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大吉巷里,“南海會館”珍藏著一段近代風云

康有為故居
繁華的大吉巷,是今天年輕人喜歡逛的市井商圈。在潮玩商鋪林立、充滿煙火氣的街巷深處,坐落著古色古香的康有為故居。步入其間,人們得以感知維新志士的風雷激蕩,卻大多不識這方小院的過往文脈。
鮮少有人知道,康有為故居所在的米市胡同43號,其前身是南海會館,也就是說,這座靜立鬧市中的小院,可追溯至乾隆盛世,歷經官宅、會館、維新之所、民居雜院數度變遷,在兩百年風云起落中,見證了近代歷史的變革。
米市胡同形成于明朝,當時這里有米糧市集,形成街道,故而得名。清以來在此居住過許多文人,如王崇簡、王熙、潘祖蔭、徐寶善等。南海會館的前身,是乾隆朝重臣董邦達的私家宅邸,為這座院的初期平添了一抹雅致文韻。董邦達歷仕雍、乾兩朝,官至禮部尚書,身居南書房,是清代宮廷文苑重要人物。他主持編纂《石渠寶笈》《西清古鑒》等皇家典籍,又是乾隆朝頂級文人畫家,筆墨冠絕一時。這座米市胡同宅院,是他常年起居、治學、會客的私宅,院內山石錯落、花木清幽,建有“斯與堂”等雅致廳堂,是乾嘉年間京城知名的文士雅地。
這座院最珍貴的一段文苑往事,便發生在董邦達居此期間。清代大儒紀曉嵐青年時代,曾在宅內“斯與堂”師從董邦達讀書九年。多年后,紀曉嵐為董邦達夫人撰寫挽聯,寫下“斯與堂九年絳帳,舊恩最感老門生”追憶感念這段求學時光。董邦達與他的兒子、清廷重臣董誥兩代人居于此,讓這座宅院承續了乾嘉盛世的士林風雅、深厚文脈。道光年間,董氏家族遷離北京,這座官邸舊宅迎來它的命運轉折。
道光四年,在京的廣東南海籍官員吳榮光等三人牽頭捐資,籌集白銀13000余兩購下董氏舊宅,修葺后改建為南海會館。作為旅居京城的南海籍官員、進京舉子的落腳之所,會館承載著嶺南士子的仕途夢想與濃濃鄉情。隨著進京的舉子越來越多,后來又購得南邊一處院落,使會館擴大到十三個小院,游廊互通、格局規整,成為宣南一處規模完備、文脈濃厚的同鄉會館。
到了風雨飄搖的晚清,南海會館迎來它一生中波瀾壯闊的歲月。光緒八年起,康有為五次入京應試、奔走變法,長期棲身會館北端的“七樹堂”,這個因院內曾植七株古槐而得名的七樹堂,建有仿嶺南水舫的“汗漫舫”,成為康有為十余年寓居、著書、籌謀救國的主要居所。
值得提及的是,在這個靜謐的小院,公車上書萬言書在此草擬定稿;維新綱領、強學會章程的構想誕生于七樹堂;《萬國公報》(后更名《中外紀聞》)在此創辦編印,以及粵學會在此正式成立,使這座小院成為維新大本營。
十余年間,康有為在七樹堂伏案著述、屢上奏折,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頻頻到此聚議,南北維新思想在此碰撞匯聚。小小院落,成為晚清維新思潮的重要策源地,為戊戌變法積蓄了思想與人才。
民國以降,會館制度逐漸瓦解,昔日會館逐漸淪為大雜院。私搭亂建、風雨侵蝕,建筑格局嚴重損毀,古槐、亭廊漸次消逝。1984年此地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米市胡同早已融入大吉巷繁華商圈,熱鬧集市連著故居院落,歷經修繕復原后,恢復了建筑格局,陳列的展陳資料,呈現出不同的時代記憶。為了紀念戊戌變法,葉恭綽先生在南海會館大門和康有為居住過的院落題寫“康有為故居”和“七樹堂”等匾額,令人駐足,仿佛穿越到名人志士讀書思考的老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