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與火,及詩與史——王堯長篇小說《桃花塢》讀札
一直以來,學者寫作都是我們尤為關心的問題,冠之以“學者型作家”之名的作品,往往給予我們一種錯覺,那就是跨界寫作,有時竟約等于玩票,又或是馳騁之思、炫技之作,與專事創作不在同一行列。然而王堯的小說打破了這樣的誤解,其一,他在隨筆和散文創作上,已經多有探索,并且在他熟悉的題材上,進行了包括史料、史論與文學創作層面的準備;其二,王堯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他寫小說不寫中短篇,而是一開始就正面迎擊,從事長篇的創作,擇高峰而登攀;其三,在長篇小說《民謠》之后,拿出了第二部長篇小說《桃花塢》,正是后者,從自我主體性與回憶性書寫,走向了更多的他者與更廣闊的世界,如此標志著一個作家——更準確地說是小說家的成熟。
《桃花塢》首發于《人民文學》2025年第7期,單行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作為歷史敘事、詩化敘事與知識分子敘事的結合體,小說以抗日戰爭及其前后半個世紀為主要背景,聚焦至暗時刻知識分子的家國抉擇與精神成長。它指涉著江南的地方想象、革命戰爭的理想信念,以及一個民族在最危急時刻始終未曾熄滅的文化火種,更關乎著在戰火烽煙與外族侵略的轟毀中,中華文明生死存續的重大命題。
先從知識分子敘事說起,《桃花塢》展現了有別于“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反傳統、反封建的歷史使命,與“歷史中間物”的“在而不屬于”的主體狀態有所不同;至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現代知識分子由于革命與戰亂的頻繁,陷入了一種客觀意義上的“屬于而不在”,他們不得不置身于一種在外部與內在意義上的雙重“坍塌”,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勢必需要站出來對抗來自時局與戰局的沖擊,所以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如何重新確認在文化延續性中的坐標,并且為避免可能的斷裂和消亡做出卓絕的努力,在總體性的崩解中尋求重建文化秩序的時代命題。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王堯小說的抒情性與詩性。這在抗戰文學序列中,展露出了巨大的張力,也即兵荒馬亂中的生靈涂炭,滲透于文學本身對于抒情、詩性與想象的寄托之中,形成了苦難的沉積以及試圖超越苦難的努力。與抒情相關的,便是個體靈魂敘事與共同體情感結構的生成:包括章太炎之死、祖父之死等,不斷宣告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與一代人的退場;與此同時,則是青年的抉擇與登場,如阿發投入抗日的隊伍中去,方后樂、黃青梅等不愿到淪陷區讀大學而選擇了昆明的西南聯大,等等,如此形塑著年輕一代歷史感及使命感,以超克了內嵌于他們靈魂深處的創傷感與斷裂感之后,救亡圖存的心理情結與家國情懷的情感結構的生成。
因而,就王堯《桃花塢》敘述的側重點而言,從知識分子的理性,到浪漫主義式抒情,可以見出小說并不直接描寫毀家紓難的抗戰場景,而是更多地以之為背景,陳述三代人尤其青年一代的現實抉擇。這就意味著,與正面戰場所帶來的身體乃至生命創傷不同,小說更多對焦的是精神與靈魂的痛楚。戰爭威脅下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目睹或耳聞親友離喪與家國崩毀,以及長久以來內置于集體潛意識的民族創痛,在小說所蘊含的自然之美與抒情之思中,在江南整全性的文化韌性與精神生態里,顯露出極大破壞之后重建的迫切訴求。小說正是在此境況中,對焦知識分子的堅韌與堅忍,在他們身上,折射出文化內部在逼到絕境時激發出來的形而上抵御,以及更重要的,以兼具新的歷史觀念及其文化價值的追尋,激發“桃花塢”所蘊蓄的風物自然和民俗情感,指示著堅不可摧的“地方”性,并且從“桃花塢”之地方性重新接通家國、民族與世界。
循此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桃花塢》中詩性典雅的漢語。小說直接敘寫知識分子的現代命運,揭開知識者在動蕩年代中的沉浮史。虛實相生中,每個人物、事件、事件,都能落到實處,都有章可循、有理有據。最值得玩味的,是“桃花塢的妙處就在沒有桃花”,卻又處處灼灼盛放。沒有腥風血雨,沒有槍林彈雨,但是內里卻有著知識分子的筋骨在,有江南尤其姑蘇的地緣文化的堅硬內核在,有中華民族抵御外敵衛護家國的豪邁激越在。抗戰的血與火,和“桃花塢”所帶出來的南方詩性并存,并且在小說中始終釋放出多重的張力——在新與舊、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框架中,一個人,一個家,一代人,為的是求生存、求自新、求變革——更在破舊立新間隙的價值真空中,艱難塑造民族國家的意義感和想象力。
“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這是小說的文眼,一句極耐琢磨的話。首先指示著“想象”的瞬時性、歷時性與跨時性。如此既代表著時間的意義,也與時間的秘密息息相關。想象是理解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小說開始和行進的方式。王堯循此重構了地方與民族意義層面的“桃花塢”。其次從歷史的角度看,述及現代中國以及知識分子在歷史劇烈變局中的艱難轉化,特別是通過“桃花”的古典與現代,投影出一個新的中國的未來鏡像,而且其中映射著現代人情感結構的艱難轉型,在小說中,從新文化到新中國,其中漫長的精神跋涉,代表著幾代知識分子的掙扎和背負;再次是“哪里”所攜帶的空間與地理意味,蘇州、昆明、北京、哈爾濱這四個地方,貫穿起各有意義的革命和戰爭的地理學,時間和空間是同時流動的,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空間敘事與時間詩學;此外,再談一談那句話中的“就”字,對于改變現狀迎向新生而言,存在著一種轉化的即時性、轉化的關鍵性,以及轉化本身。這一切,在大轟毀與大重建時代,無疑是時不我待、刻不容緩的,其既是革命的也是人生的,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動意義上的。
如前所述的幾代人,祖輩方黎子、楊凝雪,父母輩方梅初、周惠之,子輩方后樂、黃青梅,他們在革命戰爭歲月從書齋走向街頭,從私我走向大眾和國族,從抵御侵略到迎接新中國誕生,在“時間開始了”的不斷重置中,空間也經由“桃花塢”被重新召喚出來。在這背后是現代中國的文學史、文化史的深層演變,如憶及南社雅集、柳亞子醉酒作曲,方梅初讀《新青年》、讀魯迅作品、在武昌聽周鶴聲、在北京大學聽陳望道與朱自清的課,等等,小說中的地理流動極富現代意味:蘇州是人物生命的起點與精神的原鄉;昆明是抗戰時期西遷及其教育文化的賡續,在烽火連天中保存弦歌不輟的象牙之塔;北京是新文化的發源地與重鎮,也意味著現代中國之文化政治的見證;哈爾濱則是全國解放最早的大城市,時間在彼處交織著中國的未來與歷史的新變。
所以說,王堯《桃花塢》通過時間和空間的同時流動,展開了非常豐富且翔實的現代地方史/江南史、中國史、民族興亡史。王堯筆下烏托邦式的桃花塢,與外在的戰火紛飛中凜然獨存的桃花塢,同時映射著戰亂與離散中的情誼流淌,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年華,始終與苦難堆疊的現代中國命運與共。
最后,正如《桃花塢賦》中寫道:“桃花即在目前,桃塢復是仙鄉,又何勞往武陵源尋耶?”方后樂闊別多年,回到了桃花塢。革命遷移中的身世飄零,透露出新一代知識青年主體的成長路徑,以及現代中國的艱難演變。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切都在發生變化,在抗戰的血與火中,在中華文化的常與變里,王堯以“桃花塢”撬動了革命歷史與現實中國,當然,也鍛造了烽煙彌漫中那些奔走四方的詩一般的花樣年華,更塑造了無盡苦難中愈顯厚重堅韌的現代中國歷史。
(作者系《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