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絡文學創作看武俠傳統延續

今年年初,隨著武俠電影《鏢人》熱映,同名漫畫原作也成為熱銷圖書。光明圖片/IC PHOTO

根據網絡小說《將夜》改編的電視劇劇照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任哲雕塑展”展出的《射雕英雄傳》雕塑。光明圖片/IC PHOTO
近年來,業界有一種悲觀論調,認為風靡幾十年的武俠小說,在今天似乎成為一種只能被懷舊的小說類型。看武俠小說的年輕讀者越來越少。在實體書領域,出版社極少出版原創武俠小說,發表武俠小說的重要期刊《武俠故事》《武俠世界》《今古傳奇·武俠版》已相繼停刊。在類型小說網站里有“武俠”的分類,但相對于玄幻、奇幻、都市、歷史等類型,它是邊緣化的,很難產生有影響力的作品。一些雄心勃勃想要恢復武俠榮光的網絡作家,也只能把江湖中的行俠故事拓展成異世大陸的神魔大戰。竹林中的劍客、白衣飄飄的俠女、縱橫江湖的鐵血壯士……這些武俠形象已經高度符號化,被化用到游戲、動漫等大眾文藝作品中。作為這些符號來源的武俠小說作品,卻被不少人遺忘了。那么,武俠小說真的沒落了嗎?它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革?
武俠小說一直在不斷轉化發展
長期以來,金庸武俠小說被看作武俠小說的最高峰,但其并非武俠小說全部。武俠小說流派繁多,各有特色。學者湯哲聲將中國武俠小說分為技擊類和玄幻類,技擊類涌現了平江不肖生、白羽、王度廬、金庸等眾多作家,玄幻類武俠小說的代表是還珠樓主、黃易以及后來興起的網絡作家們。這一分類厘清了百年武俠小說的主脈,也打破了當前武俠、玄幻、仙俠的類型分隔。
照此分類看,所謂武俠小說的“沒落”,只是以金庸武俠小說為代表的技擊一脈的沒落。改革開放后,中國港臺地區的金庸、古龍、梁羽生的作品,大量涌入,迅速占據內地的大眾文學市場。但這只是武俠小說傳播和閱讀的黃金時代,而非創作生產的黃金時代。當時,金庸、梁羽生已經停筆,古龍早逝,武俠小說發展后繼乏力,其影響力能延續到21世紀初,多少應歸功于影視劇改編。由此,不少研究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武俠小說發展進入“后金庸”時代。
事實上,金庸武俠小說在內地大受歡迎時,中國香港地區的大眾文藝便在醞釀巨變。在武俠小說之外,徐克的電影《蜀山:新蜀山劍俠》(1983),馬榮成、丹青創作的玄幻武俠漫畫《風云》(1989-2014),吸收歐美、日本文藝的表現手法,對武俠文藝進行創新,間接影響了后來的武俠小說發展。
與金庸同時代的倪匡,吸收科幻、懸疑、靈異、冒險等元素創作的“衛斯理”系列,已然具有玄幻特征,并且他的探索還與金庸有關,“當時我在《明報》已經寫了兩篇武俠小說,金庸說讓我再寫一篇,我正考慮是不是再寫一篇武俠小說,他提醒我可以寫時代背景是當代的時裝武俠小說,主角會武功,性格特別一點。于是我開始寫時裝武俠小說,寫到第三篇時,我說加一點幻想好不好?他說好!于是我在第三篇才開始寫成‘衛斯理’系列科幻色彩的小說,一寫就是幾十年”。
金庸之后,在武俠小說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作家是黃易。他更多受到擅長寫斗智、氣勢等內容的司馬翎的影響。1988年,黃易拿著武俠小說書稿到出版社尋求出版,出版商告訴他,武俠小說除了金庸、古龍的,其他已經沒有什么市場了,建議他寫科幻小說。此后他有意融合科幻、武俠,創造了新類型,按他自己的說法,“科幻叫玄幻,武俠稱異俠,并沒有做深思”。二者后來被人們都放在了“玄幻”中。黃易的《破碎虛空》《尋秦記》等作品,是武俠、科幻、歷史等小說類型的融合。進入網絡時代,玄幻類的武俠小說吸納、轉化各種元素的能力被放大,成為一個邊界模糊、蘊含多種可能性的類型。
從近現代百年武俠發展史看,武俠小說一直在不斷轉化發展。一代一代的作者不斷挖掘新經驗,融合新資源,寫出新的俠義故事。在以金庸為代表的技擊類武俠小說走向衰落時,玄幻類武俠小說卻蓬勃發展,這一脈的作者化用新的文藝資源,拓展了武俠小說的發展格局。
武境升級的同時,“俠”的內涵也在轉變
文學隨著時代而變化,類型文學的發展尤其如此。武俠小說的變化,可以分解為“武”與“俠”的變化。
“武”往往被理解為武功、招式,是“行俠”的手段。但事實上,“武”還對應著整個江湖世界的等級體系、人物力量等基礎環境的設定,可以稱其為“武境”。在玄幻、奇幻等小說興起之后,讀者和作者群體中自發形成了對這些小說體系設定的劃分,大體上分為“低武”“中武”“高武”“低魔”“高魔”等。
這套力量體系看起來是憑空想象出來的,但其想象的基準線,取決于這個時代人們的現實體驗和科學常識。社會加速發展,使人們的時空體驗發生了變化,尤其在生活和工作帶來的壓力下,年輕作家和讀者希望借用“金手指”的手法,創造微小的奇跡,獲得心靈上的撫慰。很多看似不科學的設定之所以能被讀者大量接受,是因為作家與讀者建立了一種真實契約:他們在制造不科學之物(例如神、魔之類)時為其建構了自洽的沉浸環境,并化用一些科學常識,讓這些奇妙想象對接了讀者的日常感受和理性認知。神、魔之類固然是假的,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契約是真實有效的,作者可以借神魔之類來寫人間真正的情義。武俠小說的武境,便這樣“合理”地升級了。在武境設定“升級”后,武俠小說能夠容納更多類型元素,轉化成更多文藝資源,探索出新的敘事模塊來組織故事生產。
武境升級的同時,“俠”的內涵也在轉變。確切地說,是俠客“下沉”到了民間。“大陸新武俠”代表作家楊叛在2000年發表于網絡的《小兵物語》,頗能反映這種變化。該作算是《神雕俠侶》的同人小說,取自《神雕俠侶》第22回中一個小兵的故事。它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這個小兵的平凡生活,他兢兢業業守城,仰慕大俠,也有自己牽掛的人。但在大亂之中,被大俠拋棄。小兵與大俠在此形成了強烈對照,而引起共鳴的是平凡小兵。
步非煙在《俠即逍遙》中認為,郭靖這樣“為國為民”的大俠固然是必須的,但“俠”的視野可以更加超脫,“敢于在命運天地面前,追求人之尊嚴的俠客”,達到“與天地同運,與造物同游”的“俠即逍遙”的境地。這一觀點引發過爭議,但反映了年青一代在新語境中對“俠”的理解。
在玄幻類武俠小說中,以“至尊”“仙帝”命名的“俠”,看起來都是在追求個人逍遙的凡人。但他們在“證道”“飛升”的過程中,也會為守護宗門、人族、星球文明而戰斗。可以說,“俠之大者”的敘事并未瓦解,只是視角隨著凡人而“下沉”了。所謂“凡人修仙”,也是在表現凡人的“行俠”之權。
金庸的探索經驗與武俠情義的傳承
武“升級”、俠“下沉”之后,玄幻類武俠小說的發展中也面臨一些問題,比如用戰斗數值替代了人物塑造和情感表達,把升級變成了故事發展的唯一訴求等。這些問題,金庸曾經也遇到過。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的探索經驗,或許仍能為玄幻類武俠小說創作提供啟示。
第一個經驗,是在“武”的升級中,要注重寫出“俠”的精神,寫出人間情義。金庸小說中的世界在網絡時代被視為“低度幻想”的世界,但在60年代的梁羽生看來,金庸小說中的“神怪愈演愈烈”“充滿洋味”。這些新奇內容在報紙連載時,也有一些漏洞,但它們并不讓讀者感到違和。這是因為金庸在融合各種新的文藝資源時,為傳統俠義故事注入了現代精神,塑造了一大批有情有義的大俠。“武”之所以成為藝術,不是因為暴力的碾壓感、毀滅性,而是因為暴力所維護的正義之必要、情感之真誠。如果情義消逝,只有攻擊奪寶、恃強凌弱,俠就很難立得住了。
事實上,玄幻類網絡小說中的“俠”仍遵循著傳統的俠義精神,包括家國大義、鋤強扶弱等。只是人們對高高在上的大俠產生了隔膜,更渴望看到有人間煙火氣的凡人英雄。他們不是不想做英雄,而是要在承認自我價值的前提下,以凡人的心境做英雄。金庸當年或許也感覺到了這種變化,在其封筆之作《鹿鼎記》中,真正的大俠陳近南是戲份并不多的悲劇人物,其弟子韋小寶才是主角。韋小寶身上有著普通人的情感欲望,也有普通人的行俠夢想。金庸在此方向上的探索被網絡作者延續了,后者在更大的世界設定中寫出了許多可愛可信的情義故事。
第二個經驗,是保持武俠與現實的密切聯系,書寫“為國為民”的大俠精神。相對于其他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與社會現實關聯更密切,視野也更開闊。當前的玄幻類武俠小說,往往將故事背景拓展到星際宇宙,故事主線是人族與妖族或外星來客的對抗,“人”似乎在這些背景中消失了。這需要作家在更貼近現實的視野中思考社會與人的發展問題。
武境升級不會從根本上邊緣武俠小說,但放棄“為國為民”而純粹追求“個體逍遙”,則會動搖武俠小說的根基。俠的內涵變化,雖然反映了人們對個體與共同體之間關系的認識變化,但時代仍需要文學作品來召喚“俠之大者”,發揮凝聚共識、建構生命共同體的作用。
文隨世變,但有情有義的好看故事永遠不會過時。武俠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一定時期內凝結在金庸武俠小說中,也會隨著時代發展,轉移到其他小說類型里。我們可以懷舊,因為某些文藝作品寄托著我們的生命體驗。但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我們也不必隨某種文藝潮流的沒落而失落。因為那些新類型,很可能轉化了我們珍視的舊經驗,同時也寄托著未來讀者的新夢想。
(作者:李 強,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北京市文聯青年簽約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