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只有一條路,就是繼續寫
與豬肉安全傳聞糾纏在一起的恐慌,一頭從尚未開幕的動物園逃出去的黑豹,一個被大人們不斷講述、真假難辨的雙槍大盜,還有一座突然倒塌的酒店……新加坡作家黃凱德從舊報紙、記者生涯與童年記憶里,撿回這些漸漸被遺忘的事件,寫成短篇小說集《豹變》。這些材料并不只屬于一座城市的年表,它們都先沉積在黃凱德自己的生命里,后來才進入小說,書中的男孩、父親與那些心懷春秋大夢卻又退縮、無力的男人,也因此帶著非常私人的來處。
◆ 我只能從自己的經驗講起
要談《豹變》,我真正能夠講清楚的,還是我自己:中文怎樣成為我的寫作語言,我怎樣去當記者,又怎樣從父母的爭吵、童年的傳說與舊報紙里,慢慢認出自己要寫的東西。
我是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從小學到中學,華文(或中文)是學校里的一門課;數學、科學、物理等其他科目,主要用英文學習。因此,很多知識第一次進入我的腦子時是英文的形態。后來要用中文談數學、科學或社會制度,我往往要在心里再做一次轉換。這個轉換對我這一代人來說好像很自然。
我跟中國有一段很短的淵源。1992年我拿到政府獎學金,來中國求學,原本應該待四年,結果因為家里有事,只待了三個星期就回新加坡。
高中畢業考大學時,我曾經在數學系和中文系之間猶豫。讀中文系,我覺得自己大概可以拿第一,后來好像也真的拿了第一,還拿過陳嘉庚金牌。讀數學系的好處,則是以后向別人介紹自己時,可以說自己是數學家,聽起來比較厲害。最后我念了中文系,不過被放棄的那一條路沒有完全消失——多年以后,我把數學里的莫比烏斯帶寫進了小說。
中文系畢業以后,現實的出路大概有兩條:去學校教書,或者進入華文媒體。我沒有想太久就進了報館,前后做了七八年記者,跑的是社會新聞。在我任職的報紙里,那條線叫“意外線”,顧名思義,就是哪里有意外,你就往哪里去。
新加坡基本上是一個風平浪靜的地方,偶爾發生一件比較大的事故或命案,整個報館的節奏就會突然改變。但跑久以后,也會看見新聞語言怎樣把人迅速裝進固定的形狀,人還沒有真正被理解,形容詞已經替他安排好了位置。工作給了我許多街頭經驗,但后來也變得有一點沉悶。記者必須追上當天發生的事,日子久了,連意外仿佛也有固定的寫法。
◆ 打撈新加坡被遺忘的小歷史
接近記者生涯尾聲的時候,發生了SARS。那時候我們對這種疾病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事情來得非常突然。有一天采訪回來,我獨自在報館抽煙,一位老報人走過來跟我一起抽。他說,新加坡以前也不是沒有發生過瘟疫和恐慌。于是他跟我講起1967年與豬肉安全傳聞糾纏在一起的恐慌,醫學怎樣解釋是一回事,街頭巷尾怎樣傳播又是另一回事。我從前完全沒有聽過,感到很好奇,就去找了一些舊資料,發現連醫學期刊里也有相關記載。
后來我把它寫成小說《鱉瘟》,就是《豹變》里面的第一篇。有人問,為什么我面對的是2003年的SARS,卻倒退回去寫上世紀60年代的恐慌。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一個小說家只能書寫他當下所見到的現實,大概就不配稱為小說家。新聞追著今天跑,但小說有時要回頭。
寫完《鱉瘟》以后,我覺得這條線索好像可以繼續寫下去。新加坡有許多不為人知,或者已經被埋起來的小歷史。它們曾經在報紙上占過一個角落,也曾經被人們反復談論,后來卻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我沒有急著替這些材料建立一個宏大的計劃。文學創作本來就很不著急,一年寫一篇,好像也夠了。寫到第二篇、第三篇以后,我才漸漸感覺,作品之間形成了某一種風格。這個風格并不是我一開始有意安排的。后來我就想,如果寫滿十篇,也許可以成為一本書。
慢慢浮現出來的大概有兩條線:一條是新加坡那些被遺忘的小歷史;另一條是男人,以及他們對于身體和陽剛氣概的焦慮。我寫的人物常常自以為很厲害,真正遇到事情時,卻又懦弱、退縮,或者被自己的欲望弄得很可笑。
《豹變》里的十篇小說,最初大多發表在中文報紙的文藝副刊上。一整版如果全部登一篇作品,大概可以容納五千多、不到六千字。寫得再長一點,就要分成兩期;一旦分期,閱讀的連貫性多少會被打斷。所以,寫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說慢慢成了一個習慣。這個習慣未必是我先想清楚的,版面就在那里,寫久了自然會順著它走。
只是報紙后來慢慢不再是大多數人的閱讀日常,至少在報紙這一端,能夠承載小說的空間越來越窄。那些舊副刊曾經保存過怎樣的生活,現在反而要重新回到舊報紙里尋找。傳統媒體一旦失去原來的讀者和收入,文藝副刊就更難維持。五六千字不只是我習慣的一種篇幅,也是一種已經逐漸消失的文學載體留下來的形狀。這些作品寫寫停停,跨過了很長時間,直到2019年才在新加坡結集出版。
我們這一代新加坡作者,過去常被前輩批評沒有歷史感。中國的“90后”作家好像也常聽見這種話,在新加坡被這樣批評的是“70后”。前輩覺得我們只寫風花雪月,寫一些不著邊際的東西,沒有背負歷史?!侗儭烦霭嬉院笥值昧霜?,我就在得獎感言里,把它當成一次對這些前輩的回應。不能說這本書突然就把歷史扛得多么偉大。至少《豹變》里的歷史,不是從大人物和宏大事件開始的,它常常只是舊報紙的一小塊,是老報人記得、年輕人沒有聽過的事情,是一陣流言、一次逃亡,或者一場災難怎樣落到普通人的身體和日子里。這些事情曾經發生,后來又被埋起來。小說沒有辦法把它們還原成一份完整檔案。
◆ 男性視角寫作,也可以是在質疑男性
《豹變》這本書里的十篇小說,主要從男性人物或男性視角展開。這是我寫了前幾篇以后,有意維持的一條線。男性視角不等于替男性辯護。我的創作初衷正好不是張揚他們陽剛的一面,而是懷疑它、減損它,讓所謂的陽剛神話一次次失靈。
《豹變》其實有很明確的女性主義意識。女性主義未必一定要以女性人物作為主角。小說里的男人害怕身體失控,害怕沒有后代,也害怕被別人看見自己的軟弱,口頭上好像把自己撐得很厲害,真實的那個人卻未必如此。寫男性,也可以質疑男性。
不過我選擇男人,當然還有一個比較便利的理由:我自己比較容易掌握。這是一條輕便的路,不等于小說里只能放輕的東西。人物可以是我較熟悉的男性,進入人物之后,性別、身體、權力和歷史之間的關系,還是應該盡量復雜一點。
當時我會把這種寫法解釋成一種性別意識,也解釋成我對男性比較熟悉?!侗儭?019年在新加坡出版,有讀者問我:為什么這些小說里,好像總有一個很懦弱、很猥瑣,躲在某個角落的父親?我才發現,這種對男人的懷疑和嘲笑,也許從更早的家庭經驗里就開始了。
小說里的父親,大概帶著我真實父親的某一種樣子。我的父親受的是華文教育,也是那個年代左翼群體中的一員。可是回到家里,另一種生活也在發生。母親并不認同父親的所作所為,兩個人常常吵吵鬧鬧。我從小比較傾向母親,總是站在她那邊看父親,于是我眼里的父親是一個面對具體生活無力、沒有用的人。
我為什么會對那些口頭上談著大事,真正回到生活里卻退縮、無力的男人格外敏感,大概不是沒有原因的。書里的男人害怕身體失控,害怕沒有后代,害怕尊嚴受損,他們把自己撐得好像很厲害,真實的那個人卻常常沒有那么厲害。他們跟我的父親并不完全相同,卻共享著一道裂縫:外面的語言很宏大,家里的生活卻未必能夠承擔。我寫這些男人時,可能也在一次次重寫那個孩子眼里的父親。只是這些東西,寫的時候我并沒有意識到。作品完成以后,讀者把它們指出來,我才明白搞不好自己一直都在里面。
◆ 孩子的目光也要慢慢長大
小說前面幾篇大量使用小朋友的目光,這一點我倒是有意識的。小孩子用純真、好奇的眼睛,去看大人的世界,會產生一種很有意思的對照。孩子聽見大人談論瘟疫、英雄和罪犯,卻未必真正明白,他們會把聽來的碎片重新拼起來,形成自己的解釋。正因為不明白,看到的東西反而跟大人不一樣。
《我是李小龍》也是這樣寫出來的。我寫的時候,在兩個男孩之間放進了一點沒有被說破的感情,這是我寫這篇小說時很在意的地方。孩子不知道怎樣命名一種感情,并不表示那種感情不存在。也許正因為他們還沒有被大人的分類教得太完整,友誼、依戀和曖昧之間,反而可以暫時留下一點不必馬上劃清的空間。
但是寫了幾篇以后,我也覺得,不能永遠躲在小朋友后面。一個不像樣的小說家,還是應該時不時檢討自己。于是后面的敘述視角慢慢長大,從孩子走向成年人。現在回頭看,這個變化剛好也契合了書里的新加坡。從上世紀50年代走到80年代,一個剛剛建立的國家好像小孩子一樣,慢慢長大。觀看世界的人,也不得不跟著長大。
所以到《包》這一篇就開始處理種族關系。新加坡當然也有過種族緊張、沖突和流血的歷史,可是我寫這一篇時,就不想再把不同種族的相遇處理成你死我活的場面。我更想從共生、救助和包容的角度去看:人在一個并不和諧的時代里,能不能還是為另一個人留下一點位置?嚴肅的問題未必要一直板著臉談,有時一個小時候聽慣的玩笑,反而更能把人與人之間那條邊界照出來。
小時候看中國香港電影或連續劇,大人有時會忽然跟旁邊的小朋友說:新加坡以前也有這樣一個江洋大盜。講多了以后,我們這一代即使沒有親眼見過,也好像早就認識他。所以寫《雙槍》時,我想寫的不只是一個劫匪,也想寫新加坡怎樣從仍有市井傳奇、仍帶一點灰暗與曖昧的社會,走向后來更強調法治、秩序與潔凈形象的現代城市。秩序讓人安全,也讓許多市井記憶和傳說消失。我的情感傾向未必能那么黑白分明,所以我就把這個人寫到書里。
《美麗新世界》寫的則是另一種現代化經驗。1986年,六層樓的新世界酒店突然倒塌,造成重大傷亡。真正的調查結論是一回事,對當時還在念中學的我來說,更直接的經驗是:這場在報紙上連續報道的公共災難,竟然與我身邊的人發生了聯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新聞不是停留在報紙上的數字,它會這樣直接進入一個普通家庭。這段記憶我隨身帶著走了很多年,等到要替《豹變》寫最后一篇時,我才把它放進故事。
◆ 寫作只有一條路,書會有自己的命運
我現在還在大學教寫作,主要教小說、散文和現代詩,課程的規模不大,也只是學生可以選擇的一些科目。許多學生從理工科或其他專業來到課堂,一個星期有幾個小時,暫時離開原來的作業和生活。上課的時候,我大概講一點廢話,開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真正要做的,還是每堂課給一個題目,讓學生回去寫。寫完以后我逐篇看完再寫評語。
寫作,我覺得只有一條路,就是繼續寫。一個人能不能寫,會在不斷書寫的過程中慢慢顯現,他會找到自己的感覺、節奏,也會知道如果繼續寫下去,下一步應該往哪里走。我自己的小說也是這樣,《豹變》不是先有一套完整理論,再按照計劃逐篇完成,它是在一次次寫作里,自己長出方向。
我有一本新書在新加坡的獨立書店發布,現場大概來了七八個人,全部都是我的學生,老師辦活動,他們大概不敢不來。我一邊講話一邊還要取笑他們,說你們要多看一點書,也要多買一點書,不然老師的書賣不出去。當然我沒有強迫他們買,學生都很可愛,也很支持老師。
一本華文書的第一版,在我的個人經驗里大概印四五百本。我的書用三五年,通常可以把這四五百本賣完。因為我不斷有新的學生,在外面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讀者,所以慢慢還是賣得掉。這樣的成績,在新加坡好像可以拿來開一個“暢銷作家”的玩笑。放到更大的出版市場,當然不能算是暢銷。所以別人問我是不是暢銷作家,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回答。
但我一直覺得,一本書如果認真寫好了,它應該有自己的航程。風吹到哪里,它就漂到哪里,不必永遠停在新加坡這個海島上。《豹變》在新加坡出版幾年以后,來到中國。不只是書漂流過來,連我這個人也跟著漂流過來,這次我去上海、蘇州,再來到廈門和鼓浪嶼。寫這些小說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想過,很多年后會在這里跟讀者見面。
作品完成以后,它好像真的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替自己尋找讀者,也會帶著背后的書寫者,去到他原來沒有想過的地方。至于問我這次回到新加坡以后,有沒有什么遠大的寫作計劃,我完全沒有,大概先無所事事,睡到日上三竿。


