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演紓難:“五四”時期學生“救國演劇”活動研究
1896年上海圣約翰大學學生首次使用英文演出莎劇《威尼斯商人》,該事件被認為是清末學生演劇的開始。1此后,各校學生紛紛“登場作戲”,引發學生演劇的熱潮。就內容而論,初期學生演劇大致可分兩類:一類偏于藝術,包括《凱撒大帝》《亨利八世》等莎劇擬作及《文野婚姻》《化子拾金》等新編劇目;另一類注重現實,涵括《官場寫真》《暗殺風潮》等社會問題劇及《六君子》《江西教案》等重大時事劇。需要指出的是,后一類現實題材戲劇已觸及政治,反映了學生對時局的憂思。隨著演劇活動的不斷深入,這些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青年學生開始藉由戲劇的形式傳布進步理念、募集濟世之資、宣揚反帝主張,并掀起聲勢浩大的救國演劇潮。所謂救國演劇,即是社會進步群體為配合愛國救亡運動而自發組織的戲劇表演。這些演出與尋常義務劇有別,帶有鮮明的政治屬性與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其往往依托精妙的舞臺表演、獨特的情節設計、動人的宣講話語,將切實的救國理念與政治訴求傳遞給公眾,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
清末以來規模較大的學生救國演劇包括1912年革命演劇、1915年儲金演劇及1919年“五四”演劇等。1912年民國建立伊始,國內外形勢嚴峻。故此階段的救國演劇旨在鞏固“民主共和”理念,同時為新生政權募資。1915年為抵制“二十一條”的簽訂,民眾自發掀起救國儲金運動,以追求經濟自強。學生亦參與其間,通過演劇實踐支持儲金活動。相較前兩次浪潮,1919年前后的學生救國演劇潮無論是參與人數,抑或社會影響,均遠逾之。究其緣由,首先在于學生的活躍。青年學生在“五四”激流中以“爭權懲賊”之旗幟維護國家主權。得益于龐大的影響力,學生發起的救國演劇也引發強烈的社會關注。此外,“五四”學生救國演劇也是清末學生戲劇不斷發展、日趨成熟的結果。救國演劇在歷史劇與時事新劇基礎上發展而來,大致經歷了模擬學習、互動交流、獨立登場等階段。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完善,最終成為新劇演出的重要一環。
目前學界對“五四”戲劇的研究多集中于新舊劇討論、戲劇理論革新及知名劇家的藝術實踐,2而對于這一時期學生演劇活動則關注不夠。3部分學者僅將“五四”學生救國演劇作為政治風波之余緒,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4近年來,隨著戲劇研究的不斷深入,部分學者已注意到“五四”學生演劇的特殊價值,并對此作出一定論述。5然這些研究多以個案形式呈現,且未對這一時期的救國演劇進行深入剖析。今天需要思考的是,這場風潮的發生與起落究竟如何?在演劇訴求、藝術呈現上有何新變?這一時期的演劇運動經歷了怎樣的身份轉變?“五四”的救國演劇價值何在?對政治運動及戲劇發展帶來何種影響?這些追問都是亟待解決的。
一、從“模仿者”到“劇壇主將”:學生救國演劇的身份“破圍”
學生演劇源于清末,是受外國戲劇與傳統戲曲綜合影響而形成的新式藝術。早期的學生演劇受西方戲劇影響頗深,無論是劇本創作,抑或排演形式均有意仿效,呈現出濃郁的西洋特征。除圣約翰大學外,南洋公學、南洋中學、民立中學等校也有西方戲劇演出的記錄。6另一方面,學生演劇也充分汲取戲曲之優長,歐陽予倩就指出:“在表演方面,就他們所耳濡目染,不可能不從舊戲舞臺上吸取傳統的表演技術,至少是不可能不受影響。”7從情節內容而論,學生戲劇沿襲了舊戲的才子佳人、歷史時事等題材。結構上則保留傳奇式、章回式等模式。此外,“以悲為美”“善惡有報”等思想亦尚未脫舊戲之窠臼。
在中外戲劇共同滋育下,學生戲劇逐漸登上歷史舞臺。黃愛華指出:“中國戲劇的形態轉型和新的審美需求生成的過程中,充滿革新精神的學生演劇是一個特殊的戲劇品種,是新劇生成過程中的重要成分因子和初始階段,也是新興話劇的濫觴。”8受傳統歷史劇影響,學生戲劇誕生伊始即出現一類反映中外時事的劇種。朱雙云《新劇史》載:“南洋公學中院二班諸生,亦聞風踵效。是年適丁拳亂,因年假余暇,私取六君子及義和團事,編成新劇”9。羅鴻年指出這場戲劇演出既無劇本,亦無舞臺設計,純粹是一種即興的演藝。10可見彼時的學生演劇雖涉及國事政治,然未具備救亡之底色。它的發生既源于對古典歷史劇的模仿,同時也是學生的一種文藝娛樂。此后一些映射政治的學生戲劇雖時有出現,例如《江西教案》《英兵擄去葉名琛》等,卻未引發廣泛的輿論關注。

春柳新劇同志會戲劇《東亞第一美人朝鮮閔妃亡國慘史》廣告圖
辛亥之際,這種演劇娛樂的情形發生改變。在此起彼伏的民主革命與救亡呼號中,劇界的國族意識得到強化,衍生出政治性更強、情感也更為激切的救國演劇。從演出頻次與社會影響看,這一時期救國演劇的主力應屬職業新劇家。他們不僅以演出宣傳革命思想,更投身于救亡運動。如春柳新劇同志會排演新劇《東亞第一美人朝鮮閔妃亡國慘史》,該劇以朝鮮壬午兵變及閔妃被害為線索,描述了近代日本對朝鮮的侵略。11此外,民鳴社亦編演《東亞風云》還原朝鮮事宜,引起了較大的社會轟動。所謂“寧人以見所未見,故趨之若鶩……遂喧傳于大江南北矣”12。
彼時的學生群體也正有意識地開展一些救國演劇實踐。《申報》載:“新劇同志會接演吳稚暉所編之黃花岡新劇。”13然較之于職業劇家,學生救國演劇在劇目數量、演出場次、社會影響等層面均遠遜之。究其緣由,則是此時的學生演劇尚存在一定的阻礙與缺陷。其一,民初各界對學生演劇仍有所憂慮,認為其不僅有傷社會風化,甚至會干擾政治。為此,相關部門嚴禁學生開展戲劇活動,并以法規的形式予以聲明。如1912年廣東教育總會就禁學生演戲一事召開大會。14此類禁令無疑會束縛學生演劇的發展。
其二,民初的學生救國演劇大多以籌募救國儲金等為旨,附有強烈的經濟目的。譬如“培媛女學校女教員及女學生等特排演各種新劇,擬在該校開演。所售劇票計分三等:一等每張一元,二等五角,三等二角半。所得票金全數捐入救國儲金云”15。學生雖出于愛國之心排演新劇,卻未真正將救國理念融于戲劇。其過分追求經濟效益,反而忽視了劇作本身應有的救亡內核。此外,較之成熟的職業新劇及改良戲曲,學生的救國演劇既缺乏趣味十足的情節橋段,亦無成熟的運營模式,故社會影響也較為有限。其間雖亦有知名劇作與轟動性演出問世,然仍居職業劇家之后。
“五四”之際,這種“尷尬”的境況得到扭轉。大量戲劇經由學生之手被創制出來。1919年前后,《申報》《時報》《大公報》等多家媒體紛紛預留版面為之推介,僅《申報》對學生救國演劇相關訊息的報道就高達上百條,涉及演出預告、劇本內容、文藝理論、現場情況、社會評論等方面。學生救國演劇規模之盛,參與人數之眾,社會影響之廣,俱堪稱空前。此外,政界、軍界、工商界人士亦紛紛到場觀覽,以實際舉措支持學生的演劇實踐。可以認為彼時的戲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間介質”的角色,有力推進了學生群體與社會其他階層的接洽聯結。
有賴于“五四”學生的特殊影響力,這場救國演劇得到了極為廣泛的關注。現代戲劇家熊佛西認為:“最主要的還是鑒于五四的愛國運動是由學生領導起來的,新興戲劇因而跑到知識分子的手里,產生了所謂學生戲劇運動。”16誠如其所言,從某種意義上看,“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確已擺脫“模仿者”的身份標識,并取得救國演劇的絕對領導權。一方面,他們將社會革命與戲劇實踐牢牢綁定,藉由龐大的政治聲望維持演劇活動的社會熱度;另一方面,頻繁的公開演劇也使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關注學生的政治訴求,是以廣大市民紛紛上街游行,聲援學生的救國運動,部分工商業者更是受到感召而加入這場風潮。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學生們逐漸掌握戲劇活動的話語權,化身為“劇壇主將”。
“五四”學生救國演劇的成功也離不開這一時期學生戲劇理念的革新。在日本當局逼迫漸緊而北洋政府一味妥協的大背景下,學生們充分意識到純粹的捐物、籌金已不能挽救國族。只有從思想層面喚醒民眾的反抗意識,方可真正謀求獨立。有鑒于此,他們將眾多的時事訊息及“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等政治主張融入戲劇演藝中,賦予其深刻的愛國意蘊。可以認為彼時的救國演劇已不僅是籌措資金的手段,更是啟民圖存之利器。如《申報》報道:“湘省自工專學生發起排演國恥新劇后,商專學生亦即繼起,連日在錢渠公所排演。所演各劇頗足鼓勵民氣。”17又有“駐滬留日學生數十人,本其年來國事之隱痛,思假新劇以喚醒國民迷夢”18。進步思想與時代主題的注入使學生救國演劇的內核得到了全面深化。至此,學生救國演劇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形式,并在近現代戲劇史中占據一席之地。
此外,新文化運動以來頻繁的戲劇論爭也促使學生們重新審視戲劇的創作與編演。他們有意識地革除了民初救國演劇“文白混雜”“過分說理”“形似報道”等弊病,并將易卜生主義、悲劇美學等西方戲劇理論與導演制、暗場隱喻等演出形式應用于新的戲劇實踐,使“五四”救國演劇呈現出較高的藝術水準。譬如洪深1919年留美期間所編之英文戲劇《虹》(Rainbow)。該作原文已佚,中文劇本以《東方明兮》之名登載于《留美學生季報》1920年第1期。全劇以山東劉紳的視角還原了一戰至“五四”以來中國人民的世變際遇。不同于以往救國演劇的宏大敘事,該作以本土鄉紳為引,透過人生、家庭、國族的三重現實悲劇,展現動亂時局中士紳群體由逆來順受至奮起抗爭的重要轉變,富有深刻的現代意蘊。19在各學生團體的大力宣傳與推動下,眾多新潮的劇藝理論蔓延開來,并在救國演劇的舞臺上得以充分展現。綜而觀之,從晚清至“五四”,學生救國演劇活動歷經政治、思想及藝術等領域的多重轉型,終“破圍而出”,大規模進入公眾視野。
二、“反日爭權”:演劇活動的政治訴求
與尋常的戲劇實踐有別,救國演劇具有鮮明的時代屬性,自誕生起即產生強烈的政治意義。其往往以挽危警民為要旨,伴隨重大歷史運動而開展。辛亥革命勝利之后,新生的民國政權仍面臨嚴重的資金問題。彼時眾多進步學生四處奔走,藉由救國演劇等方式響應臨時政府“國民捐”之吁請,以期紓解民初的財政困境。新聞界生動地記錄了學生的義演實況,譬如“南洋大學學生對于國民捐甚為贊成,刻已集有成數,俟收欸機關成立即行繳納。并聞該校同學多人又組織一南洋演劇助捐團專演新劇,逐日于課余之暇勤加練習,現已純熟。定于陽歷六月十五日午后假座新舞臺開演”20。除此之外,該校學生又“編成革命紀念新劇《英雄血》,警世悲劇《愛海濤》……所得戲資仍充國民捐”21,從中可以窺見學生的報國熱忱。
1915年1月18日,日本當局向袁世凱治下的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交涉。該消息一經報道便引發廣泛的救國浪潮。在多方斡旋下,由銀行界人士虞洽卿等牽頭成立救國儲金臨時通訊處,發起救國儲金運動,以實現經濟自強,并阻止條約簽訂。眾多學生團體參與了這場運動,他們不僅以捐款、集物等方式儲金,還以救國為旨開展演劇活動。例如,“中學學生采取朝鮮往事編成新劇臨場串演,觀者動容。會場附設救國儲金投儲記數處,派男女學生向來賓勸儲。當場認儲者數百人,現繳者亦近百元”22。一些海外學子亦積極響應,將劇資之所得悉數寄滬存儲。與辛亥時期的“國民捐”演劇活動類似,這場救國儲金演劇的根本訴求在于從經濟層面為政府提供助力,其間雖亦有一些救國宣傳,卻并未觸其本質。這種以募金為主的演劇傾向直至“五四”時期才發生實質變化。
1919年1月,日本當局趁歐戰方止泰西諸國無暇東顧之際,威逼段祺瑞政府并索取對華特權。該消息傳至國內,一時輿論嘩然。5月4日,學生率先走上街頭,以游行示威、政治集會、戲劇義演等方式進行反帝斗爭,由此拉開五四運動的序幕。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高度評價學生的救國義舉:“‘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23作為重要的斗爭方式,“五四”救國演劇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活動充分汲取過往的實踐經驗,藉由生動的戲劇演繹向民眾宣傳各項國家主權,如外交平等、貿易自由、領土完整等,投射出強烈的國族意識。
這一時期的青年學生將“反日”作為演劇的核心訴求之一。顧仲彝即指出:“戲劇運動第二次活動時期是在五四運動之后,當時因愛國運動的熱烈,學生組織化妝宣講隊,宣傳日本的侵略行為中國的亡國危險和朝鮮亡國的慘痛。當時風一時,各處組織新劇團”24。事實上,民初劇壇即已察覺日方的企圖,并出現反日救亡之聲音。如民鳴社新劇《東亞風云》,民興社《朝鮮亡國記》等。“五四”前夕,日本軍國主義野心愈發膨脹,試圖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致使國內反日情緒高漲。有鑒于此,學生團體亦編演了眾多的反日題材新劇。以內容而論,反日的要旨大致有三:鄰邦的亡國之鑒、和會的恥辱外交及對日貨的堅決抵制。
清末以來,隨著日本的迅速崛起,東亞局勢陡然緊張。1910年8月,日本強逼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日韓合并條約》,將其完全納入殖民屬地。1914年一戰爆發后,日本攻占青島及膠州灣等德國在華租借地。1915年更是迫使北洋政府簽訂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攫取更多的侵略特權。巴黎和會上日方代表的咄咄逼人與英美等國的綏靖縱容進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并使國人聯想起日本對鄰邦朝鮮的步步蠶食。為避免重蹈覆轍,各校學生紛紛編演朝鮮遺事以警國民。譬如“高等師范、河海工程、金陵大學各校所演文明新劇,為《高麗亡國慘》等劇”25,又“高等、工商兩校學生新劇講演,各為其本校學生所結合。以演述鄰邦之野心,喚起國民之自覺為宗旨。其團體聚散隨學校為轉移,其戲劇演波蘭朝鮮亡國及我國外交失敗史,及和會之情形”26。這些戲劇大多敘述近代以來日方對朝鮮的侵略行徑,并突出朝鮮民眾的激烈抗爭。可見彼時“借朝喻華”已成為學生演劇的重要議題。
反日演劇也從外交層面切入,揭露日方在巴黎和會的無恥行徑。如學生新劇《愛國熱》稱巴黎和會為“巴黎媾和會議”。戲劇第一場由學生分飾美、中、日等各方代表,著力凸顯中國的外交困境。27此外,亦有留學生排演新劇《十萬金鎊》,敘述國民代表的請愿抗爭以及外交大臣的媚日妥協。該劇一經推出即因描摹盡致、情感真切而大獲成功,《民國日報》稱其“大受旅日西人所贊賞,即日本人民亦因感嘆息”28。該報道雖略顯夸張,然仍可窺見學生們的表演功力。部分學生也注意到日貨傾銷的危害,主張抵制日貨而支持國貨,并藉由演劇形式予以宣傳。是故“男女校學生均整隊入會,當場議決不進日貨,不用日本紙幣……學生數百人舉旗游行全鎮一周,復編新劇激勸社會”29。此外,又有“禾邑秀州書院學生現除不用日貨并沿途講演外,擬試演愛國新劇以喚醒國民”30。此類演出意在抵制日本的經濟侵略,從而為反日運動提供助力。
救國演劇的另一訴求是號召民眾捍衛國家主權,尤其是青島等地的歸屬事宜。清末以來中外頻繁的領土糾紛,使得國人對喪權失地一事極為敏感。當日本意圖染指青島的訊息傳來,各地學生紛紛編演新劇,希冀喚起公眾的主權意識。同時以此向北洋政府施壓,敦促其拒絕和議,保障青島的安全。故“于下午三時在城外徐公祠扮演《亡國影》戲劇,藉資鼓蕩同胞之愛國心……要求政府對青島問題勿簽字”31。此外,又有“工業專門學校學生分為演講、新劇、調查、編撰、交際各部。新劇與演講并行,部員六十余人,新編《黃海波》一劇,演中日交涉、青島風云各事。逐日在各廟宇及公共場所扮演,頗足動人”32。綜上,可見學生們保衛領土的堅決態度。
參與救國演劇的學生們不僅痛斥日本軍國主義的所作所為,還深刻地揭露了求和派對國家主權的危害。他們將斗爭矛頭直指章宗祥、陸宗輿、曹汝霖等北洋官僚,申斥其為一己之私媚日賣國,要求“內懲國賊”,眾多戲劇即據此展開,如中華學生救國團演劇部“現已編成《章宗祥》《亡國恨》《五分鐘》三出”33。又有無錫學生楊軾等出于義憤而排演新劇《新趙家樓》,全劇敘述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將個體利益置于國家之上,通過私盟日本攫取不義之財。而進步青年則心系國族,堅決捍衛各項主權,誓與賣國者抗爭。學生們的怒火最終在趙家樓點燃,曹、章等不得已狼狽出逃。34該劇的救國意識極為顯著。正如劇中的學生代表所言:“中國人的心分三種:一種是賣國賊的黑心。一種是好男兒的赤心。還有一種是藏惡(害)良的貪官污吏,叫做沒有良心。”35
“五四”之際,青年學生的救國演劇運動終以一種較為成熟的姿態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其充分借鑒了過往的藝術經驗,視社會革命為演劇的第一要義,并將切實、深刻的救亡理念融入其間,使其具備“實在的血肉”。此外,受政治風潮影響,這一時期的演劇訴求也發生轉向。其更深層次地觸及國族本質,強調外交、商貿、領土等領域的絕對平等,以實現真正的獨立。從內容觀之,“五四”學生救國演劇大致分為“反日”與“爭權”。“反日”聚焦于外,以朝事警聞、恥辱和議、抵制日貨等為要,“爭權”則著眼于內,要求捍衛領土主權、懲治賣國官僚。青年學生的救亡圖存之心可見一斑。
三、破曉之光:“五四”學生救國演劇的藝術新變
1919年6月10日,迫于國內此起彼伏的反對聲浪,北洋政府正式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36至此,“爭權懲賊”訴求中的“內懲國賊”一項得到解決。《五四運動史》指出:“曹、章、陸的被免職,是人民斗爭的結果,是群眾運動的偉大勝利。”37三人雖被罷免,然條約一事卻仍懸而未決。故有民眾疾呼“簽字而山東亡,山東亡而全國隨之。亡國大難迫于眉睫,吾同胞忍坐視家國之亡而甘心作奴隸乎”38。此后,山東等地陸續發起拒簽和約的請愿運動。6月28日,僑法的中國民眾更是包圍中方寓所,以阻止代表赴會。懾于內外的強大壓力,專使團最終拒絕簽字。由此,五四運動取得初步勝利。鑒于訴求已大致達成,全國學生聯合會于該年7月發布終止罷課聲明,指出:“全國學生聯合會鑒五四以來學界犧牲極大,現在六條要求均有相當解決。務望速電全國學生諸君一律上課,以慰國民之望。”39隨著“魯案”“閩案”等余緒的平息,社會對政治的關注大為減弱。此后雖亦有一些反日救亡活動,卻并未引發全國性政治風潮。受此影響,以“反日”“爭權”為旗幟的學生救國演劇也因完成歷史使命而“功成身退”。20世紀20年代之后,隨著學生陸續返回校園,救國演劇的頻次愈發降低,影響力也日益衰微,最終淡出公眾視野。
應當指出,“五四”后的救國演劇雖因政治運動結束而暫時退潮,然學生戲劇的發展與革新卻未因此陷入停滯。彼時的學生群體復歸校園,將目光投向新生的現代話劇。顧仲彝指出:“不過這戲劇運動的殘燼燃著了愛美劇運動的導火線,所以接著就有幾個有組織有力量的劇團的興起。”401920年10月改良話劇《華倫夫人之職業》的失敗讓汪仲賢等劇家意識到戲劇必須“脫離資本家的束縛,招集幾個有志研究戲劇的人,再在各劇團中抽幾個頭腦稍清有舞臺經驗的人,仿西洋的Amateur,東洋的‘素人演劇’的法子,組織一個非營業性質的獨立劇團”41。其后,在陳大悲等人的倡導下,非職業性質的“愛美劇”應運而生,并受到學生的熱切追捧。他們以“愛美劇”為指導,圍繞劇本擬定、舞臺機制、美學內質等方面進行全面的革新,使校園演劇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華倫夫人之職業》潘家洵譯本
回溯“五四”之際的學生救國演劇活動,可以發現它在藝術領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更好實現傳播效果,各個學生團體有意避開校園,而是擇取劇院、公園等更為廣闊的公共空間作為演出場地,并藉由生動的藝術演繹、樸素的話語傳遞與巧妙的舞臺互動以警醒觀演民眾。在實踐的過程中,青年學生也較為注重“講”“演”的結合,他們往往不著痕跡地將戲劇表演穿插于宣講之間,使枯燥的救亡理念得以具象化呈現,如秀州書院學生“沿途講演外,擬試演愛國新劇,以喚醒國民”42等。此外,這一時期的救國演劇在戲劇程式上也發生改變,幾乎完全消解了戲劇中的唱段而將重心置于說白部分。同時藉由舞臺布景的現代化、敘事模式的復雜化、人物表演的仿真化進一步突破傳統的表演框架,轉而向西方話劇的演繹模式靠攏。如留日學生于夏令配克影戲院排演愛國新劇《愛與人格》,該劇以“五四”時事為背景,透過男女學生的政治抗爭與對白演說,展現青年群體的報國熱忱。43由于敘事合宜、角色相仿、對白精彩,該演出得到了廣泛贊譽。當時有評論家指出:“林國魂做得頗有精神,那時候看報頓足,有咄咄動人之概。摹仿一熱血愛國之士,卻能淋漓盡致。但是這亦是那扮演者素來本色呢。公園中同春麗相敘一節,談話亦多是愛國的話,不落尋常的相儂情話之窠臼。”44綜而觀之,學生的戲劇演出有力推動了“反日”“爭權”等救國理念的社會傳布,為五四運動的勝利作出了應有貢獻。

夏令配克影戲院舊址,后更名為新華電影院
這一時期的學生救國演劇在情節構造上亦有其獨到之處。受1917年以來新文化運動及戲劇論爭的影響,“五四”時期的各類戲劇均注重現實生活的挖掘,即使是以政治意義為首要目標的救國演劇也大多具備一定生活化特征,與前期戲劇存在一定的差異。1919年11月復旦滬濱息游社及中國公學學生在蔣梅笙、鄭鷓鴣、鄭正秋等名家指導下排演新劇《愛之果》。該劇共分為十幕,涉及和會密約等歷史事件,著力展現動蕩局勢下的民眾生活與愛國運動。戲劇不再采取宏觀的歷史敘事,而是別有新意地“以人情為是劇之線索,而于政治、法律、思想無不面面顧到……乃現身說法,警醒國民之獨演劇也”45。《民國日報》指出該演出“寓意之深,分配之巧。足勝《石家莊》《安重根》諸劇”46。
救國演劇的又一新變則是在政治劇中融入婚戀元素,竭力展示青年男女在“情”“義”之間的徘徊掙扎。相較于以往臉譜化的英雄兒女,“五四”學生戲劇更為深刻地觸碰到人的情感實質,塑造了眾多復雜立體的中國青年。如1919年6月蘇州學生新劇團赴常州玉帶橋新舞臺排演新劇《生死鴛鴦》。該劇大致敘述陸軍總長之子裘濟民與外交總長之女吳僅感于國事而與賣國締約的長輩決裂,歷經波折終得以破敵建功的革命愛情悲劇。47戲劇著重刻畫了青年夫妻的內心糾葛與家國取舍,突出他們的義烈,觀者無不慨嘆。又如圣約翰大學學生演劇團所編之新劇《湘蘭女史》。該劇與胡適《終身大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即反映“五四”新女性的出走與蛻變,然差異之處在于《湘蘭女史》并不拘囿于個體與家庭的掙扎,而將劇中女角置入更廣闊的歷史空間,描摹女性的獨立及其在個人婚姻與國族大義間的抉擇。最終女主角湘蘭以國事為重,毅然刺殺叛國的未婚夫,成長為一名實具血肉、可親可敬的女杰。48該劇社會影響極大,孫中山夫婦亦親赴現場觀演,《申報》評價該劇:“情節離奇,令人難測。演者均能形容盡致,發揮所長。是晚雖風狂雨驟而觀客盈座,約有千人。孫逸仙夫婦均蒞止焉。”49
這一時期的救國演劇也對表演者的妝造、演技、情感等提出更高要求。譬如評論家文心在評議留日學生《十萬金鎊》《藍白相爭》《亡國恨》等劇時指出演出核心在于“真”,即“演講者要完全丟了自己本來的面目,變成劇中的一個人”50。據其所言,“真”大抵涵括外部的化妝、布景及內在的神氣、情感,譬如《十萬金鎊》中飾演李素貞的學生“能夠把他愛國的熱忱和愛未婚夫的哀情,交錯表現”51,此即為“真”。而《亡國恨》中扮演李完用的演員神氣雖較為貼合,然“說話還不十分周到,口音也不大清楚”52,尚未達到“真”的境地。此外,文心亦從美學的角度闡釋了戲劇藝術的實質,指出演劇必須“把自然做對象,理想做主腦”53,達到“自然”“理想”的兼備。其中,“自然”是活的、含蓄的、曲折的,而“理想”則是創造的、合情理的。54綜而觀之,學生的舞臺演繹雖仍有改進空間,然對于戲劇的認識已有相當程度的提升,較之以往進步顯著。此外,部分校園劇團也在有意識地推動戲劇藝術的演進。譬如南開新劇團學生骨干胡維憲指出,一個合格的劇本須經由“科學的研究”“哲學的思想”“文學的美術”等三層手續,而后方可正式登臺排演。55諸如此類的表述俱可體現學生救國演劇藝術層面的突破。
大體而言,“五四”學生救國演劇是清末以來學生戲劇及學生運動不斷發展、日趨成熟的成果。一方面,學生戲劇歷經舊劇仿擬、求新求變等階段,已成長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形式;另一方面,學生群體經由長久的歷練,亦從追隨者蛻變為政治運動的主力。“五四”激流中的學生群體將“反日”“爭權”等救亡理念置入戲劇舞臺之間,依托新穎的情節設計與動人的舞臺演繹,贏得廣泛的社會關注。當這場政治事件得以解決后,演劇運動亦“光榮謝幕”,隱于劇壇幕后。但值得強調的是,學生救國演劇一直貫穿于近代史始終而從未淹沒,這場退潮亦只是短暫的蟄伏。不久之后,隨著五卅事件爆發,學生救國演劇運動再度興起,并逐漸與工人運動合流,化身為挽救國族的利器。
結語
作為清末以來參與人數眾多、社會影響空前的學生戲劇運動,“五四”救國演劇天然地兼具多重“身份屬性”,在政治、藝術等領域具有突出的意義。以國族的視野觀照,這場由學生自發組織的救國演劇,無疑是青年力量參與救亡的偉大嘗試。學生們不僅親身投入政治運動,更是藉由演劇啟蒙宣傳、籌募資金,為運動勝利作出卓越貢獻。“五四”之際,青年學生由“幕后”挪至“臺前”,由革命的追隨者化身為引潮的先鋒,并大規模進入公眾視野。得益于此,救國演劇也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關注。應當承認,這場演劇運動的起落與政治密切相關。然其絕非政治的附庸,而是清末學生戲劇不斷革新、漸趨完善的結果。以戲劇流變的角度論之,救國演劇發軔于清末的政治題材新劇,后歷經仿擬、新變等階段,終“破繭而出”,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形式。其往往緊密綰合時局,以剖露政事、陳弊言害、鼎新思想為要,具有非凡的社會影響。從歷時層面來看,民初救國演劇的主力無疑是職業劇人。彼時的青年由于思想、藝術的欠缺,尚居于劇壇從屬。直至“五四”之際,這種尷尬的境況才得以扭轉。歷經長期的實踐,學生已充分意識到戲劇的社會功能。他們真正將演劇視為革新利器,并把“反日救國”“懲賊爭權”等內核嵌入劇中,賦予其以“實在的血肉”。同時,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革命與頻繁的戲劇爭鳴也極大改地變了學生救國演劇的藝術面貌,使其迸發出空前的舞臺魅力,而真正成為“劇壇主將”。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五四”學生救國演劇旨在從文藝領域為革命提供助力,故在政治退潮后便陷入沉寂。此外,由于經典作品與重要作家的缺失,研究者常常忽略這一時期的演藝活動,僅將其視作政治之余緒。然瑕不掩瑜,作為近代戲劇與現代戲劇過渡的重要一環,救國演劇承載著學生對國族及戲劇的深切情感。從某種程度而言,其不僅是救亡運動的關鍵輔力,更是戲劇革新的重要嘗試。這場規模空前的戲劇實踐幫助青年學生積攢了寶貴的藝術經驗,為不久后愛美劇的興起預埋伏筆,堪稱20世紀中國戲劇史上別具特色的景觀。
注釋:
1 參見鐘欣志:《清末上海圣約翰大學演劇活動及其對中國現代劇場的歷史意義》,《戲劇藝術》2010年第3期。作者通過查閱文獻,指出1896年7月18日上海圣約翰大學學生的莎劇演出是近代以來最早的學生演劇活動。黃愛華等學者亦贊同此說。
2 相關研究成果如胡星亮:《“五四”戲劇論爭及其影響》,《文學評論》1993年第4期;黃振林:《從晚清到五四:早期戲劇現代化的主體錯位和角色尷尬》,《東岳論叢》2011年第8期;李偉民:《五四精神與莎士比亞戲劇——從〈威尼斯商人〉到〈喬妝的女律師〉》,《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
3 對“五四”學生戲劇作品的論述多以個案形式展開,如林樹帥:《論“五四”話劇戲劇沖突的內化——以兩部〈孔雀東南飛〉話劇為考察對象》,《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鳳媛、劉辛未:《反思與對話:“五四”戲劇改革運動中的圣約翰大學之維》,《戲劇藝術》2022年第3期。
4 部分學者僅將“五四”學生救國演劇視為政治宣傳工具,如顧仲彝:《中國新劇運動的命運》,《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
5 部分學者已關注到“五四”學生戲劇的特殊性,如鈴木直子:《“五四”時期的學生戲劇——以天津南開新劇團、北京大學新劇團、清華學校為例》,《戲劇藝術》2010年第3期;李憲瑜:《“新青年”的舞臺召喚術——以〈新村正〉為中心》,《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
6 參見朱雙云:《新劇史》,文匯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8頁。
7 歐陽予倩:《談文明戲》,《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輯,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頁。
8 黃愛華:《“新劇的發生”與中國戲劇的現代性尋求——兼論中國話劇源頭問題》,《學術月刊》2017年第11期。
9 朱雙云:《新劇史》,第46頁。
10 參見羅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戲雜志》嘗試號,1922年4月。
11 參見該劇廣告圖,《申報》1915年3月29日。
12 朱雙云:《新劇史》,第73頁。
13 《大追悼會記事》,《申報》1912年5月16日。
14 參見《粵教育會議禁學生演戲》,《申報》1912年12月22日。
15 《女校演劇儲金》,《申報》1915年5月15日。
16 熊佛西:《戲劇大眾化之實驗》,《熊佛西戲劇文集》編委會編:《熊佛西戲劇文集》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頁。
17 《湘學生之熱潮近記》,《申報》1919年6月27日。
18 《留日學生演劇預紀》,《申報》1919年8月26日。
19 參見洪深:《〈東方明兮〉劇文》,《留美學生季報》第7卷第1期,1920年3月。
20 《學生演劇助捐》,《申報》1912年6月14日。
21 《南洋大學第二次演劇助捐》,《申報》1912年6月20日。
22 《宜興之紀念會》,《申報》1915年6月19日。
23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頁。
24 顧仲彝:《中國新劇運動的命運》。
25 《南京快信》,《申報》1919年6月23日。
26 《湖南之文化運動觀》,《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12月8日。
27 參見聽花:《新排新劇〈愛國熱〉》,《順天時報》1919年6月14日。
28 《介紹留日學生新劇》,《民國日報》1919年9月13日。
29 《地方通信:松江泗涇鎮續開國民大會》,《申報》1919年5月19日。
30 《地方通信:寧波定期試演愛國新劇》,《申報》1919年6月1日。
31 《地方通信:揚州舉行國民大會》,《申報》1919年5月13日。
32 歡弈:《長沙特約通訊:商學界之救國運動》,《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6月23日。
33 《愛國演劇團之組織》,《民國日報》1919年6月2日。
34 參見楊軾:《新趙家樓》,《無錫旅外學生聯合會己未暑假匯刊》,1919年。
35 同上。
36 參見《上海罷市大風潮》,《神州日報》1919年6月12日。
37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頁。
38 《本埠新聞:工界中之熱心國事者》,《民國日報》1919年6月23日。
39 《學生聯合會終止罷課》,《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7月23日。
40 顧仲彝:《中國新劇運動的命運》。
41 仲賢:《營業性質的劇團為甚么不能創造真的新劇(續)》,《時事新報(上海)》1921年1月27日。
42 《地方通信:寧波定期試演愛國新劇》。
43 參見吳江冷:《評留學生在夏令配克的演戲》,《時事新報(上海)》星期增刊 · 潑克1919年9月21日。
44 同上。
45 《志民生女學藝術會》,《申報》1919年11月23日。
46 《藝術會中之新劇》,《民國日報》1919年11月8日。
47 參見蘭陵劍鳴:《蘇常學生演劇記(續)》,《申報》1919年7月5日。
48 參見《記約翰學生分會游藝會》,《申報》1919年8月3日。
49 同上。
50 文心:《從藝術上批評留日學生演劇》,《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9月2日。
51 同上。
52 同上。
53 同上。
54 同上。
55 參見胡維憲:《我對于編作劇本的意見》,崔國良主編:《南開話劇史料叢編》劇論卷,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