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音常在 風范永存——紀念夏丏尊先生誕辰140周年

蔡元培為“平屋”題寫的匾額
到春暉中學參加隆重的夏丏尊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活動,對我說來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我的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對浙江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浙江,就沒有中國現代文學”。浙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圣地,而對春暉中學又附加一份親情,因為我自1976年開始側重研究葉圣陶先生的時候就關注到夏丏尊先生。夏先生和圣陶先生是親家,圣陶先生的長子葉至善娶的是夏先生的小女兒夏滿子,我去拜訪圣陶先生、至善先生和夏滿子女士時,常常會很自然地談起夏丏尊先生,談起夏先生在白馬湖造的“平屋”和春暉中學。至善先生曾經問過我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隔的歲數是多少?”我說“20歲”,他說“不對,是8歲”;“十七八歲與二十五六歲”之間就隔了一代;“二十七八歲與三十五六歲”之間也隔了一代。他說夏先生比圣陶先生年長八歲,圣陶先生一直將夏先生作為長輩來敬重的。不過,單憑年齡來劃代說服力也許并不強,應該是夏先生人好學問好,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在他的影響下匯集了匡互生、劉薰宇、劉叔琴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教育家,涌現出了一個極有影響的散文流派——“白馬湖作家群”,大家這才把他視為長輩來敬重。
我第一次來“平屋”和春暉中學是1986年6月14日,距今恰好40年,是來參加“夏丏尊先生誕辰100周年暨逝世40周年紀念大會”的,并且還有幸參與了這次紀念大會的籌備工作。胡愈之、葉圣陶、夏衍、朱光潛、王力、吳組緗等十五名學者聯名寫給“浙江省文聯并轉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界紀念夏丏尊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建議書》,就是由我帶到北大請朱光潛先生、王力先生、吳組緗先生簽名的。《浙江教育報》還連載了我寫的《夏丏尊先生生平》,這是我寫的第一篇紀念夏先生的文章。這之后,我又多次到春暉,最近一次是前年到“平屋”參加“夏丏尊先生銅像揭幕禮”,見到春暉中學的領導,看到春暉可愛的孩子們燦爛的笑容,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今年是夏丏尊先生誕辰140周年,為了來參加這個紀念活動,我又拜讀了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潛諸位先生寫的有關春暉和白馬湖的文章,從他們的文章中來追憶夏先生的人格風范。
1924年春,朱自清應夏先生的邀請來春暉中學任教,把家眷從溫州接到白馬湖,和夏先生做了鄰居,兩家僅有一墻之隔。朱先生孩子多、負擔重。孩子們的吵鬧常常給傾心于教學和寫作的朱先生帶來煩惱和焦躁。他在散文《兒女》中說,“每日兩餐,就同潮水一般。大的要吃這,小的要吃那;這個要大碗,那個要小碗”;朱先生調解不了,便叱責;叱責不住,就動手。隔壁的夏先生聽到了,就拉朱先生過來喝酒。夏先生家里充滿了一種和諧、寧靜、舒適的氣氛。庭院里種滿各色的花草和修剪得枝條繁茂的樹木,屋里擺設著名人字畫、古瓷、銅佛,而且不斷變換樣式,讓人感到古樸典雅,“新鮮受用”。朱先生贊嘆說“丏翁家最講究”。夏先生“是一位真摯豪爽的朋友”,好客如命,常常邀春暉的友人來家喝酒,每回也少不了朱先生。朱先生在專為夏先生寫的《懷舊詩》中寫道:“古抱當筵見,豪情百輩輸。蒔花春永在,好客酒頻呼。”朱自清在《“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中寫道:
我所以雖向慕上海式的繁華,但也不舍我所在的白馬湖的幽靜。我愛白馬湖的花木,我愛S家(夏丏尊先生家——引者注)的盆栽——這其間有詩有畫,我且說給你。一盆是小小的竹子,栽在方的小白石盆里,細細的干子疏疏地隔著,疏疏的葉子淡淡地撇著,更點綴上兩三塊小石頭;頗有靜遠之意。上燈時,影子寫在壁上,尤其清雋可親。另一盆是棕竹,瘦削的干子亭亭地立著;下部是綠綠的,上部頗勁健地坼著幾片長長的葉子,葉根有細極細極的棕絲網著。這像一個豐神俊朗而蓄著微須的少年。這種淡白的趣味,也自是天地間不可少的。(《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3頁)
在談及他和夏先生的“閑談”時說:“促膝談心,隨興趣之所至。時而上天,時而入地,時而論書,時而評畫,時而縱談時局,品鑒人倫,時而剖析玄理,密訴衷曲……等到興盡意闌,便各自回去睡覺;明早一覺醒來,再各奔前程,修持‘勝業’,想也不致耽誤的。”至于白馬湖和春暉的美,朱自清在《白馬湖》一文中寫道:
白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來,水是滿滿的、軟軟的。小馬路的西邊,一株間一株地種著小桃與楊柳。小桃上各綴著幾朵重瓣的紅花,像夜空的疏星。楊柳在暖風里不住地搖曳。在這路上走著,時而聽見銳而長的火車的笛聲是別有風味的。在春天,不論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顏色最鮮艷;黑夜雖什么不見,但可靜靜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處,有月時可以在湖里劃小船,四面滿是青靄。船上望別的村莊,像是蜃樓海市,浮在水上,迷離徜恍的;有時聽見人聲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沒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螢火。那螢火不是一星半點的,如你們在城中所見;那是成千成百的螢火。一片兒飛出來,像金線網似的,又像耍著許多火繩似的。……(《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5―286頁)
從朱自清的詩文中可以想見白馬湖的風景真好,夏先生愛生活,愛藝術,生活得十分精致雅適。俞平伯的《朱佩弦兄遺念——甲子年游寧波日記》,記的是1924年3月9日至11日來春暉中學看望朱自清和夏丏尊時的所見所感,文中寫道:
九日(上午到春暉中學見朱自清——引者著)略談后,他去上課,是日為星期,春暉例不休息,我旁聽了一堂。學生頗有自動的意味,勝第一師范及上海大學也。……
下午夏丏尊君來,邀至他家晚飯。去時斜風細雨,衣服為濕。他屋頗潔雅素樸,盆栽花草有逸致。約明日在校講演,辭之不獲。飯后偕佩籠燭而歸。傍水行,長風引波,微輝耀之,躑躅并行,油紙傘上沙沙作繁響,此趣至雋,惟稍苦冷與濕耳。暢談至夜午始睡。……
十日,……佩弦上下午各有課二小時,我擬講稿。下午同在郊野散步。春暉地名白馬湖,校址殊佳,四山擁翠,曲水環之。菜花彌望皆黃、間有紅墻隱約。村戶稀少,只數十家。校中不砌垣墻,亦無盜賊,大有盛世遺風。學生多樸實。理解力亦好。是日雨未止,出行路濘沾足。歸續寫講稿。晚飯后在校講演,……
十一日,今將去此,……整治行李。丏尊過談,以講稿付春暉刊出,從夏囑也。他送我信紙一匣,豐子愷所繪。午后匆匆而行,行裝已由校役挑送驛亭站。(《俞平伯全集》第2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750―751頁)
春暉中學風景美,學生靈敏好學,理解力好,“勝第一師范(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引者注)及上海大學”。夏先生好客,家里極潔雅,令俞平伯大為贊賞。俞平伯日記中的夏先生“送我信紙一匣,豐子愷所繪”,這個細節值得注意。1922年秋豐子愷由夏先生介紹來春暉任教,住在與“平屋”毗鄰的“小楊柳屋”,課余畫下第一批漫畫,尚未敢示人,只貼在“小楊柳屋”的門背后獨自欣賞。是夏先生最先發現并肯定了這些漫畫,敦促豐子愷將漫畫匯編成集,取名《子愷漫畫》,送交上海《文學周報》社,于1925年正式出版,這也是中國第一部現代漫畫集。夏先生在《〈子愷漫畫〉序》中說:“子愷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實由于我的慫恿。”(刊《文學周報》第198期,1925年11月7日)是白馬湖畔誕生了“子愷漫畫”。而在《子愷漫畫》正式出版之前,夏先生已經將“子愷漫畫”印制成信箋,作為禮品,送給朋友們鑒賞。
1924年秋,朱光潛由夏先生介紹來春暉任教,和豐子愷一起住在“小楊柳屋”,他在《敬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說:
在文藝界的朋友中,我認識最早而且得益也最多的要算佩弦先生。那還是民國十三年夏季,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因江浙戰事停頓,我在上海閑著,夏丏尊先生邀我到上虞春暉中學去教英文。當時佩弦先生正在那里教國文。學校范圍不大,大家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愷諸人都愛好文藝,常以所作相傳視。我于無形中受了他們的影響,開始學習寫作。我的第一篇處女作《無言之美》,就是丏尊、佩弦兩位先生鼓勵之下寫成的。他們認為我可以作說理文,就勸我走這一條路。這二十余年來我始終抱著這一條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績,就不能不歸功于他們兩位的誘導。(《朱光潛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87頁)
朱光潛把他的學術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歸結于夏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誘導”。為了辦好春暉中學,夏先生廣邀名師,視校務如家務,視學生如子弟,專心教學,忠勤盡責。朱自清說夏先生是“抱著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寫書、辦教育,“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說夏先生“愛朋友,愛青年”,“關心他們的一切”。在春暉中學時,學生給夏先生“一個綽號叫做‘批評家’,同事也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有‘支配欲’。其實他只是太關心別人了,忍不住參加一些意見罷了”(《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61頁)。夏先生這樣做,是他真的想在白馬湖扎根,在白馬湖終老。也正是有了夏先生的操勞,使得那時的春暉名人薈萃,一度享有“北有南開,南有春暉”的美譽,不少省外學生慕名而來,到春暉就讀,這些業績與夏先生的奉獻密不可分。遺憾的夏先生很快就面臨一場新的抉擇。
1924年冬,訓育主任匡互生與校長經亨頤意見不合,和朱光潛、豐子愷一起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天離開春暉。匡互生也是夏先生請來的,見匡互生走了,夏先生就追到車站,勸說不成,也就一起去了上海,和匡互生等人一起創辦立達學園,這讓人們感到異常的驚異。
經亨頤是夏先生的老朋友,且有知遇之恩。1908年夏先生因領不到官費,從日本輟學回國后,是當時主持浙江兩級師范的經亨頤請他到校擔任通譯助教,從給日籍教師當翻譯做起,走上講臺,成了著名的教育家。夏先生到春暉,也出自經亨頤的盛情邀請。論私人的情誼,論家庭和他個人的發展,夏先生都應留在春暉中學,留在白馬湖,但他覺得“經匡之爭”錯在經亨頤先生,就毅然決然地追隨匡互生,去上海創辦立達學園。立達學園的教師是不領薪水的,夏先生為了生活不得不在寧波第四中學兼課,每周從寧波到立達學園講課一天,教國文和文藝思潮。兩地奔波的生活延續了一年之久,1927年應邀到上海擔任國立暨南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之后,才在上海住下來。這之后,夏先生對立達學園的工作更熱心了,是匡互生提出的“人格教育”和“生產教育”最堅定的支持者。在夏先生身上充分展示了他們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品格。他們執著的追求,他們英勇的奮斗,他們走過的道路相當曲折,他們承受的磨難極其罕見,但他們無怨無悔,堅定自己的信仰,終其一生都在為理想而奮斗,做自己想要做的自己!
1946年5月12日,夏先生遺體在上海法藏寺火化。弘一法師極其器重、譽其才學“殊為稀有”的芝峰法師為夏丏尊化身典禮致辭、舉火,他在致辭中說:
夏居士丏尊六十一年來(虛齡——引者注),于生死岸頭,雖未顯出怎樣出格伎倆,但自家一段風光,常躍然在目。豎起撐天脊骨,腳踏實地,本著己靈,刊落浮華,露堂堂地,驀直行去。貧于身而不諂富,雄于智而不傲物,信仰古佛而非佞佛,緬懷出世而非厭世,絕去虛偽,全無迂曲。使強暴者失其威,奸貪者有以愧,怯者立,愚者智,不唯風規今日之人世,實默契乎上乘之教法。……
芝峰法師贊揚夏先生功德圓滿,是世人的楷模。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葉圣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芝峰之稿先嘗交諸友傳觀,余不知何因,悲從中來,忍淚久之。中段數語,甚道著丏翁生平,最為篤切。”(《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第48頁)1986年6月,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為紀念夏先生誕辰100年寫了五言古詩一首,最后兩句是“彈指百歲過,德音永無已”。今天我們隆重紀念夏先生誕辰140周年,也能說明夏先生“德音”常在,風范永存。
(本文配圖均為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