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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破解生活困局的出口——淺談艾瑪小說創作
來源:《百家評論》 | 畢京貞  2026年10月12日15:56

艾瑪是一位優秀的山東女作家,自2007年以短篇小說《米線店》登上文壇以來,她一直深耕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的創作。雖不算高產,但卻是一步一個腳印,穩扎穩打,創作了《浮生記》《井水豆腐》《白耳夜鷺》《初雪》等優秀作品,引起了文學界廣泛的關注和認可,已然開拓出一片屬于自己的文學天地。艾瑪早期的作品,比如《米線店》《浮生記》《人面桃花》等,都是以一個名叫“涔水鎮”的小鎮為背景展開的,這一頗具辨識度、具有鮮明個人特點的文學空間,成為她小說創作的文學地標。后來,她的小說轉向了以她正在生活的城市——青島為背景,文學的敘事空間隨著她的現實生活環境發生了變遷,但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狀態和精神困境的呈現和描摹始終是她小說創作的重要基石,以直面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勇氣以及愛的包容和理解,來撫慰精神的創痛,療愈心靈的暗傷,最終實現與生活的和解則是她小說創作的內核所在。艾瑪用她的手中之筆,為人們破解生活困局、走出精神圍城提供了一個透射出曙光的人生出口。

一、“涔水鎮”系列小說:鄉土平凡小人物的生活創痛

“涔水鎮”系列小說是艾瑪以她的家鄉湖南澧縣為背景創作的系列小說,在她的心中早已勾勒出了一個完整的小鎮地圖,里面有哪些店鋪,生活著哪些人,發生了哪些故事,都依次從她的娓娓敘述中一一呈現,在“涔水鎮”這一兼具市井氣息與生活詩意的文學地標中,構建出屬于她自己獨有的文學敘事空間。艾瑪一直專注于發掘涔水鎮上這些平凡小人物的生活里暗藏的苦痛和創傷。小說《人面桃花》講述了米線店崔木元一家的故事,母親為木元安排了一門婚事,雖然他并不喜歡這個叫桔子的女人,但他還是接受了這樣的生活安排。小說中這樣寫道,“他倒是沒想過什么愛情不愛情, 幸福不幸福的,事實證明人活著有些東西是不用去想的。因為這些東西有它們自己的命運,有時候它們會像棵南瓜秧,剛鉆出土,就被咯咯的雞啄去了,你就是想破腦殼又有什么用呢?”木元就是這樣,安于命運的安排,懵懂又麻木地生活在理所當然、按部就班的平凡日子里順流而下。足療店小美的出現勾起了他對曾經與自己的初戀春兒相處的那段美好回憶,而小美的離奇失蹤又讓他對妻子桔子生出了疑心,隨著桔子嫌疑的排除,木元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這個結實的、乖致的、對生活興致勃勃的桔子自嫁進門來這一年多的時間里,靠著自己的勤謹和辛勞,已經成為這個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經成為木元生命的一部分了。文中寫道,桔子嘆了口氣,不緊不慢地說:“你要是不想和我過了一定要直說哈,要過就好好過”,“不好好過還不如就拿這刀扎我呢。”好好過日子,珍惜眼前人成為涔水鎮普通百姓普遍認同且共同遵循的一種樸素的生活哲學,也正是這些讓人們得以邁過生活中一道道溝坎,縫合內心一處處暗傷。小說里還嵌套著足療店老板黃咬銀的故事,她作為家中唯一的女兒,卻承擔起了養家的重擔,依靠自己的努力打拼,給哥哥和弟弟都蓋了房、娶了妻、生了子,也讓三病四災的父母各自睡了一副漆得黑亮的杉木方子體面地躺到了向陽的墳地里去,而自己卻是孑然一身,這些年遭的苦楚、受的委屈唯有獨自咬碎嚼爛,咽進肚子里去,她是多么渴望獲得尊重和認可,渴望得到愛和溫暖。日子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痛、所有的不舒服都是要像辛辛苦苦賺到的錢一樣掖起來的,高興的事、好的事才可以像粉一樣搽到臉上去。每個人都是這樣,都各自懷揣著心底的憂愁困苦和創痛暗傷,比如小美迫于生計到足療店當服務員遭到煤老板的羞辱后而失蹤;比如鎮派出所的所長王坪大面臨家庭破裂、妻子出家,選擇去找情人獲得心靈的慰藉和溫暖;比如木元的初戀春兒在深圳的鐵廠打工時失去了兩根手指,遭遇黑心老板沒有及時處理傷口而感染破傷風死去……涔水鎮普通小民們那浮生若夢的日子里遍布著種種困頓、無奈、隔膜、苦痛、哀傷,恰如古語有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再如小說《菊花枕》里,四婆婆的大兒子德生一直喜歡“涔水鎮的公主”蘭馨,然而陰錯陽差蘭馨卻嫁給了弟弟詠立,而他則娶了女人中的“武將軍”——屠夫家的女兒桂子。四婆婆看重的是“家里有一個桂子那樣的女人,再薄寒的日子也可以過得活色生香,再顛沛的日子也可以過得四平八穩”。但德生打心里不喜歡桂子這樣的女人,不喜歡“在菜市場臨街的小院里。永遠熱氣騰騰地、帶著新鮮的肉與血的腥氣”的“另外一種日子”,讓德生深深感到生活的煎熬和內心的苦悶,甚至覺得“那一天緊咬著一天的日子又未嘗不是一把刀子呢?”直到四婆婆要去世了,德生才終于體會到桂子的種種好處——在德生不知所措的時候,是她帶領一家人繼續朝前看、走下去。小說的結尾處,作者寫道:“德生也有話對桂子說,卻沒說出口,最后德生在心里對自己說,兩個人的日子還那么長,這句話說與不說,又有什么關系呢?”德生終于在“日子”里慢慢理解了桂子,也慢慢跟自己達成了和解。作者艾瑪如抽絲剝繭般一層層剝開涔水鎮這些普通百姓潛藏在生活之下、蟄伏于內心深處的種種困頓、無奈、隔膜、苦痛和哀傷,但她并沒有止筆于此,一味讓這些人沉溺在黯然神傷中越陷越深,而是讓他們依靠著心底的善良和憐憫、愛和包容,逐漸縫合療愈了生活的創痛和精神的暗傷,終是在這如水的“日子”里慢慢與自己、與生活、與命運達成了和解,獲得了繼續生活的堅韌品質以及追求幸福的執著和勇氣。

艾瑪把涔水鎮塑造成了一個完整獨立,有著自己的運行發展規律,內部絲絲縷縷相互勾連的生活空間。她筆下的很多人物在多次出現在不同的篇目之中。一部作品中的主角,會在其他作品中作為配角出現,比如《一只叫得順的狗》里的王坪大,在《米線店》《人面桃花》中都有出場,而《浮生記》里的毛屠夫,在《米線店》《綠浦的新娘》里也都有出現。從空間維度來看,涔水鎮的地理風貌、人際關系,甚至店與店、戶與戶的相對位置,作者都早已有了一份清晰的總圖。從時間維度來看,則是以幾代人的生活史串聯成小鎮的發展變遷史。比如《綠浦的新娘》中講述的是梁裁縫來到涔水鎮之前發生的故事,《路上的涔水鎮》講述了梁裁縫和妻子李蘭珍的故事,而《小民還鄉》則講述了梁裁縫的兒子梁小民的故事,他另一個兒子梁小來是遠近聞名的說書匠,在后來的多篇小說中也多次出現。崔木元是涔水鎮系列小說的另一個常設人物,《米線店》寫了他少年時的故事,《人面桃花》寫了他婚后的故事,《小民還鄉》又提到了崔木元在長沙街頭賣米線的情節。艾瑪通過對涔水鎮平凡小人物生活的細縷鉤織和綿密鋪陳,以超越個體經驗的表達和連續性的敘述,將傳統鄉土敘事中的“被觀察對象”轉化為具有自我生長力的敘事主體,讓涔水鎮這一文學敘事空間展現出豐盈飽滿的生命力。

二、走出涔水鎮:城市知識分子的精神隱疾

以《相書生》《白日夢》《初雪》和《在金角灣談起故鄉》等作品為代表,艾瑪的敘事空間開始發生變遷,正如她自己的親身經歷一般,從家鄉小鎮來到了城市生活,她的小說也漸漸走出了涔水鎮,走進來城市之中。這些小說有一個共通之處,即這些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高校教師、律師或自由寫作者等城市知識分子群體,而且都有著深深的懷鄉情節。雖然他們都現在生活在城市,但他們幾乎都來自類似涔水鎮的鄉村小鎮,然而此時的他們早已闊別太久而無法還鄉,故鄉已然成為他們永遠的記憶,成為他們心底深藏的懷念,這份濃濃的懷鄉情結始終縈繞在心頭、鐫刻進生命里。

這些走出涔水鎮的人都經歷著一條相似的路徑:他們穿過了小鎮中心的十字路口,拐個彎上了河岸邊的公路,順著公路往外走,去了小城市或大城市,甚至去了國外。小說《相書生》中的何長江是從鄉下考進城里的,博士畢業后又留在城市教書。他買不起房也買不起車,生活拮據,租來的為期五年的周轉房也快要到期了,城市生活并沒有表面看起來的那般光鮮亮麗,反而有些捉襟見肘。《在金角灣談起故鄉》中的主人公M女士從小只擅長讀書,之外的本事是沒有的,即便后來她成了某個學術領域的知名學者,卻仍然沒有辦成過鄉親們托付的事。像M女士這樣沒有“本事”的人是不能被家鄉人指望和擁戴的,他們沒有能力為鄉人們謀取物質利益,只有為鎮子辦了好事的人才能光宗耀祖回到鎮子。世俗的功利阻斷了回鄉的路:“人到中年,回鄉的路竟越走越短”。《白日夢》里的孟香為了化解她和丈夫之間的隔膜,決定去一趟丈夫的老家張河村,她甚至已經買了送給老家人的水晶豬腳,而且她被入鄉隨俗地稱為喜樂媳婦,但她終究沒能去成丈夫的故鄉。兩個人都無法走進彼此的世界,更何況彼此的故鄉?關于故鄉,他們夫妻兩人的感覺是一樣的,故鄉已經無法用回去的方式抵達,只能用向往來抵達。“但你肯定會不時地回頭看的,誰都是這樣。但是有天呢,你走著走著,一回頭,卻發現背后什么也沒有了。”這些離鄉的人們為了回到故鄉,做了諸多的努力。但他們依舊不能返鄉,無法返鄉,他們只得在城市里以或隱匿或虛擬的方式實現返鄉的心愿。《在金角灣談起故鄉》中M女士以匿名捐款給村里小學的方式,保持了與故鄉最隱秘的聯系。《盛世佳人》里胡圍與齊梁都是在大學教書的高級知識分子,二人租了一所農家小院,自己種菜,享受田園生活。他們從鄉村走向城市,再從城市走向農園,在懷鄉的期待中做出虛擬的回歸。

《白日夢》復線講述了幾段婚姻的故事。以孟香和丈夫的婚姻遭遇第三者而面臨破裂危機為主線,穿插了孟香年輕時與雜貨店文伢子的純真初戀故事,還有好友肖蘭與她畫家男友的不婚愛情,以及一起離婚案件。乍看起來,這幾個故事只是通過人物關系進行勾連,其實這是作者艾瑪對婚姻不同時期不同形態的一種對比反思。孟香與文伢子的純美初戀對應著婚姻的前期狀態,充滿著美好回憶,盡管這段愛情沒有任何結果,但它卻永遠那么純真美好,始終留在記憶深處,讓人難以忘懷。始于美好的愛情,相愛的人攜手走進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婚姻的現實總會無情擊碎美好的愛情,就像孟香還有那起離婚案件中的妻子——那位任勞任怨、辛勤操勞照顧一家老小的妻子,在得知自己丈夫出軌后一個選擇了離婚,一個則用鐵棍打斷了丈夫的兩條腿。而肖蘭和畫家男友,與其說他們不想結婚,不如說他們恐懼走進婚姻。艾瑪用不同的婚姻遭際,展現了都市中產階級對待婚姻的虛偽敷衍與漠然冷視,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潛藏的精神隱疾,他們面臨的是現實的困境與精神危機,他們所有的是一種無所歸的苦惱,一種“無根”的痛苦。在對“都市異鄉人”的書寫中,艾瑪一面以知識分子身份探尋精神原鄉,書寫自己與故鄉難以割舍的精神血脈,一面也在不斷嘗試突破地域局限,在記憶與現實的張力中尋找敘事的可能性。

三、以青島為背景的系列小說:現代人的心靈暗傷

近幾年,艾瑪小說的敘事空間更多集中在一座海濱城市,這便是以她現在生活的城市——青島為原型的。《觀相山》就是一部明確以青島為故事發生地的長篇小說。在一次訪談中,艾瑪曾說,這座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城市,終于親近到“可以寫了”。一方面,她的創作中出現了更多高辨識度的地理標識,如《在閣樓上》中出現的德占時期的老別墅、一片紅色的屋頂;另一方面,她不再僅僅將青島視作知識分子主人公所安身的居所,而是將目光聚焦于這座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如《白耳夜鷺》寫海邊小酒館的日常生計。對都市生活中“不可見者”的關注,顯示出艾瑪對這座城市有溫度的體察和自然的融入。在《觀相山》中,主人公邵瑾夫婦雖然仍是知識分子,但他們明顯地褪去了精英光環,走入了尋常百姓家,作者更著意于描寫他們作為普通市民充滿煙火氣的生活日常,比如看海鷗、游海泳、喝啤酒、買海鮮等,這些生活場景和細節都帶著深深的青島烙印。

文學空間的遷移不僅意味著物理空間的轉換,更暗含著作家主體意識的蛻變。對于作家而言,文學空間的變化隱含著身份認同和情感選擇。從涔水鎮到觀相山,正是艾瑪對“家”重新勘界的過程。當青島從“他者空間”轉化為“經驗場所”,作者對城市的認知也從客體觀察轉向本體體驗,在《觀相山》中,她通過將邵瑾夫婦完全融入青島的生活日常中,完成了對青島從“他鄉”到“家鄉”、從“寄居之所”到“生活之處”的指認。

艾瑪在創作談《鴕鳥也曾聽到》里談道,“當想象力在生活面前變得蒼白,日常就像個大洞,你一旦開始凝視,就會身不由己地陷進去。”小說以平淡舒緩的日常生活開場,“邵瑾買好啤酒,在海邊看了會兒海鷗,回家就比平常晚了點。走到樓下,她抬頭看了看自家陽臺,范松波在陽臺上抽煙,見她抬頭,沖她揮了揮手,指間有輕煙繚繞。邵瑾常在下班后去單位附近的一家老啤酒屋買啤酒,一般買一扎,用塑料袋拎回家。如今她和范松波常在晚餐時對坐小酌,儼然一對老酒友。……今日,她刻意耽擱了一會兒,在海邊看一群剛被旅游大巴放下來的游客喂海鷗。”這充滿生活場景和煙火氣的描述將讀者一下拉進來青島普通市民的生活現場。作者以套盒式的敘事不斷推進故事的發展,以邵瑾、范松波夫婦的生活為主線,牽連出兒子得安、女兒得慧、范松波前妻老曹、堂弟范松濤、小觀一家、閨蜜程凌云以及老父親等一眾人物的故事,于徐徐鋪展中勾勒出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這樣的敘事方式,蘊含了“苦”作為一種持存性的存在,它并不因某樁事件而特別凸顯,也不會因事情的解決而徹底消失,它是稀薄而彌散的,是無處不在而難以清除的。艾瑪對情緒的描述總是舒緩沖淡的,在不動聲色的娓娓講述中,看似平靜和重復的生活微瀾隱現。程小金死后的邵瑾夫婦,作者這樣寫到“兩個人心事重重的,隨便吃了點東西填了填肚子”;寫想到傷心往事的程凌云,是“至于最困難的時候……沒有什么特別的,就是向前看,一直向前看”。《觀相山》所展現的是人到中年,已經習慣了生活的“苦”,面對種種遭際已然能以平和的心態去直面,有能力在相互依扶中用生活和時間的力量去慢慢撫平和療愈心靈的暗傷。

艾瑪曾說過:“我仍然是忐忑不安的,內心充滿了太多的懷疑,太多的不確定。好在有一點,我覺得不會錯的,是在迷茫的寫作中可以始終秉持的,那就是人們彼此的憐憫與愛。” 在小說《觀相山》的結尾,作者寫到路邊的梧桐樹,每一棵都被釘上了鐵皮做的二維碼,但而真的去掃,卻掃不出來,只能聽到“叮”的一聲。這包含著作者艾瑪的一層隱喻和深意,生命哪怕只是一棵樹,它的身世和故事也不是一個二維碼能夠容納得下得,艾瑪或許正是要告訴我們,如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種精神困局,是沒有固定的唯一解題答案的,或許唯有用心底的善良、用愛去憐憫、去包容、去理解、去淡化,才能找到沖淡生活之苦的路徑,才能找到心靈解脫的出口,最終達成自我的寬宥與和解吧。

(作者單位:山東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