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著篝火的詩人們
記得2025年除夕剛過,DeepSeek的出現(xiàn)就燃起了一處耀眼的篝火。這一次,智能媒介尤其與眾不同,它不僅以“深度思考”作為主要表現(xiàn)方式,還扎扎實實地將觸角伸到了文藝創(chuàng)作領域——這也曾經(jīng)是詩人、作家、藝術家最引以為傲也最頑固的精神堡壘。直至今日,詩人的形象力已經(jīng)被智媒逐漸削弱而變得依稀淡薄。詩人何為?詩歌何為?我們何為?
從一個寬泛的文化史角度而言,全民用智能工具寫詩,仍然證明“詩”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沒有褪色,但詩的生成、傳播及接收的一些慣常性規(guī)律將重新被審視,這確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詩壇需要新的評價標準,詩歌研究者也需要用新的態(tài)度對待當前豐富、駁雜但似乎不怎么典型的新詩文本。也正是在人工智能帶給人類文明更大的沖擊力時,我讀到了鄢冬的《21世紀新詩跨媒介現(xiàn)象研究》,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fā)。
作為一個年輕學者,關注流行現(xiàn)象并給出理性的思考和回應,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本書所探討的是21世紀新詩的跨媒介現(xiàn)象。實際上,相較于“21世紀”這個時間線,作者也許更想突出新詩的“當下性”。之所以談及新詩而不是同樣展現(xiàn)出了多元傳播狀態(tài)的古詩詞,原因可能是古詩詞的跨媒介傳播更多還屬于一個純粹意義的傳播問題,而新詩確是正在發(fā)生的時代產(chǎn)物。新媒介的迭代發(fā)展,顯然讓新詩的生成、傳播和接受都產(chǎn)生了新的文化樣態(tài)。
翻閱下來發(fā)現(xiàn),本書所表現(xiàn)的內容和方法都較新。也許因為鄢冬同時也是一個寫作者,因此作者有較為敏銳的問題意識,能夠捕捉到一些較為有趣同時又前沿的學術問題:比如微軟小冰和莫言詩歌寫作的“具名焦慮”問題如何解決?“泛詩化”的時代如何突圍?詩與綜藝如何握手?新詩該向何處尋找偉大?如何重新確證詩意?有的問題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較長時間,但少有研究者系統(tǒng)研究;另外,就是方法新。鄢冬更喜歡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新詩問題,而新詩的跨媒介傳播現(xiàn)象本就應該以更為開放、更為包容的心態(tài)去對待。鄢冬采用了諸如跨媒介敘事理論、集體記憶理論、符號學理論等方法,在主動運用這些方法的過程中,他一方面拓寬了研究范圍,另一方面其實也嘗試性地給新詩研究乃至文學研究挖掘出了無限的可能性。他認為,新詩文本在跨媒介交往中會產(chǎn)生間性與融合這兩種典型狀態(tài),而這兩種狀態(tài)則生成了復雜的、多元的跨媒介現(xiàn)象。
作者型學者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帶著寫作者的眼光從事學術研究。在細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能夠感受到作者的“巧思”。很多學者在相關文章中,曾對當下詩人的寫作狀態(tài)表達不滿,我針對21世紀詩歌發(fā)表過自己的觀點。作者從媒介的角度,似乎希望在對當下詩人使命予以確認的同時,從另一個角度與學界對21世紀詩歌的相關論述形成互文,并沒有執(zhí)著于通過言語修辭、意象體系、敘事方式等常見的途徑探討當下詩歌的文本呈現(xiàn)。
新詩的問題,就是時代的問題。鄢冬所面對的問題其實是“厚重”的:詩人和詩應該走向何方?未來的時代還需要詩嗎?這本書所談的“換筆焦慮”“具名焦慮”以及“倫理焦慮”等問題,未嘗不是人工智能工具統(tǒng)攝之下,詩人或研究者當下或未來將產(chǎn)生的焦慮。無論是作為讀者還是詩論家,我們都不能回避且無法回避這些焦慮。一個詩歌研究者所能解決的“焦慮”畢竟有限,但也許正因為思考著或思考過這些重要的時代問題,因此才讓這本并不笨重的小書在文化視野上顯得“厚重”。
詩原本就是人與人交往的一種形式。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詩不單單只依賴于文字媒介或者聲音媒介,它可以進入流行歌曲、商業(yè)電影、舞臺演出或電視綜藝中。一方面,詩在跨媒介傳播的過程中還能保持自身的詩性嗎?鄢冬自己也寫詩,所以他給出了“詩意中心”這樣頗具浪漫主義但也較為積極的回應。在“萬物皆媒”的時代里,執(zhí)著地樹立“詩意中心”也許包藏著他的一種藝術理想。如果沒有詩意作為支撐,我們還需要詩嗎?另一方面,在智媒“橫行霸道”的年代里,寫詩還能夠帶給讀者尤其是普通人什么呢?書中引出的快手詩集《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也許能夠給我們多重的啟示:詩召喚了人民群眾的集體記憶,與此同時,寫作就是塑造人類存在的重要方式。對于心有詩意的人而言:寫作即合理。
探索詩歌跨媒介傳播,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在智媒為王的時代里,人與智能工具一起寫詩會預示著詩的消亡嗎?從一個更包容的角度來看,也許這是詩最好的時代。因為詩意更有條件、更有機會流溢到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如果說紙媒時代是詩人依靠了媒介,那么我們現(xiàn)在也可以說:媒介在依靠詩歌,“泛詩”的同時,讓詩得以跨界、得以長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