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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別烏江 ——探尋錢壯飛烈士長征路上犧牲之謎
來源:北京日報 | 孫文曄  2026年10月19日08:28

“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周恩來多次滿懷深情地提起的他,卻在長征途中,于中央紅軍二渡烏江時神秘失蹤,這成了中共黨史中的一樁“謎案”。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爭論,2001年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安全部批復,才把這位“龍潭三杰”之一的歸處定在貴州金沙。不過,絕頂聰明、高度警惕的他,怎會落單?又怎會被一個小土匪所害?迷霧仍未散去。于是,網絡上關于他的死仍眾說紛紜,甚至出現十多個版本。北京日報記者實地探訪,尋找當年參與調查論證的貴州省相關部門負責人,以及熟悉情況的各界,終于理出些許頭緒。

烏江邊少了一個人

一座懸索大橋,橫亙在金沙后山與息烽流長之間,此橋雖名為大塘渡烏江大橋,卻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壯飛大橋”。昔日烏江天險,如今一橋飛架,既是交通要道,也是一座矗立在忠魂殉難之地的紅色紀念碑。

1935年3月底,烏江兩岸,風雨交加。

此前兩個月,紅軍四渡赤水,帶著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在川滇黔邊界上兜了無數個圈子。到3月底,中央紅軍揮師南下,抵達貴州省金沙縣的沙土、后山一帶。

江面在金沙與息烽之間拐出一道急彎,密林之后,紅軍伺機而動。

3月31日,金沙這邊的紅一軍團從大塘、紅三軍團從江口、中央縱隊從梯子巖,先后強渡烏江,冒著敵人的飛機轟炸,殲滅守敵和援敵各一個營,進至息烽西北地區。

過江之后,大部隊行軍至息烽縣流長一帶時,有人發現了一件事:錢壯飛不見了。

時任總部參謀的潘望峰記得:“錢壯飛失蹤的那一天,總部參謀黃鵠顯騎著騾子從前進的隊伍中急促地向后走。他見著我便問,看見錢局長沒有?我說,沒有。他二話沒說,又向后尋去。這時,大家才發現錢壯飛失蹤了。”

那時,錢壯飛和周恩來、劉少奇等七八個人編成小隊行軍。1985年,中共湖州市委黨史部門征集到原上海法南區法租界支部書記張沈川的文章,張沈川說,1939年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見到劉少奇,據劉少奇講,大致是這樣的情況:

“過了貴陽碰上敵機轟炸,大家分散隱蔽,警報解除后集合往前走,走了一段才發現錢壯飛不在隊伍里,馬上回頭找,卻再也找不到了。”

錢壯飛的同事、時任軍委二局局長的曾希圣,傳記寫道:“當時已確定調到總政治部任副秘書長尚未到職的錢壯飛,在防空掩蔽時掉隊。曾希圣雖派人四處尋找,但終未找到,他憑經驗感到兇多吉少,為失去朝夕相處的戰友而痛心不已,也為沒有照顧好戰友而負疚。”

錢壯飛的失蹤,也牽動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首長的心。因為他不僅是曾潛伏在敵人心臟的有功之臣,而且在蘇區長期從事保衛情報工作,后期又擔任二局領導,掌握著黨和紅軍的很多重要機密。

毛澤東非常重視這件事,專門指示負責后衛的紅五軍團,一定要找到錢壯飛。紅五軍團首長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政治保衛局局長歐陽毅(1955年授銜的開國中將)。

歐陽毅與錢壯飛是政治保衛戰線上的老戰友,他后來在回憶錄里寫下當時的情形:

“我是了解錢壯飛的,不但了解他的功績、才能、為人,也了解他的性格。在瑞金時,這位在白區深入敵人巢穴的孤膽英雄,卻怕飛機。長征途中,他被調到軍委二局任副局長,也許軍委首長太多,對他照顧不夠,只給他配了匹‘驢狗子’,影響行軍速度。他大概沒有跟上大隊,敵機來轟炸,不知他到哪里躲起來了。敵機飛走后,大隊已經過了烏江,才發現他沒有跟上。我很為他的安全而擔心,接受任務后,我迅即帶了一支保衛部隊,返回河對岸尋找他。我們在樹林里村莊里找了一個多小時,連搜帶喊,最終沒有找到他的蹤影。”

歐陽毅帶著兩個排回到對岸,找了一天一夜,依舊杳無蹤跡。在他看來,“怕飛機”和“驢狗子”是錢壯飛掉隊的兩個關鍵因素。

同在中央縱隊的軍委一局參謀呂黎平記下了軍委的判斷:“有兩種可能:一是被敵機炸中犧牲;二是被深藏在山區森林里的反動民團殺害。”

胡底是錢壯飛的摯友和“龍潭三杰”之一,也是軍委一局的偵察科科長,得知消息后他非常難過,自言自語地說:“不會吧?不會!我相信他不會出事的……”憑借對錢壯飛的了解,他一直覺得,膽大心細的錢壯飛定能歸來。

因為戰事緊張,尚未脫離險境的中央紅軍沒有再尋找下去,只能立即朝著貴陽方向奔襲。一個在敵人心臟里潛伏多年的人,就這樣在烏江邊失去了消息。

江水悠悠,青山不語,那一年,他40歲。

抗日戰爭期間,南方局和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曾派人到貴州金沙一帶多方尋找錢壯飛的下落,但都沒有找到。

龍潭虎穴藏三年

要理解這場失蹤的不尋常,先得理解錢壯飛能力有多強。

錢壯飛出生在浙江湖州吳興一個殷實人家。他出生時臨近中秋,不遠處的錢塘江大潮奔涌如雷,父親錢子如便給兒子起名“壯秋”,單字“潮”。

長大后,他學的是醫。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是中國最早的國立西醫學校之一,教員多從德國、日本聘請,講課用德語,教材也多半是教員自己從德、日翻譯過來的醫學講義。錢壯飛字寫得又快又好,圖畫美觀,他的筆記成了同學們下課后爭相借閱的范本。

畢業后,留在北京的錢壯飛做過很多行當:行醫、教書、辦報紙、畫廣告,甚至和朋友辦起電影公司。中國最早的武俠影片之一《燕山俠隱》,就由他自導自演。他看似是富家少爺,文藝青年,結交三教九流,其實早在1925年就入了黨,連《燕山俠隱》劇組都是他的情報網載體。

兒子錢江印象最深的是:家里表面上生活十分闊綽,可是每天吃的卻是棒子面和大白菜疙瘩湯。原來,外表排場主要是為了便于與上層人物交往,掩護黨的秘密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北京政府通緝共產黨人,他身份暴露,舉家南遷。在上海,他一度失去組織關系,潦倒到給人寫黃包車牌照。

轉機出現在一張報紙的招考廣告上:國民黨上海無線電訓練班招生。他去應試,考了第一名。進了班才知道,主辦者是陳立夫的表弟、國民黨建設委員會無線電管理處處長徐恩曾;更巧的是,徐恩曾與他是同鄉、中學校友。

徐恩曾奉派組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后(這個機構日后演變為“中統”),要錢壯飛做他的機要秘書。錢壯飛連夜把這一情況報告給剛取得聯系的黨組織,周恩來答復:機會難得,要把它(指中統)“拿過來”。

中央特科決定,由錢壯飛引薦李克農、胡底打入敵人內部,成立一個特別黨小組,“幫助”徐恩曾建立正元實業社秘密指揮機關及作為掩護的長江、民智、長城三家通訊社,這就是后來被周恩來稱為“龍潭三杰”的情報鐵三角。

特別黨小組雖然占據了敵特機關的關鍵部位,但徐恩曾卻始終把密碼本藏在貼身衣袋里,像護身符一樣從不離身。

一個星期天,徐恩曾照例去上海度周末,錢壯飛知道他要去泡小姐,故意指著他的衣袋說:“你不能去,你帶著這個東西怎么去!”徐恩曾當即從貼身小褂里掏出密碼本,交給壯飛代為保管一夜。

等徐恩曾一走,錢、李二人立即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微型相機,一頁一頁拍了下來,再把膠卷交給中央特科洗印復制。從此,國民黨“圍剿”的命令和兵力部署,還沒有下發到作戰部隊,就已經放到了周恩來、朱德他們的案頭。

潛伏三年,暴露的一天還是來了。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此人掌握的秘密太多: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幾十個機關、領導人的住址、聯絡暗號、交通線路,他全都知道。他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把他送到南京面見蔣介石,保證三天之內把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網打盡。

25日是星期六。徐恩曾照例去上海尋歡,把錢壯飛留在機關值班。武漢方面接連發來六封“徐恩曾親譯”的特急密電。錢壯飛一封一封拆譯,越譯越心驚,但他沒有慌。

南京到上海最快的是“京滬快車”,八小時可達,最晚一班夜里十點半發車,次日清晨到站。這條路,他的女婿劉杞夫這些年經常跑,一貫穩妥。錢壯飛把劉杞夫從睡夢中叫醒,交代他務必親手把十萬火急的情報交給“舅舅”李克農。

26日是星期日,一夜未睡的劉杞夫趕到上海,直奔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的鳳凰旅館,那是李克農的秘密工作點,只有極少數人知道。

李克農懷揣這份關乎黨中央安危的情報,打破白區“不許橫向聯系”的常規紀律,一個機關一個機關地找、一個聯絡站一個聯絡站地打聽,最終通過陳賡找到了周恩來。

隨后兩天兩夜,中共中央幾十個秘密機關、幾百名工作人員緊急搬遷,機密文件連夜銷毀,所有聯絡暗號和方式全部更換。等到國民黨特務按圖索驥破門而入時,屋里只剩下一堆沒有燒盡的紙片。

接連撲空的陳立夫后來長嘆:“只差五分鐘,我們就能一網打盡中共首腦!”這句話流傳甚廣,國民黨行動與中共機關轉移之間只差一步之遙,是各方公認的事實。

27日清晨,南京城還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錢壯飛像往常一樣早早起來,去火車站接了徐恩曾,又把封好的六封電報交給他,然后從容走出機關。他把家眷都留在了南京,僅留下一封信警告徐恩曾,若殃及子女,就把他那些丑事全部公之于世。

多年后,徐恩曾在臺灣寫書,仍對錢壯飛的能力不吝夸獎:“以我三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于職守的干練青年,平日埋頭做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范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當時我尚存萬一之想,希望這個消息不是事實。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蘇區的六邊形戰士

1931年6月下旬,錢壯飛踏上中央蘇區的土地。昔日風度翩翩、西裝革履的他,一路上根據不同環境不斷變換身份,已經是一副長衫布衣的行商打扮。

到了蘇區,他先做回老本行,在衛生所當醫生。不久,調到蘇區中央局政治保衛處。此后歷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中革軍委總參謀部第二局(軍委二局)副局長等職,負責情報與保衛工作。

在二局,他把在敵人機關里練出來的本事全都用上了。1933年,二局先后破譯敵軍密碼一百個,錢壯飛為這批密碼取名“百美圖”,還專門開了一次“百本紀念”大會,朱德、周恩來親自為有功人員頒發紅星獎章。

還有一次極為兇險的經歷,發生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原湘鄂贛軍區總指揮兼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攜帶事先繪好的瑞金中央機關駐地標記地圖,投靠國民黨。蔣介石如獲至寶,派大批飛機轟炸瑞金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駐地。二局及時偵悉了這個陰謀并立即上報中央,中央機關緊急撤離,轉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梅坑地區。

電文與密碼之外,錢壯飛在蘇區活得格外舒展,才情盡顯。

瑞金的大禮堂,還有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臺、紅軍烈士紀念亭、公略亭、博生堡,被人們稱為“蘇區六大建筑”,它們的總設計師,正是錢壯飛。

1934年,錢壯飛設計的蘇維埃大禮堂穹頂草圖,八角形輪廓酷似紅軍帽,17扇門、18根回廊木柱,后人研究暗合二十八星宿方位,仿佛藏著密碼。

設計之外,他的字和畫也留在了蘇區的記憶里。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的刊頭出自他手,字跡“凝重、端莊雄渾”。他還一度兼任《紅星報》的特約漫畫家,定期創作漫畫。

戲劇更是他的舞臺。一次,為慰問寧都起義的將士,毛澤東讓錢壯飛、胡底、李伯釗三人組織一個宣傳隊,“唱歌也好,演戲也好,不要離開這個題目。”三人連夜創作出話劇《為誰犧牲》,第二天就在九堡的草坪上為紅五軍團演出。

《殺上廬山》則是周恩來腹稿口述,邀胡底、錢壯飛、李克農共同執筆創作的大型話劇。演職人員陣容強大:羅瑞卿等紅軍高級干部都上臺跑龍套,楊尚昆晚年還在回憶錄里寫到這臺戲,說“朱德、周恩來、聶榮臻等紅軍領導人都同我們坐在一起”,臺上臺下歡聲雷動。

青山何處埋忠骨?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撤離蘇區。

長征之前,錢壯飛剛完成了一個特殊任務。為了給突圍掃清障礙,軍委秘密謀劃了與粵軍首領陳濟棠的“和平談判”。談判在極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地點設在粵軍控制區內的尋烏,為保障談判組與后方的通信暢通,周恩來特地調來錢壯飛等老無線電工作者隨行,負責聯絡。

談判成功,為中央紅軍順利通過國民黨第一、二道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緊接著,錢壯飛與軍委二局一道編入軍委縱隊,跟著中央踏上了長征路。

長征途中,他與曾希圣一道領導二局,抬著沉重的機器設備行軍,一路走、一路聽,一次次破譯成功。那時,二局的處境很特殊:既要工作,又不能掉隊,于是實行前后兩個梯隊輪番工作的機制。可想而知,無論在哪個梯隊,他們要么在工作,要么在趕路,根本就沒有休息時間,走著走著就睡著了也是常事。

毛澤東后來說過一句話:“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遵義會議后,黨中央任命錢壯飛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但由于情報工作的需要,他未能到任,仍堅持戰斗在二局的崗位上。紅軍“破譯三杰”之一的鄒畢兆在幾十年之后,仍深情地說:“他在二局的工作非常得人心,我們總是懷念著他。”

三月底,紅軍南下,準備第二次渡過烏江。關于他在渡江中犧牲的說法,多而零散,且互相矛盾。

原軍委二局報務員錢江(與錢壯飛兒子同名,非同一人)在回憶中寫道,錢壯飛是在四渡赤水后、過烏江前,因躲飛機而被敵人殺害。

原軍委二局譯電科副科長鄒畢兆寫的是:“過烏江后的4月1日,從沙土鎮出發后犧牲了。”這里時空是顛倒的:紅軍是從沙土出發去渡烏江的,而不是渡江之后再從沙土出發。

原軍委二局譯電員戴鏡元寫的則是:“第二次過烏江時,由沙土鎮出發到牛場這一天,錢壯飛在烏江邊的一座深山密林里,被地主武裝民團殺害。”

犧牲時間有3月29日、3月31日、4月1日,也有籠統的“三月或四月”;地點有金沙后山、沙土,也有息烽流長、牛場,甚至有人說在貴陽;情形有中彈犧牲、被炸死、被殺害、被推入深坑砸死,也有說失蹤后確認犧牲的。

一個救過整個中共中央的人,關于他怎么死的,黨內竟然有這么多彼此矛盾的回憶。

而這種不確定,連官方文件都繞不過去。1951年,向錢壯飛親屬頒發的《革命軍人犧牲證明書》上,“犧牲地點”一欄填的是“貴州省息烽縣沙土附近”(沙土其實屬金沙,不屬息烽);“安葬地點”一欄,填的是“不明”。

1984年5月9日,解放軍總參某部專門邀請有關老紅軍,就錢壯飛犧牲的時間、地點問題開過一次座談會。研究過相關材料的黨史專家覃愛華說:“老同志們各執一詞,過沒過烏江都很難說清。”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離開時是一人一騾。

戴鏡元在蘇區時就和錢壯飛同榻而眠,他說,黨組織考慮他年齡比較大,給他配了一匹騾子。但他很少騎,多用來給局里馱機器設備、給同志們馱行李,或者給有病的同志騎。二局的譯電員李德元過湘江后得了痢疾,錢壯飛親自給他看病開方子,見他走路困難,就把騾子讓給他騎。

在座談會上,戴鏡元非常肯定地說:“唯獨過浮橋那天,他出發沒跟我們走,沒跟二局走,還帶著一騾子、三個包袱。”當時的二局偵收員、電臺臺長賀俊偵也有印象:“那天錢壯飛是單獨行動的。”

兩個縣,兩種說法

錢壯飛出發后發生了什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烏江兩岸的金沙、息烽兩縣,幾乎同時著手調查。

引爆這件事的,是1985年3月《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重走長征路,到達烏江渡口。為了搞清楚錢壯飛的失蹤之謎,羅開富后來又專程赴金沙考察調研了兩次,并向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做了反映。

1985年5月2日和1986年1月10日,息烽縣和金沙縣分別向相關部門報送了《關于錢壯飛烈士犧牲問題的調查報告》。

息烽的調查結果是:31日,中央縱隊和紅一、三、五軍團在息烽的流長、鹿窩、九莊等地活動;當天中午,三、五軍團的部隊在九莊遭到四架敵機轟炸掃射,有一百多名紅軍指戰員罹難。在此期間因各種原因掉隊而流散在流長一帶的29名紅軍干部、戰士中,經查明有18人系被當地地主土頑武裝殺害。

其中有一位自稱“夏樹云”的“營部秘書”,在紅軍大部隊離開流長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4月2日,來到流長鄉的客戶寨、宋家寨一帶。據當時目擊者回憶,這位紅軍干部臉上氣色很不好,走路很吃力,好像有病;年約四十歲,瘦高個子,留“東洋頭”(分頭),外省口音,身上背著一個包,手拿布雨傘。當天晚上,他就被國民黨的反共“清鄉委員”、區長宋子楨及其爪牙羅少安等人密謀,騙說愿帶路幫助追趕紅軍部隊,在宋家寨右側約一華里的山脊上,將他強行推下一個名叫“沒良坑”的、約有五六十米深的山洞,并用大石塊砸下洞底,當即將其害死。

這位紅軍干部隨身攜帶的物品,均被兇手羅少安擄去,書籍、印章等當即被羅燒毀,只有一床黃絨軍毯,尚保存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編號845。

息烽方面認為,“可以比較有把握地斷定”,自稱夏樹云的紅軍干部,即錢壯飛。

金沙方面則是另一種說法:各路紅軍渡完烏江后,還有一位紅軍同志沿著主力紅軍過江路線,單獨一人向烏江邊上走去。當他走到烏江北岸離梯子巖渡口大約二華里的彭桂容(一說為彭貴容)家時,想買東西吃。這位紅軍身著青色軍裝,背著一個黃布包和一個小皮包,手里還拿著一包東西,隨身帶著一支手槍,是露在外面的,身高一米七左右,長臉,外省口音。

因為沒有買到充饑的東西,又見這一帶山勢險峻、道路崎嶇、天色已晚,他返身往江邊走去。走了不到一華里,經過黎叢山家門口,由于路不熟,便到黎家找人帶路。

黎叢山是當地惡霸地主劉家的幫兇、狗腿子,是為非作歹的土匪。他見這位紅軍單身一人,身上既有手槍又背著包裹,便心生歹意,積極為這位紅軍帶路,一邊走一邊盤算。走到梯子巖附近的堰田巖時,看見江面上已經沒有過江的浮橋,他見搶槍的時機已到,就站在堰田巖頂上,佯裝指點這位紅軍過江的路線,就在這一瞬間,趁這位紅軍集中精力觀看路徑時,雙手將他推下巖去,搶走了他的手槍和所有東西。

黎叢山回家后,他的侄子黎志修見他得到紅軍的一件黑色發亮的綢衣服、一條灰色褲子、兩件毛線衣、一支手槍。后來,黎叢山用手槍給沙土區專員何中培換了兩石谷子、一匹馬。

這兩種說法各有各的可信之處,也各有各的疑點,都無法回答一個尖銳的反問:機敏過人又受過專業特工訓練的錢壯飛,怎么會輕易落入民團土匪之手?

幾個雞蛋,一個證人

讓天平傾斜的,是1997年一次村民自發的田野調查。“事情的起點很偶然。”劉長煥在陽明書院向記者講起27年前的往事:

“我當時在金沙縣后山中學教書,和沙土中學教師陸定富是忘年交。一天,陸定富手里卷著一本《炎黃春秋》雜志,對我說:你看看這本雜志,我在其中發現了重大線索。”

那是1996年第七期《炎黃春秋》。翻到第72頁,一篇署名錢聽濤、題為《從六十年前拍攝的毛澤東照片說起——紅軍老戰士錢江憶長征》的文章赫然入目。文章的第二部分,標題就叫“錢壯飛失蹤之謎”。

錢聽濤這篇文章,依據的是老紅軍錢江長征途中的親身經歷與回憶。文中明確:紅軍南渡之后,錢壯飛仍然留在烏江北岸。

陸定富和劉長煥看完,一致判斷錢壯飛極有可能犧牲在后山。因為中央縱隊是從后山大塘渡口渡河到達息烽流長的,許多當年見證紅軍南渡并參與砍竹子、搭建浮橋的老人還健在,可以如數家珍地講述當年的情景。

“我倆當時對錢壯飛的事跡并不了解,只是對地方歷史文化考證有興趣,本次調查屬于民間自發,無政府參與。”從4月到暑假,調查持續數月。

參加的人不止他們兩個,還有后山中學老師王建華負責照相,金沙縣農業局工作人員閆國庭負責聯絡,巖口村村民聶永乾負責船只擺渡,金沙縣移民辦新聞通訊員李翼負責錄音。記錄與整理文字的責任,落到了劉長煥頭上。

他們遍訪村里的高壽老人,“關鍵的當事人”只有彭貴容一個。

1997年接受采訪時,她83歲;1935年紅軍渡河時,她21歲,嫁到巖口徐家不久。劉長煥說:“她回憶年輕時的事情思維清晰、記憶猶新。”

“采訪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幾個點:一個是老人說那人有病容,因為口音不大聽得懂,隱隱約約、比比畫畫之后,才大概明白他原來是要買雞蛋。老人就把自家母雞剛生下的幾個雞蛋給了他。二是,他竟然沒蒸沒煮,直接生吃了。三是老人說這人沒穿軍裝,而是牽著馬,穿著灰黑綢布衣服。”

彭貴容還說,滿寨子都知道是聶叢山缺德,把人家砸死了,還弄走了人家的馬和手槍。后來聶叢山遭到眾人痛罵,都不敢輕易見人。再后來他在割草時,手上被斑茅草劃了個口子,得了破傷風死了,當地人說起這件事,都說是遭了報應。

劉長煥根據筆記和錄音,整理出大概十頁的記錄文稿。“做記錄時,我根本不知道錢壯飛的樣貌,也未加引導,只是如實照錄。”至于匪徒姓聶還是姓黎,劉長煥認為是聶,因為聶是村里的大姓。

那份記錄,復寫成三份報告:一份寄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錢聽濤審閱,一份寄呈解放軍總參謀部參考,一份留底。

寄出大概兩個月后,錢聽濤與陸定富通了電話。錢老說,這份資料非常重要,將啟動進一步認證,還表示“相貌描述很符合”。

不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還通過郵局,給他們這個調查組寄來了80元人民幣,作為采集圖片、文稿、錄音、郵件等資料的費用。

2017年,劉長煥在北京開辦書院時,錢壯飛的孫子錢泓和他通電話,說:“感謝你和陸定富老師對我爺爺犧牲之謎所做的調查取證工作!”他回答:“老先生客氣了,那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這件事對我而言,做過就拋在腦后了,多年來幾乎沒對外說起。”2025年秋,劉長煥應修文縣政府之聘,出任文化顧問,發現有人用此事招搖撞騙,這才找到已故的陸定富的兒子,要來了當年的資料和日記,將這段一直未公開講的考證細節向公眾述說。

世紀之交的調查論證

“多年來,組織一直在尋找錢壯飛的下落。到2000年初,貴州省有關部門會同國安部門協商決定,務必給失蹤犧牲情況一個明確說法。”曾擔任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覃愛華告訴記者,“這次調研持續了幾個月,我作為報告起草人之一參與了論證”。

之所以“要結論”,是一些報刊相繼對此事進行了無根據炒作,引發爭議。網上還流傳出“考古發現遺骸并做DNA比對”“遺骸檢出砒霜”等情節,“更關鍵的是錢家幾位老人身體不好,已經等不起了。”

調查組先到南岸的息烽。覃愛華說:“息烽方面所稱的錢壯飛犧牲地流長鄉沒良坑,距鄉政府約兩公里,一大片耕地中間有一個幾十米深的洞。當地曾組織人員下洞尋找這位紅軍烈士的遺骨,但因事隔幾十年之久,什么也沒能找到。流長中學1995年在洞口立了塊錢壯飛烈士紀念碑。”

“北岸的金沙縣后山鄉,交通極為不便,過烏江的窄橋僅能通行小車,之后是十幾公里的沙子路需要走1小時,條件非常艱苦。”

不過,金沙群眾對紅軍的感情十分赤誠。1935年,他們就冒著極大風險,將英雄埋骨于堰田巖下,并稱埋骨之地為“紅軍墳”。20世紀70年代修水電站,庫區水位上升,當地黨委、政府組織群眾用棺木裝殮烈士骸骨,遷葬于距離鄉政府500米處的張家埡口,并于1990年豎起“錢壯飛烈士之墓”的墓碑。

調查組詳細查閱了兩地征集到的有關資料,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對當事人、知情人的調查材料,還考慮做DNA鑒定。“當時咨詢了公安部,最終由于準確率不足、操作難度大,且政治上存在風險,否定了DNA鑒定。”

“因為烏江兩岸都建了錢壯飛墓,爭執不下,為了公平起見,論證會在兩地中間的遵義市烏江鎮召開,還請來了知名專家學者。”覃愛華說,論證中,新中國成立初期鎮反運動中的口供筆錄,以及那頭被賣掉的騾子成了有力的物證。

經專程征求烈士親屬意見后,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與省國家安全廳就錢壯飛犧牲的調研論證,分別向中共貴州省委、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請示報告。

2001年11月,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國家安全部研究后回復:同意貴州方面的意見,即在發現新的確定的根據以前,將錢壯飛烈士犧牲地確定在貴州省金沙縣后山鄉,犧牲時間為1935年4月1日。

“網傳黎叢山賣槍馬后娶寡婦、遷墳時挖出軍帽上的鐵制五星、彭桂容給錢壯飛做稀飯等,都是添油加醋的說法;至于挖出帶有標識的眼鏡腿和懷表、做了DNA鑒定和中毒的說法是純粹的編造內容,在調查中均不存在,也沒有依據。”覃愛華說,2000年時能用證據認定的事實已經非常少了。

關于“落單”的猜想

錢壯飛為什么直到部隊過江后的第二天,才只身一人來到烏江邊?至今仍讓眾多黨史專家,百思而不得其解。通常的推論是,他為了保障中央機關安全渡江,只身深入森林偵察敵情。

這種推論顯然不合常理。眾所周知,偵察工作都是在軍事行動之前進行的,而紅軍南渡烏江是在3月31日,錢壯飛犧牲是4月1日,這個時候還需要為安全渡江而偵察嗎?

另外,錢壯飛的工作崗位是中革軍委二局副局長,實際職務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秘書長(未到任),屬于部隊中的首長,是配有警衛員的,就算上前方,必定有警衛員跟隨,不可能只身一人到森林里去偵察。

電視劇《偉大的轉折》中,他是因為拉肚子,警衛員回避,這時再遇上空襲,就落單了。可錢壯飛所在的軍委縱隊是31日一早由沙土鎮出發的,出發地離浮橋也就5華里,到當日上午10時,二局便已渡江。根據朱德軍令,軍委縱隊后面,還有紅三軍團下午渡江,紅五軍團斷后,錢壯飛即使有病,或者躲空襲,但有騾子可騎,應該不至于落單迷路,直到第二天才走到浮橋處。

錢壯飛為什么4月1日下午才趕到后山呢?貴州地下黨人秦天真的后人張秦洞(外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科研名家)、秦淮(孫,貴州科學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提供了另一個視角。

閃回到渡江前夜,沙土的紅軍總指揮部燈火通明。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劉伯承等人和一局(作戰局)局長葉劍英、二局局長曾希圣、三局(通信局)局長王諍等,一籌莫展。

只要攤開地圖,就可看出中央紅軍的危局。此時的中央紅軍不論北上,還是西去或東出,都必將陷于重圍,而集結地距烏江近者不過10公里。若敵軍發現我軍在此渡江,必乘機圍剿,如果那樣,背水一戰,結果可能比之前的湘江戰役更慘烈。

他們一致認為,烏江南岸雖有三個師,但是烏合之眾;真正的威脅是由泮水、安底向我猛追的周渾元、吳奇偉兩縱隊主力。

正當大家苦于無法脫險時,曾希圣提出一個想法:利用我掌握的敵之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在貴陽的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電,將兩支主力調開,便可保我軍于31日安全渡江。

大家不由拍手稱妙,蔣介石常常越級指揮,尤其此時他正坐鎮貴陽,曾希圣這一招正利用了蔣介石的特點,成功的把握很大。

這招雖妙,前提是有“密碼和電文格式”,而貴州地下黨的秦天真就是弄到密碼的關鍵人物。據他回憶,1935年春,紅軍在黔北迂回作戰時,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秘密來到貴陽,布置搞到敵人電臺密碼、軍用地圖、地空識別標志等情報。黃大陸接受任務后,及時組織完成任務,并將情報交給省工委秦天真。

秦天真后人注意到,除密碼和地圖外,潘漢年還特地強調了地空識別標志。據祖父秦天真講:“‘地空標識’是國民黨在軍政重要據點的露天空曠處繪制的一些符號圖案,國民黨飛機只要看到有這種標志,就不轟炸了。”

符號并不復雜,由幾丈布組成,飛機來時按規定的格式擺好就行。紅軍如果掌握了地空識別標志,就可以避免國民黨飛機的轟炸。

秦天真后人分析了現已解密的相關資料,做出大膽假設,錢壯飛也許是在布設和撤收地空識別標志時,掉隊的。

渡烏江時,紅軍不惜以蔣介石之名發出假密電,自然也會充分利用剛獲得的地空識別標志。這種高度保密的標志,不可多用,又需重復利用,這就需要有專人去空曠的地方布設、撤收。

錢壯飛作為軍委二局副局長,正好可以去做這項工作。但撤收要在大隊人馬通過之后,故而耽誤了時間,才沒能趕在浮橋拆除前過江。

在戴鏡元和彭貴容的回憶里,錢壯飛都是隨身帶著三個包,可能有一個,就裝著那些用來擺識別標志的布。

《曾希圣傳》中說,錢壯飛是在防空掩蔽時掉隊的。這個“防空掩蔽”是不是在空襲之外,還另有含義呢?“這種說法有一定合理性,但黨史研究必須拿證據說話,沒有切實依據不能隨便下結論。”覃愛華說,這只能算是近年研究中比較合理的一種推測。

金沙有了壯飛路和壯飛橋

被認定為錢壯飛犧牲地后,金沙陸續修了老百姓口中的壯飛路和壯飛大橋。如今,從貴陽開車到金沙縣錢壯飛烈士陵園只需要1個多小時,交通非常方便。

遺憾的是,就在國家有關部門組織對金沙后山鄉錢壯飛烈士墓祭掃活動前,錢江卻在2001年清明前去世,沒有等到那個日子。

回想錢壯飛離開南京那年,錢江才12歲。

臨走那天早晨,錢江正要去上學。錢壯飛拉著他的手問:“兒子,你會做飯嗎?”錢江很疑惑,不明白父親為什么突然問這個,還是認真答道:“不會,但我會下面條。”父親兩眼含著熱淚,輕輕摸了摸他的頭:“你去上學吧。”孩子出門時回頭說了一句:“爸爸,再見。”

這句“再見”之后,錢江四處流浪了10年。1941年初,周恩來在重慶找到他,把他和弟弟一起送到延安去學習。不過,直到1946年,錢江才知道父親犧牲了。

錢江之子錢泓,聽奶奶講述過這段故事。“1946年春,周恩來通知我奶奶,到曾家巖50號請客吃飯。飯桌上,周恩來就對我們說,錢壯飛犧牲了。從1931年我爺爺走之后,我奶奶就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哪兒了。后來我奶奶就哭了,周恩來朝著我爺爺犧牲的西南方向跪下了,他說:我沒有照顧好他。”

1962年,李克農上將因病逝世,周恩來擔心錢壯飛和胡底的事跡沒有官方定論,特意在悼詞中加了這樣一段話:“大革命失敗后,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斗爭,與同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今年是長征勝利90周年,烏江邊,給錢壯飛烈士掃墓的人絡繹不絕。孫女錢瀅瀅站在爺爺犧牲的堰田巖,嘆著氣說:“可惜他沒過江,如果渡過烏江,就能看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