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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讀書學習是立身之基:《論語》所記孔子評學生
來源:光明日報 | 徐正英  2026年10月13日09:04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共列孔子弟子77人,其中31人見于《論語》、28人被孔子或明或暗評論過,值得探討。綜合品讀這些評論,分為品格、事功、為學三個層級。他認為,要造就大批參與社會治理的新興優(yōu)秀“士人群體”,首先要從“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雍也》),系統(tǒng)學習文化典籍培育基本素質開始,因此他評論學生也從讀書學習開始。限于篇幅,本文只梳理這一基礎層級。依筆者界定標準,《論語》共記孔子整體評論學生讀書學習4次、單個評論學生讀書學習9人,其中評子路9次、顏回8次、宰我3次、子夏3次、子游2次、子貢1次、子羔1次、曾參1次、子張1次。

先看對學生讀書學習情況的整體評論。有兩次是對全體學生不愛學習現(xiàn)象表達失望之情。一次是魯哀公問孔子學生中誰最好學,他答顏回好學但“不幸短命死矣”,隨之感嘆“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又有一次是季康子再問時,他作同樣回答后又一次感嘆“今也則亡”(《先進》)。可見在孔子心目中,除顏回外,其余弟子學習都不夠努力。

又有一次是針對全體學生學習內容的評論。《陽貨》篇曾記廣為人知的孔子“小子何莫學夫《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之論。此發(fā)問表明學生們平時都沒有認真研讀教材。因為由“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述而》)可以確認,孔子是用《詩經》和《尚書》作教材的,不然平時說魯國方言的他,不可能那么嚴肅地用洛陽官話闡發(fā)兩書要義。孔子為何如此重視《詩經》的文本學習呢?他講得很清楚:因為《詩經》中蘊含著“事父”“事君”的深刻道理,學習里面的“道”,出仕前可用以處理好家庭關系,出仕后則可用以治理社會、服務國家。其“道”的具體內涵孔子已在這段發(fā)問中用“興”“觀”“群”“怨”作了歸納概括,學界研究已多,從略。其他記錄可作補充。如,孔子批評兒子未讀《詩經》時曾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其中“言”句當是說,只有學習《詩經》才能在外交場合通過“賦詩言志”的“言”為本國爭取利益,同時“言”中也蘊含著品格修養(yǎng)的道理,這就是“事君”服務國家。“禮”句中的“禮”和《泰伯》篇孔子所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中的“詩”“禮”“樂”一樣,都指《詩經》文本本身蘊含的禮學精神和德化意涵,而非另外兩部《禮》《樂》專書。其句意是說,只有研讀《詩經》文本,發(fā)掘其深藏的禮學精神、倫理指向,才能“事父”處理好家庭關系,以立身社會。

再有一次則是針對全體學生學習方法的評論。復原孔子的言說語境,應該是學生們受到批評后,轉而遵從師教開始了《詩經》學習,而學習的方法則是涵泳背誦文本。孔子發(fā)現(xiàn)后又對大家的學習方法提出了質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依孔子的理念,書本知識學習,既要重記憶之學,如《述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等(他本人就是百科全書式記憶大師);更要重對書本精神實質的體悟和發(fā)現(xiàn),如《為政》“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等,并且理解之后才便于記憶;而最為重要的則是能將書本知識道理與社會實踐相結合,這一點才是他的終極教育目的。如《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學而》),開宗明義就是希望學生系統(tǒng)學習書本知識后,抓住時機(“時”),用其所學到社會生活中去實踐(“習”)并接受檢驗。而此段對學生們學習教材方法的批評,就是對其教育目的的具體貫徹。他認為,學習《詩經》的正確方法應該是先體會理解發(fā)掘提煉出其精神實質,進而能夠將其道理靈活運用到將來的社會治理和外交場合實際工作中去,而僅會死記硬背原文則于事功無補。

次看針對單個學生學習情況的評論。在整體批評的同時,孔子針對具體學生的批評言論更多。最典型的是對子路的批評。如《陽貨》篇記孔子針對子路不愛學習的毛病,以人即便具備六種美德若不愛學習也會隱藏六種危險的道理,苦口勸他讀書。其中后三種“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刻薄);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全部都是針對子路正直、好勇、剛毅品性卻因不愛學習將會造成危險的后果所作批評。其中對因“好勇”而不愛學習會給社會造成“動亂”危害的道理揭示,頗具普遍性警示意義。在此基礎上,孔子又借答子路之問進一步批評了他的不愛學習,提出了著名的“義在勇上論”。其“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的言說,既指出了有“勇”無“義”的危害性,更揭示了以道義統(tǒng)攝勇敢的必須性。而在孔子看來,勇敢性格是先天生成的,而高于勇敢的道義則是需要通過后天學習相關道理才能慢慢涵養(yǎng)培育的,目的就是教育子路通過學習成為真正的君子。子路的不愛學習,既有其天性的原因,也確實有他對書本知識認知偏差的問題,《先進》篇就記錄了這一點。孔子批評子路慫恿子羔去當費縣縣長是“賊夫人之子”,即禍害人家的孩子,主要是認為子羔生性愚笨根本不具備從政素質,這由他的“柴也愚”(《先進》)之評可知。但子路卻強力反駁,聲稱管理地方造福百姓意義更大,并且本身也是一種學問。其實他重事功與孔子的理念并不相悖,但問題在于其反駁老師的理由竟是:“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可見子路從內心深處本就沒有認識到讀書能提升社會認知水平、提高從政者綜合素質的重要意義,而是將書本學習與社會實踐對立了起來,并且曲解了孔子阻止動議的真正原因。其曲解本身也正反映了不讀書導致的認知局限,所以遭到了孔子“是故惡夫佞者”的嚴厲訓斥。其他各處所記孔子對子路的批評,也都與其因不讀書而導致的言行失誤有關。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的叮囑,因嘲笑老師“子之迂也”而遭“野哉,由也”(《子路》)的責罵,不愿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述而》)草莽之勇共同率軍送死的假設,以“吾誰欺?欺天乎”(《子罕》)之怒對其違禮行為的質問,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對“君子亦有窮乎”(《衛(wèi)靈公》)慍問的回應,所作“不得其死然”(《先進》)難得善終的預判,等等,都蘊含著孔子對子路因不愛學習書本知識而導致認知水平低下的警示與深深憂慮。

子路之外,孔子批評較重的還有宰我。他對宰我晝寢的失望之評廣為人知。由此還導致了孔子從“聽其言而信其行”到“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識人態(tài)度的轉變。再有,孔子“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八佾》)的著名言論,也是針對宰我不愛讀書學習卻又愛賣弄學問的行為而發(fā)。宰我答哀公問,竟然將周人以栗木做祖廟牌位的原因,解為以“栗”諧音寓意“使民戰(zhàn)栗”。這種因沒有文化而望文生義的信口開河,既歪曲了西周以德治國的基本事實,也觸犯了孔子民本思想的底線,遠在陳國的孔子聽說后,失望至極。但因無法當面斥責,所以只好反復強調不要再傳播這一有損孔門聲譽的信息。其實夏、商、周用不同木質做祖廟牌位,都是就地取材,與寓意無關。還有,宰我因不讀書而不知為父母守喪三年的禮制是為報答“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的養(yǎng)育之恩,卻聲言應改為守喪一年,并振振有詞。不論他的喪禮改革理由能否成立,但起碼在孔子看來屬于因沒文化而導致的違禮不孝言論,所以斥為“予之不仁也”(《陽貨》)。此外,《先進》篇所記孔子“參也魯(遲鈍),師也辟(偏激)”之評,亦當包括曾參、子張學習理解書本知識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對子路、宰我、子羔的評論一樣,也是負面的。

更需注意的是,即便最愛學習也最得偏愛的顏回,其實孔子對他的學習表現(xiàn)也很不滿意。顏回去世前,孔子曾當眾對他的學問作出過“回也其庶乎”(《先進》),即已差不多了的整體評價;當有人對顏回的學習表現(xiàn)提出疑問時,孔子還曾為其作過辯護,稱他“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fā)”(《為政》),說顏回聽自己講述時總是不提個人見解,好像木訥遲鈍,其實他是在深入思考,最后是能夠發(fā)揮老師學說的;甚至還私下向子貢問及過顏回讀書的悟性問題,當子貢夸張地自謙不如“回也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時,孔子竟然同意了子貢的說法,足見偏愛之深。顏回英年早逝后,孔子更是多次表達傷痛之情并將其樹為刻苦學習的典范,常常懷念他“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唯一能堅持聽自己講授而不懈怠的學生)”(《子罕》)的過往,惋嘆他“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罕》),是一位學問不斷精進而早亡的學生。但是,當孔子與顏回獨處時,表現(xiàn)出的則又是另一番心情。他曾感嘆:“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悅。”(《先進》)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一是可見他對學習最刻苦的顏回能提出個人見解期待很高;二是盡管顏回給出了“仰之彌高”“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即不提己見是學問水平遠遠趕不上老師的理由,但他還是認為顏回的表現(xiàn)有違自己“教學相長”的重要認知;三是從孔子的嘆惜結論和《先進》篇并未將顏回列入四科中的“文學(文化學術)”科看,可能顏回確實沒能對老師的思想體系建構貢獻過應有啟發(fā),也許這正是孔子的最大遺憾。

與如上多從負面評論學生的學習表現(xiàn)不同,頗值珍惜的是《論語》還記錄了孔子兩次分別對子貢、子夏的正面激賞之評。這兩段師生切磋《詩經》具體作品的著名對話,早已成為學界長期討論的話題。在孔子眼中,子貢是位頭腦活、口才好的商人,這從他的“貨殖焉,億則屢中(預測商情,屢屢得中)”(《先進》)評價和將其劃歸“言語”(《先進》)科代表可證。但作為一名商人,卻能將老師提出的道德修養(yǎng)精益求精理念,與描寫美男子的《詩經·衛(wèi)風·淇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句聯(lián)系起來,這一獨到理解,既完全符合孔子極重《詩經》文本禮德精神發(fā)掘的意圖,更讓孔子看到了子貢學習方面舉一反三的能力,因而給予了“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的充分肯定。相對于子貢,孔子對本就列為“文學”科代表的子夏,在學問方面的期望則更高。所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的叮囑,便是對子夏成為有扎實文獻功底思想者的期許。而《八佾》篇所記兩人就《詩經·衛(wèi)風·碩人》詩句意涵的對話,比與子貢的對話意義更大。當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此句今亡逸)’何謂也”,而孔子以“繪事后素(先有潔白的底子然后畫花)”作答后,子夏追問:“禮后乎?”因而受到了比對子貢更高程度的激賞:“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兩處對話同被激賞的關鍵當然都是發(fā)現(xiàn)了兩人觸類旁通的解《詩》能力;但子貢將精益求精與切磋打磨聯(lián)系起來畢竟沒有難度,而子夏由美女先有潔白的臉蛋然后點綴美麗的眼睛和笑靨所作深層類比,不論是學界理解的“禮”后于“仁”,還是筆者理解的“禮”后于“情”,觸及的都是儒家思想核心問題,這正是孔子所期待的對《詩經》文本深層精神實質的正解。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認知連孔子自己也從沒有想到過。如果說子貢的聯(lián)想是在老師“啟”之下的“發(fā)”,而子夏的意涵發(fā)掘則是倒過來啟發(fā)了老師的認知,當然就令孔子興奮不已了。

再看孔子對學生讀書學習評論揭示的重要問題。綜合梳理孔子對學生學習情況的如上評論,整體上是負面的,同時對個別學生的表現(xiàn)又是激賞的。本文以為,這至少揭示了以下問題:

首先,揭示了孔子培養(yǎng)學生的高標準、嚴要求。既然他培養(yǎng)學生的目標是造就大批有學問、有思想、能為民、能治理、道德完美的新興“士人群體”,因此其認為為學關涉人的基本素質和認知水平,是事功和品格的基礎,必須扎牢,否則就承擔不起將來改良社會的重任。所以,依自己“學如不及”(《泰伯》)的高標準審視學生們的學習表現(xiàn)時,自然整體上感到失望;即便對被列為“文學”科代表的子游,也只是以“割雞焉用牛刀”“偃之言是也”(《陽貨》)的玩笑方式,肯定了他治理地方時對“道”的踐行,亦沒有對其學“道”本身直接贊賞。這充分體現(xiàn)了孔子高度的社會和職業(yè)責任感,客觀上也反映了其首創(chuàng)“有教無類”(《衛(wèi)靈公》)、“學在民間”復雜身份成人教育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不易。

其次,揭示了孔子的重實踐教育理念。他從齊家和為政兩個層面強調研讀教材《詩經》的重要性,批評學生不重傳統(tǒng)典籍研習、學習方法不當,體現(xiàn)了其重在學習能力培養(yǎng)、學以致用、活學活用、道理指導實踐又接受實踐檢驗的先進教育理念。這些理念是至今仍值得傳承的寶貴思想資源。

再次,揭示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學方針。他之所以公開批評子路最多,是因為清楚“由也兼人”特點,所以采取“故退之”(《先進》)的方式,并非真的厭惡子路。而對顏回采取私下“交心”式批評,被顏回喟嘆感激為“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子罕》),則是基于其對“賢哉,回也”(《雍也》)完美品格的認知。實踐證明,孔子開創(chuàng)的因材施教方針,早已成為行之有效的優(yōu)秀教育思想資源之一。

復次,揭示了孔子的學術平等觀。整部《論語》所記多是生“問”師“答”內容,而要求學生提出問題本身,就是對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述而》)是也。而對子貢、子夏進一步追問的激賞性評論,不只是說明孔子具有博大學術胸懷,更彰顯了他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先進觀念。與子夏的問答,還使我們發(fā)現(xiàn)了《詩經》解讀在孔子師徒手中,實現(xiàn)了由外交場合罔顧文本原意的借題發(fā)揮,到在尊重文本原意基礎上發(fā)掘深層意蘊的時代轉向。對子夏的激賞,亦對孔子“教學相長”教學規(guī)律認知、學生創(chuàng)造力的激發(fā)具有范式意義。

總之,《論語》所記孔子對學生為學情況的評論,都意在明示:讀書學習是“士人群體”的立身之基。

(作者:徐正英,系中國人民大學古文字與中國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