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繼長篇小說《喜上眉梢》:“鄉村”為什么需要“喜劇”
近年來,鄉村振興是小說創作的熱門主題,但其中優秀作品的數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文學批評界也一直在思考相關問題,期待能找到“破局”之道。
相關題材的影視創作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示。即便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大文學觀之重要,但真正能在創作和研究層面打通文學與影視等不同藝術形式之間觀念壁壘的嘗試還不夠多。或者說,嘗試踏足影視的作家、學者不少,但能反過身來給文學界帶來影視領域想法和經驗的人還不夠多。
從這個角度看,張繼和他入選“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長篇小說《喜上眉梢》具有較為特殊的意義。
“鄉村”與“喜劇”
張繼在20世紀90年代至世紀之交,已經創作出了《村長與魚》《去城里受苦吧》等一批文學作品。但他不僅是作家,其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編劇。
張繼的《村長與魚》在1997年被改編為電影《惹事生非》,一年后被趙本山看到。1999年,趙本山主演、張繼等編劇的電影《男婦女主任》上映后,一舉斬獲華表獎、百花獎等多項大獎。從此,張繼與趙本山開啟了長達十余年的合作,為鄉村題材敘事藝術貢獻出一批優秀作品。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現當代小說史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鄉土文學史。從魯迅、茅盾、老舍到趙樹理、孫犁、周立波、柳青,再到路遙、陳忠實、莫言,這些重要作家的創作都與鄉村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然而到了張繼與趙本山合作的這段時間,情況卻在發生變化。文學領域的鄉村敘事走向“挽歌化”,城市敘事開始在“60后”“70后”作家筆下崛起。影視領域情況也近似,相比同時期的《泰坦尼克號》(1998)等好萊塢電影,《不見不散》(1998)等城市喜劇興起。《男婦女主任》等鄉村題材雖然能得到主流獎項的認可,但在院線、票房的層面上明顯缺乏競爭力。那一時期鄉村在文化層面的境遇,和其在社會、經濟層面遇到的挑戰是同構的。從這個角度看,張繼與趙本山,文學界與曲藝、影視界圍繞鄉村題材的合作與“轉敗為勝”,就顯得格外有研究的價值。
2006年趙本山等主演、張繼編劇的電視劇《鄉村愛情》開播。這一“現象級”的作品系列由此開啟。如果說在90年代末,鄉村題材在大眾文化領域還無法與根源于城市的作品抗衡,那么到了2014年,鄉村系列第七部作品《鄉村愛情圓舞曲》在網絡觀看量上超過當時的熱播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則意味著由趙本山和張繼等創作者聯袂開發出的表達范式,真正經受住了現代化、世界化與市場化、網絡化的挑戰。
這種范式是什么?——不是“鄉村”與“愛情”的組合,而是“鄉村”與“喜劇”的結合。
“喜劇”型人物形象
張繼的這部《喜上眉梢》原名《驢的喜劇》,講的是由一頭驢、幾家人的意外、巧合組成的喜劇故事。小橋村村民馬廣田和王有才是死對頭,馬廣田的兒子馬六甲與王有才的女兒王小花卻是戀人。在歡喜冤家的背景下,一頭驢的生與死串聯起小橋村建設養殖場、肉食加工廠,以短視頻新媒體宣傳文旅的鄉村振興之路。
看上去很常規的鄉村故事,被張繼寫出了不一樣的味道,其關鍵在于小說以喜劇甚至鬧劇的形式,塑造了馬廣田、王有才、何大炮、姚瘸子等形象。這些形象可以說是渾身“缺點”,比如馬廣田經常去兒子工作的單位門口撒潑,只為讓兒子滿足自己的無理要求;動輒在電話里嘮叨辱罵兒子長達數小時,想到可以要挾、拿捏兒子的話還會得意地哈哈笑。這種形象讓人又恨又無奈,但滑稽、作繭自縛的樣子偏偏極為吸引眼球。這些“60后”“70后”形象身上,很明顯有謝廣坤、劉能、趙四的影子——那是張繼在《鄉村愛情》中和唐鑒軍、王小利等東北演員共同塑造出的精彩形象,他們共同支撐著今天的鄉村故事。
這種讓人又笑又恨的形象在鄉村敘事中占據重要地位,有其歷史邏輯與現實原因。與魯迅同時代的鄉土文學作家們早就意識到,站在啟蒙立場上對鄉村展開批判,與幽默的效果之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而趙樹理大概是較早用大量作品印證這一點的作家。三仙姑、二諸葛、小腿疼、吃不飽,那些詼諧的“中間人物”相比小二黑等正面人物,有著更長久的藝術生命。
到了十七年文學階段,鄉村敘事的政治功能格外凸顯,作家不僅是在描寫與呈現鄉村的現實,更是在論證與預言鄉村的未來。柳青在《創業史》中塑造梁生寶這種“新人”形象,其中大概蘊含著這樣的想法——如果人人都像梁生寶一樣,鄉村的集體經濟道路就走通了。然而在現實主義的基調上,小說必須用極具現實感的配角來襯托超現實的主角,尤其是像“蛤蟆灘三大能人”這樣的反面人物。
從柳青開始,除非像路遙那樣讓農民從鄉村走進城市,否則只要是作家想寫一個在地化的、現實感強烈的“新人”故事,就注定要投入比塑造“新人”更多的巧思去塑造“舊人”或“壞人”。只有后者立住了,前者才有可能被信賴。
文學如此,影視也是一樣。比如在由趙本山等主演、何慶魁等編劇的電視劇《劉老根》(2002)中,農民企業家形象得以成立的關鍵之一就在于馮鄉長、胡科長這些“壞人”塑造得足夠精彩。
然而時代在發展,鄉村在變化,這種模式難以一成不變地持續下去。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故事里,不太可能再出現一個壞事做盡的胡科長,但鄉村“新人”們的故事還要講下去,怎么辦?
傳統文學習慣塑造苦情的基層干部形象,絕大多數在讀者層面屬于“吃力不討好”。影視界則走另一條路——讓政治、經濟層面的“壞人”悄然退場,再讓世情、倫理層面的“壞人”粉墨登場。當觀眾代入街坊鄰里的視角,被這些小丑型人物的鼠目寸光、反復無常逗笑,正面人物的故事也就一并被接受了。這就是《鄉村愛情》中謝廣坤、劉能、趙四發揮的作用,他們“外插花”“灑狗血”,才托住了子一輩如謝永強、王小蒙等人的鄉村振興故事。《喜上眉梢》中的馬廣田、王有才也是一樣,用自己充滿喜感的“表演”撐住了馬六甲、王小花等后輩的“創業史”。
“喜劇”的現實感
從五四新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到新時期文學,鄉村敘事經歷了“悲劇”“正劇”的階段,“喜劇”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階段?且不說歷史與藝術規律,近年來隨處可見的喜劇綜藝、脫口秀,或許正說明這是個渴望“笑”的時代,鄉村振興作為時代的主旋律,很可能也需要融入“喜劇”這種藝術表現形式。
“鄉村”與“喜劇”的結合并非無懈可擊的“版本答案”,其中也還蘊藏著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喜上眉梢》享受了馬廣田這種喜劇人物帶來的便利,就要消解其“副作用”,比如父輩性格在子輩身上的延續問題。
任何現實家庭中父母的性格都可能以不同形式延續到子輩的身上。當年《創業史》在處理兩代人的斷裂時,有意將梁生寶寫成梁三老漢的養子。但這種割斷血緣關系的套路不可能每部作品都用,像馬廣田這樣“可恨”的父親,與馬六甲這樣“可愛”的孩子之間,需要一種合理、自然的轉換。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即將馬廣田身上的自私自利、撒潑打滾、不顧顏面、喜怒無常等傳統意義上的負面性格,藝術性地轉化成馬六甲這一代人在經營現代化企業時需要的品質?雖然《喜上眉梢》沒有寫到這些,但閱讀的過程中我會幻想,一個有知識、有文化、有抱負的馬廣田,是否會成為生意場上極為難纏的對手?進而在利益和資本的博弈中,他是否也能像面對鄉鄰或家庭那樣占盡便宜、無往不利?這種轉換如果處理得當,可能會相當精彩,新的美學和風尚也可能因此出現。
到時候馬廣田便不再是馬廣田,馬六甲等新一代農村創業者的面貌也將更加真實可信。目前似乎還沒有鄉村題材創作這樣寫,我期待張繼及更多的創作者能在這方面作出嘗試。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發展研究處副處長、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