我們追憶的,我們懷念的,其實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生活。也由此,蒲松齡身上,具備著一種巨大的憐憫,所謂“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所謂“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這種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其實是被他打通了,經由他的打通,那些傳統才在小說面向現代性進行轉型的時候,依然成為了骨肉和筋骨,也正是因為他的憐憫之心,平凡的人間才會成為鬼怪們的眷戀之地,平凡的生活才別有情趣和生機。

這一論述觸及了中國文學的核心問題:抒情的對象和范圍如何界定?以編織鬼魅妖狐故事為中心的志怪小說,其抒情性如何成為可能?李修文認為蒲松齡通過獲得“妖狐鬼怪”的“死者/陰間”視角,使“此情可待成追憶”的對象從“某個具體的”個人轉向“廣大無邊的陽間塵世”。此觀點極為精辟地揭示了《聊齋志異》抒情性的獨特品格。傳統的抒情文學,往往以抒情主體的“自我”為中心,抒發的多是作家個體的情感體驗。即使是那些關注社會民生的文學作品,其抒情主體仍然是作為旁觀者、同情者或批判者存在的作家“自己”。而蒲松齡則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抒情方式:他讓那些在現實中無法發聲的存在——鬼魂、狐妖、亡靈——成為抒情的主體或載體。這些“非人”的存在,不再是單純的奇觀或異象,而是獲得了表達情感、講述故事的權力。這種視角轉換帶來了抒情范圍的極大拓展。當蒲松齡以鬼魂的視角來敘事時,他實際上是在為那些被歷史遺忘、被社會邊緣化的存在賦予聲音。《公孫九娘》中被冤殺的少女鬼魂,《嬰寧》中被遺棄的狐女,《小翠》中報恩的狐妖,她們都是傳統社會中無法發聲或被迫沉默的存在,蒲松齡卻讓她們在文學中獲得了表達的權利。

李修文明確指出蒲松齡“打通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使抒情的對象從個人轉向了更廣闊的世界。這一判斷的深刻之處在于,它揭示了《聊齋志異》抒情性的“政治”維度:它不僅僅是一種美學選擇,更是一種倫理立場。蒲松齡實際上是通過賦予邊緣存在以聲音而進行一種文學的“賦權”。而李修文在《夜雨寄北》的創作中也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抒情倫理。他的小說關注諸如下崗工人、北漂青年、過氣演員、困頓作家等被社會邊緣化的存在。這些當代社會的“失敗者”,在李修文的筆下獲得了表達自我的機會。蒲松齡筆下的妖狐鬼怪,在今天以“心魔”的形態重現。它們誕生的地方,是改制的工廠、殘存的爛尾樓、喧囂的直播間。書寫“心魔”,就是書寫時代的隱疾。在此意義上,李修文對蒲松齡抒情傳統的繼承,正是這一精神在當代語境中的延續。現有研究與批評多聚焦于李修文奇幻敘事的風格特征與古典資源的繼承,但對“奇幻”與“抒情”的內在關聯缺乏系統考察。更為重要的是,多數研究將李修文置于“抒情傳統”的接受者位置,忽略了他對傳統的選擇性激活和創造性轉化。有鑒于此,本文試圖追問的核心問題就在于:李修文如何將蒲松齡“志異以寄情”的傳統轉化為自己的創作方法?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李修文又如何將古典抒情傳統與當代歷史創傷相結合,形成一種抵抗歷史碾壓的獨特的敘事倫理與詩學功能。

二、誰在說話:“失敗者”的群像與“我”的共情倫理

李修文的小說世界常常聚焦于被時代洪流拋擲于邊緣的“失敗者”。有學者曾指出“李修文筆下的‘我’,是一個失敗者形象、一個受傷者的形象、一個落魄編劇的形象”。在對《夜雨寄北》展開細讀之前,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轉向一篇同樣重要卻被研究者忽視的文本——收錄于散文集《山河袈裟》中的《失敗之詩》。文中,作者以黃仲則、金斯伯格、郁達夫、辛波斯卡、博爾赫斯、里爾克、布羅茨基、元稹、辛棄疾、張籍、盧照鄰等一系列中外詩人為線索,整理出一條貫穿中西文學的“失敗者”譜系。李修文在談論筆下那些“失敗者”的命運與選擇時,其實也在談論自己。而這篇散文可以視作其創作觀的“元文本”之一,是他對自己筆下那些失敗者的哲學闡釋和美學宣言。

《失敗之詩》開篇即點題:“誰的一場塵世,不都是自己誤了自己?”這一設問將“失敗”從外在遭遇轉化為內在選擇:不是世界辜負了我們,而是我們自己誤了自己。李修文將筆鋒轉向更廣闊的人類圖景:“杜麗娘在牡丹下蘇醒,麥克白在閃電下奔跑,你以為他們難道不是一回事?都是失敗者。”湯顯祖筆下的癡情少女與莎士比亞筆下的野心家,在李修文眼中他們都被外在的情欲或權力驅使,都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夜雨寄北》中的四篇小說恰恰就書寫了一群不想卻終究被時代拋棄、被命運碾壓的“失敗者”:始終未能紅的演員馬豆芽、復仇失敗的妻子于慧、被投資人拋棄的創業者、患癌的“小三”郭小渝、修行失敗的和尚悟真。這些失敗者并非簡單地“失意”,而是他們的命運被嵌在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21世紀初互聯網金融泡沫等歷史轉折點,成為時代巨輪下的犧牲品。

《夜雨寄北》的主人公馬豆芽,是一個從南方藝校黃梅戲班畢業的北漂。她的經歷可謂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失敗史”:藝校畢業當不上演員,動物園倒閉,歌廳打工被逼下海,好不容易有機會拍戲卻因拒絕出賣小丹東而失去機會,簽約經紀人卻被算計,攢錢給兒子治病卻被騙,最后連兒子都差點被人販子拐走。《木棉或鲇魚》的主人公于慧,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退休護士。她的“失敗”比馬豆芽更具悲劇性:前夫小田,因為廠長老歐的命令下水撈魚而死,她嫁給老歐,是為了復仇。但所有謀殺計劃“食物投毒、陽臺玻璃、推倒風車”均告失敗,老歐反而在臺風中“渡劫”成功,身體痊愈。于慧的復仇不僅沒能成功,反而發現自己的復仇從一開始就在對方的算計之中。她的整個生命被利用、被消耗、被消解。《靈骨塔》中的三個主人公,是失敗者的眾生相。“我”被投資人拋棄、欠高利貸被打;郭小渝患癌、兒子不是林平之的;悟真被女出納糾纏、為錢冒險。他們都是被時代拋棄的人,在生存線上掙扎。三個失敗者在靈骨塔中相遇,為爭奪骨灰盒而僵持。但洪水來襲,他們最后什么都沒得到。

《失敗之詩》開篇即言“徹底的失敗者先行看輕的,是自己”。這種“看輕自己”的姿態,使他們的敘事區別于成功者的自傳。成功者講述自己的故事,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失敗者講述自己的故事,是為了看清自己。李修文筆下的“失敗者”,往往不是個人能力的失敗,而是結構性困境的產物。下崗、改制等一系列90年代以來的歷史進程,在人物命運中持續發酵,成為她們無法擺脫的宿命。小說中,作者通過第一人稱敘事,讓她們發出自己的聲音來講述自己的故事。第一人稱敘事不僅是一種敘述視角的技術性選擇,更是一種倫理立場和美學策略的集中體現。馬豆芽講述自己的故事,但她從不把自己塑造成英雄。她承認自己的軟弱,承認自己的失敗,承認自己曾經“為了錢”而動搖。于慧講述自己的故事,但她從不掩飾自己的“瘋癲”,不掩飾自己的“抑郁癥”。李修文巧妙運用“我”的在場敘述構建了一個既親密又疏離的觀察視點,引導讀者深入人物動蕩不安的內心,同時也通過其主觀局限性,制造了現實與感知的張力。這個“我”往往不是一個中心人物,而是一個觀察者、參與者,甚至是一個同樣深陷困境的邊緣人。

在小說《夜雨寄北》中,敘述者“我”(馬豆芽)的視角是整個奇幻故事得以成立的基礎。她與小丹東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人與動物的互動,而是一種深刻的共生與鏡像關系。“我”的觀察、感受和心理活動,將小丹東從一只普通的猴子,提升為一個承載了人性、欲望、掙扎乃至神性的復雜符號。故事伊始,當馬豆芽第一次見到小丹東時,正是她細膩的感知賦予了這個動物以靈魂:“它的那雙眼睛里,就算沒有眼淚,也像是有眼淚的樣子,叫人看過之后,心里也濕濕的。”這不僅是觀察,更是共情。讀者通過馬豆芽的眼睛,看到了小丹東如何從一只膽小怕事的猴子,逐漸演變為能威懾惡徒的“怪獸”,最后又在仙童寺中化身為法號“不塵”的修行者。這種敘事方式強制性地將讀者代入“我”的情感世界,與她一同對小丹東產生同情、困惑、恐懼與最終的悲憫。在《靈骨塔》中,“我”是一個為了還高利貸而鋌而走險的創業者。他的敘事將讀者直接拉入那個暴雨滂沱、危機四伏的夜晚。讀者通過“我”之眼,看到了那位名動江湖的大佬林平之背后的空虛與瘋狂,也看到了住持悟真和尚的貪婪與可憐。第一人稱在此超越了單純的敘事功能,它邀請讀者進入一個情感共同體,去感受那些被社會主流話語所遺忘的“他者”的痛苦,而這種共情姿態是其抒情倫理的基礎。

三、幻覺機制:不可靠敘事與真實性困境

第一人稱敘事的另一個關鍵特征是其本身隱含的“不可靠性”。由于敘述者視野的局限和情感的介入,其所呈現的世界必然是經過主觀篩選和扭曲的。李修文充分利用第一人稱“我”的“幻覺”敘事來構建其小說中“亦真亦幻”“虛實難分”的奇幻氛圍。《夜雨寄北》中,馬豆芽的“幻覺”敘事直接挑戰了現實主義對“真實”的單一理解。在馬妃店經歷爆炸、追捕、海上逃亡后,她懷疑這一切都是“幻覺”:

許多時候,我都懷疑,盡管我明確無誤地去過那個叫作馬妃店的地方,但是,在那里,我真的遇見過小丹東、薩默又或二領導嗎?還是說,那艱難又虎口脫險的一夜,不過是我為了對付我實在無聊的生活,在一次眩暈和昏倒之后給自己硬生生造出來的太虛幻境?

這種自我質疑,使她的敘事者身份變得“不可靠”。但更復雜的是,馬豆芽的“幻覺”與“真實”無法截然分開,文本在“真實”與“幻覺”之間游移。《木棉或鲇魚》中,于慧的“眩暈”狀態是其敘事不可靠性的核心特征。“她的頭疼得厲害,也暈得厲害”“世間萬物,仍在忽遠忽近、忽明忽暗”“她的眼前,還有她的腦子里,全都又只剩下了一塊白煞煞的電影幕布”。這些描寫不僅刻畫了人物的生理狀態,更隱喻了其精神世界的混亂與創傷。于慧的幻覺敘事不是逃避現實,而是對現實的另一種解讀:在幻覺中,她完成了現實中無法完成的復仇;在幻覺中,她找到了與小田的情感連接;在幻覺中,她得以表達對老歐的憤怒與絕望。李修文通過這種“不可靠敘事”,使抒情主體獲得了更大的敘事自由與表達空間,從而能夠更深刻地揭示人物內心的復雜性與時代創傷的深刻性。

《靈骨塔》中的“我”,在被悟真一拳打暈后,醒來發現塔內煥然一新,“一時之間,我瞠目結舌,這如夢似幻的眼前所見,幾乎讓我錯亂”。隨后展開的與郭小渝、悟真的對話,以及骨灰盒唱歌的奇幻場景,都可能發生在夢中。但李修文通過讓三個敘事者交替講述,相互補充、矯正對方的認知,形成了多重視角互補的敘事結構。“我”講述林平之投資失敗的經過,郭小渝透露自己與林平之關系的真相,悟真則坦白自己為湊錢而做法事的動機。通過這種互文,讀者得以拼湊出更完整的歷史真相——林平之的死亡不是意外,而是資本泡沫破裂后的必然結局;郭小渝的患癌不是偶然,而是社會結構性暴力的產物;悟真的修行失敗,更是當代宗教與資本關系的縮影。這種“不可靠敘事”與“多重視角互補”的結合,打破了傳統全知全能敘事的霸權,為失敗者提供了平等發聲的場域。在《靈骨塔》中,三人輪流敘事,相互質疑與補充,使抒情主體在對話中確立自身的真實性與合法性。這種敘事結構的設置,體現了李修文對“誰在說話”這一敘事倫理的深刻思考:當失敗者無法在現實世界獲得話語權時,他們在幻覺中講述自己的故事,是否也具有某種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修文的小說世界中,“幻覺”遠非簡單的精神失常癥狀,而是一種被精心設計的“幻覺機制”。它既是情節的推進器,更是作家“以奇幻回應現實”的核心藝術手段。這一機制的運作,使得那些不可見的歷史創傷、無形的情感壓力和潛在的社會矛盾,以一種可見、可感的怪誕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

《夜雨寄北》中的猴子“小丹東”是理解李修文幻覺機制的最佳范本。小丹東的形象是流動不居、充滿矛盾的。它最初是通州動物園里一只膽小的猴子,后來成為影后青姐的寵物“薩默”,再變成馬妃店傳銷江湖中的“二領導”,最后又成為仙童寺里的“不塵”和尚。這種身份的不斷變幻,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超現實色彩。小說的幻覺機制體現在,敘述者馬豆芽的凝視和情感投射,賦予了小丹東越來越多的人類屬性,甚至神性。當小丹東為了救她,在KTV包房里拿起水果刀時,馬豆芽看到的是:“小丹東齜著牙,咧著嘴,怒視著對方,全不是怯生生的樣子,反倒活似一只從恐怖電影里跳出來的小小怪獸”。而當她為了演藝前途將它送走時,幻覺機制達到了一個高潮——她在拍一場戰爭戲時,陷入了完全忘我的境地:“在我眼前落下,不僅沒讓我害怕,反倒叫我的全身都被仇恨充滿,都快將牙齒咬碎……在這短短的一場戲里,我就像過了一輩子。”此時的馬豆芽,與小丹東一樣,都完成了某種“變形”:猴子變成了人,而人則在表演的幻覺中體驗了另一種人生。小說中最具奇幻色彩的場景,莫過于仙童寺后山的一幕。當人販子拐走馬豆芽的兒子時,是兒子畫紙上的小丹東幻化成真身,嚇退了歹徒。此時的不塵和尚,“精氣四溢,不怒而威,滿身油亮的毛發都在證明著它的年輕和利落”。但當馬豆芽再回頭時,整座仙童寺都消失了。不塵和尚究竟是真實存在的,還是馬豆芽在絕望中產生的守護神幻覺?文本給予了模棱兩可的暗示。幻覺不再是現實的對立面,而是揭示了更深層次的“真實”:對于馬豆芽這樣一個屢戰屢敗的單親媽媽,她需要一種超越凡俗的力量來支撐自己,而這力量無論真假,都真實地作用于她的生命。

《木棉或鲇魚》的幻覺機制與“歷史創傷”這一主題緊密相連。小說的核心意象臺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充滿暴力與混亂的幻覺發生器。它不僅是現實中的氣象災害,更是一種心理與歷史的能量場,能夠將壓抑在人物潛意識深處的記憶與情感全部攪動起來。于慧的幻覺,直接源于兩段無法化解的創傷:一是她與小田的過往,特別是那個霜降之夜,小田為了替工廠領導捕撈白甲魚而溺死在水庫里的慘痛記憶;二是她對老歐的恨,她堅信是當年作為廠長的老歐下達了那道催命的任務。這些創傷并未隨時間消逝,而是化身為糾纏不休的幽靈。在臺風降臨的海島上,于慧與早已死去的小田重逢了:“化成灰,她認得他;化成灰,他也認得她。”他們一起密謀殺死老歐,但幾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最離奇的一幕發生在民宿的餐廳里,老歐吃下劇毒的鲇魚后非但沒死,反而“返老還童”,偏癱的右側身體也完全恢復。這種超現實的情節,只能是于慧內心極度渴望(老歐死去)與極度恐懼(老歐無法被殺死)交織下的幻覺產物。小說的結尾徹底揭露了幻覺機制的存在。于慧醒來,發現滿地狼藉,而電視里正播報臺風將至的新聞。之前的一切——包括小田的復活、老歐的“八十一難”、鲇魚的劇毒與神奇功效——都可能只是她在臺風天的狂想。這個結尾精準地捕捉到了創傷記憶的特征:非線性、碎片化、強迫性重復。于慧不是主動回憶過去,而是被過去所“侵入”。在幻覺中,她完成了復仇,也重溫了與小田的愛情,但這些最終都“化為了烏有”。幻覺機制讓讀者親身體驗到,對于于慧而言,現實與幻覺的邊界早已模糊,唯有創傷是真實的。

《靈骨塔》的幻覺機制更多地與特定的環境、氛圍以及人物的極端心理狀態相關。故事的核心場景被洪水圍困的寺廟及靈骨塔,本身就是一個與死亡、記憶、罪惡緊密相關的象征空間。漫天大水的情節設置具有強烈的末日感和奇幻感。當靈骨塔在洪水中傾倒時,小說寫道:“我們身后的塔中,幾乎所有帶著唱歌功能的骨灰盒們,在《假行僧》的帶領下,一個個全都唱了起來。”骨灰盒唱著《心雨》《請跟我來》等流行歌曲,在洪水里漂流,這一幕充滿了荒誕的魔幻色彩。在如此極端的環境下,人物的感知被扭曲,理性讓位于非理性。敘述者“我”的罪疚感、對被發現的恐懼、對死者亡靈的敬畏,都轉化為具體的幻聽或幻視。他聽見塔中有粗重的喘氣聲,感覺到一股“蠻力”在與他作對,這些都可以被解釋為他在承受巨大道德壓力時產生的幻覺。靈骨塔,作為存放逝者骨灰的場所,是記憶和過去的實體化。當“我”潛入其中,“我”面對的不僅僅是成百上千的骨灰盒,更是無數沉睡的靈魂和故事。這種強烈的死亡在場感,足以誘發人的非理性恐懼和超自然聯想。這里的幻覺機制,是一種由環境、行為和心理狀態三者共同催生的氛圍性幻覺。它將現實場景轉化為一個哥特式恐怖故事的舞臺,從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內心的罪與罰。

《夜雨寄北》小說集中的幻覺機制雖表現形式各異,從具象的“人-猴”變形,到抽象的創傷記憶重現,再到氛圍性的環境心理暗示,但其核心功能是統一的:它們都是通往人物精神深淵的通道,是現實世界在不堪重負時迸出的裂隙。從這些裂隙中,我們得以窺見被理性、秩序和日常表象所掩蓋的、更殘酷也更真實的生存景觀。失敗者的“幻覺”敘事并非虛假,而是對主流歷史敘事的抵抗與重構。在《夜雨寄北》中,猴子小丹東的“人形之器”身份,使馬豆芽無法完成的抗爭得以實現;在《木棉或鲇魚》中,臺風的雙重命名使于慧的復仇幻想獲得了可能;在《靈骨塔》中,骨灰盒播放的《假行僧》歌詞,則使三人漂流中的身份迷失與資本暴力下的生存困境獲得了集體性的抒情表達。通過這種“不可靠敘事”,李修文讓失敗者在“真實”與“幻覺”的游移中,建構了一種抵抗歷史碾壓的抒情方式。

四、歷史剩余:未完結的創傷與無法告別的過去

李修文曾在訪談中主動談及《木棉或鲇魚》與《猛虎下山》的承繼關系:

《木棉或鲇魚》其實是《猛虎下山》的一個延續。為什么寫這個小說呢?我在三亞開劇本會的時候,看見一個老太太在海灘上跳廣場舞,她一邊跳,一邊指責她的丈夫,說當年他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死活讓她下了崗。這一幕一直挺刺激我的——《猛虎下山》里劉豐收的老婆,要是在他消失之后又嫁給了廠長會怎么樣?我越是琢磨,就越是覺得歷史的未完結,我們以為它結束了,實際上并沒有,當個人的變形達到一定的規模,或者說當變形成為一類人的普遍命運的時候,歷史的變形就發生了。事實上,只要劉豐收的老婆還活著,人的變形就將繼續,歷史的變形就還將繼續。

不獨《木棉或鲇魚》如此,全書四篇小說貫穿同一精神內核:歷史的未完結,使變形成為持續的當代癥候。四篇小說中的人物命運與90年代以來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關。下崗、改制、高利貸、詐騙等歷史創傷,在小說中沒有被“解決”,而是以“未完結”的方式持續存在。那些被主流歷史敘事所遺忘、壓制或無法消化的個人記憶、群體創傷和時代陣痛,成為人物的“幻覺”的深層來源,也成為文本無法告別的“歷史剩余”。

《夜雨寄北》背景設定的通州“漫無邊際的拆遷區”,是“歷史剩余”最直觀的物理空間體現。小說開篇即描繪了這樣一幅景象:“因為一直在拆遷,街道和店鋪,小工廠和城中村,全都被拆得七零八落,即使大雪紛飛,也遮掩不住它們在漫天雪霧里顯露出來的巨大凄涼。”這里是城市化進程中被拋棄的“殘骸”,是過去的居住模式、社區關系和生活記憶的墓地。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如馬豆芽和她的鄰居們,同樣是社會變遷中的“剩余者”或“失意者”。他們中有改行唱新聞的豫劇演員,有倒閉的動物園飼養員,有在歌廳里掙扎的陪唱女。猴子小丹東的出現,正是這一“剩余”狀態的戲劇化象征。它來自東南亞的婆羅洲島,落腳在遼寧丹東,最后流落到北京通州,本身就是全球化與本土變遷中一個被不斷轉手的“商品”。當動物園倒閉,老板撞死在詩碑上,所有動物都被變賣,唯有小丹東逃了回來,和馬豆芽一起成為這片廢墟上的“剩余者”。小丹東后來在馬妃店成為傳銷江湖的“二領導”,這本身就是對人類“成功學”秩序的一種戲仿和反諷。無論是小丹東,還是馬豆芽,抑或那些被騙得血本無歸的受害者,他們共同構成了被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甩下的“剩余物”。他們的故事,就是一曲關于“歷史剩余”的悲歌。

《木棉或鲇魚》則聚焦于時間維度上的“歷史剩余”。小說的核心沖突源于一段未被解決的過去,一份深埋的“歷史創傷”。這場臺風被命名為“木棉”,但又有人稱之為“鲇魚”,這種命名的不確定性,暗示了歷史記憶的模糊、易變和被爭奪的本質。小說中的復仇情節,正是“歷史剩余”最激烈的表征。于慧對老歐的恨,并非僅僅源于個人恩怨,更是源于二十年前國企改制那段宏大而殘酷的歷史。老歐,“作為國有機械廠的廠長,他雷厲風行,一手主導了企業改制,幾乎一夜之間,他讓兩千多工人下了崗”。而于慧的亡夫小田,正是那些被時代巨輪碾過的工人之一。他為了給來廠視察的“大人物”捕撈白甲魚而溺死,這個事件本身,就是權力對個體生命無情剝奪的隱喻。于慧在幻覺中一次次試圖殺死老歐,正是那些被強行“下崗”、被犧牲的一代人,在想象中對歷史進行的清算。于慧的復仇,因此超越了個人恩怨,成為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復仇。李修文在此探討的是,當一個時代的創傷沒有被充分言說和哀悼時,它就會化為一種不斷循環的詛咒。

《靈骨塔》通過一個看似私人的偷盜骨灰盒事件,觸及了更廣闊的社會歷史層面,特別是關于資本原始積累中的“歷史剩余”。故事中的關鍵人物林平之,是一個典型的草莽英雄。他的發家史充滿了血腥和原罪:“大學還沒畢業,他就開始做起了生意……租了大貨車去跑運輸搞物流,那可是拿拳頭和性命才能做起來的生意。果然,沒過多久,他就因為尋釁滋事罪被判入獄了兩年。”他與地方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的企業“入不敷出、四面漏風”,全靠從外地銀行貸款維持。他表面上義薄云天,實際上已經精神崩潰。林平之死后,他的骨灰盒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這爭奪,表面上是利益糾紛,實質上是對其背后那個由資本和權力構建的“歷史”的爭奪。郭小渝想用它為兒子爭取遺產,創業者想用它要挾林平之的遺孀繼續投資,悟真和尚想偷走它去賣錢以填補被情婦勒索的無底洞。每個人都想從林平之這個“剩余物”中分一杯羹。洪水最終沖毀了靈骨塔,那些會唱歌的骨灰盒在洪水中漂流,這一幕象征著被壓抑的“歷史剩余”如同失控的洪水,最終沖垮了由金錢和權力構筑的虛偽堤壩,將所有骯臟與貪婪暴露于天光之下。

小說集從不同側面描繪了“歷史剩余”的存在形態:它既可以是城市化進程中被淘汰的空間和人群,也可以是未能愈合的集體創傷記憶,還可以是資本原始積累中隱藏的罪惡。李修文通過他奇幻而又現實的筆觸,讓這些歷史的“幽靈”在他的小說中獲得了形態與聲音。歷史的創傷不是被“封存”的記憶,而是以“未完結”的方式持續存在的“剩余”。這些“剩余”通過抒情的方式獲得了轉化:從歷史的暴力轉化為情感的尊嚴。在《夜雨寄北》中,抒情主體通過“變形”(人化猴)獲得了表達歷史創傷的合法性;在《木棉或鲇魚》中,抒情主體通過“幻覺”(人化鬼)獲得了超越歷史暴力的可能;在《靈骨塔》中,抒情主體通過“瘋癲”(人化瘋子)獲得了批判資本邏輯的力量。通過這種“歷史剩余”的抒情轉化,李修文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回應時代精神困境的新路徑:不是提供解決方案,而是讓失敗者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幻覺”中保存最后的人性。

五、抒情救贖:在“志怪”傳統中重建“抵抗”詩學

盡管李修文的小說世界充滿了荒誕、暴力與絕望,但他并非一個虛無主義者。在他的作品深處,始終流淌著一股源自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王德威認為這種傳統能夠“在惘惘的威脅中,文學——感興,明志,抒情——是抵抗黑暗的唯一方法”。事實上,李修文也說過“在這世上走過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時刻的尊嚴”。因而他注重通過共情與悲憫來觀照人世間的苦難,為他筆下那些在深淵邊緣掙扎的人物,賦予了一種“人生絕不應該向此時此地舉手投降”的信念,提供了一種“抒情救贖”的可能性。

在《夜雨寄北》的結尾,馬豆芽與不塵和尚(小丹東)的關系達到了一個悲劇性的高潮,但也在其中閃現了救贖的微光。小丹東最終的命運是悲慘的,它無法真正融入人類社會,也回不到純粹的動物世界。然而,在整個過程中,馬豆芽對它的情感從最初的好奇、利用,逐漸深化為理解、同情乃至一種超越物種的愛與責任。小說的題目本身就蘊含著救贖的密碼。李商隱的詩句“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表達的是對未來重逢的期盼。在小說中,這首詩成為小丹東和馬豆芽之間唯一的“語言”,是他們在絕境中相互辨認的暗號。當小丹東被影后的手下抓走時,它嘶喊著背詩;當它在KTV里保護馬豆芽時,它背詩;當它作為“二領導”在馬妃店的雨夜逃亡時,它最后留下的,依然是這首詩。詩歌,在此成為超越物種、超越利益的情感紐帶。馬豆芽最終在仙童寺后山送別不塵時,完成了她的救贖。她意識到,自己從未真正擁有過小丹東,他們只是在彼此的生命中路過,卻給予了對方最深刻的慰藉。當她看著不塵走入密林深處,感到“身前身后,都是說不盡的郁郁蔥蔥”,她聞到了“鮮花的味道,聞見了草籽的味道”,卻唯獨聞不見猴子的味道。救贖并非來自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是來自她重新找回了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并在這共情中獲得了內心的平靜。這種基于悲憫的深刻共情,就是李修文提供的“抒情救贖”。它確認了在冷酷現實中,人與萬物之間建立情感聯結的可能性與價值,這種聯結本身,就是對抗異化與絕望的最有力的武器。

《木棉或鲇魚》的救贖之路更為曲折和黑暗。小說的核心是復仇的循環,而復仇本身是一種毀滅性的力量。然而,小說通過“一場一場的幻覺”,讓報復的進程“輪番上演又互相抵消,最后化為了烏有”。救贖并非來自復仇的成功,而是來自在無盡的幻覺中,對復仇行為本身的徹底勘破。當于慧在幻覺中經歷了所有復仇的可能:推倒風車、換掉玻璃、劇毒鲇魚并目睹了老歐的“不死之身”后,她最終陷入了徹底的虛無。她意識到,老歐也不過是歷史洪流中的一枚棋子,他同樣被自己的“八十一難”和“悉達吠陀”所困。在幻覺的盡頭,于慧看到了當年水庫上的真相:小田早已溺死,一切無可挽回。復仇的欲望燃盡之后,剩下的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虛空。小說的結尾,于慧在幻覺重置后,依然選擇“將大半瓶的藥倒進了嘴巴”,然后沖出民宿,奔向碼頭,奔向那個即將到來的、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老歐。這個結尾是悲壯的,但也蘊含著一種毀滅性的救贖。她在奔跑中“想起了更多當年的味道”。她或許永遠不會停止與幻覺和抑郁癥的斗爭,但至少在這一刻,她選擇了奔向大海,奔向記憶,而不是徹底沉淪。抒情性體現在李修文對這一痛苦過程的細膩描摹,他不是在道德上評判于慧的復仇欲望,而是以一種悲憫的眼光,展示她如何被這種欲望所囚禁,并最終如何在欲望的燃盡中獲得一種虛無的平靜。這種放下,雖然代價慘重,但也是從歷史的詛咒中獲得解放的唯一途徑。

在《靈骨塔》中,抒情救贖體現在對“儀式”的重建上。偷盜骨灰盒,本身是一個反儀式的、褻瀆神圣的行為。但故事的結尾,骨灰盒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場暴雨和洪水中的追逐與漂流,本身成為一場意外的祭奠儀式。當創業者、郭小渝、悟真和尚三個人抱著那個假的骨灰盒在洪水中漂流時,他們經歷了生死。最終,骨灰盒被洪水卷走,消失不見。而他們,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他們站在韋馱殿的屋頂上,看著那個骨灰盒漸漂漸遠,“就像是被哪個孩子玩丟了的玩具,毫無怨懟之心,只是安靜地起伏與漂蕩;又像是一只找不到家的寵物,多少有些無辜,卻好好地蜷縮下來,等待著主人前來找回自己”。這一刻,仇恨、貪婪、算計都被洪水暫時洗凈。三個人不由自主地跟著骨灰盒里傳來的崔健的《假行僧》唱了起來:“我要從南走到北,我要從白走到黑,我要人們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誰。”這歌聲,在華嚴殿傳來的誦經聲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悲愴而又莊嚴的儀式。他們唱的既是林平之的一生,也是那些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偽裝、不得不拼命的邊緣人的一生。通過這一場由洪水、歌聲和死亡共同完成的儀式,他們對林平之的骨灰,也對自身的罪與罰,完成了一次鄭重的“安頓”。李修文的抒情筆觸,賦予了這末日景象以一種古典悲劇的莊嚴感。在洪水滔天中,一群失敗者為另一群失敗者唱響了挽歌,這種行為本身就帶有對抗虛無的悲壯,從而獲得了一種詩意的升華與救贖。

在《夜雨寄北》中,抒情與奇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共同構建了小說的美學世界。奇幻敘事并非目的,而是抒情的媒介。猴子小丹東的“說話”能力象征著被壓抑的主體性在奇幻敘事中的釋放,而詩作則成為跨越物種、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情感紐帶。在《靈骨塔》中,綠松石骨灰盒的爭奪戰看似荒誕,實則揭示了當代社會中資本、權力、生死的復雜關系。而《假行僧》歌詞的出現,則使這種荒誕獲得了抒情的深度與歷史的重量。李修文的奇幻敘事不是逃避現實的幻想,而是以更深刻的美學方式回應現實問題,使抒情能夠穿透表象,觸及更深層的真實,從而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抒情與志怪融合機制。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通過奇幻敘事為抒情提供更廣闊的表達空間與更豐富的美學形式,使抒情能夠穿透現實的表象,觸及歷史的創傷與人性的深度。在這一機制中,抒情不再是簡單的個人情感宣泄,而是成為抵抗歷史暴力、保存人性尊嚴的文學策略;奇幻也不再是獵奇的幻想,而是成為揭示真實、重構歷史的敘事裝置。這種融合使李修文的作品既具有古典志怪的韻味,又承載了深刻的現代性批判,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

六、結語:失敗者之“詩”與“思”

《失敗之詩》中有一段話,可以看作李修文對“失敗”的終極闡釋:“詩,笑,肉體,命運,這些初生的又被摧毀的,這些相互纏繞又相互抵消的,在你們面前,失敗,才是最后的、唯一的完整。”誠如所言,失敗不是被摧毀,而是摧毀本身;不是被抵消,而是抵消本身。在一切被摧毀、被抵消之后,失敗存留。因此,失敗是“最后的、唯一的完整”。

李修文的小說寫的就是這種“完整”:失敗者的完整,被摧毀者的完整,被抵消者的完整。馬豆芽的完整,在于她始終未能成為演員,卻始終沒有放棄講述。于慧的完整,在于她始終未能殺死老歐,卻始終沒有忘記小田。三人始終未能拿到骨灰盒,卻始終沒有放棄掙扎,最后在洪水中同舟共濟。《失敗之詩》的結尾,李修文引用羅伯特·勃萊《在多雨的九月》獻給世間所有的失敗者。這首詩的結尾說,在失敗的盡頭仍然有詩,仍然有感激,或與李修文的小說相通。正如小丹東在海上逃亡時背起《夜雨寄北》,正如三人在洪水中唱起《假行僧》,正如于慧最后想起船上的溫存。失敗者無法改變命運,但可以在詩、歌、記憶中保存最后的人性,這就是“失敗者”抵抗詩學的核心價值。

李修文的“抒情救贖”不是一個廉價的“光明尾巴”。它根植于對人性復雜性的深刻洞察和對人類苦難的無盡悲憫。他繼承了蒲松齡的“志怪”外殼,卻注入了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更為深沉的抒情內核。他沒有停留在對奇聞異事的獵奇式書寫,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診斷現代人精神病癥的深刻寓言。通過第一人稱的悲憫凝視,通過對幻覺與歷史幽靈的勇敢書寫,李修文最終指向的,是在一個歷史轉折的危機時代,個體如何通過情感的聯結、記憶的和解與儀式的重建,為自己破碎的靈魂找到一片小小的棲息地。這里的“抒情”不僅是一種風格,更是一種方法,一種在廢墟之上重新發現人性尊嚴與希望的文學方法。他的作品證明,在看似最荒誕不經的故事中,可能隱藏著最沉痛的現實;在最卑微渺小的個體身上,可能承載著最厚重的歷史。李修文的創作實踐既是對蒲松齡“志異以寄情”傳統的當代轉化,也是對當下文學如何面對歷史創傷與人性尊嚴的深刻思考。通過《夜雨寄北》,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文學抒情傳統在當代語境中的活力與可能性,也得以思考文學如何在“奇幻”與“現實”的邊界上,為人們提供情感的出口與精神的棲息地。這種思考不僅關乎文學本身,也關乎我們如何在復雜的時代中尋找自己的聲音與位置,使文學能夠于荒誕中涵養詩意,使失敗者在絕境中找到尊嚴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