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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上海文學》2026年第10期|蔣在:無人經(jīng)過的房間
來源:《上海文學》2026年第10期 | 蔣在  2026年10月16日09:03

我在網(wǎng)上搜索一些海外駐地項目,想借機去國外住上一陣。鼠標滑到頁面下方時,工藤的照片跳了出來。

那是一張黑白照片。他站在一排掉光葉子的樹下,穿著一件深色的立領皮衣,臉型可能因為角度的原因,比我記憶里更消瘦。拍這張照片的攝影師,顯然非常懂國際文學雜志喜歡的那套東西:凝望遠方,不看鏡頭的眼睛。工藤整個人看起來就像BBC走出非洲的獅群紀錄片。照片下面寫著他的英文名、日文名、出生地東京、現(xiàn)居紐約,以及那串越來越長的出版履歷。他是哥大寫作項目的導師之一,負責小說工作坊,主題叫:站在自我與虛構之間。

去年夏天,他第一次出現(xiàn)在布克獎的長名單上。淹沒在幾個常年被提起的名字中間,他是唯一一個亞洲面孔。國內(nèi)好幾家媒體很快轉(zhuǎn)發(fā)了這個消息,提到他幾次來華,和中國的淵源,好像他明天就要登臺領獎一樣。有人說,這是亞洲文學又一次進入世界視野,工藤終于完成了從地方性作家到世界性作家的轉(zhuǎn)身。

看見那條新聞時,我的第一反應不是驚訝,而是覺得他終于過上了他想要的生活。工藤一直在朝那個方向努力。無論是故鄉(xiāng)東京,還是整個亞洲,對他而言舞臺太小,他需要的不是某個城市,而是一種更大舞臺的可能性。他身上一直有這種東西:野心讓他把所有能接觸到的事物,當成一種短暫的停靠,為下一次更好地出發(fā)。

這些年,我時不時會刷到關于他的消息。好多出版社會轉(zhuǎn)發(fā)他的訪談,有幾次還看到社會新聞的公眾號里,把他和另外幾個東亞作家放在一起對比,里面提到“流亡”“后家庭時代”之類的詞。他們不知道他痛恨別人稱他流亡作家。他說,“流亡”兩個字聽起來,就像被雨打濕后狼狽逃竄的狗。

我已不再刻意搜索他的訊息。我知道只要開始,就會沒完沒了。時不時總會發(fā)現(xiàn)些新東西:視頻切片、獲獎感言……有幾次我發(fā)現(xiàn)他在我們斷聯(lián)后,還來過幾次北京。網(wǎng)頁上寫著日期、出席的人員以及合影,我反復滑動著鼠標,不到一頁的活動簡訊被放大又縮小。這些內(nèi)容看起來屬于公眾,可對我來說,每一個字都帶著令人厭煩的私密感。

他入圍布克獎的消息發(fā)布不久,《嘉友》雜志的記者幾經(jīng)輾轉(zhuǎn)聯(lián)系上我。他說,讀過我早年翻譯的工藤的小說,也知道我和工藤曾有過很密切的合作。

合作。這個詞用得多么高妙。好像它能把當年所有的痛苦、等待和隱秘的關系,都找到一個適合的落點。一種彼此互利互惠的往來。有得就必有失。

他說,想和我探討一下這次入圍布克獎的新書中提到的一些人和事,希望我能給他一點線索。

我很快意識到,他采訪的目的并不單純。他要找的是一個證人,一個原型,或許他早有預判,他覺得那個原型就是我。他希望從我這里挖出一些還在我身上殘存的工藤,以便寫到那篇文章里去。我翻開《嘉友》雜志,在一堆資深主筆、主任記者中尋找他的名字,最后在頁面末尾記者分欄里看到了它。我想,那時,他一定寄某種希望于這篇采訪之中。

工藤的新書《無人經(jīng)過的房間》中譯本出來時,出版社的編輯給我寄了一本。編輯的措辭十分客氣,說工藤老師一直記得,我是他早期作品最重要的中文譯者之一,希望我能收到這本書。我不太能分辨,工藤是否只是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一長溜要寄的Excel表內(nèi),還是單拎了出來。

我收到了書。我想了想還是沒有拆。我把書脊朝內(nèi),倒放進書架最下面,這樣他的名字就不會總像幽靈般出現(xiàn),飄浮不定。有時候打掃房間,俯下身去看,才想起它還在那里。我把它抽出來,因為日照,書口已然泛黃。封底是灰藍色的,有一條模糊的河流。它比我想象中更厚,他以前不寫那么厚的書,我想他一定是對這個主題有很多話想說。

我對他新書里的故事毫無興趣。

這并不是因為我已經(jīng)完全不在乎他。一個人如果真的做到了完全不在乎,反而可以隨手拆開來看看。我沒有拆,是因為我太知道他的寫作風格,我翻譯過他那么多本書。只要讀幾頁,我就能從那些段落里辨認出他私生活里的蛛絲馬跡。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些年,我開始分辨出書里哪些細節(jié)完全是編造的,哪些真實發(fā)生過——盡管我一點都不想學會這個技能。他喜歡把不愿忘記的某個瞬間,揉進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情節(jié)里,而這些一晃而過的細節(jié),恰恰指向他的某次重要的撒謊或者背叛。

我想他恐怕自己都不會意識到,文本比他想象的更不會說謊。工藤不僅把自己的生活寫進小說,有時他也會不由自主地寫下。另一個人隨身攜帶的芒果味含片,在泳道里循環(huán)往復沒完沒了的自由泳,水里漂浮的令人作嘔的頭發(fā)和創(chuàng)可貼怎樣隨波逐流地撞上他的身體。

第一次翻譯工藤,是因為一家圖書出版品牌買下了他早期小說的中文版權。那時候我還很年輕,剛剛從首師大的日語系畢業(yè),在校期間零星翻譯過幾本學術著作,多半是導師接下來的項目。一本關于日本近代女性教育,還有一本講明治時期翻譯制度的論文集。這種書翻譯起來不難,只是枯燥,檢查每一個術語、注釋、括號,檢查里面的圖片是否和文本對應,往往要耗費大量時間精力,這讓我常常感覺自己像在一間四面被水泥封住、沒有窗戶的房間里踱步。我一邊翻譯,一邊覺得自己不該只做這個,不然我會窒息而亡。所以當看到網(wǎng)上招募小說譯者的通告時,我很快把試譯稿和簡歷發(fā)了過去。不到一周,就收到了翻譯合同。

我翻譯得很慢,主要是非常害怕出錯,每天得花很多時間去查文中出現(xiàn)的每一個地名、植物名、文化習俗,還生怕漏掉任何一個句子里暗含的雙關語。有時為了一個詞,我會坐在電腦前涂涂改改好幾個小時。日語經(jīng)常省掉主語,有些話講得很隱晦,直接翻譯容易讓人云里霧里,全部解釋的話,又會把句子弄得冗長不堪,甚至失去本來的意思。

我記得他小說《日暮里》里有一句話,大意是:人在黃昏時分,會誤以為有某種比人的存在更高遠的事物寬恕了自己。那句話我改了很多遍。我甚至還想過,他是不是在和尼采的《偶像的黃昏》中關于美的敘述進行某種互文。什么寬恕、赦免、原諒、饒恕,這些詞我都試過,最后還是選了“寬恕”。后來我在一篇譯后記里談到,這里的“寬恕”并不單指宗教意義上的寬恕,而是人在疲憊時對自己的諒解,甚至是對自我的放縱。

那篇譯后記,后來被日本出版社的人看見,轉(zhuǎn)給了工藤。也許正是這樣,第一次見面時,他對我說:“沒想到我們對事物的覺察和理解是如此地一致。”

我承認,那句話是我心動的起點。一個成功的作家說你和他一致,和一個男人說你漂亮,是完全不同級別的誘惑。漂亮可以被當成禮節(jié)性的贊美,說兩個人相似,甚至不僅僅是相似,達到一致的程度,意味著好像我的影子和他的重疊在了一起。世間都找不出兩片相同的葉子,但我們卻無限地相似和靠近。

答應《嘉友》雜志的采訪當天,我就有些后悔了。不是因為我害怕談起工藤,而是因為我知道,關于他的任何話題,最后都會變成一場不對等的交換。對方說幾句客套話,對當時的翻譯工作來點肯定和贊美,帶點他們新出的雜志。而我呢?我需要交出什么呢?講一些沒有人愿意回顧的陳年往事,一些不為別人所知的細節(jié),他作品里的暗門,“其實你知道這個細節(jié),不像那些評論家說的,他們在這一點上完全想錯了”,我都可以聽到自己,很快就要帶著這種虛榮的語氣打開話匣子,證明我的確知道很多。

采訪原定在下午三點。臨近中午時,記者發(fā)來消息,說前一個采訪拖長了,能不能推遲半小時。快到三點半時,他又說路上堵車。我說沒關系中午沒吃飯,我先吃點東西,之后把餐廳地址發(fā)你。

我在約定地點附近走了一圈,看到商場一樓入口處的BAKER & SPICE。走進去,店里開著很足的空調(diào),有幾個女人帶著電腦在開會,白色瓷磚墻上掛著幾幅大衛(wèi)·霍克尼的泳池畫。那時候大衛(wèi)·霍克尼還沒有去世。我選擇靠窗的位置坐下。打開菜單,上面全是我不熟悉的詞。這些東西看名字都像是外來物種,牛油果、鷹嘴豆、藜麥、芝麻菜、香草堅果米飯。我從前不吃這些東西。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喜歡火鍋、烤串,還有凌晨隨時可送、沒有門店的三無外賣。身體大部分時間對我來說,就像一只便宜的行李箱,裝滿了還可以繼續(xù)往里塞,輪子就算壞了一兩個,也可以勉強拖著前行。反正睡一覺,它就能恢復原樣,這是年輕的資本。

服務員給我拿來了菜單,推薦他們夏季新推出的菜品。他在介紹飲品的時候,我說我想喝一杯酒。他把菜單翻到最后一頁,告訴我他們有單杯,也有整瓶售賣。

“只要一杯。”我說,“主食就要你剛剛推薦的那個。”

“需要把香草堅果米飯換成其他米飯嗎?”

我搖搖頭,盡管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其他選項。

酒很快上來了。干白葡萄酒,杯壁上掛著細小的水珠。我喝了一口,覺得雖然便宜,但味道沒有我想象的那么糟,入口只是有些酸澀,隨即又喝了一口。

服務員把主食端上來時,我才發(fā)現(xiàn)那是一只很大的碗。米飯上鋪著幾種顏色不同的菜葉、烤過的南瓜、堅果、雞胸肉和一小撮帶著細長鋸齒狀葉子的綠色蔬菜。我只認得那是芝麻菜,因為它吃進嘴里帶著辛辣的芝麻香氣。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以為那是蒲公英草。

工藤好像天生就能記住這些名詞。他吃飯時,常常用筷子夾起其中的什么問我:“你知道這個是什么嗎?”

我大多數(shù)時候答不上來,也不知道為什么自己需要記住它們。

他不會嘲笑我,好像我的無知并不令人感到驚訝,只是再次印證了他早已知道的事實。但這種認知,他又會很快忘記,散步的時候,他又會問我道路兩旁都是些什么樹。

“不知道,”我抬頭望著樹葉間縫隙透過來的暗藍色,“天快黑了。”我試圖岔開話。

“這是白蠟,剛剛走過去的那排是法國梧桐。”他說,“我發(fā)現(xiàn)你也不認識各種樹。”

我沒有回答。但那些話一直留在我心里,我開始相信,我對生活里的事物缺少覺察,會讓我注定成為不了一個作家,或者說,一個真正的作家。

一個偉大的作家身上總有一種危險的魅力。他能把別人視而不見的東西精準地描繪出來,又能把那些稀松平常的事物變得神秘。他能分辨各種草木,并且吃一道菜就知道里面放了哪些植物香料。信息就像攤在他書桌上的書,隨時引用,信手拈來。

我癡迷于他身上的那種能力,就像看一個人在轉(zhuǎn)盤上做陶器,泥團在手下旋轉(zhuǎn),開始只是潮濕、沉重、沒有形狀的一團,之后慢慢被扶正,中間被拇指壓出一個洞,然后你看到壺壁竟然一點點地開始升高,壺腹在掌心的擠壓下開始逐漸向外鼓起的過程——那股手的魔力,曾經(jīng)是多么地令我著迷。

最重要的就是成為繆斯,成為他藝術的繆斯,靈感的來源。現(xiàn)在回想起來,這個念頭有點可笑了,但當時的我十分認真地相信,被一個作家寫到小說里去,是一種比愛情更加高維的肯定。

我曾經(jīng)相信過這些。更準確地說,我相信過一切看似把生活變成了文學的東西:遠方、痛苦、創(chuàng)傷,相信波德萊爾式的生活——那種長期把自己和墮落、疾病、債務捆綁在一起的危險生活。那對我來說曾是多么致命而又迷人的體驗。我希望自己在他那里是如此重要、如此珍貴,以至于他連克制都變得困難。我希望他的小說繞不開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他的小說里看到自己:哪怕是一個微小的動作,說的一句無心的話,一首反復念的詩。后來,他的確把我常念的雅克·普雷維爾那首“裙子在地毯上”的詩放進了小說情節(jié)里。我也一度以為那首詩的題目是《早餐》。

“你說的這首詩是《橘子》。”坐在窗邊的工藤抬起頭看著我,把眼鏡摘下,拿在手里說,“《早餐》寫的是另一首詩。里面的男人倒上咖啡,加上牛奶和糖,然后抽煙,穿上雨衣離開,始終沒有看那個女人,最后女人哭了。這首詩才是《早餐》。”

多年以后,我才發(fā)現(xiàn)工藤也錯了。那首詩不叫《橘子》,而是另一個相去甚遠的名字,一個他絕不會想到的名字——《阿利坎特》。我真想告訴他,工藤,你也錯了。

那段時間,我刻意跟他談起自己的過去。小時候住過的房子,父母離婚后,我如何輾轉(zhuǎn)寄人籬下,住在不同的親戚家。我說這些的時候,會偷偷觀察他的神情。后來他低頭不看我,或者把話題轉(zhuǎn)到別處,我又會覺得失望,好像我說的那些事情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他已經(jīng)厭倦了我的喋喋不休。

我常在他的新書出版后,急著找到那些關于女人的描寫,心跟著每一個字咚咚地跳,猜想他寫的會不會是我。可是繼續(xù)讀下去,又會發(fā)現(xiàn)那個人有著完全不同的經(jīng)歷。經(jīng)歷可以變形,可這個女人的屁股上怎么長著一顆黑痣呢?而且她的雙腿如玉竹般纖細,側身躺著時,一條腿總是搭在另一個枕頭上,膝窩里蒙著一層薄汗,足弓很高。她緊張的時候,腳趾自然地蜷起來放在床沿邊的樣子,這個場景是那么地陌生。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腿,膝蓋圓潤笨拙,小腿內(nèi)側還有大片胎記,這些怎么都沒寫?工藤熟悉我的身體。他如果寫的是我,不應該把我的腿寫成了另一個人。

有一次,我終于鼓起勇氣問他,我們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著沙發(fā)。樓下有人在倒垃圾,塑料桶蓋“咣當”一聲扣了下去,我的身體也隨之發(fā)顫。我其實知道他不會給出答案,但我還是問了。因為我虛榮地想要在他心里留下一席之地。我盼望他給出一個詞,一個確切的、可以定義的詞。只要有一個詞,哪怕不怎么體面,也勝過一切。

“女朋友嗎?”我說。

“不是。”

他沒有猶豫。他的否定和我預料的一樣,我原本也沒有想過會從他那里聽到“是”。

“那是愛人嗎?”我再一次屏住呼吸。

這一次,他沒有馬上否認。他低下頭,用大拇指摸了摸食指的關節(jié),想了幾秒之后才說:“親近的人吧。”

親近的人。我在心里重復了一遍。我竟然相信了。現(xiàn)在真不敢相信,當時的我竟然相信了。

這個詞聽起來甚至比戀人更珍貴。戀人多么普通啊,所有青年男女都可能成為戀人。親近的人不一樣。它像一個只有我們知道的地方,繞開了社會關系、婚姻、日常、責任,還有介紹給別人時必須使用的那些乏味稱謂。

可也正因為如此,它什么都不是。

不是妻子,不是女朋友,不是愛人,甚至連情人都不是。親近的人。這個說法讓我既感到被珍惜,又感到被懸置。它給了我一種比身份更隱秘的特殊感,也剝奪了我要求任何身份的資格,哪怕是一種想象的資格。

“我不是要找妻子,或是情人,你知道吧?”他后來對我說,“哪怕我單身一人,我也想象不到我會和你長期生活在一起。”

我當時笑了。但他沒有給我機會說,我也無法想象和他生活在一起,過著一種被日常磨損的生活。我們在生活上都沒什么經(jīng)驗。堆在椅背上的衣服,冰箱里過期的牛奶、未拆包裝的啤酒和一并塞進冰箱的超市食品袋,被廚房水管漏水漫過翹起來的木地板——誰都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太相似了,相似到誰也照顧不了誰。

正是這種缺乏了解,使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誤以為他說的是實話。我甚至覺得他誠實。

他沒有騙我說我們會在一起生活,更沒有許諾我任何未來。他一開始就告訴過我,跟著他,這條路只會越走越窄。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一個人提前畫出危險的地帶,并不意味著他沒有將你引入。他這么說,只是為自己保留了日后無辜的證據(jù)。“看吧,我早就告訴過你。”我都能想象出,未來某一天他說這話時挑眉的神情。

那段時間,我常常為他的克制感動。

現(xiàn)在想來,這太可笑了。我把他的退縮理解成一種道德,把他的不負責任理解成一種極為復雜的痛苦,把他不肯給出關系的位置理解成一種更高維度的愛。我希望自己是那個讓他失控的例外,又害怕自己真的只是一個被他放進生命之中的那個人。我在這兩種想象之間不停搖擺。

服務員過來問我味道怎么樣。

我說很好。

其實那碗飯里的米粒有些夾生,我用勺子把它們慢慢堆在一邊,用勺子的背面把它們壓成一個山坡的形狀。芝麻菜的苦味留在嘴里,白葡萄酒也變得更酸,不如剛剛的味道好。

記者又發(fā)來消息,說已經(jīng)快到了。

我看著窗外。窗外是亮馬橋通往使館區(qū)一條叫東方東路的普通街道。騎共享單車的人從玻璃外經(jīng)過,瑜伽館的女學員拎著運動包走進隔壁的大樓。她們大多和我年齡相近。我常常看著別人想象她們的生活,想象她們回到家以后的樣子——把汗?jié)竦倪\動服扔進洗衣機,小孩在書房的臺燈下認真寫作業(yè),白天來做飯的阿姨已把晚飯放進冰箱,她們有的可能已經(jīng)離異,有的找了更年輕的男朋友。我沒有變成像她們這樣生活規(guī)律、家庭美滿的人,換言之,我沒有變成小時候設想會變成的樣子。我一直以為人生會越變越好,實際上不是。它是一條拋物線,到達某個頂端之后便開始下落,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時候越過那個頂端的。

不過,我從前會為我的平庸感到羞恥,現(xiàn)在不會了。至少在這個下午,當我坐在店里,等待一個想從我身上問出幾件工藤個人軼事的記者時,我忽然覺得,過一種無比平庸的生活,也沒有什么不好。它不會讓我再誤以為,自己的痛苦一旦被某個作家寫到小說里去,就會突然變得高貴,變得有價值;也不會讓人相信,一個男人說你是他的親近之人,就真的比所有明確的稱謂都更接近愛。

記者推門進來時,我一眼認出了他。他比照片上看起來年輕,更像個剛畢業(yè)的大學生,背著雙肩包,額頭上的汗順著鬢角往下流。我想他一定是跑著過來的。

他進門后先環(huán)顧了一圈。他已經(jīng)看到我了,卻很快把目光移開,繼續(xù)尋找那個更符合他想象的女人。我站了起來,朝他揮了揮手,他愣了一下,才向我走來。

“老師,抱歉,抱歉。”他說,“路上實在太堵了。”他看了一眼我桌上還沒有收拾的餐碟。

“沒關系。”我說,“我剛好喝完一杯酒。”

我示意服務員過來把碗收走,再加一杯剛剛點的那種葡萄酒。我問他喝什么。

“氣泡水就行。”他轉(zhuǎn)頭告訴服務員。

等服務員把菜單合上,從他面前撤走,他才從包里拿出錄音筆,又掏出iPad,還有工藤那本《無人經(jīng)過的房間》。書里夾著好幾張不同顏色的便簽,露出長短不一的邊邊角角。他把錄音筆放在桌面正中。

“可以錄音嗎?”他問。

聽到我說可以,他才按了側邊的按鈕,打開iPad,平放在桌上,點開之前就寫了一些段落的文檔。文檔標題里有工藤的名字,還有“中文譯者”“原型”幾個字,下面有一些他設想的標題。也許是我看錯了。也許不是。

他架好鍵盤,把iPad放上去,點了點頭,表示我們的談話開始了。“其實我特別喜歡您早年翻譯的那幾本。”他說,“尤其是《斜雨》和《日暮里》。我大學的時候讀過,印象很深,后來他書的翻譯,都沒有像您翻譯得那么精細了。您有讀過其他人的譯本嗎?”

我搖搖頭。那時候我們已經(jīng)分開,我在新聞上得知他已再婚。再婚對他來說是那樣容易。對方是一位小有名氣的鋼琴家。打開他的任何一本書,就像打開了一個放著匕首的盒子,它們那么輕易就可以刺向我。我沒有辦法面對他的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情節(jié),那會讓我覺得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卻對著別的女人在耳語。我不知道這位鋼琴家是否是在我之后認識的,抑或雙線并行,我們都沒有察覺對方的存在,又或者,只有我不知道。

大部分人都認為,海德格爾那段時間只和阿倫特有私情,卻不知他和布洛赫曼的關系早于阿倫特的出現(xiàn)。而我在看她們信件的時候,常常覺得自己就是布洛赫曼——不知名,所以是在時間里逐漸變得不重要的那個。

“那時候工藤還沒有現(xiàn)在這么有名吧?”他說。

“在日本已經(jīng)有一些讀者了,中文世界知道他的人不多。”

“所以您算是比較早就發(fā)現(xiàn)他的那批人。”

我又笑著搖了搖頭,“譯者沒有權力說自己發(fā)現(xiàn)了誰。版權是出版社買的,他們只是讓我來翻譯。”

“但您翻譯得很早,這也很重要。”我能感受到記者像是拉了一張大網(wǎng),他用不停夸獎和贊美,讓我迷惑放松警惕,心甘情愿地撲進去。十多年前我會上當,正像我陷進工藤的語言迷霧一樣。現(xiàn)在不會了,我對任何人都保持了歷經(jīng)滄桑后的警覺。

他問了幾個關于翻譯的問題。

工藤作品最難翻譯的地方是什么?他作品里的東京是否容易被中文讀者理解?為什么中國的讀者更喜歡那本《無人經(jīng)過的房間》,是不是和當時他經(jīng)常來北京做活動有關?

工藤在中國的接受史。這些問題早年我已回答過很多遍,但我還是耐心回想和解釋。我用著那些我早已遺忘的詞,當它們到唇邊的時候,我一下又被拖拽回那些不厭其煩重復的午后。

記者認真地把我說的話打進了iPad。我也時不時地跟隨他的手停下,以便他完整地記下我說了什么。但隨后我發(fā)現(xiàn),他在關鍵的部分,并沒有記錄的意思。我恍然明白,他其實在乎的不是那些。

他說:“那您第一次去東京,也是因為翻譯他的作品嗎?”

“是。”

“那應該很特別吧?作為譯者,第一次進入作者的城市。”

這句話說得真好,我?guī)缀蹩梢皂樦f下去,告訴他我們在那里相愛。相愛,注意,不是合作。告訴他我們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工藤對我的傷害和掠奪,告訴他那副儒雅的面具下,藏著別人不知道的自私和陰暗。說出這些以后,我會變成什么?我會進入文學史嗎?成為以后所有研究工藤的人都無法繞開的名字?證明我不普通,證明我被他愛過,為他心碎過,我們彼此傷害過?這些會讓我變得和他一樣了不起嗎?

好在這時服務員端來了第二杯酒,他在杯子下面放上杯墊,把氣泡水擰開,倒入另一個杯子里。

“第一次去的時候,東京一直在下雨。街上的人手里都舉著一把一模一樣透明的雨傘,雨因此顯得很靜謐。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和待在北京有什么差別。”

記者抬頭看我,對這個答案似乎有些失望。

“普通?”

“是的,非常普通。反正和我想象的東京不太一樣。”

他笑笑,看起來不太相信我說的話。正是那個笑讓我意識到,他真正想問的問題在后面:“可是后來您在那邊生活過一段時間,對吧?”

我看著他,“誰告訴你的?”話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在東京住了一段時間的事情,是我自己寫到譯后記里的,那時候唯恐別人不知道我和工藤的關系。

“資料里有提到。”他說,“可能是出版社老師那邊說的?您當時應該住在大手町附近吧?”

我沒有說話,食指輕輕地在杯壁外側的水珠上抹了一下,它們變成一滴水,滾落下去。

他很快又說:“如果不方便講也沒關系。”

不方便講。記者最喜歡這句話。它聽起來似乎是退讓,其實是一種推進。欲擒故縱的把戲。一旦說出“不方便”,被采訪者就會意識到,自己確實藏了什么;而藏著的部分,正是對方要找的東西。

“住過幾個月。”我說,“為了翻譯他的作品,還有這樣會更接近作家的生活。”

“那時候您和工藤先生已經(jīng)很熟了吧?”

“就像你說的那樣,我們合作過。”我加重了“合作”兩個字的語氣。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意識到,他問話的方式讓人感到不舒服。

“只是合作嗎?”

我突然覺得荒謬。如果是多年以前,別人問我和工藤的關系,我一定會滔滔不絕說些引人遐想的話。“你想問什么?”我說。

“沒有沒有,我只是覺得,您作為他的譯者,應該比一般讀者更了解他。”

又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假設和鋪陳。“了解文本,不等于了解這個人吧。”我握著酒杯,微微晃動了幾下。

“工藤在一次訪談里提過,他早年最信任的一位譯者,在極大程度上重新創(chuàng)作了他的小說。他的原話是‘創(chuàng)作’而不是‘翻譯’。”他抬起杯子,然后又放下了。

我知道他說的是我。工藤總是這樣。他很少直接說出名字,卻會留下足夠清晰的線索,讓知道的人知道,讓不知道的人繼續(xù)猜。那真是一種非常安全的慷慨。既顯得深情,又不用承擔什么具體的后果。

“他很擅長這樣說話。”我說。

“哪樣說話?”

“讓人覺得似是而非。”

記者笑了。他終于像是等到了想要的東西,“所以您覺得,他在新書里也是這樣嗎?”

我沒有回答。

他終于松弛下來,喝了口他面前的氣泡水。那一刻我知道,真正的采訪現(xiàn)在才開始。前面的翻譯、大手町,這種種,都只是鋪墊。

“您看了他的新書嗎?”他問。

“沒有。我已經(jīng)很多年不看他的作品了。”這是實話。

“完全沒看?”他有些難以置信地望著我。

“有收到寄來的書,但我都沒有拆。”

“為什么?”

“沒有興趣。”

記者顯然不相信。他的眼睛在我臉上停了一會兒,也許想判斷我是出于矜持還是逃避,或者是更復雜的表演。年輕記者常常低估人的疲憊。他們以為不看書,一定是因為恨、怕、在意,或者仍然放不下。他們想不到,有時候不看只是因為不想看,就那么簡單。

“可是那本書里有一部分,很多讀者都覺得和您有關。”他說。

我看著桌上的錄音筆,紅色的小燈不斷地閃爍著。

我舉起杯子抿了一口酒,發(fā)現(xiàn)它又快見底了。我開始后悔為什么最開始沒有點一整瓶,而是要了單杯。

“讀者的想法,也只是想法吧。”我說。

“工藤寫了一個中國女人。她是譯者。他們在大手町附近住過。這種關系持續(xù)了很多年。后來這個作家去了紐約。兩個人的關系無疾而終。”

聽見一個陌生人把當年的事情復述出來,就像在聽一份醫(yī)學報告或行政裁決書。那段感情,現(xiàn)在就這樣被一個陌生人濃縮成了一段話。可以這么說,又不僅僅是這樣。但簡單來說,的確是這樣。

“這些故事太平淡,”我說,“放在我身上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說實話這并不符合我對故事的期待。”

他停下敲字,喝了一口氣泡水,他的手在杯子邊緣來回滑了兩下,眼睛停留在杯壁的濕霧上,字斟句酌地說:“他在書里反復描寫那個女人對花草樹木沒有辨識能力,甚至是麻木,連一棵普通的樹都不認識。”

他看著我。我沒有說話。他繼續(xù)說,“這讓我想起您之前的一篇隨筆,寫過類似的事情,您說自己曾經(jīng)因為不認識樹而懷疑自己不適合寫作。”

我想了很久,才想起那篇隨筆。大概是很多年前寫的,發(fā)在一個已經(jīng)停更的公眾號上。那時候我還沒有學會保護自己,常常把一些很私密的個人生活寫出來。

“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去記住一棵樹,或者更多的樹。大地上的樹有很多。就因為我這樣寫過,別人將它們聯(lián)系在一起也很正常,不過這也僅僅是主觀上的臆測。”我說。

他沉默了幾秒。他有些興奮,又不敢讓這種興奮過于顯露。我知道,他覺得自己正在接近這篇文章真正有價值的部分,一個國際作家的新書,一段含混不清的關系,一個被埋沒和遮蔽的女人。再往前一步,就不再是文學采訪,而是進入文學秘聞的領域。年齡、跨國、階級,光是這幾個詞擺在一起,就足以讓這篇文章充滿閱讀的獵奇。還有什么比一個公眾人物的私生活更吸引人的呢?還有什么比重新發(fā)現(xiàn)一段被人翻過去的忽略的歷史更刺激的呢?那是什么樣的感覺呢?神的感覺嗎?——“我賦予了某物被重新照耀的權利”,這和工藤寫作里獲得的快感是同一種嗎?

而可笑的是,我的翻譯,我寫過的東西,我這些年如何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幫他補全整張拼圖里缺失的那一塊,能不能為他的小說提供一層現(xiàn)實生活里的回聲,能不能讓讀者在讀到那幾頁時,感到一種輕微的興奮:原來他寫的都是真的。

我站起身,示意他我的酒杯已經(jīng)空了,要去自助區(qū)倒一杯水。

回來的時候,他問我:“您覺得一個作家,有權力把現(xiàn)實中的人寫進小說里去嗎?”

“當然有。”我說。他有些意外我會說得如此坦然。

“您不介意嗎?”

“我介意沒有用。他如果要寫也就寫了,誰能拿他怎么樣?”我喝了口水,“我覺得作家可以寫任何東西。”

“您的意思是,您不覺得書里那個女人是您?”

“我沒有看那本書。”

“如果我給您說一下情節(jié)呢?”那一刻,我知道他準備了。他在來之前估計就已經(jīng)把那些段落標了出來,也許就在剛剛出現(xiàn)的標簽紙的那幾頁。他估計來的路上還想象過我聽見之后的反應。我可能會震驚、憤怒,或者反駁。無論哪一種,都會成為他要寫的那篇文章里很好的素材。

“書里寫了一個未出世的孩子。”我沒想到他會舉出這個例子。當然,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們的故事會被他寫進小說里去,只是沒有想過會如此地原封不動。

輕食店里的聲音在那一刻退遠了。服務員收拾杯具互相碰撞的聲音,咖啡機打開又合上磨豆的聲音,隔壁桌女人說笑的聲音,都像一個人在水里泡了很久,突然浮出水面時聽到的聲音。

我想他應該猜到我的反應,卻依然驚訝我竟然真的對書里的內(nèi)容一無所知。

“他寫到孩子跳動又停止的胎心。寫那個女人在醫(yī)院里,聽見嬰兒撕心裂肺的哭喊,她拼力奔過去,發(fā)現(xiàn)孩子不是自己的。”

我忽然覺得一陣刺痛與惡心。

不是因為這件事被他說出來,而是他在這本書里終于觸及了生命倫理和創(chuàng)傷記憶。也許有一天,某個研究生會在論文里引用這一段,討論工藤紐約時期寫作中“未完成的親密關系”與“東亞男性主體的流亡想象”。

而比這一切更加糟糕的是,我?guī)缀醪挥米x都知道,這本書因為我們的傷痛一定寫得很好。我們的。這才是最讓我難受的地方。

如果他寫得粗糙、煽情、拙劣,我可以輕易地恨他。恨他把那段經(jīng)歷寫得變形、扭曲,沒有一點真的地方。寫得不好,事情就更清楚了:他偷了別人的痛苦,還沒有能力使它變成藝術。但工藤不是。他總有那種點石成金的魔力。他知道如何把我的混亂、羞恥,放進一種清澈的敘述里。讓一切上升成為美,接近高尚的東西。

我?guī)缀跄芟胂髸心且欢巍0咨尼t(yī)院走廊。機器屏幕上跳動的數(shù)字和曲線。女人躺在那里。醫(yī)生說了一些醫(yī)學術語,但那些詞不重要。沒有人說對不起,也沒有人應該對誰說對不起。重要的是那個聲音,輕微的、規(guī)律的、遙遠的聲音,正在逐漸遠去。

“您還好嗎?”他問。

我從恍惚中轉(zhuǎn)過頭,朝店外進門處的小花圃看去,兩只小小的蝴蝶在陽光下繞著花飛。

“所以這段……”

“我沒有看過。”我打斷他。

“可是——”

“我沒有看過。”我又說了一遍。這一次,我說得比自己想象中平靜。

他沒有再問下去。

窗外有人把共享單車停在路邊,車筐里放著一束被牛皮紙包住的鮮花,不知是忘記拿了,還是故意放在那里。隔壁瑜伽館下課了,幾個女人走出來,頭發(fā)綁著馬尾,臉上還有汗,分不清是剛淋浴過還是只是汗液。她們站在門口互相告別,走進下午黏稠的熱氣里。

很多年前,工藤說我跟著他的道路只會越走越窄。

那時我以為他是在拒絕我,也是在保護我。現(xiàn)在我想,也許那只是他少有的真的說對了的話。他的道路確實會越走越窄。不是因為那條路貧窮、危險、沒有未來,而是因為在那條路上,一切東西最后都必須讓位于文學。親密、身體、羞恥、胎心、未出生的孩子、一個女人在異國小房間里度過的沒完沒了的等待,統(tǒng)統(tǒng)都要變成他的靈感。只要它們能被他寫出來,在他筆下,似乎就能重獲新生,贏得意義。

可我已經(jīng)不相信這種意義了。

“其實很多評論都認為,這是他近幾年最好的一本書。”他說。

我看著他,點了點頭贊同他的說法,“所以,它入圍了布克獎。”

記者似乎沒想到我會這樣回答。

“您是說,也許確實寫得很好?”

“我沒看過。”我說,“但他一直寫得很好。”

承認這一點并不會殺死我。很多年里,我好像都在害怕承認他的才華,一旦承認,就好像默認了他擁有使用我一切痛苦的權力。但那是不對的。一個人寫得好,不意味著他就擁有了赦免權。

我終于明白自己真正反感的并不是他把我寫進小說,而是很多人都相信,痛苦只要轉(zhuǎn)化成文學,這件事就有了意義。那些真實生活里真正糟糕、不堪回首、絕望的部分,被文學神話之后,人就應該充滿感激。

不。這些還不夠。遠遠不夠。但我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我只是看著桌上的錄音筆。紅色的小燈一閃一閃。

“所以,”記者小心地問,“您覺得他寫的就是您嗎?”

我想起第一次去東京時,也曾經(jīng)這樣望著一個紅色的光點。那是在神保町的小書店,活動開始前,出版社的人把錄音筆放在我和工藤中間。那時我年輕、緊張、興奮,覺得自己終于坐在了一個大作家身邊。

我笑了一下,“那是他的小說。”

記者看著我,像沒有聽懂,補充道:“我的意思是,小說當然會借助現(xiàn)實。”

“是,我聽懂了,”我說,“所以那是他的小說。”

“但您和他確實——”

“我們認識。”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后來呢?”他的目光落在我空了的杯子上。

“后來他離開了。像你看到的那樣。”

我看著窗外。那束花剛剛還在共享單車的車筐里,被陽光照射著,現(xiàn)在不知道被誰拿走了。

回到家,屋里很悶。我打開空調(diào),又去洗手間洗了把臉。鏡子里的自己看起來疲憊不堪。臉頰因為酒精顯得有些浮腫,但也好在因為酒精,我看起來還不算太糟。頭發(fā)因為剛剛騎車出汗貼在頭皮上,讓我的臉看起來碩大無比。我忽然想起工藤以前說過的那個詞:老姑娘。那是在很久以前的電話里,他開玩笑似的說,你以后會變成一個怪女人,一個老姑娘,走在路上眼睛近視,獨來獨往,誰也不理。我那時笑出了聲。我以為那是一種親密的預言,只有情人之間才會互相開的殘酷玩笑。

如今我終于變成了他口中獨身的怪女人。但并沒有什么不好。

我燒開一壺水,打開冰箱,發(fā)現(xiàn)里面只有一盒蘆薈酸奶、兩個雞蛋、半袋已經(jīng)發(fā)蔫的生菜和一瓶去年買的柚子胡椒。生菜邊緣發(fā)黑,我把它拿出來,站在水池邊一片片摘掉枯葉,然后放進水池。過去我很討厭做這些事,覺得生活里的細枝末節(jié)會將人的精力耗盡。洗菜、晾衣服、擦灶臺、倒垃圾,這些事沒有任何意義,不會把人帶向更廣闊的世界。現(xiàn)在我卻覺得它們是一種微弱的安撫,如此貼近。

喝完酸奶后,我坐在客廳地板上,背靠著沙發(fā),忽然想起了他的那本書。它還在書架最下面。我把幾本舊雜志抽出來,才又看見它。灰藍色封面,因為是精裝書,書脊上方壓痕的地方出現(xiàn)了一點破損。封面上的那條河比我記憶中更暗,河面上的影子也更模糊。封面上根本看不出哪里有一個嬰兒。

我把書拿在手里。也許真像他們說的那樣,這是他近幾年最好的一本書。也許他終于從那些冷峻的城市、空房間、沒有結果的男女關系里走出來,寫到了更柔軟、更深刻的地方,更有可能因為他從此懂得了什么是愛。至于是誰教會了他愛,已經(jīng)不重要。他懂得了過去存在于他生命里的女人,也許他真的寫出了一個女人對一個未出生的孩子懷有的某種沉靜而深切的悲傷。也許有些讀者會在夜里讀到那一章,合上書,久久不能安然入睡。也許他們會覺得,工藤對他自己、對生活、對讀者竟然是如此的赤誠。可是這些都與我無關。或者說,即使有關,也不夠。

我知道這句話聽起來刻薄。一個人把你的生活做成了藝術品,還不夠嗎?一個人讓某些已經(jīng)消失的人和事,以一種永恒的形式保留下來,還不夠嗎?年輕時的我一定會覺得夠。那時我多么相信文學帶給人的精神補償。

空調(diào)終于讓房間涼了下來。窗外,外賣員在樓下打電話,聲音斷斷續(xù)續(xù)傳上來。我關上窗戶。回到地毯上坐下來。我想起我們曾經(jīng)在日本住過的那個小房間,因為訂做窗簾時,忘量窗簾盒的尺寸,所以窗簾短了一截。早上天一亮,光就從那兒滲進來。冬天風從窗縫鉆進屋里,因為沒有暖氣,我穿上兩雙厚襪子,仍然覺得冰冷不堪。

我想生活就是這樣,它會不斷推著人向前,然后很快恢復原樣。

我依然每天早上醒來,騎共享單車去瑜伽館,中午吃沙拉或者面條,下午校改翻譯,晚上偶爾看書。我開始能分辨出更多蔬菜。芝麻菜、羽衣甘藍、羅馬生菜、苦苣。它們的味道其實差別很大,只是我從前不在意。路邊的樹我終于也認識了一些,白蠟、法桐、欒樹、銀杏。偶爾,我會在領口上發(fā)現(xiàn)不知什么時候粘在衣服上的飯粒,輕輕摸到它們,發(fā)現(xiàn)它們在不知不覺中干掉,變硬,變得像舌尖上一粒小小的,很快就會融化的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