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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李修文×費多:小說本質(zhì)上是對約定俗成的悖論
來源:《上海文學》 | 李修文 費多  2026年10月13日07:50

費  多:我最近一直在想什么是小說的真實,或者說小說的真實感來自哪里?AI時代小說的可能性在哪里?

李修文: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絕非古典史詩產(chǎn)生的年代,也不是卡夫卡、博爾赫斯產(chǎn)生的年代,甚至不是先鋒派文學誕生的年代。我們接受到的文化現(xiàn)實會倒過來左右和塑造我們的生活,形成新的處境,就像短視頻作為很多人的精神生活,直接對文學審美和信息接收方式造成極大的改變,在此情形之下,人格大大降低為“人設(shè)”。以前故事里的人都要去世界上進行漫長的游歷,并最終建立自己的人格。我們在對主人公們的理解中,完成對故事的理解,完成對世界的理解,《伊利亞特》也好,《好兵帥克》也好,還有更多的典型人物,都是在這個世界上進行游歷、戰(zhàn)斗并自我完成的,但這樣的處境已經(jīng)變了。在影視作品、游戲、B站或者短視頻網(wǎng)站中,大量的“二創(chuàng)”作品中,真實生存和經(jīng)歷被取消了,卻一樣能夠得到呼應(yīng)及共鳴。你說昆汀·塔倫蒂諾的人物是不是半真半假?他的故事和世界是不是半真半假?《權(quán)力的游戲》也是半真半假,一方面沿襲著“打怪升級”的敘事模式,但另一方面,我們?nèi)匀豢梢詮乃麄兩砩习l(fā)現(xiàn)文學作品中那些特別經(jīng)典的人物。所以,巴爾扎克式的“真實”,近現(xiàn)代作家塑造的那些“真實”,是否還是我們今天的敘事土壤?

我不知道AI到底會到什么樣的地步,但直覺是:面對它們的逼近,我們只能去寫下一個個更加獨特的、逃脫理性跟技術(shù)規(guī)訓的人,也就是去發(fā)現(xiàn)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獨屬于小說的“責任”。在我的理解中,本質(zhì)上,小說是一種對規(guī)律的悖論,是一種對日常生活景象的悖論,更是對約定俗成的悖論。至少到目前為止,人工智能還沒有產(chǎn)生既與日常生活平行但是又形成悖論的東西。他們是否在某一天“生產(chǎn)”出一種不可被取代的“人”?我個人覺得會有。巨大的算力之下,人類的雜念、脆弱、道德上的疑難,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為數(shù)據(jù)和樣本的,是可以成為一個獨特的“人”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抓緊時間,講述更多和日常生活甚至人工智能形成悖論的人與處境。所以,有時我會想,現(xiàn)在寫作的人不還挺悲壯的嗎?就是這種悲壯,難道不值得我們寫作下去嗎?殘山剩水之中,我們?nèi)匀挥谢毓夥嫡盏目赡堋?茨愕摹稇賽蹤C器人報告》,你也涉及到AI、具身智能方面的主題。

費  多:以前提起真實,“真”和“實”是連在一起的,但現(xiàn)在“真”和“虛”又連接在一起,AI一方面在大規(guī)模地復制人類的經(jīng)驗,又在制造新的“現(xiàn)實”。運河邊的康復醫(yī)院,“咔咔”行走的外骨骼機器人;“腦機接口”的實驗室;公司里“龍蝦”日夜工作、爭論和運行;機器人工廠,一邊是模擬的海洋、沙漠、山地、沼澤等場景,另外一邊又是極其“人工”很不“智能”的場景,一地的機器胳膊、腿……當我在現(xiàn)場看到這些,不由得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時間錯置感”。人是什么?會使用工具的動物?機器人難道不會使用工具嗎?“賽博格”在多大程度上可稱之為“人”?或者,人本身就是“賽博格”?“個體”這個詞在英文中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但通過“腦機接口”或者生物技術(shù),體驗與感覺可以分離。

“人”還沒有成“人”,“后人類”又來了。“Token經(jīng)濟學”(“通證經(jīng)濟學”)讓很多個工作崗位暴露在“火線區(qū)”。看看AI上市公司的財報,光AI陪聊就是巨大的數(shù)字,我甚至能想象那些午夜發(fā)光的臉。有多少“用戶”已經(jīng)和AI產(chǎn)生“情動”?當下人類面對AI設(shè)置的護城河是“意識”與“身體”。按照目前的腦科學,“人的意識是怎么產(chǎn)生的”依然是未知數(shù)。“AI之父”辛頓認為,簡單地用“雖然我不知道意識究竟是什么,但AI肯定沒有”來否定,不符合邏輯。

藝術(shù)的問題早在AI之前已經(jīng)存在,但AI確實帶來了新問題。如果說大語言模型是“讀萬卷書”,那么世界模型將是“行萬里路”。“后人類”“非人”“增強人類”“超人”“人與AI的合體”……這些概念早已不只是在科幻小說或者電影中出現(xiàn)。關(guān)于“人類世”,樂觀和悲觀的預言并存。按照DeepMind的創(chuàng)始人、二○二四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戴密斯·哈薩比斯的說法,在這場能量比工業(yè)革命大十倍的“雪崩”中,只有“人與AI合體”,才能穿過。面對這萬年之大變局,小說怎么處理?鮑勃·迪倫說:同樣是下雨,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只是被淋濕。我寫小說就是想問自己除了“淋濕”,還能感受到什么。讀你的《猛虎下山》《夜雨寄北》等作品,總有“真幻相生,以真為幻,以幻為真”的感覺。從你的解讀中,你不僅發(fā)現(xiàn)了一個蒲松齡,還發(fā)明了一個蒲松齡。

李修文:這大概還是因為我自己的遭際命運和蒲松齡所描寫的場景對應(yīng)了起來。此前我有十多年在做影視,那個年代,影視界既有很多草臺班子,又充滿了野心勃勃的人和可能的機會。對于不少人,我也親眼看見他們終成了一座座廢墟。我曾經(jīng)在海南一座著名的人造島上待了很長時間,寫劇本。除了少數(shù)游客,那里大多數(shù)時間空空蕩蕩,但它的每個片區(qū)都有自己的美學風格,有的侘寂,有的新中式,有的澳門風。夜里走過,我常常覺得,蒲松齡要是還在世,他筆下的主要場景只怕要變成這樣的地方。有段時間我住在一個影視公司的會所里,座上皆豪客,大導演、大明星、大編劇、大投資人。一張長條桌吃飯的破產(chǎn)香港女明星,平時也不怎么說話,慈善晚宴上又變得艷光四射,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幾年后我又路過那里,真是蛛網(wǎng)暗結(jié),野鳥哀鳴,這不就是蒲松齡寫過的廢墟么?那幾年,我覺得自己就生活在他所描寫的場域中,無非是過去的荒郊野嶺、客棧、荒寺,變成了今天的人造島、會所、酒店、高爾夫球場,甚至是《猛虎下山》里的那座工廠。還有一點,蒲松齡小說中充滿了手無縛雞之力的、逃跑的、慌張的、恐懼的、不食人間煙火的書生們。另一邊,那么多妖精又在持續(xù)誕生,一個個,如此有生命力,如此不可方物,如此給我們帶來奇跡,我想,它們其實不是別的,就是從那些羸弱的書生身體中奔跑出來的,一個個理想化的自我。蒲松齡一方面承認著書生們乃至書生們所代表的現(xiàn)實生活的無力,另一方面他又不斷通過描寫特別有生命力的妖魔鬼怪,來確認一個理想化的自我,或者給那些現(xiàn)實生活無處可去的人帶來可以期待的世界。對于我來說,小說的可能性或者希望就是兩個字:“指出”。包括你的小說,像《下潛一百二十七米》等等,指出某一種處境,就意味著一種可能。

費  多:你以前說過“寫作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把自己救回來”,對此我深有感觸。我和小說中的人物一起踉蹌、掙扎、鼻青臉腫、奮力一搏,至于奮力一搏之后能獲得什么,我并不比小說中的人物知道得更多。就像維特根斯坦說的,通過斗爭而獲得的純粹,我希望有一種奮力一搏之后的天真。我寫過一句詩:所有的掙扎都很平靜,所有的掙扎都很神圣。“我”既是一個個體,也是一種處境。從我進入世界,也讓世界進入我,時代嵌在身體內(nèi),于我而言,寫小說就是“以實鑿空”,所有瑣屑的材料,只是為了催生一點火花。那些難言之隱、切膚之痛、存在之謎,需要一個個故事來安頓,能擦亮一個詞就擦亮一個詞,能擦亮一個瞬間就擦亮一個瞬間。修辭立其誠是最低標準,也是最高標準。這兩年,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在中國寫作”的意思。我的經(jīng)驗、問題、角度、限度都很“中國”。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卻經(jīng)歷了這么久才明白這一點。身體和語言的關(guān)系如此緊張,但又在質(zhì)詢另外一種可能。剛才你說到“悲壯感”,我想起一個比喻:擦火柴。咔嚓一下,火焰跳躍。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怎么考慮作品中的抒情性成分?

李修文:有很長時間,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被很多人詬病,甚至有好多人認為,這個傳統(tǒng)站在以理性為基礎(chǔ)的世界文學譜系的對立面,但我常常覺得,抒情傳統(tǒng)恰恰是我們身上最大的理性。我喜歡兩種小說:一是擊碎某種看似堅固的東西,指出生活中的破碎、敗謬及不可信任;另外一種,則是穿過殘缺、幽暗、曖昧的地帶去尋找某確信之物。實際上,我們的古典傳統(tǒng)里,很多文本,都是通向第一種的:再多的花團錦簇,最后也都通向了人的破碎、山河的破碎,就像墮淚碑里的羊祜大將軍,讓他墮淚的,不是時勢,不是建功立業(yè),而是峴山、夕陽以及無窮無盡的時間,它們永遠無法被我們戰(zhàn)勝——這就是抒情傳統(tǒng)里最深重的那一聲嘆息。其實,哪怕在米蘭·昆德拉筆下,我也經(jīng)常能夠感受到跟中國的抒情傳統(tǒng)相近的體驗,你看,他在小說里處處敲打,處處擊碎,繞樹三匝,將一切都引向不可信,正是在這種“不可信”中,他又完成了諸多幽暗與曖昧的融合,因此他才變成一個造物者。說到蒲松齡,他就真的寫下了那么多確信之物嗎?我覺得沒有,他一直都在用鬼魂的視角來觀察我們的陽間塵世——弄不好,我們正在追憶和憑吊的生活,正是我們在經(jīng)歷和承受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其實是鬼魂們也曾在此駐留的廢墟,所以,我們的生活也未見得是確切的、可信的。

費  多:這是你的廢墟美學嗎?

李修文:《猛虎下山》所寫的,就是一座歷史的廢墟——我老家有很多工廠,熱電廠、石化廠等等,很多已經(jīng)垮了,荒草高過了頭頂,穿行其中,不斷有野狗狂吠。工廠的主人們都已經(jīng)遠走高飛了,只有狗還在這里,還在叫。也就是在這種野狗狂吠的聲音里,我感到歷史遠遠沒有過去。歷史仍然借著狗吠提醒我們,它還在,它像幽靈一樣,仍然徘徊在此刻的人間。狗猶如此,人何以堪?即使是那些狗的主人們,他們何嘗不是歷史變形記當中的一環(huán),甚至是其中的主體?當連綿數(shù)年的歷史變形具象成個體命運的時候,那些人到底有沒有力量重建出一個新的自我出來?我記得,在一座煉鋼廠里,那些狗跟著我們的車,一直狂吠,像是要撕碎我們一樣,在那一刻,我有一種感受,那些凄厲、哀怨、幽魂般的奔跑,何嘗又不是一群人在歷史之中的奔跑?所以,在《猛虎下山》里,奔跑的老虎變成了人,人又在奔跑中變成了虎,如此循環(huán)往復,某種程度,也是這些人在完成根本無法退避的、跟歷史的對話。

費  多:你寫過《戲曲、小說傳統(tǒng)與講故事的方法》,還有幾篇文章都談到聲音,什么樣的聲音或者因素會觸發(fā)你寫一部小說?戲曲對你的影響是什么?

李修文:我小時候住的鎮(zhèn)子在漢江邊,是個戲窩子,秦腔、漢劇、花鼓戲,一個小小的鎮(zhèn)子,竟然可以聽到上十種戲。我外公非常喜歡戲,戲班人手不夠的時候,會請他上去跑龍?zhí)祝畧鲎印_@些戲班也養(yǎng)不活自己,農(nóng)忙起來還得做紅薯粉條。月光下,他們穿著戲裝匆匆趕來,遇到包拯這樣的大黑臉,我經(jīng)常嚇得半死。這些都構(gòu)成我寫作的資源,我寫小說都有一個戲臺。如果長一點,再把它們分解出來,我甚至希望,每一章都是一座戲臺,角色如何上場,邁著什么樣的步子,上場時鑼鼓聲怎么樣,怎么轉(zhuǎn)場,怎么推進,都能被我清晰地看見聽見。

戲曲中,生旦凈末丑的聲音都各有特質(zhì),且是和動作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兩者互為證據(jù)。刀馬旦上場,聲音就要延緩很久,她得先用動作來確立她自身的存在。像《打神告廟》,很多劇種里都有這出戲,唱得委婉悱惻,而更加迷人的是女主人公的動作,一邊唱,一邊耍水袖,這出戲,我們其實不是在看通常的命運,而是在漫長的水袖功夫里,看清楚了我們每個人的掙扎和徒勞。在元雜劇里,有一類的探案戲,沒有神探,沒有超能力,案子全是糊里糊涂完成的,正義的實現(xiàn),也是靠碰巧完成的,而這,便是關(guān)漢卿這一類作家要發(fā)出的聲音:尚方寶劍實際上沒有作用,正義遠在天邊,看起來的沉冤得雪只是僥幸,只是意外,只是誤打誤撞。這個聲音的示現(xiàn),依靠的則是市聲,市聲之下,是龐大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元雜劇里,市民生活的聲音其實是極其充沛的,肯定它們,才是肯定了一個人的正當生活,這個世界的復雜與忠直才能被釋放在你的個人美學之中。你一直挺喜歡音樂,音樂對你有什么影響?

費  多:音樂從觀念上和技術(shù)上都影響了我的寫作。以前在武漢,我就去武大門口、漢口前進四路去買各種磁帶、CD。我在小說中有時會使用古典音樂中的曲式結(jié)構(gòu),類似奏鳴曲、賦格,還有爵士樂的“對倒”等。比如《蜉蝣寄》一方面借鑒了宋話本的結(jié)構(gòu),另一方面也有交響樂四個樂章的意思,有快板、慢板、急板不同的節(jié)奏。這個小說有點像《羅生門》,各說各話,各種聲音相互抗衡,有時又像《公民凱恩》,不同角色在講述時把故事接下去,帶有自身的視角限制。我在給《愛樂》雜志寫一組小說、詩歌和音樂主題的文章,小說本身就是眾“聲”平等,美丑并列,樂音、噪音、沉默、空白都可以成為小說的要素。一個人物就是一種聲音,我常常把“我”當別人寫,把別人當“我”寫。通過“我”去發(fā)現(xiàn)一個個人,又從別人身上發(fā)現(xiàn)一個個“我”。談一個技術(shù)上的問題,你小說的情節(jié)性比較強,短句和長句的使用帶來了敘事速度的變化。

李修文:我喜歡情節(jié)性比較強的小說,可能還是因為,我覺得尤其在今天,受眾對各種情節(jié)的熟稔,已經(jīng)構(gòu)成了我們的具體處境。但這也是雙刃劍,在我的理解中,情節(jié)最終要通向一個作家的主體性——黑澤明的故事都是半真半假的,越是到中后期,作品中的環(huán)境越來越裝置化,情節(jié)也越來越離奇,甚至是高度裝置化的,這恰巧說明作者主體性的真正建立:他既不相信歷史,也不相信人真的能活成歷史中的人,他用情節(jié)和美學鑄成了自己的歷史。至于句子長短,我覺得還是跟一個具體的作品有關(guān)系。《猛虎下山》用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短句,因為它急促,這個事情就是迫在眉睫:一個人就是要打到老虎,以此來挽救自己的生活。打不到老虎,他就虛構(gòu)了一只老虎,而這只虛構(gòu)出來的老虎又反過來再壓迫他。我總是擔心,句子一長,好像主人公就有了容身之處,甚至他個人的危機就變得不迫切了。短句子就像鼓點,催他上場,就像差役手上的棍棒,命令他趕緊趕路。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我多少覺得悲涼:一代代阿Q無窮已。多少阿Q,被壓迫,被驅(qū)趕,而他還在熱氣騰騰地行動,不斷地說服自己,謊言是有意義的,這種沒有對象的斗爭也是有意義的。而短句,似乎也成為了奴役著他們的人,像一條鞭子,不斷地在抽打著他們。在小說敘事方面,你有什么樣的想法?你既寫小說也寫詩,這對你意味著什么?

費  多:小說的寫法有很多種,我挺喜歡一句武漢方言叫“不服周”,作者對藝術(shù)負責,而不是對教條負責。如果只是陳詞濫調(diào),我很懷疑這種寫作的必要性。小說的敘述看似已經(jīng)沒有“荒野”,所有的故事都不過是某種神話原型的當下和在地化。問題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所有的人都需要一個故事,不管這個人是否明確意識到這一點。

至于寫詩和寫小說的關(guān)系,寫小說我一度中斷多年,這兩年又重新寫,但寫詩一直在堅持。打一個不恰當?shù)谋确剑瑢ξ襾碚f,詩歌就像語言中的“基礎(chǔ)研究”,測試詞的壓力,賦予詞的活力。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是耗損的,而寫詩就是賦予一個詞、一個句子新的可能。之所以重新寫小說,是因為經(jīng)歷了這么多,我需要一個個故事來安頓。一個好的小說既要有肉身,那些“意外而準確”的細節(jié),也要有超出肉身的東西,帶著回聲和余味,所謂的經(jīng)驗性和超驗性的問題。能不能做到,有時靠的是艱苦的持續(xù)的努力,有時還要憑借一些運氣。我的小說,除了少數(shù)幾篇是一氣呵成的,更多是反復修改才能勉強添上“完成版”的字樣,可以說是在“剪輯臺”上完成的。像《蜉蝣寄》的初稿有十萬字,但最后只有三萬六千字左右。中篇改成短篇,短篇再刪一半,是常有的事。有朋友說我刪除得太多了,但修改是我的“舒適區(qū)”。我著迷于這樣在“冰山”尋找水位線的行為,并感受到不一樣的激情。

李修文:你的多篇小說,像《北極》《下潛一百二十七米》《熱帶的雪》《雪崩》都有“母親”的形象,在創(chuàng)作談中,你也談到母親對你的影響。

費  多:喜歡文學這一點確實受母親影響。小時候在鄉(xiāng)村醫(yī)院,母親就訂閱了像《收獲》這樣的文學雜志。母親喜歡《紅樓夢》,還跟我講。我當時并不怎么感興趣,總覺得這個小說不停地換開頭,一個開頭講不下去,又換一個開頭,沒記錯的話,好像有五個開頭。多年后我才有點明白為什么一個故事需要這么多開頭。大荒山青埂峰無稽崖下的那塊石頭不正是對應(yīng)著大觀園這樣的秘密花園?母親的一生經(jīng)歷了很多艱難時刻,憑借著機智、善良、堅韌以及一點點運氣,才熬過來。寫《熱帶的雪》時,午夜里我突然哇哇大哭起來,一抬頭,才發(fā)現(xiàn)外面的雨夾雪已經(jīng)下了很久。雨打在雪地上,一個個黑色的小窟窿。不過我小說中“母親”的形象是不一樣的。像《北極》《熱帶的雪》,有些細節(jié)就直接來自于母親的經(jīng)歷。而《下潛一百二十七米》中的“母親”則是多個形象的合成。無論是母親還是父親,對于他們的“歷險”只是偶爾提起。后來當我也有類似的經(jīng)歷,才能體會到當時的驚心動魄,時代的風暴是如何嵌入一個人和一代人的命運當中。

問你一個關(guān)于小說空間的問題,現(xiàn)在有不少以地域命名的寫作,不過你好像不太尋找自己的“郵票大小”的地方?除了文學,你還從事影視工作多年,小說與影視的關(guān)系是怎樣的?當下文學的公共性在哪里?

李修文:“地方”于我而言,就是命運——我在散文中很多回寫到西北,那就是生活把我?guī)У侥莻€地方。寫作,很多時候就是自成山河,自成一個世界。為了某個地方去寫作,好像我還從來沒有過,但是,我的幸運是,命運的確將我?guī)У搅嗽S多我之前從未踏足過的地方,而它們,恰恰是值得書寫的“地方”。

至于小說和影視的關(guān)系,區(qū)別是肯定有的,就比如,電影要求顯性的沖突,而小說里,我們更多看到的,是隱性的、內(nèi)心的沖突,但我也相信,今天的影視故事,其實有能力把這種內(nèi)心沖突外化出來,所以我覺得不必要有什么對峙和排斥。影視不是洪水猛獸,不會對寫作起到什么特別壞的作用。相反,現(xiàn)在一些優(yōu)秀的影視作品起到了文學的作用,提醒我們,再一次審視我們的生活。像《絕命毒師》里的“老白”,當那個洗衣機不斷地嗡嗡作響的時候,你甚至能感受到卡夫卡筆下的某些人物的痛苦。在這種情形下,我反倒覺得,文學上的主體性要發(fā)生遷移,要有一種搶奪的能力,搶奪影視,搶奪舞臺劇,搶奪音樂,以此構(gòu)成更廣泛的心理基礎(chǔ)。目前,小說中那種幽暗的沖突對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只有完成這樣的小說,才覺得自己是在真正地寫作,也在真切地療愈自己。在許多年都寫不出小說之后,現(xiàn)在的我可以確認:寫小說,虛構(gòu),真的讓我有巨大的滿足。一個小說結(jié)束,我往往很不愿意從那個世界出來,這是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有過的。虛構(gòu)變成了生命本身,我相信你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