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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顯形與傳統的退場——論趙德發長篇小說《大海風》
來源:作家出版社 | 陳若谷 劉飛揚  2026年10月12日09:23

一

新文學的發生,與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型國家的歷史境遇緊密關聯。在應對撲面而來的外部沖擊時,近現代知識人用吶喊的聲波定位中國在這個世界體系中的位置,文學就成為展示焦慮和逃避焦慮的平臺。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1] 。在已歷經百余年的嬗變過程中,中國文學的多重歷史面貌在不同層面上回應著同一個核心問題:中國如何走向現代,以及要走向什么樣的現代。

這種回應,往往伴隨著“超克”的多重變形。比如,茅盾對民族資本困境的剖析、舒群等東北作家群的抗戰流徙、柳青塑造的梁生寶這一社會主義新人,乃至徐遲歌頌陳景潤摘取數學皇冠上的明珠……這些差異頗大的書寫,都被“走向現代”這一共同議題所串聯著。然而,在轟轟烈烈前行的進步敘事中,鄉土文學又在傳統的經濟結構、政教民俗、土地情結等尚未完全消散之時,不得不面對傳統退場時的撕裂之殤。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思想和制度的發生,并不是在一個已經確立的現代性框架下隨物賦形的,傳統和現代并不是兩個不言自明的客觀之物,它們二者互相賦予內涵,并以自身為對方的外延。因此,深刻地認知二者之間的關系才是文學作品必須解決的難題。以張煒《古船》為例,它突破了土地界限,將傳統中國比作一條船,既扭轉了關于黃土文明封閉性的刻板定論,又象征其承載的歷史重負,并暗示其航行的可能,是一個成功的文學隱喻范例。

趙德發的創作從一開始便嵌入這一譜系,積極探索文明的確立和現代新生的路徑。其早期的《繾綣與決絕》《君子夢》等作品已展現出對農耕文明倫理、權力結構及信仰體系的深刻反思。而《大海風》則將視角從土地延伸至海洋,標志著其思考維度的重大飛躍。相較于張煒著重勾勒以隋抱樸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義,趙德發更注重制度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大海風》中輪船公司的興衰不僅是個人奮斗史,更揭示了現代經濟規則與傳統人情社會的博弈,以及民族工商業在殖民體系中的艱難處境。這些描寫延續了茅盾《子夜》以來的社會剖析傳統,但又涵蓋了豐富的文化心理嬗變的內容。

《大海風》對衛禮賢這一脈絡的梳理極為可貴,作為兩個世界的使者,他的譯介溝通了東西文明,說明現代性并非全然來自強制性規定,而可通過本土化吸收獲得認同。對話的存在正說明西東之間有的只是差異,而不是等級先后,更不是智慧之間的天塹鴻溝。衛禮賢的活動本身便是對“單一現代性”話語的拒絕。《大海風》以邢氏家族三代人的命運為線索,具象化地呈現了傳統退場與現代發生的復雜過程。小說中邢昭衍賣地造船的抉擇,不僅是個體生計方式的變革,更暗示著從生活邏輯到情感結構的全方位的基盤移位。但傳統所蘊含的生命力之強大又不可忽視,如邢昭衍沉船抗日的壯舉就是對邢千總英雄本色的傳承,他也將和曾在山林聚嘯的自衛者們一樣,抗擊侵擾同胞安康生活的敵人。這恰恰證明傳統倫理中的家國情懷正以新的形式在現代危機中重生。

二

隆隆作響的劇變和含章未曜的靜止兩種書寫張力在文本里實現了有機結合。邢昭衍的家族代際故事歷經近半個世紀,如狂瀾一般推動縱向敘事,這半個世紀中的政治大事記自然包含了從清季改良、近代革命到抗戰御侮的全過程,然而,能夠將小說從編年史升華為藝術品的關鍵,是在書寫“變”的史詩之同時要去呈現“不變”的詩學。靜止的部分要像凝結的琥珀,它默默無語講述的故事可以在時間橫軸上挖掘深度。靜止的錨點構成了故事的底色,提供了歷史推進中喘息和沉思的空間。

“變”的史詩可通過內外二事呈現。第一個大變動,清廷批準頒行了“癸卯學制”,從宏觀視角看,新學制開啟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轉型,而從微觀層面看,一生致力于研習四書五經和八股文的儒生們,忽然失去了具體的動力。自隋唐開創的科考制度形成了中國家庭耕讀傳家的傳統,參加科考,完成進階,幾乎應當是一個男子實現人生抱負的坦途。路被堵了,這個在海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老儒生(后成為龍王廟的齊道長),打算以想象性的方式踐行孔孟之道。第二個大變動則關于僑寓在哈爾濱的白俄青年伊戈爾,這個白俄青年因困頓窘迫加入張宗昌的白俄兵團,這讓他卷入無休止的戰爭之中。最終,他無法忍受殺戮的殘酷,在馬蹄所棄軍而逃,駐扎燈塔,暫時終止了他的“遠征記”。

“不變”的詩學里有兩幅美好的風景畫可供觀賞。近代中國人關于婚戀、女權等觀念的認知,難以脫離西方現代小說的傳播,雖然“譯才并世數嚴林”,但受《天演論》鼓動的少年邢昭衍尚未品讀過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可以猜測,禮賢書院的衛美懿無疑是漁村少年邢昭衍關于美的啟蒙者,她的嫻雅之姿和通達之態,配合著黑塞的詩句“我只看清你發際的杏花淺埋”,決定了邢昭衍將要越過父母親,去締造另一種婚姻形態。第二個畫面,則是邢昭衍幾經波折建造的燈塔。夜晚,女兒杏花發現自家院里樹葉梢忽然一亮,從此,馬蹄所的暗夜有了這一抹亮色。它遠遠地矗立著,以靜制動,終結了漁民臨抵家門口還需和暗礁或風暴肉搏的歷史。更為深遠的是,它也同樣照亮了杏花關于自己愛情的主動選擇的道路。

除了變與靜的張力,《大海風》還考慮了大場面調度和小細節安置的節奏,這二者如同小說的呼吸,在一呼一吸、一張一弛中決定了作品的骨骼與血肉是否勻稱。與中短篇小說可以依靠橫截面切入完成敘事不同,長篇小說的功能是立體的。高明的作者,既是運籌帷幄的大將軍,能調度千軍萬馬,又是心思縝密的微雕師,于方寸之間刻出乾坤。

小說中出現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場面,就是月虹的升起。月虹是出現于狂風暴雨之后的異象。它高掛于空中,與海面夜航的船與人相對照。而在驚魂未定的人看來,月虹像是天上的一匹孝布,帶著關于死亡與命運的不祥暗示。這讓大場面不只“大”在外在景象,也密不透風地籠罩著人物心理。而且,月虹這一大場面的兩次出現都與人物命運緊密相連。邢昭衍第一次看到月虹,就是他接替覓漢槐棒,首次上船當篙手的那天;第二次則是他買來第一艘火船“昭衍號”起航回馬蹄所的途中。月虹兩次出現相隔數年,卻都卡在邢昭衍人生轉折的關鍵時刻。因此,月虹不僅是自然奇觀,更成為人物命運的注腳,把個人的際遇投射進天地自然的大敘事之中。

小說中還有幾場宏大的戰爭場景刻畫。邢家老祖邢千總的出場,伴隨著金戈鐵馬、威震海疆的傳奇畫面;而另一處與之呼應的戰爭場面,卻是在亂世成為土匪的劉黑七回馬蹄所報仇之時,大批土匪如蝗蟲過境,圍城扎營。匪患的咄咄逼人并未以血腥告終,他們被邢昭衍從青島借來的軍艦震懾而退。從邢千總旌旗蔽日,到劉黑七匪臨城下,再到軍艦泰山壓頂不戰而屈人之兵,三場戰爭場面的遞進,勾勒出歷史的演變軌跡:古代英雄敘事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槍炮與艦船的現代軍事力量。

同樣,小說中的細節也頗為講究。邢昭衍在天津、青島、上海等地以及在日本談生意時,合伙人的相貌和性格都得到了作者詳細的描摹,如縣公署交通科咸科長之貪婪、翻譯官石梁之輕浮、豐記輪船行陳務鋮之慳吝。邢昭衍的應酬場合也占據了相當篇幅,比如他請戲班子、招待馬蹄所的頭面人物看戲,小小戲場展現了鄉村的權力結構和人情關系——區長位于正中,而邢家長輩也需得到妥善安置;再比如收購烏魚蛋的薛老板在順德大酒店宴請邢昭衍,天津名菜老爆三之紅亮咸香、烏魚蛋湯之爽滑酸醇,尤其是青瓷小盆之美、《隨園食譜》之雅,著著實實給昭衍上了一課——何為“排場”。觥籌交錯中的細節折射出的是人情往來。溯源于《金瓶梅》《紅樓夢》《孽海花》的世情小說,皆用鋪張的筆墨書寫饔飧之事、粉黛簪環及晨昏定省,人情世故就是人之常情,在商業和政治盤根錯節的關系之間,人情似乎永遠可以充當潤滑劑。

小說中另一處耐人尋味的細節,是篣子在杏花返鄉時送給她的石花菜種子——這是篣子在大連賣海涼粉謀生的材料。我們通過杏花的眼睛,端詳了淡紫色、毛茸茸的石花菜種子,而這摸上去有些韌性的小芽終將破土,成為重要的生命意象……總而言之,變動和靜止不可割裂,大場面和小細節也提供了互相凝視和闡釋的空間。

三

家族歷史小說最繞不開生死主題。人物的生與死不僅服務于情節發展,更可以被視為現代化進程的隱喻。因此,明確代際的敘事功能成為理解現代與傳統的切入點。《紅樓夢》以一個家族的五代構建出一個世胄浮沉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因此曹雪芹對人物生與死的設置在服務于末世敘事。林黛玉入賈府之后的主線情節中,賈家從第十二回里的賈瑞、第十三回中的可卿開始,死亡陰霾便彌漫開來,卻沒有新生命降世。《大海風》中對于死亡的設定極度精妙,他們代表著某些復雜的傳統。從第二章來昌順號觸礁開始,邢昭衍的八位兄長師長陸續死亡。根據人物的功能鏡像,這八次死亡可以被劃分為四組,下面兩兩對照以觀作者本意。

第一個對照組是兩位船老大:紀老大和望天晌。他們運籌帷幄、冷靜果敢,是高度依賴感官經驗的航海能人。然而,紀老大掌舵的黃花船來昌順號最終觸了暗礁,船裂人殞。望天晌因為上山“耍山”,結果義興號在將要登陸之際遇到龍卷風,一掀而翻,船人俱亡,因此望天晌將這場災難視為老天爺對自己背叛海洋的懲罰。紀老大的慘死迫使邢昭衍從當漁民起開始創業,也堅定了當大船主的決心;而望天晌的退場,則象征著邢昭衍的船業將徹底進入能源動力時代。背負著人倫和鄉情的邢昭衍不可能拋棄船老大望天晌,但風船遲早要被船業的現代化進程淘汰。未來能夠避免暗礁和風暴災難的,不再是靠肉身的經驗和直覺,而是憑借精密的地圖和強大的發電機,以及像洪船長那樣畢業于吳淞商船學校的航海員。因此,這組中船老大之死所呈現的,不是個體命運的終結,而是人與船關系的歷史性嬗變。

邢昭衍父親邢泰稔和大爺爺邢大斧頭的死構成了另一組對照。邢泰稔是傳統耕種人,手里緊緊攥著的地契就是他的底氣。在馬蹄所的人看來,土地是海岸的退路,即便漁獲不豐,靠土地的收成至少餓不死。邢大斧頭是造船木匠,抱有比其父親更寬松開明的心態。邢家這兩輩人的宿命是為了大船而犧牲:父親幫昭衍買船,將視作命根子的土地全數投入,自己的心無枝可依,最終溺死于淺水灘。大爺爺拯救了觸礁破底的“昭衍號”,他熬著最后一點生命的熱力,打了一個嚴絲合縫的楔子,似乎是他自己化作鐵船的木補丁,為送別舊航海時代而陪葬了。因此,這組死亡象征技藝的更替,父親與大爺爺分別代表的農業耕種和木工造船技藝,不能陪伴邢昭衍一路航行。

第三組死亡對照是靖先生和張謇張大狀元。趙德發對靖先生形象的塑造已經跳脫出鄉土文學中的典型先生譜系,這個人物不再是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一種臉譜化的中國古老儒家人格,幾乎不生不滅。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朱先生吟唱的挽歌余音繞梁,但對于這個形象的反撥才更有助于解決我們當下的思想問題。靖先生受到西方立憲政治的理想引導,在這條道路受阻后,又天真地希望通過“師爺”傳統為縣官提供行為示范,但在攆走暴斂橫征的縣官之后,馬蹄所還未迎來朗朗乾坤,靖先生自己卻死于非命。他毫無說法和并不壯烈的死亡,殘酷地將其生命價值一筆勾銷。這說明,他所追求的清朗之氣只是漂浮于清末之際士人想象中的夢幻泡影而已。相比之下,張謇實業興國之夢想,似乎應當是繞開政治去構建物質基礎的必然選擇。然而,一戰后經濟迅速發展、科學昌盛的日本又帶給了鄰國中國什么呢?看來,無論是師爺還是狀元,他們徒勞的一生折射出了現代化過程中理想政治與社會現實不可調和的關系。

最后,文中還有一組“不死之死”,那就是以莊翰林為代表的文脈傳承者和具有神秘色彩的柏道長。他們具體的死亡節點在故事時間之外。莊陔蘭是晚清翰林,脫離政界后終生致力于文史資料編修。與衛禮賢的生和逝都在歐洲故土不同,莊陔蘭的一生都與燦爛博大又動蕩曲折的中國文化站立在一起;但相同的是,二人為中國學術做的努力,既延展了中西學術的對話空間,也讓文化傳統成為生生不息的火種。相比之下,柏道長是預言家一樣的存在,城頭變幻大王旗,馬蹄所的弄潮兒依稀遠去,只有他平靜地守著一方廟宇。那么,日本人來了怎么辦?柏道長悠然作答:自然有龍王保佑。這是中國文化流淌的一道神秘主義溪流,但歸根究底,道長所謂的自然,不過是對勢大于事這一基本原理的演繹。作者并未明確交代其生死,這種模糊構成了有意味的象征。明明滅滅,風雨如晦,莊翰林一脈代表文化的穩定與繼承,柏道長則象征神秘與信仰的潛在支撐,他們都為邢昭衍的生命涂上了一層厚重的油彩。二者的不死之死,可說明現代性探索的源頭,反而深植于看似“外在”于現代的傳統之中:文化的穩定與賡續,為劇變提供了寶貴的連續性認同基石;而玄秘與超越性信仰,則為理性無法照亮的未知領域提供了解釋。

四對人物之死,在敘事上完成了符號化的過程。兄、父祖、師長的去世,對邢昭衍而言,不是一個世界的徹底消失,恰恰是那個世界才開始顯露出意義的黎明時刻。邢昭衍作為現代主體,真正成為一種新的生產制度的闡釋者,他一邊向前開創“現代”,一邊向后發明“傳統”,由此確立自身的坐標。傳統是現代的發明,沒有人真正生活于傳統之中。傳統不是當下的對峙性力量,而更像是現代的墊腳石。小說故事的結局也呼應了這一邏輯:無論是小漁船、大風船,還是蒸汽動力輪船,最終都付諸東流,一窮二白的邢昭衍自身同樣變成了一種勢必覆滅的“傳統”,尤其是對已接受馬克思主義洗禮的兒子邢為海而言。但正是在這種覆滅之中,新的現代即將絕處逢生。

四

源于說書藝術的古典章回小說使用“草蛇灰線”“月度回廊”“橫云斷嶺”等手法來設置懸念,同時營造整體的美學意境,而現代小說對于懸念和劇透的使用則具有更加強烈的小說文體自覺性。我們可以試看《大海風》里的幾次劇透。

第一處劇透是劉黑七的返場。劉黑七是青島碼頭的力工,由于邢昭衍照顧海暾幫的老鄉,與其發生肢體沖突。作者提前透露了劉黑七成為巨匪之后尋仇的情節。因前后時間跨度大,于是作者策略性地選擇伏脈千里,以扣子提前標記情節。這種劇透符合小說的基本規則。

第二處劇透則涉及莊翰林和王獻堂的結局。小說在邢昭衍沉船抗日時收束,但對莊陔蘭和王獻堂,作者非常突兀地在第25章的末尾躍出了故事時間,蕩開一筆來交代他們未來的命運:在戰火中,莊王二人輾轉多地保存文物,莊翰林于1946年病逝,王獻堂則更名為獻唐,曾出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1960年辭世。王獻堂年少時是青島禮賢書院的學生,后接力莊翰林致力于保護學術文脈。作者這一故意破壞敘事節奏的安排,是對中國學術傳統和學人堅守之姿的致敬,大概亦有夫子自道之意,某種意義上王獻堂可能正是作者對自身使命的投射。

第三處劇透則暴露了作者的感性經驗。白俄青年伊戈爾遇到篣子之時,作者毫不遮掩地點明了這個女人對他人生產生的巨大影響。不同于前兩處劇透,這一處從功能完成上看來極為多余。因為劇透之后順延展開的,就是篣子為杏花和伊戈爾擔任紅娘的具體情節。那么,作者按捺不住的預告說明了什么呢?也許說明篣子的生命觀念和性別氣質是作者本人認同的。在小說中,以篣子為代表的女性形象都有共同的特點:自然、野性,擁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紅高粱》中的戴鳳蓮一樣,她們雖然有著“地母”的隱喻,卻絕不愿再承受侮辱與損害。篣子尊重自我愛欲的涌現,贊賞在恰當的時令舒展枝葉,開到荼蘼之力。作者對此類女性形象無疑充滿了偏愛,否則不會有馬蹄所海灘石頭上布滿了流光溢彩的石花菜的畫面。篣子和杏花的生命力,更為理解傳統與現代提供了新的視角:無論現代如何發生,前提都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土地和海洋,才是承載所有思想的所在。傳統的退場不等于消失,而是以新的生命形式參與現代性構建。

當代小說的創新性,絕非僅體現于題材的拓荒,更深刻地體現于對“傳統”這一概念的認知深度與重構能力。趙德發的《大海風》正是以此完成了對自身乃至鄉土書寫范式的超越。中國的現代性并非在與傳統的決裂中誕生,恰恰是在與傳統的持續對話中得以建構。從土地倫理到海洋文明,從家族敘事到對民族命運的觀照,趙德發的視野實現了關鍵性的擴張。《大海風》啟示我們,隆隆作響的現代顯形,其源頭活水正是那些靜水深流的傳統;而那看似退場的傳統,也在現代的闡釋與實踐中被重新發明,并獲得了永恒的新生。

注 釋:

[1] [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第5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