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學》2026年第10期|陳觀旭:一虎嗅薔薇 十方悟禪機——漫談王干
編者按
陳觀旭《一虎嗅薔薇 十方悟禪機》寫的是作家、評論家、編輯家、文化美食家王干的漫筆人生。文章回溯王干的成長軌跡:自江蘇興化小鎮起步,從鄉村教師、基層文員走向全國文壇。得益于汪曾祺、謝冕、王蒙等前輩的指引,他憑借勤勉與敏銳,抓住時代機遇,以詩歌評論登上《文學評論》,借《王蒙王干對話錄》蜚聲文壇。作為評論家,王干有著極強的文壇洞察力,是 “新寫實”“新狀態” 等重要文學思潮的命名者與推動者,獨創 “南方的文體”,評論兼具鋒芒與溫度,善于發掘、扶持蘇童、遲子建等大批作家新人。身為編輯,他堅守“好作品主義”,主持策劃“新寫實小說大聯展”“聯網四重奏” 等重要文學活動,發掘眾多文學新銳。此外,文章專門辨析王干對汪曾祺文脈的繼承與創新。作為汪曾祺研究專家與美食書寫大家,他接續汪曾祺美食寫作傳統,又以考據、文化解讀形成獨屬于自己的書寫風格,于煙火飲食中照見世道人心。作者以文入人,熔敘事、評述與感悟于一體,既梳理其四十余年文學功績,也體察其悲憫溫熱的人文底色,為讀者呈現出一位扎根民間、始終在場的當代文人樣本。
一虎嗅薔薇 十方悟禪機——漫談王干
//陳觀旭
關于學步,王干是羞赧的、謹慎的、試探的、扎實的;關于為人,王干是溫潤的、儒雅的、親切的、仁厚的;關于寫作,王干是宏闊的、敏銳的、在場的、激情的;關于編輯,王干是緊盯潮流的、眼尖手快的、善于命名的、推動思潮的;關于美食,王干是挑剔的、專業的、廣博的、饕餮的;關于美酒,王干是細酌的、慢品的、奔放的、澎湃的;關于情感,王干是綜合的、立體的、濃烈的、憂郁的……多面人生,哪一種,是讀者和朋友所熟知的大家王干?
北京三月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幾位文友歡聚。酒酣耳熱、情緒冉冉,將至高潮,我們的“干老”(其在文壇的豪邁“代稱”)突然拎壺而起,手指如刀:“觀旭,有一出版社約稿,書名初定,就叫《文壇漫議四十年》,老夫久思未定,喝酒時我就暗篩幾位重點人員,剛才酒沒到位,現在看來,就你了!起來,干!”那氣勢,那狀態,哪有半點商量的余地,完全是一位指揮若定的大將軍,在中軍帳、點將臺派兵遣將!
干老與我泰岳系酒友,與我亦為同道。我們同席之際,干老尊我岳父為老哥,酒后喚我為兄弟,情理互表,各不相悖,亦有妙趣。鑒于這種關系,我只能領銜受命,聞令而動。
漫談王干?從何談起?王干的名號閃亮中國文壇幾十年,其洋洋千萬言的十一卷本《王干文集》令人望而卻步、嘆為觀止,1979年在《雨花》開始發表小說,著有《王干隨筆選》《王蒙王干對話錄》《世紀末的突圍》等學術專著、評論集、散文集。《王干隨筆選》被譯為英、法、西等多國文字,2010年更是獲評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自1985年起,其在《文學評論》發表重要文論正式入場文壇以來,迄今“在場”四十年,這是一座體巨量大的文化之山、文學之山。
幾經斟酌,不妨先從他的作家身份談起吧。王干是中國當代文壇集著名作家、著名評論家、名刊主編、文化美食家于一身的標志性人物。其自江蘇里下河內河啟程,沿揚子江、長江逆流北上,始入正途,一路逆襲,四十余載筆耕不輟,著作豐碩;王干以創作立身、以評論立言、以編輯立德、以美食立趣,成為銜接文壇前輩、同輩中堅與青年力量的核心橋梁,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上鐫刻下不可復制的精神圖譜與行走印記。
一、百般苦修 終成大家
王干的文學成長,得益于前輩大家的精神指引、同輩知己的砥礪相伴與文學平臺的鼎力托舉。他們,共同鑄就其溫潤通透、心懷悲憫、扎根民間的文學底色。
王干從未遮蔽其在文壇邊緣逡巡、彷徨、躑躅之際,偶遇、巧遇、幸遇汪曾祺、謝冕、喬木老、王蒙四位大家的傳奇經歷,但他是一位長期蟄伏者和有心人,從未做過無妄的白日夢。當看不到燈塔和曙光時,他便虎伏鷹行、儲存動能;當機遇來臨時,哪怕是電光石火般的驚鴻一瞥,他即如獵豹般迅速出動,一擊而中。
王干,1960年出生于江蘇興化,小鎮青年,早年就讀于高郵師范。在校期間,即開始其最初的文學創作,1979年在《雨花》發表小說處女作《閔師傅》。參加工作之初,當過最樸素的人類靈魂工程師——鄉村教師。1982年出任高郵縣(現高郵市)黨史辦秘書。他的本職工作,一如所有基層小吏一般,整日寫材料、撰匯報,做文史整理,編地方刊物。如果他安分守己,很有可能在退休之際混一個副科級實職,如有貴人提攜,提至正科也是有可能的。但偏偏,王干天生就有一顆不安于現狀的心。
高郵師范畢業后,他首先被分配至一所普通的鄉村中學——陳堡中學,教習語文。他的第一份職業,從傳道、授業、解惑開始。青年語文教員王干精力充沛,不甘心久居鄉野,他將自己熾熱的青春情感一分為三,一部分給學生,一部分給文學,另外一部分給熱戀中的女友。女友在相隔百里外的另一所中學教書,囿于鄉村現狀和交通之隔,每隔幾周,他們才能見上一面。每當散學之后,暮色四合,學生們如歡快的鳥雀紛紛入巢,寂寞和孤獨則如一件巨大的囚衣,將年輕的王干牢牢套住。他不甘于在此庸常一生,教書之余便暗練內功。在廣袤的文學糧庫里,王干如同一個饑餓的孩子,他饑不擇食,不挑種類,瘋狂惡補,小說、散文、詩歌、評論,一樣不落。好在當時郵資便宜,否則,這是一筆不菲的開銷。鄉下圖書太少,滿足不了王干饕餮的胃!他幾乎讀遍高郵當地圖書館的所有文學類庫存書籍。有了閱讀的根基,寫作的沖動于是乎一發而不可收。
幾年之后,青年鄉村教員王干小有收獲——發表了幾篇作品,特別是,他在學校的幾篇領導講話寫得不錯,上報的幾個經驗材料也寫得四平八穩,故此,他被借調進高郵縣黨史辦。進了縣城,與心愛的女友結婚,人生美滿,夫復何求,基層小吏王干該心滿意足了吧?
非也!
彼時的王干是孤獨的。小縣城,穩定、安逸是最大的生活底色,誰在工作生活之外還有那么多不切實際的遐想呢?要是有,這人該有多不懂事?
但是——
王干有。
夜色中,他不知向誰傾訴內心的孤楚與苦悶,而白天,迎接他的還有一堆一堆的內部講話、匯報材料、經驗總結,這些,都需要他殫精竭慮、苦心編撰。1981年,大作家汪曾祺先生要回故鄉高郵講學,這還是女友悄悄告訴他的。聽聞消息后,天可憐見,年輕的王干興奮得好幾天睡不著,當日更是車船交替,奔波四五個小時趕赴現場聆聽。其中有一個插曲:久居鄉野苦讀之時,王干一次偶然讀到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說,在那個文學思潮不斷涌動的年代,這篇小說宛如一股清泉,瞬間吸引了他。“什么時候能見老先生一面多好!”這不,正打瞌睡呢,抱枕扔過來了。聽課時,王干不想漏過汪老講述的每一個字。那堂課,成為青年王干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受洗禮,成為他一生的精神啟蒙。不管汪老當時有何難忘記憶,王干從此以汪老門生自居,學習汪老、研究汪老、闡述汪老、宣傳汪老、致敬汪老;而汪老,也對這個小老鄉,青眼有加、禮遇有加、關愛有加。汪老回京后,高郵縣青年文員王干又恢復工作常態,白天撰寫材料,晚上編織理想。然而,此刻的他已經有了明確的人生與文學追求目標,自此,王干將汪曾祺先生作為自己一生追隨的精神導師。80年代初王干首次進京,第一件事就是拜見汪老。他不僅聆聽了汪老關于文學和寫作的教誨,還多次有幸品嘗汪老的廚藝,并成為汪老一生的酒友。這段非凡的經歷,不僅影響了王干的文學觀念,更在其生活美學和人生觀念上,給王干帶來深遠影響——“汪曾祺不僅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也影響了我的生活觀念。”
1985年前后,王干又抓住了一次特殊機遇。當時,朦朧詩爭議極大,王干的理想是當一個作家,或者,成為一名游吟詩人。成為作家或者詩人,是80年代人的普世理想。在高郵縣文員任上,王干與《文學評論》編輯部的邢少濤編輯通信,意外獲贈全套油印刊物《今天》。當讀到真正的朦朧詩時他感到非常震驚,一批優秀的朦朧詩作者把詩歌寫到了極致,睿智的王干覺得不能超越他們,馬上更改賽道,由同軌超越變為另軌欣賞。王干對北島、顧城、舒婷、楊煉等人的詩歌產生濃厚興趣,為他們編輯出版了《王干青春詩抄》,足可見其熱愛之切。很多人都覺得朦朧詩看不懂,讀不透,王干覺得很奇怪,寫得如此深刻,如此雋永,這不很好懂嗎?如何把詩歌含義闡述、呈現出來,這就使他產生了一種出于愛好、熱情和沖動的力量,王干第一篇在《文學評論》發表的詩歌評論長文《歷史?瞬間?人——論北島的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王干寫詩歌評論的時間并不長,很快就轉到了小說領域。王干坦言,朦朧詩給他奠定了最初的美學基礎。此后,他連續三年在《文學評論》刊發詩歌評論。2016年,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潔非這樣評價王干:“隨后作者明確做出‘把北島之后的一大群詩人比作新生代’的表述。如今,‘新生代’已是針對小說創作某個群體、現象或發展階段的通用語,而以我所知,它大約到90年代中期才普遍用于小說批評,而王干用此詞卻早至1987年,故我懷疑,是他將這一術語首先引入了當代文學批評。”王干在詩歌界的活躍姿態,引起了詩壇大家謝冕先生的關注。謝老是王干文學評論、美學生涯的啟蒙者之一,其《在新的崛起面前》揭開新時期文學序幕,為王干解讀朦朧詩提供理論支撐。謝冕對其評價為:“王干是詩人,也是批評家;他的批評里有詩,詩里有批評。有才氣、有熱情、有俠氣、重情義。”謝冕的充分肯定堅定了王干專業的評論之路。后續二人以文食相交,謝冕《覓食記》出版后,邀王干作跋,延續文壇深情。王干在文壇一鳴驚人的姿態引得命運之門開始向他緩緩開啟——1987年,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評獎,江蘇作協向《文藝報》推薦王干,他能寫、能干活、懂評論。不久,王干遂以高郵縣普通文員身份,被借調北京《文藝報》當編輯,從此他離開高郵,正式進入國家級文壇平臺。
借調北京后的1988年,王干再次抓住人生的一次機遇。當時,被譽為“中共中央一支筆”的喬木老先生在閱讀《讀書》雜志時,連續看到幾篇署名“王干”的文章,因文風老道,對其印象頗深,心怡之余,將其作品推薦給了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先生。雖然王干終生未能與喬木老謀面,但對喬木老的舉薦之恩,王干始終心有余溫。對當時舉薦的具體細節,經年后王干在發表于《鐘山》雜志的《朝內北小街46號》中如此深情記載:“1988年,我和王蒙先生的這段交往頗為傳奇,我自己也覺得天上掉餡餅了。后來我在王蒙先生《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文中才找到原委:‘胡(喬木)對季羨林、任繼愈都極具好感。任繼愈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就是喬木老提名的。他曾向我稱道金克木、王干發表在《讀書》上的文章。年輕的王干,竟是喬木說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識交往了的。’”王干文章中還曾提及:“記得有一次我到《讀書》編輯部去拿樣刊,當時《讀書》的主編沈昌文告訴我說,喬木同志對你的文章特別欣賞,有時間的話,可以去拜訪他。我當時滿不在意,一個大領導與我等小民有什么聯系,就沒有接茬。現在看來,胡喬木不止對一個人推薦了我的文章,據說他一直以為我是一個老先生,而王蒙文中說到的季羨林、任繼愈、金克木確實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做他們的學生都不夠格。”
因緣巧合,1988年,28歲的高郵縣借調干部,籍籍無名的文壇后生王干正是在此背景下,與時任文化部部長、文化大家王蒙先生展開十次深度對談,后結集為《王蒙王干對話錄》,轟動全國,成為80年代文學標志性文獻。無須諱言,王干當時此舉有現時流行的“蹭流量”之嫌,但是,以王蒙當時的文化部部長身份之尊,不消說十次深度對談,就是簡單的十分鐘交流,如果對話者的學養、見識、見解、格局,特別是對文化藝術、社會現象、歷史哲學的理解不在一個頻道,斷無交流的可能性。王蒙的意識是開闊的、奔流的、汪洋恣肆的、排山倒海的,作為對談者的王干在身份上是不對稱的,作為守勢的他必須全力以赴、聚精會神,有時還必須及時轉換話題,調節氣氛,個中滋味,讀者自可進行腦補。這場交流被王干稱作“比博士還博士的”頂級文學教導,自此他得以建立其宏觀文學視野與辯證解讀思維。而其時的王干也從高郵縣的一名普通小文員,一躍成為全國知名作家、評論家。王蒙的達觀熱情與前瞻判斷,助力王干精準捕捉“新寫實”“新狀態”等文學思潮。毫無疑問,王蒙是王干的思想導師與文壇伯樂,二人跨代際的文學對話成為文壇佳話。時隔28年后二人再度修訂對話錄,并命名為《文學這個魔方:王蒙王干對話錄》。四十年相知相伴的經歷,成為王干文學道路上最堅實的創作支撐和情感慰藉。
作為作家的王干,難能可貴地同時擁有兩支筆:一支筆,潑墨縱顏,大筆如椽;另一支筆,心憂蒼生,悲憫天下。
王干寫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筆法,或大開大合,或縱橫捭闔,或激蕩文字,或逸筆如鶴,諸君請看:
王干縱論王蒙:
王蒙是共和國的文學“書記官”,他用70年的文學創作,記錄了共和國的風雨歷程,見證了共和國的發展進步,也書寫了自己的人生傳奇。他的文學價值,不僅在于他創作了兩千余萬字的文學作品,更在于他的作品與共和國的歷史同頻共振,形成了文學與歷史的互文;不僅在于他是文學創新的旗幟,不斷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進步,更在于他實現了文化傳統的當代轉化,為中國當代文學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民族精神;不僅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更在于他是一位真誠的思想者、勇敢的探索者、堅定的愛國者。王蒙的文學創作和文化實踐,是共和國文學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作品將永遠流傳下去,成為共和國歷史的文學見證,也成為中國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滋養。
王干專述老舍:
老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唯一以“說話”著稱的大師。魯迅的文字是匕首,是投槍,是冷峻的思想;周作人的文字是苦茶,是古玩,是閑適的情趣;梁實秋的文字是雅舍,是小品,是精致的品味;林語堂的文字是幽默,是閑適,是東方的智慧。只有老舍,文字是口語的藝術,是說話的文學。老舍能用最簡單的字、最普通的詞,寫出最生動、最傳神、最有味道的文字。老舍的“說話”,是幽默的勝利。《茶館》
中唐鐵嘴說:“大英帝國的煙,日本的‘白面兒’,兩大強國侍候著我一個人,這點福氣還小嗎?”一句話,既諷刺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又揭露了流氓的無恥,還帶著北京式的調侃。老舍是永遠的說話大師,他的文字,永遠活在我們的口語里,活在我們的生活里,活在我們的文化里。
王干宏評魯迅:
魯迅是一個充滿愛的人,他的愛,是一種深沉的、博大的、刻骨銘心的愛。魯迅的愛,是通過恨來表現的。他恨那些壓迫者,那些剝削者,那些吃人者,那些虛偽的,丑惡的,麻木的靈魂。他的恨,是因為他愛得太深,愛得太切,愛得太真。魯迅的愛,是通過批判來表現的。他批判封建制度,批判封建禮教,批判封建文化,批判國民性的弱點。魯迅的愛,是通過同情來表現的。他同情祥林嫂,同情孔乙己,同情華老栓,同情那些被命運捉弄,被社會拋棄,被人們遺忘的弱者。他的同情,不是廉價的憐憫,而是發自內心的共鳴;不是居高臨下的施舍,而是平等的尊重;不是消極的嘆息,而是積極的吶喊。他要通過同情,讓人們看到弱者的苦難,看到社會的不公,看到人性的光輝。魯迅的愛,是通過希望來表現的。他雖然看到了黑暗,看到了苦難,看到了丑陋,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希望,從來沒有絕望過。他相信,黑暗總會過去,光明總會到來;苦難總會結束,幸福總會降臨;丑陋總會消失,美好總會出現。他的希望,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清醒的堅定;不是虛幻的幻想,而是現實的信念;不是個人的救贖,而是民族的覺醒。
在關注廟堂之高的同時,王干的目光又兼及江湖之遠,他的筆墨,始終充滿同情和悲憫。王干的悲憫,是向下的、平視的、溫熱的:不居高臨下,不刻意煽情,而是把目光長久停留在親人、長輩、無名者、邊緣人、失意者身上,以汪曾祺式的淡筆,寫盡人間隱痛與生命尊嚴。他濃情寫親人悼亡,深情寫師友故人,摯情寫底層邊緣人,長情致文化失意者的文字,體現其心懷蒼生的赤子情懷。
他寫血緣之悲,盡繪刻在骨血里的柔軟與痛惜。《里下河的一條小鳑鲏》以鳑鲏喻早夭幼弟,寫傳染病后的隔離、歧視、童年陰影,淡筆藏大悲:“他就像里下河深處的一條小鳑鲏,悄悄地、安靜地游在我記憶的河底,不聲不響,卻從未離開。”這是當代散文中寫幼童夭折、家庭創傷最克制也最深沉的篇目之一。《祭父帖》記述父親2015年去世,“六七”時焚六張《心經》為父超度以文為祭:“明年清明前祭奠于父親墳前,用香燭點燃,化作一縷青煙,讓父親在天空中閱讀。”把父子深情、鄉土倫理、生死觀熔于一爐,莊重而溫潤。《岳母顧萍》中,“三年困難時期,岳母曾送過一擔胡蘿卜給同事,讓那家度過最困難的日子,后來同事夫婦逢年過節都過來看她,稱她為‘救命恩人’。岳母一生善良忍讓,智力和悟性都很出眾,然而她的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岳父去世時,她一言不發地看著家人料理喪事,我們都為她的平靜感到欣慰。可是等喪事辦完,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她突然對著岳父的遺像發出撕心裂肺的哀號:‘你走了,讓我怎么辦啊?’那一生哀號,是積郁多時的迸發,山崩海嘯一樣,無可阻擋。”寫平凡女性的善良、操勞、晚年病痛與家族溫情,以一碗粥、一張老床、一次叮囑等日常細節立人,見出雖無血緣卻勝于血緣的至親之愛。
他寫民間之慈,為無名者立傳,致敬煙火人間眾多的無名者與受苦人。《爛藕》中,寫啞巴賣藕人冬日踩藕,穿長筒靴,不說話,以嗩吶代替吆喝,白天吹輕盈揚劇,夜里吹蒼涼淮劇。殘疾、勞苦、沉默、以音樂自遣——最經典的底層悲憫一筆。《偷月餅》中,寫患眼疾的月婆婆,獨居,目盲,靠搓繩度日,中秋供月餅,年年被小孩偷光。從供十幾個到只夠供四個,日漸窮困仍守舊俗,寫盡弱者的尊嚴、孤獨、善良與無奈。《泰州的河》中,寫賣冰棍的大娘,即便是38℃高溫后背濕透也舍不得喝一口汽水,而是去池塘舀水喝。童年的“我”嫌她摳門,成年回望,全是最底層生存的艱辛與不易。王干將他諸多的筆墨,傾注于更多無名者——擺渡人、漁民、瓦匠、木匠、街頭手藝人、被遺忘的老人,他不寫苦難與悲鳴,而只寫一飯一食、一器一物、一生一死里的人間溫度與熾情,深得汪曾祺筆法之精妙。
他寫文化之憫,對時代失意者與歷史沉默者致以深度悲憫的文化共情。《詩薄如紙》中的無名詩人,才華橫溢卻一生困頓,不被時代看見,最終默默消失。標題即悲憫——詩比紙薄,命比詩輕。“晚年回到萍鄉的老木,生活是窘迫的。曾經意氣風發的北大才子,編過影響一代詩人的選本,胸中貯滿萬千詩意,可現實的煙火將他擠壓得無處躲閃。他很少和昔日的文壇故舊聯系,不愿把自己的窘迫示人,獨自承受著物質的匱乏與精神的落寞。時代喧囂滾滾向前,詩歌的榮光早已屬于另一些人,屬于舞臺上光鮮的名字,而他被遺忘在小城的角落里,像一頁被人翻過之后便隨手擱置的舊稿紙。詩是薄的,薄得抵不住現實的風霜。那些滾燙的詩句,那些80年代沸騰的青春,終究擋不住命運的捶打。老木走了,帶走一個時代的詩歌記憶。很多人已經記不起他的名字,只有那本泛黃的《新詩潮詩集》還留在少數人的書架上,替一個落寞的詩人,守住曾經滾燙的歲月。”
他寫理想主義在現實中的破碎,為沉默的文學靈魂立傳。《詩人廣告人》寫天才營銷者、詩人中亞子,寫他的才華耀眼、性情不羈、人生跌宕、失意、早逝,記他的才情、狂放、脆弱、不甘,為“被時代消耗的才子”留下側影,讀后令人唏噓。對此,詩人一默如雷有經典之評:“詩人沒有死,死去的只是詩的年代。誠如斯言,立詩為檔,記錄漶漫,陳年顯影,勾陳有度,流年如詩,波瀾壯闊,風云如電,白云蒼狗,滿紙荒唐,一把辛酸。感謝王干,這是詩的《史記》,亦是史的《詩記》!若干年后,當我們的后代再捧讀《詩人廣告人》,已沉眠經年的80年代,一如龐德筆下的《地鐵》,帶著露珠,呼嘯而來……”
二、激揚文字,精評如鴻
王干的評論生涯幾乎是和他的編輯生涯同步開啟的,作為一名編輯,“好作品主義”貫穿其編輯生涯全過程。他以為,好作家既要講究故事,更要講究藝術,作家必須能夠發現常人忽視之常,書寫常人莫及之處,他頗看重作品中蘊含的人性、人情、人道這三點。他認為好編輯就像泥土,能滋養文學的生長;編輯又像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作者和讀者。每一個好編輯必須天生具備無私忘我的奉獻精神,也就是“心中有人民”的服務意識。
王干鐘情于文學評論的文體解放和文風革新,他注重繼承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詩話、詞話、畫論等傳統,又主動吸收西方文論的理論思辨視角和文本分析技術;能在遼闊處見細微,在個案中體現時代精神,打破了抒情、議論、敘事的局限,在模式化、規范化的表達之外開辟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以恣意的性情和生動的語言為批評注入活力。他的評論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是直達痛處、汪洋恣肆,文風多變,別出心裁。這種獨特的文體風格,在眾多學術著作中脫穎而出,令人耳目一新,被譽為“南方的文體”。王干對此亦有宏論:“南方的文體是一種作家的文體,是與河流湖泊相對應的文體,它的流動,它的飄逸,它的輕靈,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體的嚴峻、凝重、結實、樸素……南方文體顯然是一種新鮮的文體,是一種需要發展、需要補充的文體,它的熱情和稚嫩都充滿著一種青春的光彩……南方文體是拋出去尚沒有終點的曲線……”
他的評論文字,當然現在尚不可蓋棺而論。近40年來,王干的當代文學評論,具有前瞻性、廣博性、精準性、底層性和深度的批評史觀,他是典型的新大眾文藝寫作的先行者和探路人。
王干是當代最具前瞻性與影響力的評論家之一,眾多當代著名作家對王干其人、其文的評價一針見血直達要義:
王干是年輕一代批評家中最活躍、最敏銳、最有才氣的人物之一。嗅覺特別靈,文壇一有風吹草動他就感覺到了,反應快、概括力強、會造概念、會命名。
——王蒙
王干的批評話語是獨特的,眼光是獨特的,推理方式是獨特的,批評角度是獨特的,就像他這個人是獨特的一樣。他的批評文體既是雜文、隨筆、報告、演說詞、新聞解說、大氣磅礴的辯詞,又是有章法、合邏輯的標準學術論文。他坦誠、直率、不對自己的理路和心思進行遮蔽,將自己的個性、自己的情緒、自己的好惡感、自己的心里話無所顧忌地帶入文本。
——曹文軒
李潔非《弄潮兒向濤頭立——批評家王干》中的評價更加客觀和公允:“但這些作品的出現,是散落的,孤立的,起初并未結束為一個方陣。是王干從中抽取出來某種屬性,并以‘新寫實’名稱為之命名,然后通過《鐘山》挑旗推動,把它變成當代小說繼先鋒主義之后一個新的潮流和重要階段。……當代文學批評,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全非后來那種自說自話、溫溫吞吞、言不及義的樣子,而是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對創作實踐時有再造之力,以致足令作家惟批評之馬首是瞻。‘新寫實’正是這一批評強勢時代最后一個范本,文學批評引領并推進整個時代文學步伐的歷史,以后似乎就畫上了句號。”文末,李潔非還稱王干是文壇的“命名大師”,贊譽之態溢于言表。李潔非顯然更在意批評家對文學創作的引領價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肯定了王干推動“新寫實”小說思潮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干是才子型批評家,眼尖、手快、熱心。江蘇這一批作家(蘇童、我、范小青)他都熟,懂我們的文風,也懂我們的生活。不裝、不端、不勢利。王干寫吃,清苦與鮮美并寫,美食與人生交融,寓言于食,以食觀世,味蕾之下,是人生百態與社會變遷。從“慈姑的清苦”到“螺螄的鮮美”,感悟很多。他講“南方的文體”,細膩、講究、有書卷氣又有煙火氣,說到我們心里去了。
——葉兆言
王干就是中國文學奔走相告委員會主任。敏銳、熱情、無私,一發現好作家好作品,立刻奔走相告。他不整人、不踩人、不捧殺也不棒殺,有一說一。在批評家里很少見。
——王朔
王干一直在“轉身”:從高郵到北京,到《鐘山》,再回北京。始終在文學生產第一線,始終在場,始終敏感。他寫我的第一篇文學評論刊發在當時的《上海文學》,有幾千字,是寫我的第一篇很有分量的文學評論,給我很大鼓勵。王干是最懂我語言的評論家。他說我的語言是“絲綢般柔和光滑”“語詞飛翔”,比我自己還清楚我的風格。我們是文學發小。我最早寫小說,我的理想他幫我實現;他做評論,最懂作家的難處。他不是那種站在岸上指手畫腳的批評家,他是和我們一起在水里游的人。王干以細膩如絲的筆觸,像烹飪大師,把心底味道、記憶轉化成文字,直擊人心。《人間食單》延續汪曾祺美學,又有新意:“人間”二字這一前綴,全是煙火氣。
——蘇童
大家都說王干批評我,我嚇一跳。一看文章:51%表揚,49%批評,還是表揚控股嘛!王干敢說話、不討好、不記仇。他批過我,但我知道他對事不對人,真懂小說。這樣的批評家太少。
——莫言
王干將《現實一種》《河邊的錯誤》既看作先鋒、又看作新寫實,這個雙重定位很準。他一眼看到作品里的復雜性,不是簡單貼標簽。他不用大理論嚇唬人,從文本感覺出發,說真話、說人話。和他聊天很輕松,他懂作家寫作時的那種猶豫和掙扎。這么多年,王干還是像當年一樣敏銳、一樣有激情,沒有變老、沒有世故。
——余華
王干是精力旺盛的評論家,參與推動了新寫實、新狀態等很多重要思潮。他的寫作讓我重回歷史現場,想起很多被淡忘的故事,流露真摯、熱情與強烈責任感。他摒除話語遮蔽、回到事件本身,用個人記憶見證大歷史,這種在場的歷史寫作非常珍貴。
——格非
王干的文學嗅覺是十分敏銳的,對一流的文學作品和嶄露頭角的作家,有著超越常人的遠見和睿智。
——遲子建
王干是最早給遲子建寫評論的人,遲子建當時還只是東北的一名普通作者,僅發表過三篇小說《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國一片蒼茫》《北極村童話》,但她的藝術風格和展示的地域風貌比較獨特,讓人能想到蕭紅,王干就以遲子建這三篇小說寫了一篇評論《等待喚醒——評遲子建的小說》,結尾還引用了惠特曼的詩歌《有一個孩子向前走去》,遲子建看了很受鼓舞和感動。多年以后,遲子建這樣回憶:“我剛出道時,王干先生就注意到我的小說,寫了很長的評論,特別理解我那種北國的溫情與悲哀。在沒人關注的時候,他給了我很大鼓勵。他的評論有鋒芒,但更有溫度;有理性,更有同情。他懂作家心里最柔軟的地方。文如其人:文字溫潤、通透、有煙火氣,人也真誠、厚道、重情義。”
在做好編輯本業的同時,王干還有很多為青年作家培訓的“副業”,主業華彩,副業精彩。比如,和江蘇作協共同打造“雨花寫作營”,讓作家和編輯供需雙方直接見面,刊物根據他們的要求對作家提出修改意見,作家根據作品的需求選擇不同的刊物,持續推出了房偉、龐羽、楊莎莉等一批青年作家。
2009年8月,王干率先提出并系統闡述了“里下河文學”的概念,并不遺余力推動其發育成長。2026年4月1日,泰州市一餛飩店店主——常玫瑰、復轉軍人時慶濤同時獲頒聘書,正式成為王干創作室首批簽約入駐作家。談及創辦創作室的初心,王干坦言,此舉意在打破文學創作的壁壘,傳承里下河文學流派扎根鄉土、貼近民生的創作根脈,為廣大文學愛好者與基層創作者,搭建一座交流切磋、精進成長的專業橋梁,讓飽含鄉土氣息的本土文藝作品,被更多人看見、讀懂、喜愛。
王干的評論兼具前瞻性、在場性與包容性,精準預判文學思潮,緊貼創作實踐,兼顧名家與新人,打破專業評論的晦澀壁壘。他推動新寫實、新狀態思潮成型,為朦朧詩、先鋒小說正名,構建南方文學評論體系,助推新大眾文藝的底層傳播、發展,以評論連接創作與大眾,四十年來持續不斷、與時俱進地推動與參與文學活動,深度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
三、心懷菩提 惠心如霞
王干以編輯立德,在籍籍無名之時,他感念眾多素未謀面的編輯對他本人的培養、點撥、挖掘和助力,其尚未成名之時就擔任過縣里和地區幾種名不見經傳的刊物編輯,成名伊始,亦是從編輯起步,故此,他對編輯這一神圣職業,具有初戀般的熱情和革命般的信仰,及至成為名刊主編和具體負責人后,這種作用和功能疊加成一股恢弘氣勢和磅礴力量,其心也誠,其意也切,其功也巨,真乃善莫大焉!
王干是當代文壇資深編輯家,曾歷任《文藝報》《鐘山》編輯,《東方文化周刊》《中華文學選刊》主編,《小說選刊》編輯部主任、執行主編。他堅守“好作品主義”,秉持甘為人梯、扶持新人的理念,踐行文學的人民性。他執掌權威選刊,樹立文壇選稿標桿;策劃經典文學活動,引領期刊發展潮流;發掘數十位青年作家,為當代文學輸送新鮮血液;以編輯之德守護文學生態,傳播文學精品,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壇的“金牌星探”。
執掌《中華文學選刊》期間,他始終堅持兼容并蓄、優中選優之標準,打通原創與選刊傳播通道,深度發掘青年作家,先后編輯出版邵麗的首部長篇《我的生活質量》、蘇童的《河岸》、畢淑敏的《拯救乳房》等經典作品,發行量均在十萬冊以上。任職《小說選刊》期間,堅守唯質是舉的選稿標準,打造“青年作家小輯”,推出80后、90后作家群,發起“讓小說走進人民”系列活動。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十部中短篇小說獲獎作品中,有六部曾被該刊選載,選稿眼光廣受業界認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參與“春天文學獎”評審,李修文、戴來、張悅然、徐則臣等青年作家從此脫穎而出。十年之中《小說選刊》選載馬金蓮作品14篇,助其斬獲魯迅文學獎,徐則臣、李修文、石一楓等已成為當代文壇代表作家,作為國內新寫實理論的奠基人,王干的文學觀念曾一度引領學界新思潮。
無論是全民酷愛文學的80年代,還是熱度降至冰點的90年代,王干對文學的熱愛,絲毫未減。即便在退休賦閑之后,我們仍然可以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讀書》《隨筆》
等報刊,讀到他新鮮的文章。在文學被邊緣化的20世紀90年代,他在文學期刊的發展與文學欄目的策劃中投入全部熱情。這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文學期刊的亮點之一。1987年,敏銳的王干從劉恒、劉震云、池莉多人的作品中看到了新寫實主義的元素,他開始了深入的思考。1989年第6期《北京文學》發表了他的《近期小說的后現實主義傾向》,就“新寫實”的概念及創作表現,做出全面的論述,精準概括劉恒、劉震云、池莉等人的創作特征,成為新寫實思潮的理論奠基人,被寫入當代文學史。深入探究,我們循跡可知:期刊對文學方向是起到引領作用的,并引導和孵化文學潮流,是20世紀中后期中國文學的特色,文學期刊也從被動接受文學思潮,轉變為引領文學潮流。這一時期,《鐘山》雜志推出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為最早的標志性策劃,它打開了文學思潮轉變的大門。王干積極參與并策劃了這場文學思潮的轉變。《鐘山》在1988年第6期上發布了一則《文訊》:“本刊將從1989年第1期起舉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努力倡導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具有當代意識、歷史意識和哲學意識,又貼近生活關注現實的新寫實小說。”在1989年第3期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卷首語中,《鐘山》對“新寫實”的闡釋和界定常被看作“新寫實小說”的宣言。《鐘山》在卷首語中表達了對“新寫實”這一文學思潮的思考,也為“新寫實小說”躋身文學界提供了可靠平臺。“新寫實小說”在文壇引起關注和反響。其后又發起的“聯網四重奏”,則是在“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成功經驗基礎上的又一次文學活動的嘗試。“如果說80年代引領文壇的是作家,那么90年代以來的編輯和作家共同引領著文壇。”作為“聯網四重奏”的最初策劃者和聯絡人,王干在《90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中詳細陳述了這一文學事件的起因、經過:“聯網四重奏這個名目最初出現在1995年的3月份,但醞釀這個計劃卻在1994年的7月份。”
時至今日,新寫實主義寫作經過了37年的發展和沉淀。“新寫實”不是先鋒,它的理論基礎借用了西方的理論資源,底色卻是中國獨創的,是中國新小說的一種特殊形態。
王干繼續前行,總是從不同視角找到路徑,展現出他對當時文壇格局和脈絡的把握。“聯網四重奏”推出了不少實力作家,并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如斯妤、述平、張旻、朱文、徐坤、邱華棟、吳義勤等等。“聯網四重奏”以發現和推介文學新人為重心,從這些作家后來的創作看,“聯網四重奏”為當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而深遠的貢獻。而從“新寫實”“新狀態”再到“聯網四重奏”,構成20世紀90年代文學思潮主旋律的文學事件與活動,幾乎都是先有命名,再有文學作品的集中展示。縱覽全過程,王干不僅是這些活動的參與者,更是其中一些活動最早的策劃者。正如青年文學評論家、新科魯獎得主傅逸塵所論:“在我有限的文學視野與閱讀里,感覺1988年末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學,也就是‘后新時期文學’,似有半壁江山都與王干相關。他對‘后新時期文學’文學思潮的建構與文學活動的推動,在中國文壇恐怕無出其右者”。
1994年,王干還深度參與策劃大型文學雜志《大家》的橫空出世。當時,這個刊物的發起人李巍找到時任《鐘山》雜志編輯的王干,經深思熟慮,王干策劃了幾點方案:在傳統基礎上,兼容并蓄,既傳統,也要更開放;重新設計刊物封面,設計要有靈感,可采用照片形式;請著名作家當欄目主持人,王蒙、汪曾祺、謝冕、劉恒、蘇童和王干等人,都干過《大家》雜志的欄目主持;設立獎項和獎金,由此設立了“大家·紅河”文學獎。當時獎金10萬元,震動了文壇,設這樣一個大獎就是為了激勵中國作家向世界文學巔峰發起沖擊。當時《大家》的口號,便是“走向諾貝爾”,恰巧這個大獎第一次就評頒給了莫言。
王干還是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的責任編輯,他至今仍深愛這部作品。王干說,在編輯《長恨歌》時跨越過“三重挑戰”:一是對題材的挑戰,因為《長恨歌》所寫的生活內容不是新的領域,過去有人寫過(比如張愛玲),現在也有人寫,還有人在拍電影,張藝謀、陳凱歌、陳逸飛都拍過,可以說是“時髦的老題材”,王安憶不怕“崔顥題詩在上頭”,既表明她的自信,也表明她強烈的挑戰意識;二是對她自己的挑戰,張愛玲的小說基本上是在寫自己,或與自己相關的人與事,而《長恨歌》脫離了“自己”,王琦瑤是王安憶生活中未曾有過的記憶,王安憶寫得很精彩,從40年代寫到90年代,時間跨度很大,尤其對當下的把握比較精妙;三是對文體的挑戰,寫長篇而放棄描寫的客觀敘事法,以帶有闡釋性質的敘述貫穿始終,是自我設置障礙,這種寫法很難把握敘述者和人物的關系,但《長恨歌》寫得清爽,功力非凡。《長恨歌》因其獨特深邃的文學之美、時代之痛而摘得茅盾文學獎,這已經是幾年之后的事了。
四、循汪烹味,更賦新篇
毫無疑問,汪曾祺先生不單單是王干的文化偶像、文學向導、美食宗師,更是他人生和精神的皈依。
王干以半生的努力,向導師學習、致敬、傳承、轉化,他沒有亦步亦趨、照貓畫虎,也沒有人云亦云、生吞活剝,而是一往情深地、持續升溫地、遍地開花地,創造性再辟新境,又譜新篇。
王干數十年深耕汪曾祺研究,《塵界與天界:汪曾祺十二講》成為該領域權威著作,幾十年來相繼推出《汪曾祺與傳統》《汪曾祺的美食遺產》《向汪曾祺學習生活》《被遮蔽的大師——論汪曾祺的價值》《朱光潛與汪曾祺的審美傳統》等專著或專論,就在今年3月份,他又推出研究汪老的最新心得《汪曾祺與揚州八怪》,在揚州大學與眾多師生共同分享,自己亦再次推出新書《把風情撒向餐桌》。
王干是文壇公認的“汪曾祺美食傳人”,其美食寫作扎根民間、聚焦煙火,以文學筆觸融通里下河鄉土美食、淮揚菜、江南菜與全國特色飲食,實現飲食文化與文學藝術的深度融合。《人間食單》是其美食文學集大成之作,他寫蘇北里下河故鄉的滋味與童年記憶;也寫行走全國,展現中華飲食多元魅力;更以美食觀照人生,解讀飲食文化博大內涵。作品既呈現鄉土煙火,又彰顯中華飲食的廣博。王干堅守民間性、煙火氣、文化感的美食理念,傳承汪曾祺“美食即生活”的核心思想,以文字賦予美食文化靈魂。他接續汪曾祺美食文脈,以文學書寫推介民間美食,打通文學與美食邊界,讓飲食文化登堂入室,成為當代文壇“美食文化代言人”,推動中華飲食文化的文學表達與大眾普及。
認真細研,仔細耙梳,汪曾祺和王干的美食文學,還有諸多不同妙趣。汪曾祺先生是“詩人寫食”,注重意境、禪意與生活美學的拓展;王干則是“評論家寫食”,重考據、文化解讀與個人敘事。以下,我們不妨從創作立場、文字風格、文化內核、鄉愁表達與寫作視角五個維度對比觀之。
汪曾祺先生是生活美學的踐行者,老爺子常年親身下廚,以食遍南北的“老饕”身份寫食,文字是生活的自然流淌,其主張“做飯與寫作都是創造美”,廚房與書房無界限,美食是平淡生活的詩意升華,代表作有《故鄉的食物》《端午的鴨蛋》《咸菜茨菇湯》《豆腐》《四方食事》等諸多名篇,寫的是日常煙火里的雅致。王干則是文學評論家的跨界書寫,以汪曾祺研究者、文學評論家的身份寫食,帶著致敬、解讀與對話的姿態。其擅長“美食+文化+人生”的三維解讀,挖掘飲食背后的“潛文化”(地域、歷史、人情)。王干不長于做,而善于品,其代表作有《人間食單》《里下河食單》《把風情撒向餐桌》,是對汪曾祺美食傳統的當代延伸與學術化補充。
汪曾祺先生秉持極簡、克制、留白的風格,“淡中藏味”的白描與口語化表達,無華麗辭藻,寥寥數筆,形神兼備。寫鴨蛋,“筷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聲、色、味俱全,畫面感極強。文風沖淡平和、含蓄雋永,有晚明小品和禪宗意味,意在言外,余韻悠長。王干的風格則是細膩、鋪陳、聯想,“溫潤厚重”,文字綿密溫潤、意象豐富,善用比喻與場景聯想,畫面感濃但少留白。寫小公雞燉毛豆,由菜肴聯想到灶火、村姑、羽毛毽子,時空交織,情感飽滿。文風親切隨和、知識性強,兼具文人雅致與大眾煙火氣,更直白、更入世。
汪曾祺先生傳遞的是美食、人、自然合一,生活即美學,美食是自然時序、地域風物、人情世故的載體,寫食即寫風土、民俗、鄉愁與生命本真。他重感官體驗(色、香、味、形、聲)與生活情趣,不刻意拔高,于平凡中見不凡。文化觀為兼容并蓄,口味要雜——“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飲食觀即他的人生觀。王干則以美食為文化文本,解碼飲食背后的社會邏輯。美食是文化符號、記憶媒介、社會鏡像,寫食即考據源流、對比地域、鉤沉歷史、反思現實,《德宏菜之味》《吳忠的手抓羊肉》《山水釀酸,一口生津——貴州酸湯魚》《金牛翠舌》《贛鄱煙火,一味千年》即其中的代表名篇。王干尤為注重對地方菜肴的文化溯源與個人化解讀,如寫高郵鴨蛋,追問“為什么高郵鴨蛋好吃?是高郵的土好”,從地理、土壤、水質切入文化根源。他的價值觀在于,百姓日用即道,強調飲食的人民性,關注普通人的日常飲食與生存智慧。
汪曾祺先生筆下的鄉愁是“淡煙流水”,藏于細節與留白中,鄉愁克制內斂、點到即止,如《咸菜茨菇湯》結尾“我想念家鄉的雪”,不著一字,鄉愁盡出。故鄉是精神原鄉,食物是記憶的密碼,情感深沉但不濃烈,悠遠而不哀傷。王干筆下的鄉愁是“濃墨重彩”的,直抒胸臆,濃烈直白,常將個人記憶升華為集體情感。寫米飯餅,“那些米粒是記憶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鉆石”,比喻華麗,情感熾熱。故鄉是生命的根,食物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紐帶,鄉愁中多了對時代變遷的感慨。
汪曾祺先生是“我手寫我口,我口說我心”,從純粹個人體驗出發,第一人稱沉浸式書寫,無說教、無評判,只是平靜地呈現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食。不引經據典,不靠知識炫技,以情動人,以味誘人。王干則是“與汪曾祺對話,與傳統對話”,是評論家視角,常直接提及汪曾祺的原文與觀點,或對其作品進行補充、延伸、辨析,形成互文性書寫。融合個人體驗、文學評論與文化考據,知識性、思辨性更強,體現評論家的專業優勢。
由此,我們可以洞窺“汪味”與“王味”的本質區別:汪曾祺先生是食禪合一的生活詩人,文字淡、凈、雅、潤,美食是自然、生活、人性的詩意呈現,留白處見天地,平淡中見深情。王干則是食文互證的文化學者,文字溫、厚、細、密,美食是文化、記憶、社會的解碼文本,鋪陳中見學識,直白中見赤誠。一句話概述之:汪曾祺寫的是“味道里的人生”,王干寫的是“食物里的文化”,互為補充,更成體系。
一代風流盛,千年禮樂昌。王干的才華是獨特的、突兀的、連綿的、壯闊的,相互遮蔽的,又自成體系的。他如禪,似佛,年過六旬卻心如頑童;愛酒愛茶,卻家無所藏;他敬重前賢,又呵護青苗,二十出頭即被戲稱“干老”,如今四十載遠去,王干卻老而彌堅,老而可親,寶刀不老,安老懷少!
十一卷本洋洋千萬言的《王干文集》,熔鑄其數十年文思,充分顯現出王干作為評論家、散文家、詩人罕見的文體融通能力。他不受學術批評、紀實散文、人物隨筆、詩歌創作之間的壁壘束縛,于多種文體之間穿梭自如、隨機應變,實現理論思辨與感性敘事的無縫穿插,形成舉重若輕的獨特筆法。作為資深文學評論家,王干兼具大家視野與平民視角。他既能站在文學史高度,精準細繪魯迅、曹禺、喬木老、汪曾祺、王蒙等文化巨擘的時代肖像,洞察大家的精神格局與文化情懷,以犀利通透的思辨筆觸厘清名家的創作特質與時代價值;亦常懷悲憫人文之心,俯身關照被主流敘事遮蔽的邊緣群體,打撈被時代洪流淡忘的個體悲歡,做到大家與小人物并重,巨擘與邊緣人同觀,讓宏大文學史擁有細膩溫熱的人間底色。其文字兼具學術理性與文學感性,議論不空泛、敘事不輕飄,考據、抒情、思辨自然交融,收放自如、氣韻從容。
尤為難得的是,王干還曾深耕詩歌領域多年,撰寫大量高質量詩歌評論,精準研判新詩發展脈絡、剖析詩人創作特質、辨析詩歌審美流變,以專業、敏銳、獨到的詩學眼光,為當代新詩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參照。這份“懂詩、評詩、寫詩”的三重修為,深度融入其所有文體創作之中。詩歌賦予他極簡凝練的語言質感、空靈通透的審美格局與悲憫深沉的生命情懷,讓他的評論文字褪去學術八股的僵硬刻板,字字精煉、句句含味;讓他的散文書寫自帶詩意氣韻、意境悠長,于平實敘事中見風骨,于尋常筆墨中藏深情。
不同于學院派批評慣常的高頭華章,王干把理性判斷溶解于敘事之中。論學之時不乏感悟與細節,論人議事又暗含犀利的文化研判,議論不故作艱深,敘事不流于煽情。這在他近年來在《鐘山》雜志開設的“文壇風俗考”系列散文里尤見端倪,他以隨筆的筆法做文學史的拾遺,于個人見聞之中鉤沉文壇往事,將思辨、回憶、考據、感懷熔于一爐,打破批評與文學書寫的森嚴界限。這種文體的自如轉換,來自他開闊的文學視野與溫潤的人文情懷。他不以宏大概念遮蔽個體悲歡,也不因感傷敘事消解理性力量,無論是剖析時代風云中的文化大家,還是描摹落魄文人的唏噓晚景,文字皆收放有度。他打通理論與現實的隔閡,以靈動的跨文體實踐,拓展當代批評散文的表達邊界,也為當代文學留下一份兼具思想鋒芒與人間溫度的文壇備忘錄。
綜陳總總,未可定一。王干以作家、評論家、編輯家、美食家的人生版圖,成為當代文壇獨一無二的文化符號。作為作家,他以魯獎作品立文,傳承里下河千年文脈;作為評論家,以思潮引領立言,建構當代文學重要理論體系;作為編輯家,以權威平臺立德,甘為人梯培育文學新銳;作為美食家,他以煙火文字立趣,傳承中華博大精深之飲食文化。王干的文學之路,始于江蘇里下河鄉土文化的滋養和地域文化的滋潤,成于眾多前輩恩師、名家的指引、提點,興于文壇平臺的托舉、時代的助力,久于自身持續執著的熱愛。四十余年來,他始終扎根文學現場,以四重身份連接古今、貫通雅俗、銜接代際,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留下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王干的文學人生,是當代文人跨界融合的典范,更是“扎根民間、堅守初心”的文學樣本,其創作、評論、編輯與美食書寫,繪就當代文壇鮮活的精神圖景,持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文學創作者與愛好者,成為當之無愧的當代文學與文化領域的標志性人物。一如他持續四十余年追蹤、研究、闡述、命名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對王干個體的研究、闡述和命名,也歡迎一批又一批的文學“老饕”們,把酒言歡,激揚文字,這場曲水流觴的文壇雅集,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式。
【作者簡介,陳觀旭,70年代末生于江蘇濱海,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中國作協會員,曾在《人民文學》《十月·長篇小說》《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小說林》《鴨綠江》《西南軍事文學》《神劍》等刊物發表長篇散文、中短篇小說、詩歌、藝術評論、報告文學百萬字,出版小說集《雁渡寒潭》,現為國防大學某部政工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