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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需要發現的現實——從“梁莊”系列到《要有光》
來源:芳草文學雜志(微信公眾號) | 梁鴻  2026年10月12日09:22

首先非常高興來到清華大學圖書館,這個空間特別棒,很明亮,又很溫暖,感覺就像回到家了一樣。我想和大家分享兩個話題,一個是,我為什么要寫梁莊和《要有光》,另一個想分享一下非虛構文學的基本結構特點以及它的跨學科性。

我為什么要寫“梁莊”系列和《要有光》呢?我想談一下所謂的非虛構到底是什么?當年在寫《中國在梁莊》的時候,我不知道什么是非虛構,但是我有一個強烈的愿望,我想寫我的家鄉,包括今天要寫《要有光》也是一樣,我有強烈的愿望,我想寫。有一些記者會說,梁老師你怎么會抓熱點?我說不是我在抓熱點,而是我內心有一種強烈的要求,我想寫,我有一種激情要寫,這是最主要的。也許這種激情無意間跟生活發生了某種碰撞。內在要求非常重要,因為對一個文學寫作者而言,這種內在的要求會使得你充滿好奇,也充滿情感,同時也會使得你對你面對生活有一種深入挖掘的愿望,這是非常重要的。2007、2008年,我個人處于所謂職業的困頓期,我在大學教書,寫論文,也發表了不少論文,好像當時也還不錯,但是我總覺得好像我論文的那些內容和我研讀的文學,和我所正在經歷的生活之間有某種裂縫,我對這種裂縫感到非常痛苦,同時我也覺得不想要這樣的生活。學術界當時有一個口號,“學術回到自身”,就好像一個學者只要有一張書桌就可以了,就在書桌之內,不要超出書桌之外,如果超出書桌之外就是僭越和不專業。對這個說法我一直有自己的質疑。我覺得,不管你是學者、專家,還是一個科學家,任何一個人都應該首先是一個普通的生活者,是超越你專業之外的生活者。你對社會生活的認知不應該只被局限在哪一張書桌上。

這樣巨大的精神困頓,怎么辦呢?當你有困頓的時候,總想回家看看,回到原鄉,回到你精神最深處,這是非常本能的選擇。至于回家能看到什么,要做什么,我當時一丁點也不知道。所以,2008年的暑假,我背著包回去了,回到我的梁莊,是河南南陽的一個地方。河南南陽是一個平原,因為人多地少,相對比較貧瘠。梁莊在其中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村莊,沒有任何旅游資源、文化資源,人就是跟著大的時代起伏在起伏。

回到村莊之后我才突然意識到,盡管每年我都回老家,因為我的父親和哥哥都在老家,但當你用一種有意識的眼光重新看你的故鄉時,你才發現我們都是故鄉的陌生人。我們看似非常了解我們周邊的叔叔、嬸嬸,但是他們經歷了什么我們不知道,甚至連我的父親和我的哥哥經歷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這是我在那個暑假前十幾天最大的一種震動,我們不知道我們身邊的人發生了什么,甚至連我們的親人經歷了什么也不知道,我們就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這也促使我想住下來,我想真的去了解一下我的奶奶輩、侄子輩,包括我的哥哥,他發生了什么,他出門打工經歷了什么。比如我的哥哥說他出門打工,曾經在一個收容所里住著,最后他逃跑,說差點就被抓了,差點又重新回到這個收容所里面。我們是那么親密的關系,但是真的是一丁點都不知道,如果沒有嚴肅地坐下來聊聊天,他早些年經歷了什么,我的哥哥永遠不會告訴我。包括我的父親,因為他是一個村莊的老人,他講這個村莊過去的歷史,那種愛恨情仇,如果他不坐下來講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這個村莊是什么樣的結構,里面的人是什么樣的生活。2008年的暑假兩個月,2008年的寒假,到2009年的暑假,這前后五個月的時間,我一放假就回到梁莊待下來,每天其實就是聊聊天,說說話,散散步,蹭個飯吃,然后到叔叔家嬸嬸家聊一聊。聊天過程中,我會拿一個錄音筆錄一下。他們說話都很好聽,方言是非常豐富的語言,如果你們作社會學調研,就會知道,方言是一種大地的語言,跟當地的歷史、地理、氣候和過往的文化傳統都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我想錄一下。雖然我也從梁莊出來,并且有口音,但地道的方言我已經不太會說了。因為每天中午要整理這個錄音,在整理過程之中,我突然發現我們村莊的老支書會說順口溜,他所有的生活都能編成順口溜。因為他是一個老支書,懂得政治,也懂得家長里短,比如村莊鄰居發生矛盾會找他來判案。他用順口溜來講述生活,非常押韻、生動。我每年回家都拿紙記一下,但記完之后都忘了,但2008年我想把它們整理下來。我反復地倒帶,為什么?因為他的話我一句話都不會說,太生動了,太富有語言的美感了。在這一瞬間,我覺得農民自述的語言太重要了,當時我就想,我一定要用一下,雖然怎么用我也不知道。

幾乎每個愿意寫點東西的人,回到故鄉后都會寫點散文或記點日記,但是,當我想到他們自述的時候,我覺得我不能用散文體和日記體,我必須把農民的自述鑲嵌進去。如果讀過《中國在梁莊》,你會發現,農民的自述是這本書的主體。

我既是梁莊人的女兒,同時也是所謂的學者,在外面生活好多年又回到家鄉,來到五奶奶家里面坐下來,然后,我會描述下五奶奶是什么樣子,然后是五奶奶自己的話,她講她的孫子怎么被淹死,她怎樣去找她的孫子,怎樣跌倒,怎樣痛哭。有一些讀者反饋說,《中國在梁莊》里面梁老師自己寫的話都不好,農民的自述最好,我說這說明你看懂了,我是用普通話來敘述,但農民的語言是歷史的語言,是地理的語言,所以他們當然更豐富了。

最后當這本書開始寫,我決定把這個自述鑲嵌進去的時候,意味著這是四不像的書,它不是傳統意義的小說,也不是標準意義的散文,更不是所謂的日記。它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當時我有一個巨大的沖動,很多時候我的書都由沖動構成,它不是一個理性思維下的決定,我有一個巨大的沖動,也是一個決定,我管它是什么呢,我就是想最大限度地呈現梁莊內部的生活場景。它是不是小說我不管,它是不是散文我也不管,至于它是不是論文我更不管了,因為一開始我告訴我自己,我絕對不會寫成論文。我就想用一種最大眾的語言來讓讀者看到真實的梁莊是什么樣子,雖然這個真實是由我告訴大家,經由我的眼光來告訴大家。所以最后呈現出來的就是《中國梁莊》的樣子,四不像,里面有田野調查,也有口述史,也有人物線索和結構。這本書出來之后受到很大的歡迎,當時有很多的媒體不管是主流還是非主流都有報道,也有一些專業的分析。

這個文章一開始在《人民文學》雜志上放在“非虛構”欄目里,說實話我當時對非虛構并不了解,我并不知道這是非虛構,放在這個地方發就發了,我也不知道主編放到哪里了。發出來之后突然間被大家關注起來,突然間非虛構與梁莊之間也發生了關聯。經過大家反復探討,發現梁莊放在“非虛構”欄目框架里面極為合適,并且好像具有某種創新。我也順勢接受了“非虛構”這一命名。我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符合兩點,第一點,有它的真實性,第二點,有它的文學性。真實性是指面對一個真實的生活場景。第二點,具有文學性,我還是以個體的生命為主體來寫作,我講個人的故事,它仍然是文學的。這是我反復強調的,我的書雖然很多社會學系、心理學家和新聞學界的人把它作為專業必讀書目,但是我強調我這是文學。為什么?因為它還是寫人類的情感,以情感為基本的點來構架這本書。我雖然分析問題,但我沒有總結規律,我覺得文學最大的任務是呈現人類生活內部的復雜性。它可能告訴你這個事情沒有那么簡單,有很多很多種途徑,但不會總結成什么是最正確的,因為文學不負責這件事情。文學負責的事情是把人類生活最細微的肌理呈現出來,讓你去體會和感受。

當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要告訴你一個規律,他要去總結,從樣本里面總結。而我是開放性的,所以,我愿意堅持文學性,因為我更想展示我們生活內部的復雜性和它的曖昧,以及它的思辨。這是為什么我反復強調我寫的是文學,你可以作為一個樣本來分析,社會學、心理學等不管你怎么分析,我不管,但是它是文學。

后來我又寫了《出梁莊記》。因為《中國在梁莊》是寫梁莊人在家的生活,我們當時知道,中國北方農村大部分家庭都有出門打工的人,所以我覺得《中國在梁莊》寫的是梁莊人在家的生活,而在外打工的人是梁莊人在外的生活,不管他們的戶籍還是心靈歸屬都是梁莊,所以2011年我又做了一個大的決定,跑了中國三十多個城市,去采訪在外打工的梁莊人,寫了《出梁莊記》。寫他們在城市怎么吃,怎么住,怎么愛,怎么流轉,怎么想梁莊,怎么看待他所在的城市。《出梁莊記》寫起來比較艱難,因為你要到不同的城市看他們在干什么,有什么樣的生存空間,從事什么樣的職業,等等。所以最終我的結構是以一個城市、一種職業為中心來涵蓋其他職業。這種結構的安排也是非常艱難,因為會掛一漏萬。我仍然認為它是文學,它不需要全的樣本,我把一個樣本寫好就足以呈現生活內部的復雜程度。這樣,《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一個在家,一個在外,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當代村莊樣本,他們的生存狀態,他們的情感樣態,他們的遷徙路徑,我書里都有細致的描述。

這兩本書寫完之后,我覺得我可以不寫梁莊了,我不能一輩子吃梁莊飯,我也寫了小說,長篇小說、短篇小說。2020年的時候,大家經歷了很多,秋天的時候,我回到梁莊,突然間有一種天遠地近的感覺,那一剎那感受到一個村莊的安靜,與世隔絕。我們在外面,噪聲非常大,各種各樣的噪聲,包括幽閉感。我是10月份回去的,秋天的樹葉落下來非常優美和緩慢,而梁莊的人仍然坐在村頭聊天。我突然有一種特別久遠和永恒存在的感覺。于是,我又違背了自己原先的設想,我還是想寫,寫梁莊微觀的生活,就是每個人在村頭聊天,他們的表情,他們的說話方式。譬如五奶奶讓她的孫女帶她去鎮上理發,她其實是想看她孫子,不是想理發,她在耍賴,或者幾乎是一種撒嬌。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細微的生活,所以我又寫了《梁莊十年》。寫《梁莊十年》的時候,每天打開電腦文本時,上面都有一句話,我在問我自己:我為什么要再寫梁莊?我的哲學起點是什么?為什么會有這個疑問呢?既然已經有了《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那么,這部《梁莊十年》到底要干嗎?《梁莊十年》著力于內部的細微的生命狀態,我希望把這種細微的生命樣態留下來,它是非常鮮活的,一個人怎么走動,怎么說話,怎么去吃飯,怎么去笑,把這樣一個細微的生命留下來,所以這是更加細致的微觀哲學,不是一個宏觀哲學。《梁莊十年》寫得并不是很長,十萬字,寫了很多故事,包括女性的故事。

我經常說一句話:非虛構的現實不是攤在我們面前,它需要我們去發現。生活從來不是攤在我們面前的,它需要我們去發現的,因為現實是一個無限深遠的內部。比如梁莊寫了那么多年,2007年開始正兒八經做調查,我看了很多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書籍,我回到了梁莊,我也寫了兩部梁莊,花費我大量的情感、精力和思想。但在寫《梁莊十年》時,我突然發現前兩部里面嫁入梁莊的女性幾乎沒有名字,我都是用五奶奶,堂嬸、虎子媽來代替。我沒有想到這些女性也應該有名字,所以我在第二章專門做了一個注,也是希望能提醒讀者,我們文化觀念的內部都有很多的盲區。我們對那些習焉不察的東西很難覺察到,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我那么用勁地寫梁莊,卻沒有意識到居然有這么大的空白。

《梁莊十年》第二章寫女性,我寫了三個女孩子,都是在村莊被議論被敘說的,我去找她們,跟她們聊天說話,聽聽她們的故事。第二章有很多讀者非常喜歡,也是因為他們突然發現女性匿名的存在,尤其是在鄉村社會里面。我們知道,鄉村社會女性十八歲以后就要嫁到另外一個村莊,至于她十八歲以前怎么生活則完全被遺忘,少女時代的女性是被遺忘掉的,她的姓名、她的生存狀態和情感狀態都是被遺忘掉的。所以,寫《梁莊十年》的過程中,我突然萌發出要寫梁莊二十年、梁莊三十年,因為我想寫一個文字的、長河般的生活,它是民族志,村莊志,同時也是一個漫長的生命史。也許三十年后我自己已經不在了,隨著我的消亡可能梁莊記錄也是到此為止了,但是后人來看這幾本書的時候,會看到這樣的生命慢慢成長,慢慢茁壯、衰老,包括我本人,我覺得挺好。所以我充滿了期待,可能會寫梁莊二十年、三十年,至于怎么寫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十年之后梁莊是什么樣子,現在已經五年過去了,時間是飛快飛快的。

這五年,我主要在寫《要有光》。《要有光》出版后,大家非常震驚,怎么梁鴻突然轉到青少年心理健康主題了。但對我來說,特別自然。寫《要有光》的時候,我的第一身份是一個母親,面臨孩子束手無策,非常痛苦,但是,你不知道為什么痛苦,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你的孩子。我睜開眼睛看看四周,像我這樣陷入迷茫困頓的家長非常非常多,不乏很多高知。但是,面對孩子時,大家卻是一片空白。再去深入觀察會發現,這幾年我們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因為情緒問題休學失學退學在家的非常多。10月10日央視公布了一個數據,在校的十六歲以下的青少年學生,17.5%有情緒問題。這是多大的數目?五個孩子中間就有一個有情緒問題,還不包括那些藏在自己心里不敢敘說的群體。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當年我寫梁莊的時候,我自己想知道真實的村莊到底是什么樣子,在我看了那么多的文本里面我沒有找到,我想自己找一找。寫《要有光》也是一樣,我想知道為什么我這么痛苦,為什么孩子這么痛苦,為什么那么優秀的孩子到最后閉門不出,遭受著這種抑郁、焦慮包括驚恐情緒的打擊。

……

(全文見《芳草》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