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詩,“也許不必是種文體” ——“媒介”視角與當代詩寫作的“前提”與“位置”
來源:北京文藝評論 | 章旻辰  2026年10月13日08:43

1

“也許不必是種文體”來自我和幾位同齡人發起的“文求諸野”微信公眾號上的一則投稿,作者是復旦大學的一位同學,作品是一組精練的短詩,并按照慣例,附上了創作談文字。這里摘取其中一段:“我是說,詩,也許不必是種文體,它更像是一種本能。就像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一些幽微而強烈的感受來臨,就寫‘詩’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是后面的事,先寫下來再說。寫著寫著,就知道何種詞句更宜于安放自己的‘感覺’了。或許,不是所有人都要念文學院,也不是所有人都做得了什么‘文學家’,但文學本身與我們的生命同聲相應,它不會拒絕任何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人。”[1]這段話其實有兩層意思,首先是強調詩為一種“本能”,和個體切身“感覺”短兵相接的可能性,強調詩歌寫作“誠”的面向;而后面談到“文學院”“文學家”,或許表達的是一種更為幽微的思緒,作者講“不必是種文體”,既包含對主流寫作方式限制的掙脫之意,也包含了對文體背后超出“紙面”的具體寫作制度、觀念傳統乃至權力結構的不滿。將“詩”打上引號,也是試圖懸置其內涵、所指,預留解釋的空間并期待著重構。作者本人也是一名中文系學生,想來這段話應不是站在一種“旁觀”的立場,而是身在局中、基于切身經驗的抒發。

不知以上是否算我的過度解讀,但這句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從他的這些說法切入,或許可以窺見年輕寫作者、創作者的一種普遍心情:對既有當代詩敘述的熟悉與抵抗,想掙脫諸種分類框架或寫作程式。這樣的心情也可以從一些“95后”“00后”詩人的敘述中捕捉。曾經擔任北大五四文學社社長、后來在谷歌工作的“理工科生”張石然在其獲“未名詩歌獎”的發言中寫道:“我創作的動機不是為了走進‘中文系’那座高高的殿堂,而是去確立一些我跟這個世界發生關系的重要時刻。但好笑的是,當時因為想要寫詩,總覺得閱讀材料和資源都不夠,必須要進入‘中文系’才能得到學術訓練,才能寫好詩,甚至是才能獲得寫詩的資格……但當我們在創作中把‘中文系’的認可引入的時候,我們其實把詩歌中自我對這個世界的話語權一部分地上交給了一個外界的評判標準。寫詩對我來說,使我又有能力奪回了一些說話的權力,使我能夠有一點點機會練習對外力干預的拒絕——而非與之對抗或斗爭——與對自我面目的辨別。我想在立場上我們需要把創作拉得更靠近自己一點,更站在自己這邊一點。”[2]在當代詩“現場”耕作的幾年中,中文系及其代表的文學史、文學批評權力,成了一重不得不面對的巨大陰翳,她試圖完成一種揚棄。從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青年詩人,也對文學史敘述所塑造的當代詩與詩人形象頗有微詞:“詩人的使命是激烈而敏銳地感知痛苦,甚至創造悲傷,讓不會被憐憫的命運在文字搭建的第二人生中得到關懷。但我又很討厭今時社會對‘現代詩人’的一些想象——因為一些確乎存在的個案和事件,詩人被塑造成了一種‘不正常’的群體,甚至只有這種不正常才是‘天才’的必要不充分條件。比如詩人往往就得抑郁、感傷,備受精神困擾,如果他居然還能自殺,那么他離全民追捧、萬世不朽的‘大詩人’幾乎就只差一雙營銷慧眼與妙手了。但其他文體的作者卻不會遭遇這種想象。民眾一邊以這種‘不正常’——說好聽點,特立獨行、孤標傲世,來指認和追捧個別‘天才’詩人,同時又以這種‘不正常’作為嫌棄、抗拒整個寫詩的群體的緣由。”[3]盡管不無戲謔、夸張之意,但似乎道出了當代詩遇冷的癥結之一。前兩年,一些年輕詩人合辦的詩歌刊物《合流》中一篇匿名評論,針對“未來詩學”的諸多論點,則有更加直白、狠辣的表達,“無論是對‘絕境’還是‘大詩人’,我需要嚴正聲明的是:我和我同齡的大部分詩人,既沒有被九十年代所影響,也不需要對抗九十年代的影響(或用更中文系的詞匯:超克)”[4]。無論局外、局內,學院、民間(或者說這些分類標準其實早已失效),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反思著當代詩自身不斷加固的種種“前提”。

當然,這里更多存在著一種時間或代際維度的差異。許多觀點的沖突,本質上是如何看待當下文學創作、詩歌寫作的“發生”的分歧。一方面,經由精英的文學批評、文學(史)教育代代相傳的想象,在當下(尤其是“網生代”)的詩歌場域中,已經不再具有主導性的地位。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普遍而深刻的“媒介化”,其實已逐漸動搖了文學體制所規定的專業化發展路徑——所謂“媒介化”,“指的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普遍狀況,那就是媒介傳播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并且深度參與人類社會”,包括當代詩在內的“文學、音樂、影視伴隨市場化和多元生產主體的擴張,產生了多元化的發展”[5],則毋庸置疑。在這一社會語境下成長的年輕人,帶著一套全新的文學“常識”,進入或接近“中文系”,則尤其會感受、辨識出學院中對單一當代詩寫作源流、線索的強調與執著;由此自然帶來一種意欲將“傳統”直接打包去除的強烈反彈。當然,轉換一下視角,可能也是因為“網生代”自身如今習以為常的文化邏輯,還沒有能夠以較為系統的方式進入學術語言的流通渠道中。因此問題在于,用“也許不必是種文體”等說法為當代詩“減負”“重啟”,如果返歸到一種“本能”“感覺”的延伸中,似乎只是在強調個體意義上寫作的“發生”,若想進一步展開,不能算作一個具備強解釋力的策略。不過這一說法提示的是,反省當代詩的“前提”,為之尋找新的可能的“位置”,是否可以不在文體“內”,不按照“文體”所凝結沉淀的主體姿態、寫作制度、文化邏輯來思考?上文提及的“媒介”[6]視角,或許恰恰是比“文體”及其背后的認識遺產、思想重擔更為有效的破局之道。

2

之所以引入這一角度思考新詩,倒不是來自“跨學科”的方法自覺,可以觀察到的是,這些年左翼詩歌、左翼文藝研究的一個學術增長點:即聚焦朗誦詩這類從“純文學”衍生出來的身體性、展演性的視聽藝術,在“詩學”(poetics)與“政治”(politics)[7]、“文字”與“聲音”[8]之間,尋找某種整體性解釋路徑。康凌《有聲的左翼》,聚焦于朗誦詩的“聲音”“形式”:“在左翼詩朗誦中,音響節奏應被理解為革命文藝的一種身體技術。”[9]由此串聯的是,左翼的節奏詩學、節奏的知識譜系學、歌謠化新詩的理論建構以及聲音性的詩歌創作實踐等。跨媒介研究的前景也蘊含在他的論述之中:在對《碼頭工人歌》的文本分析中,他提及了聶耳在對這首詩歌曲改編中涉及的“音樂形式上的變奏”,認為“這樣的操作中,全詩所逐漸構造、積累的情感力量不再消散于‘搬哪!搬哪!’的循環往復中,而是被明確地導引向末尾政治訊息的表達”[10]——在獨立的“文本”分析中被批判的“節奏循環”,通過一定的跨媒介改編、表演形式的轉化,卻能夠導向所謂有效的“政治訊息的表達”。這提示我們如果停留于詩歌文本的分析,將朗誦詩的實踐主體理解為新文學意義上的“作家”“詩人”,而不引入媒介的視野,就無法真正打開左翼詩歌的歷史復雜性。路楊關于艾青《吳滿有》一詩的討論也令人印象深刻,“在長詩《吳滿有》中,艾青對于形式最大的生產性并不主要在于語言,而在于這種由對話性和聲音性建立起來的新的主體感”。“正是由‘我’的聲音和這四小節詩的插入,將前面八個章節所鋪敘的吳滿有的個人形象與生活史引入到了一個更廣闊、更宏大的時空語境中去,從而將農民吳滿有的生活以及延安百姓的新風習和整個邊區甚至整個國家的命運勾連在一起。”[11]這一研究不僅基于本雅明等西方理論的啟示,更基于對延安文藝歷史事實的整體把握。她提出,延安文藝座談會對“文藝工作者”身份的塑造,以及全新文藝實踐方式的建立,“打通了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界限”,“不僅取消了‘現代文學’的文類制度及其內在的等級關系,還根據戰爭和農村環境的實際需要,重新揀選和建立起了一個新的文藝體裁的類別系統”[12]。這揭示的是左翼文化實踐的跨媒介性質,以及對“新文學”提供的文類四分法想象的顛覆,這應當也是左翼詩歌研究需要建立的方法共識。“不必是種文體”,如果在這個意義上進一步延伸理解,可以導向的是詩歌作為一種“媒介”的前景。

如果進一步尋找理論的支撐,我們還可以引入“媒介間性”這一概念。媒介間性或跨媒介性(intermediality)作為一種方法路徑,能夠解決藝術理論知識系統內始終存在的“各門藝術差異性與統一性的張力”,并且“彰顯了藝術本體論中不同藝術媒介的交互關系,為思考藝術問題提供了一個比較、參照和關聯的視角,內涵了某種有效的結構關系或總體性范式”[13]。從藝術媒介的本體論層面看,“跨媒介早在被視為完整自足的某一藝術媒介完成之前已經發生,媒介間性是藝術固有的本質屬性”;更聚焦于“藝術史”學科,通過“媒介間性/跨媒介性”這一理論路徑,整合各門藝術的“差異性”與“總體性”,形成一種突破單一藝術門類研究的辯證視野[14]。王今對“戰時新聲”的一系列研究,同樣以“媒介間性”為重要的論述前提。在她看來,戰時社會的流動性,參與構成了左翼革命詩歌的總體語境,它使得戰時的新興聲音藝術實踐能夠跨越不同的文藝類型、文化形式與物質邊界,從而產生媒介間性[15]。“媒介間性”的理論與實踐,往往指向的是一種對歷史“總體性”的把握,超出了“文體”的限度,指向的是一種統合于總體社會政治目標下的、“雜”而豐富的歷史實踐。總的來說,新的理論熱點、學術方法,與歷史對象的“再發現”是同步的。一方面,“媒介間性”的理論,或許可以繞過當代詩的“學科化”“分工”等一系列歷史邏輯衍生出的“前提”;也試圖說明,在詩歌、文學真正有效介入社會的歷史區間,它的“位置”,以及和其他藝術門類的大致關系。

當然,要復制、追摹這一套文化邏輯與機制,幾乎是不可能的,如今我們面對的是迥異的政治社會狀況。1990年代以降,和中國社會“媒介化”與文化市場“多元化”同步發生的,正是某種“總體性”的消失、退場。當代詩也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去中心化”,并逐步坐落于一個近似“先鋒藝術”的位置,呈現出抵抗主流的姿態。綜合上述背景,詩歌領域開始出現一些不太一樣的“跨媒介”創作取向。周瓚在《新世紀詩歌場域、作者身份與當代性呈現》一文中,已經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詩歌在不同藝術領域中的“跨界改編”做了翔實、周到的梳理。概而言之,“考察當代詩歌的跨界有兩個路向,一個是詩歌與音樂的關聯;另一個是詩歌來到劇場,成為實驗戲劇之一種”[16]。不過在進入具體實踐案例的枚舉前,作者強調了這一前提:“只有不淪為一種文化消費,詩歌與其他藝術之間的互動才是真正有效的跨界。因為文化消費行為總是單向的,當代的文化產品是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說的‘供給品’,只對消費者起到‘藥品’的作用。而詩歌跨界應是詩歌文體的自我突破,對理解詩歌有促進作用。”[17]對“文化消費”的抵抗,應當是一種承繼自9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價值堅守。但時至今日,有一個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是,當下我們如何界定“消費文化”——詩歌對“消費文化”的排斥,是否泛化了這一概念;或者說,由于消費文化的泛化、文化活動之于消費的無所遁形,當代詩的這一態度,是否更加導致了在文化場域中的“消極抵抗”或“自甘邊緣”?進一步來說,當代詩的“改編”與“跨界”,或許并未真正“走出去”,往往在與其他媒介的相遇中,增加了自身關于藝術體裁“等級秩序”的緊張感。而在改編創作中,預設“詩”的形式含義、文化邏輯,并不斷進行的自我指涉、形象生產,使用新的媒介手段,卻可能延續了一種“元詩”式的創作路徑。而所謂“媒介間性”,通向的是一種總體性與專門性的辯證。與“改編”不同,這里強調的是一種“綜合”:先擱置“詩歌”的本體性理解,將其相對化,在表達的總體目標中重塑“當代詩”的形態——必須要承認的是,這種“總體目標”在現實層面,可能還是局部的,或者說尚待形成、還需探索與召喚,這一思路的落地,不得不進行策略性的回縮。

不過至此,我還是想展開一次“跨學科”的參照。最近讀到王洪喆的一篇文章《〈黑神話:悟空〉為什么會出現?——“長90年代”的技術浪漫主義與“80后”的多重時間》,這篇文章試圖“把個體的創造力還原到特定時代和人群的感覺結構與知識譜系之中”,通過考察90年代到新世紀初的游戲雜志等,提出在“80后”一代中,“游戲雜志編輯寬廣的人文視野和對趣味的寬容,反而使得游戲發燒友,以及由此培育出的科幻、動漫發燒友群體的文化雜食屬性更為凸顯。而相較于搖滾迷、樂迷和游戲迷,恐怕同時期最沒有‘文化’的反而是純文學愛好者群體,更具體地說,是《萌芽》的編輯和讀者群體——編輯的文化視野和趣味,決定了讀者的趣味和成長。”[18]這里的“文化”指的是知識、歷史和技術上的文化雜食屬性,是一種包容的、不設限的文化吸納與轉化能力。而這一代繼承著90年代人文精神遺產、具備理想主義氣質的“技術浪漫派”(相對于繼承文學資本的“文學建制派”),比如《流浪地球》導演郭帆、《黑神話:悟空》主創馮驥、米哈游公司創始人蔡浩宇等,似乎成了21世紀20年代當下最有文化創造力的一批人。他們在投身于文化工業、資本浪潮的成長期中,仍然堅守技術、創意的價值,或許不能僅僅歸納為與消費文化的合謀。當代文化是一種“雜”的文化,王洪喆對“文化雜食”的肯定,對純文學“沒文化”的批評,并不是促使我們進一步覺察、感受危機,而是可供參照,發現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在大眾文化中重構、轉生的可能性;在不同媒介的互動、互相嵌入與生成的過程中,詩歌或可參與總體的有效表達。如果說當代詩需要考慮如何爭取或打造一個“位置”,那么這個位置可以是不斷遷移乃至形變的:“詩歌除了被拿來當作文本和文學的研究對象,還可以被朗誦、即興表演出來;可以打破單純的分行形式,把文字當成純粹的符號來重新組織;甚至是在一幅畫里看到一首詩歌的片段,在快手、抖音的短視頻里發現詩歌,在《漫長的季節》里遇見王陽的那首‘打個響指吧,他說/我們打個共鳴的響指’,而這樣的詩歌也并不需要脫離原本的那個媒介來得到新的解釋。所以當我說到藝術的時候,我想說的是,其實這些都是讓我們活過來、釋放我們感受的事情,而不是囚禁我們的東西。”[19]將詩歌文體“相對化”,除了“純”與“雜”的不同取向,這里存在的辯證邏輯是:如果將詩歌看作一種“目的”,由此衍生出的種種規則、限制,則會束縛、扼殺真正的文化創造力;而若撤除種種基于文體秩序的規劃,真正關注文學背后的“人”,開放“詩歌”的形式邊界、媒介可能,將詩歌看作是一種人們創造力匯聚、綻開的“結果”,那么當代詩自然能煥發活力,發揮其獨有的文化功能。畢竟,“文學的未來,從來不是線性規劃出來的,更可能是在不同能量的匯集和轉換,更多人群的加入和碰撞中偶然綻開的”[20]。

而《漫長的季節》中王陽的詩,依托于高分電視劇的網絡傳播,的確算得上近些年比較有大眾影響力的當代詩文本。它與劇中人物形象、人物關系緊密關聯,也與劇集主題中對1990年代的懷舊情緒形成了小與大、零與整的呼應:

打個響指吧,他說

我們打個共鳴的響指

遙遠的事物將被震碎

面前的人們此時尚不知情

吹個口哨吧,我說

你來吹個斜斜的口哨

像一塊鐵然后是一枚針

磁極的弧線拂過綠玻璃

喝一杯水吧,也看一看河

在平靜時平靜,不平靜時

我們就錯過了一層臺階

一小顆眼淚滴在石頭上

很長時間也不會干涸

整個季節將它結成了琥珀

塊狀的流淌,具體的光芒

在它身后是些遙遠的事物

劇集提供的復雜敘事、視聽語言、角色表演等,如眾星捧月般托出了這幾句詩,而詩歌本身,又以其克制抒情的特質,在此處關節似成寓言/讖言,產生了凝練、升華的效果。除了內容上的懷舊意味,這首詩的形式、風格、寫法,本身也帶來了對新時期詩歌的回望,在如今觀眾的心中激活、塑造著有關當代詩的文化記憶。這提示我們,當代詩或許能夠以“嵌入”的方式,進入諸種大眾文化媒介,既尋求豐富的外部支援,也在過程中生成、重造其主體性。從創作實踐來看,詩歌在影視中的有效“嵌入”,近年來也出現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畢贛的《路邊野餐》(2015)、孔大山的《宇宙探索編輯部》(2021)等。在《路邊野餐》中,詩歌表達既契合主人公陳升的詩人身份,與其意識世界緊密關聯,也作為一種形式裝置,參與了影片的結構表意。影片中共計有八首詩歌,“間隔較大的一處位于第五首詩和第六首詩之間,二者出現的時間間隔了約四十分鐘。而這兩首詩的出現,則正與影片中那段廣受贊譽的、長達42分鐘的長鏡頭之始末重合在一起,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有意為之的出場安排”[21]。《宇宙探索編輯部》中,在村廣播站上班的孫一通每天的工作不僅有誦讀個人詩歌,還要播送國際新聞、通知村委雜務。其寫詩的材料來源于家中僅有的一本《新華字典》,影片中漸次顯影的孫一通的詩作,遍及“生存”“愛情”“自然”等母題——如“胸口的鳥群,繞過十萬個太陽/帶走被澆滅的閃電;帶走云層潮汐/帶走神明的悄悄話;帶走落地生根的錨/帶走氧化的情歌;帶走山野恩仇/帶走金銀珠寶/帶走癡心妄想,帶走夢游的腳印/帶走飛蛾撲不滅的火/帶走所有人的名字;帶走彩虹的化石”——從寫作技法和語言資源來說,好像沒有那么新穎獨特,可一旦置于影片的特定關節處,就具有了西南鄉野的返璞歸真之感,凸顯人物心靈的本真與純粹,也在“輕科幻”“偽紀錄片”色彩的視聽敘事中,生成了一種特定的“抒情性”——這樣親切可愛的詩人形象,倒有點接近當下主流推行的“勞力/勞動者”詩人,具備一定的寫作技術的同時,擁有“誠其意”的品質[22],格外令人印象深刻。至于流行音樂領域,李格弟即臺灣詩人夏宇的作品則深度融入了臺灣流行樂的發展進程中。李泰祥作曲、李格弟作詞的藝術歌曲《告別》成為1980年代以來的經典,而《被雨傷透》《雨水一盒》等近二十年的作品,或許也進入了一些人的音樂記憶中。特別想提到的是青年亞文化領域中改編自網絡文學的廣播劇作品,那些最有影響力、參與了青少年(尤其是女性受眾)情感教育的作品,往往在類型文學、“爽”感消費之外,嵌入了包括詩歌在內的嚴肅文學作品符號,除了作為一種文化象征資本的點綴,或許也與文字與聽覺敘事相互激活,獲得了新的表意可能與審美質地。仍需強調的是,這種“嵌入”的結果應當是雙向的,除了作為視聽綜合藝術的表意環節或手段,將當代詩視作一種媒介后,邊界的模糊與開放,可以容納更加多元的感受力,與其他媒介、藝術形式配合、交接,但它最終仍會被獨立地命名、指認為“詩”——這便能夠顯現當代詩的特定文化潛能,即在流動而非凝定的創作實踐中,一種不斷消化與擴充、自我更新的“綜合”能力。

3

而當代詩這種嵌入、附著的強大更生力,也迅速地與時下各個自媒體平臺發生了不同的化學反應。2022年開始,小紅書平臺就專門為詩人們提供了社區建設、流量扶持。到2026年4月,“小紅書詩歌聯盟”這一話題已經有4.8億的驚人瀏覽量;不少詩人也入駐平臺,利用小紅書的圖文傳播以及精準推送,積攢讀者、聲量。也有詩人自覺地把握自媒體平臺的用戶需求特點,建設自己的詩歌宣發矩陣,比如“00后”詩人驚竹嬌,個人賬號在抖音有超過80萬粉絲,作品主要是自己詩歌片段中可作個性簽名的精美古風語句摘錄,播放量最高的諸如“世界給予我山花爛漫,/我說世界啊,/謬贊”“你會不會在下一首詩里,/想起從前的月亮。/還是說,/我只是你歷史上,/盛了一半的唐”——或直接以配以背景樂的圖片形式發出,或化身“少年音”主播出鏡誦讀這些語句,總之,將自身創作拆解為句摘的消費品(或作者正是以此為目的進行“創作”),投入流量推送的洪流之中,并與詩集出版發售、線下簽售活動等緊密對接,形成了獨特的、有效的生產消費鏈條與“品牌效應”。且不論詩歌作品本身價值如何,這種傳播模式本身,其實也蘊含著當下新的“閱讀”方式形態、讀寫關系模式。那么,與其對短視頻可能出現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坐以待斃,無論年長、年輕的優秀詩人們,其實大可以放松心態、加入其中——這渾水未必不能蹚。

行文至此,“媒介”視角其實有了新的一層含義,即詩歌與作為文化工業與傳播平臺的“新媒介”發生關系的可能性。這個問題,其實應該倒過來考慮,對于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來說,往往是在各種已然日常化的“新媒介”塑造下,才形成了對當代詩的認知。筆者經驗中,一些更為年輕的詩歌初學者,一方面熱衷于以詩歌寫作記錄生活和情感經驗,逐漸形成了足以觸動讀者的作品風格;另一方面,卻也明確表示自己“其實沒有怎么‘讀’過詩歌作品”,潛臺詞大概是,詩歌的知識傳統、文體可能,現今有更多的流傳渠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正在成長的一代人。更為極端的觀點,則是將“網生代”的詩歌“無功利寫作”視作與“動漫、游戲、二次元、cosplay、B站各類鬼畜熱梗、cos委托、耽美、同人、追星……”同等地位的亞文化愛好或圈層[23]。這一判斷或許稍顯絕對,可以觀察到的是,不少年輕詩人還是接受了正統的文學教育,有文學史的承續觀念和意識,甚至主動將自己“敘述”進新的“接班人”一代中。但總的來說,詩歌對于“網生代”而言,可能不全是在文學青年的抱負中連接、展開的,寫作不總是在文體類屬的認知框架中發生的。對于一些年輕的寫作者來說,作品的發表、傳播似乎也不是寫作的唯一目的。詩歌作為一種特定的媒介,有時承擔的是一種更具外部性、延展性乃至介入性的文化功能,它關聯個人成長、人際建立、情感教育等諸多面向。再進一步,可能更多涉及“網生代”詩歌團體的組織形式或復數實踐的問題,需要另外撰文討論。

上述這種媒介“內生”于寫作主體的特質,也能夠在“網生代”的詩歌作品文本中捕捉察覺。比如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往往成為書寫的主題或者貫穿性的詩歌感性:張瑞洪的《點贊練習》以社交媒體中“點贊”這一動作為反思對象,延宕、凝視這一行為背后的意義:“作為觀眾,你以為,那些被觀看的人,/是在為你的看清做準備。……除非瞬間,真的比未來/更先來臨,可那兩秒鐘里,你根本/想象不到別人一天里經過的東西。”《周末》則由“計步”這一常見的手機、手表軟件功能展開,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活刻度:“反正那些步數,/總會被加起來,加在你的酒量上,就好像/真有一種力氣,能使你不倒。”日常的媒介經驗,也可能會化為一種細致入微的修辭,呂周杭《旅店保潔員手記組詩》中這么形容保潔員:“星期一,上午,8:15”的工作狀態與感受,“書釘咬緊的外賣單。/也慷慨地贈予未來以/格式化的房間。U盤般插入再彈出,/與身體等高的清掃車已累積/無數‘家’的內存”。這種媒介經驗可以無所不包、無處不在。活躍在“文求諸野”團體的“05后”詩人孫顥城的《史前史》等作品,則充斥彌漫著諸多新海誠電影、《原神》游戲世界觀等純正的“二次元”想象風格與質感:“時間/曾經對我們沒有意義,我們只是/躺在微風吹拂的山坡上,看光芒/在伸出的肢體上流連,把Secilia的花瓣/摘下、撇掉,像神明丟棄長夜的流星/我們的世界就這樣消逝了。”李舒揚的詩,可能是較為極端的自由寫作,面對她的作品,缺乏任何可依循的批評方式。她的詩幾乎每一首都在“加速”地“越軌”,以其《胭脂蟲》一詩的片段為例:

《原神》壁紙

胭脂蟲:我們看見小女孩坐黃包車

“太陽記得她”;我們看見

小女孩坐黃包車,花風車在轉

我們看見小女孩坐黃包車,欣慰她

還記得還價。寫之物質性唯有你們懂得

胭脂蟲:我們懂得吃。回鍋之鉛字

色香味如撬一罐走了味的

華盛頓牌紫陰陰天。我不寫黃包車:我們嗑著瓜子,看著監控

這個略胖,可以撒面粉;這個太瘦

可以插花瓶;這個頭發長,靜電充沛

可以貼窗花(星沉海底當窗見)

太多的人,沒有你們,我不能忍受

是的,早在高鐵發明前我已知道他們行人之面孔

齊齊背我旋鈕如返程的車座。早在Airbnb發明前

我空房間開發布會:是的,我確實偏愛生別離

敗者雙雙扯出血管橫跨大洋,馬蘭開花二十一

是的,我可以永遠不寫,但不可以

永遠住下來。胭脂蟲:我們不允許。

初讀下來,作者打破了乃至凌虐了現代漢語既成的組合方式,創造一些全新的定中、狀中結構,不加修整、規劃地拽進來自文學作品、學術論文、流行文化各圈層等任何語言資源。既像舞蹈(作者本人有舞蹈演員的身份),又像一場加速的戲劇,但關聯隱秘、一并翻涌,讀者無法預料、喘不過氣,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一種“暴君”式的寫作。如果從“網生代”的媒介感受來說,作者借重的是一種互聯網網頁中密集“超鏈接”的模式。這當然會招致“把玩文字”“看不懂”之類的評價,但稍仔細讀過,也能領會其中感受力的強度與節奏,及其與當代駁雜語言、文化、想象力糾纏共生的寫作狀態。如果一直能寫出這樣的飽和度,大概要承認這是一類創造,至少不再維持著規范而“詞窮”的穩定。上述例子的列舉,如果細讀闡釋,也并不完全是新鮮的東西。不過新與舊的邊界,往往就在幽微處,從太宏觀的層面去規劃、研判文藝的“新”,可能不過是做些語言陌生化、文體混合之類的老路數。在一個文勝質的轉換期,不如將“詩”完全開放,暫時放下種種來自反芻、凝結過往經驗的標準觀念,用真正及物的或者說生成性的眼光來審視。

說回開頭的問題,“學院”對于當代詩是“資源”還是“限制”,其實指向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掉書袋的話,我其實總會想到丁玲1938年在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文藝組織工作中,對“舊形式”問題所發表的看法,“也許有些人又以為是什么舊瓶新酒的問題了。但這決不是主要的。舊形式應該選擇的利用,已經不是今日提出來的話了,不特沒有人反對,并且去實踐了這理論的,也已不只是西北戰地服務團一個團體了”[24]。她對反復爭論的“舊瓶新酒”提法多少感到論辯的倦怠,但也正是要用“實踐”來超越并豐富紙面空轉的“理論”。“學院”本身對于創作來說,并不是天然的障礙或帶有某種原罪,更不用說許多活躍的、有原創性的詩人也正是“中文系”培養、哺育而長成的,關鍵在于,能否形成一種屬于自己的創造力、轉化力,去承擔、攪動和運作或已凝定的知識文化資源。本文開頭所引《合流》匿名評論的“宣言”,現在已經成為敘述、回顧作為事件的“未來詩學”所不能繞開的一段文字。這段話中諸多絕對的陳述判斷,的確不能簡單視作客觀事實,對于這些已有一定成就、地位的詩人,“網生代”們大概也并非真的從不閱讀,不被影響。事實上,據我了解,此文的作者也受到了充分的文學史教育,如果從“無意識”的角度細讀其詩作與評論文本,這種斬釘截鐵的表述自然是容易被推翻的。但這段話之所以傳播力如此之強,被反復援引,重點可能是其中明確“不在乎”的表態。而這種態度,恰是來自“身在局中”的創作者的自信;當然,也包含了對研究者、批評者過度糾纏于理論話語、限制自身視野的不滿與不屑。沿著這樣的態度往下走,也許,真正有建設性的、指向“未來”的工作,應當從對新的寫作的耐心打撈、辨識開始。“當代詩”,肯定還是以個人性的寫作為起點;也不能否認常識,它必然還是一種文體。但在清理諸般“前提”、設想諸種“位置”的過程中,我們或許能夠通向一種具備“建設性”的創作與批評行動。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注釋

[1]《君子弗為 | 柏生鳴的詩:一月的蝴蝶等五首》,“文求諸野”微信公眾號2025年04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F2LJ4SMRffswFCOFGJcfSg。

[2]張石然:《我們曾將今天變態地等同為一切精神病的終結——在“未名詩歌節”上的一次分享》。https://mp.weixin.qq.com/s/YkNt67j8bWA4aVIn9Qkqxg。

[3]趙汗青:《敏于情而麗于言》,《延河》2022年第11期下半月刊。

[4]《“絕境”與“大詩人”:當代詩壇的人造波粒二象性》,“合流詩刊”2023年8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MUC1tQNTy6Ieh4EDOrZYhQ?scene=1&click_id=44。

[5]吳靖:《主持人語:媒介化與重返“90年代”》,《現代中文學刊》2025年第1期。

[6]本文使用的“媒介”一詞,有至少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是作為理論術語,將“詩歌”從固化的文類劃分類屬中解放,意味“藝術門類/體裁”;其二是作為現實對象的描述,指可以與“詩歌”發生具體關系的當代傳播平臺與文化工業等。在具體論述中,會稍作補充解釋。

[7]江克平的著作《革命中的聲音:現代中國的詩歌和聽覺想象》(Voices in Revolution:Poetry and the Auditory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a)以詩歌朗誦為軸,圍繞20世紀“現代中國對聲音的想象如何出現與回響”這個問題展開,從魯迅的“心聲”與《摩羅詩力說》、左翼詩人對朗誦詩的修辭探索、抗戰時期延安朗誦詩,談到60年代政治抒情詩,直至90年代后商業活動中“朗誦”的還魂,線索清晰、論述完整。這項研究基于“聽覺轉向”的立場,將詩歌朗誦視為“詩學”(poetics)與“政治”(politics)的相遇、匯合,以“聲音”著手,關注的是“革命/國族”問題,力求探索一種有別于視覺想象的“聽覺現代性”。John A. Crespi:Voices in Revolution:Poetry and the Auditory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i,2009。

[8]中國臺灣學者梅家玲的論文《戰火中的文學聲音:戰爭時代的“詩朗誦”與“朗誦詩”》,一方面,區分出作為“大眾運動”的“詩朗誦”,以及作為“詩歌類型的一種”的“朗誦詩”,對其前世今生敘述完整,史料鉤稽較為充分,有梳理之功;另一方面,也沿著江克平提供的理論,將“聲音”理解為一種現代的政治操演,并力圖凸顯“文字”/“詩”與“聲音”/“朗誦”之間的張力。較為個性的是,研究者基于特定身份立場的問題意識,又將話題導向了1949年后兩岸文學發展脈絡中“朗誦詩/詩朗誦”的再現,并探討其“文學回歸”的可能。這一系列討論最終希望反思的是,“‘聲音’,以及因現代化民族戰爭而生的‘政治’性,是如何介入了新文學發展的進程之中,成為左右文學轉折的重要面向。”(梅家玲:《戰火中的文學聲音:戰爭時代的“詩朗誦”與“朗誦詩”》,《文學》2019年第1期。)

[9]康凌:《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頁。

[10]康凌:《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頁。

[11]路楊:《作為生產的文藝與農民主體的創生——以艾青長詩〈吳滿有〉為中心》,《文學評論》2018年第6期。

[12]路楊:《作為生產的文藝與農民主體的創生——以艾青長詩〈吳滿有〉為中心》,《文學評論》2018年第6期。

[13]周憲:《作為藝術理論方法論的跨媒介性》,《江海學刊》2020年第2期。

[14]唐宏峰:《通向跨媒介間性藝術史》,《當代文壇》2020年第5期。

[15]王今:《街頭劇的聲音實踐、跨國流動與本土改造》,《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16]周瓚:《新世紀詩歌場域、作者身份與當代性呈現》,《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4期。

[17]周瓚:《新世紀詩歌場域、作者身份與當代性呈現》,《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4期。

[18]王洪喆:《〈黑神話:悟空〉為什么會出現?——“長90年代”的技術浪漫主義與“80后”的多重時間》,《開放時代》2025年第4期。

[19]張石然:《我們曾將今天變態地等同為一切精神病的終結——在“未名詩歌節”上的一次分享》。https://mp.weixin.qq.com/s/YkNt67j8bWA4aVIn9Qkqxg。

[20]姜濤:《序言:社交“恐怖分子”與當代詩》,見趙汗青:《紅樓里的波西米亞》,長江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3頁。

[21]卞茜茜:《詩歌是怎樣被嵌入電影的:談“中國詩歌電影”的修辭策略》,《電影理論研究》(中英文)2023年第4期。

[22]趙汗青:《勞心以誠——一種“勞力者”的詩》,《北京文藝評論》2025年第2期。

[23]趙汗青:《執大用小和豐富的輕盈——談00后詩歌對“九十年代詩歌”資源的繼承與超越》,未刊稿。

[24]丁玲:《寫在第三次公演前面》,見《一年》,生活書店1939年版,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